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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英法启蒙思想家试图用力学研究人的本质，说人是机器，只是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如果说这种观点被我们视为无稽之谈，那么最近几十年的各种人学科技的突破，从人类基因全部解码到核磁共振成像对大脑活动的无损即时观察等等，无不令科学家坚信关于“人”的科学终于“成熟”了。1把目光放回国内，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一经公开，尽管舆论哗然，质疑之声遍起，他本人仍然坚信“基因手术是治愈遗传性疾病和预防严重疾病的新希望”。
基因编辑是基因技术的尖端领域，如果说前者的出现将实质性地影响人类未来的话，那么后者则早已得到运用——“克隆”、“转基因”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DNA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的密码，而不断取得突破的基因技术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对它进行编辑或调控。在贺建奎看来，人类基因对艾滋病的“缺陷”是需要攻克的目标，而在其他科学家眼中这种技术也是治疗、预防遗传疾病以及增强人类性状和能力的手段。从基因技术的视角来看，人类的生命（在此是基因）之自然状态存在种种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面对某种疾病时的脆弱性上;而基因技术通过编辑和控制DNA序列，就可以克服人类近乎原罪之“缺陷”——这不能不说是一把人类进步之“金钥匙”。
沉醉于这种科学所编织出来的光明远景是一回事，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事件是另一回事。基因编辑技术的确蕴含着无限潜力，但是人类命运的发展方向是技术本身无法回答的。理解后一个问题需要把握技术背后的文化假设、社会历史背景;对这种技术之未来的设想更需要宏观的视角——这些要求都呼吁社会学的声音。本文将首先呈现基因编辑技术所意味着的生命自然性之断裂，以及这种技术所拥抱的“进步”概念;随后作者将根据社会学家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对上述观念进行解读与批判，并展望基因编辑技术所导向的未来社会之可能性。
一、生命自然性的断裂与拥抱“进步”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在前科学时代“自然”是生命的最高原则。自古以来生命都是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现象，它因自给自足的神秘性而獨立于人的认识与操作之外。每个个体都具有生命的独特性，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自然并没有作为一种固定的、逻辑的“本质”而存在，因而不受人类逻辑的束缚。1
但随后在社会观念史中出现了断裂：自然生命的神秘性被理性科学嘲弄乃至取代。欧洲作为近代科学的发源地，最早经历这种认识断裂。人类学家用细腻的笔调呈现了这段历史：“直到19世纪末……魔法和巫术在农民眼里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它有自身的逻辑和理性，是农民经济与意识形态中根本的张力所在。但是，当中产阶级的科学与理性掌控自然之后，农民的这些信仰遭到日益严重的攻击……紧随林奈和其他启蒙科学家的脚步，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为自然王国创造出新秩序。”2但至此理性的目光仍停留在人类的外部;将人类自身对象化、对自身进行测量和研究，是基因技术（尤其是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最具颠覆性的意义。
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强调将人类的逻辑架构——可计算性、客观性等科学基本原则——作为人类认识活动与社会实践的依据和准则。理性的“生活样式”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3;而技术更是如此，“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技术是以事物的‘有用性’为基准的……生成中的不确定因素被置于技术的视角加以考量，使之打上人为的印记而不再仅仅被自身拥有”4。基因编辑技术更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这种理性架构将深入人的生理构造，它的宰制力将超越文化与观念层面，直达人之存在本身。生命将深深陷入理性主义的更深层约束之下，这意味着生命之自然性的进一步断裂。
“进步”观念内生于理性主义之中。它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直到17世纪结束时，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和技术上的持续进步，才使得一些思想家开始相信历史可能会是一种编年史式的进步”。5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发展同时构成了理性与进步观念得以发展的前提，这两者更深层次的亲和性在于对人类宰制一切之可能的乐观态度。事实上，理性人的确将非理性视为低等、落后：“中产阶级自我规训和文明化的主要方面便是克服人身上的兽性。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文化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的人才会像动物一样行事。”6
而在基因编辑中，这种需要加以克服和改变的对象便是基因的自然性本身。基因编辑在医学中存在着一种“增强”的应用可能，即人获得超越人类的性状和能力（如夜视），“通过基因修饰使人获得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能力，如将动物（如猪）不得这些逆转录病或其他人类烈性传染病的基因添加到人类基因组内……改变皮肤、头发、瞳孔颜色;提高身高;加强臂力;加快奔跑速度等”1。无可否认，基因编辑技术的确给致命疾病预防带来了曙光，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值得反思：自然的基因特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存在某类“缺陷”，从而需要这种技术进行“拯救”？这种所谓的缺陷不恰恰折射出相关学者将自然视为落后、病态，而将基因技术视为改变这一现状的“金钥匙”吗？
二、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福柯与理性批判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的BROAD研究所以生物医学工程Zhang教授为首的团队，基于2011年以来的研究首先发明了真核基因组编辑方法，论文于2013年1月3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虽然Douna和Charpentier发表论文在先，然而Zhang却获得了专利权。前者已延请律师准备打一场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权官司。2技术的专利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体现，它的效力来自于社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这些制度保证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事实上权力构成了技术之理性得以运行的前提，技术并非是中立的，它的持有和运用都是权力的体现。但基因编辑技术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以人的生命为对象。它将人之生命一直分解到基因层面，通过对DNA双螺旋片段的测序、编辑和调整，完成对人之生命性状的“改造”——换言之这是一种人类指向自身的权力。
在古典社会学家中，韦伯对理性与权力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但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文化、军事制度层面。福柯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域：在一个充满了理性规制的社会中，人的肉体（或者说生命）成为了权力作用的对象，以及这种权力运作具有怎样的微观机制。在福柯（1926-1984）生活的年代，基因编辑技术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生命自然性的断裂还是“进步”观念，都源于一种理性架构。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基因编辑技术必然与权力相结合。分析这种以生命为目标的微观权力，福柯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效的理论武器。 （一）“生命政治学”——从肉体规训到生命调节
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终极问题。但是在福柯眼中，生死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当君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抑或是养生、医学知识指导我们如何去经营自己的身体时，外在的管理无时无刻不在干预我们的身体。这种对生命的管理，构成了福柯权力分析的核心。
福柯区分了两种权力。一种权力被称为“肉体规训”，其中人体被作为一部机器进行认识和监视，它具有独特的力量和功用。肉体的空间分布与时间安排得到保证，人的动作和力量被理性安排和锻炼，其目的在于使肉体这部机器能够经济、高效地创造价值。3所有这些都涉及一套指向个体的复杂技术，这些技术的总体被福柯称为“肉体规训”。另一种权力被称为“生命调节”，它指向的是“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是“生命”而非肉体——福柯也将它称为“生命政治学”。1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的繁殖等等统计学指标只在群体层面上才有意义;但在这类权力眼中，这些数据指标成为了客观事实，成为了政策制定和医疗知识等等的依据。生命由此被纳入到这些指标所划定的区域内，并对异常状态（异常状态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区域的一部分）进行调节——这是一种不同于个体规训的整体调节。
这两种技术不是互相排斥的：“这两个整体机制，一个是惩戒的，一个是調节的，不处于同一层面……在大部分情况下，权力的惩戒机制和权力的调节机制，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铰接在一起的。”2这种“铰接”或者说关联性在基因编辑技术中得到十分突出的体现。首先，基因完全是生物性的，因而是属于肉体层面的。正如每个个体的生理性状都有差异，每个人的基因也是完全特殊、私人性的。但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这种彻底私人的肉体在科学的显微镜下被审视，它成为了凝视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技术的目标在于“找到”基因的缺陷并进行“修改”，从而有利于个体的健康——亦即“完美”。其次，为什么要进行基因编辑？贺建奎告诉我们，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我们看不到具体是谁拥有或缺少这种基因突变，这两部分人口却“客观”存在于人口统计资料中。换言之，这种表现在整体人口之上的生物特征差异之客观性，构成了基因编辑技术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
无论是肉体规训还是生命调节，它们都意味着生命的对象化。但福柯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生命经受遥远的凝视，当生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毫无疑问，外部权力自然是直接的作用施加者，但单纯停留在此恐怕会丧失福柯的精华。肉体或生命是两种权力的作用点，但两种权力运作之依据——无论是使肉体运作更高效，还是使生命符合稳定状态——都源于具体的理性架构。我们已经论述过，这种理性架构具有社会历史性，它源于人类对宰制一切之可能的乐观态度，因此本质上它的权力运作恰恰来自人类自身;但这种架构一经诞生，便如泉源一般对生命产生权力。在基因编辑技术中，这种理性架构也已经清晰可见：生命的可计算性、健康与缺陷的边界、基因编辑的风险-收益权衡，以及“进步”观念等等。一旦我们拥抱这样一整套理性架构，那么基因编辑技术——亦即权力——将顺理成章、源源不断地对人之生命施加调节。基因编辑技术被认为是人类从致命疾病的威胁中逃脱出来以获取自由的有力手段，但它却讽刺地、必然地预示了人类生命之自由的绝无可能。
（二）进步话语与种族主义幽灵
尽管贺建奎事件暴露出基因编辑技术具有束缚生命之自由的可能，但是基因科学界对于这项技术并非没有伦理约束;此事一经爆料，国内外学者一致表示谴责。学者们明确指出，“目前应禁止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基因编辑技术还不成熟，靶向效率低而脱靶突变率高，因而，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以估计的高风险”。1而之所以说贺建奎已经丧失了科学伦理的底线，正是在于他对两个婴儿进行的基因编辑将会被遗传。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人类基因的遗传遵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历史长河中，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基因得以留存，而不适应的基因被淘汰——这是一种不受人类意志转移的过程。但设想一下，如果未来基因编辑突破了伦理约束，根据人类意志来影响人类遗传，那么这种“人造”基因将被一代代传递下去。作为一种新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和极高的风险;但它具有“转化潜能”，即“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能力，或创造先前不存在的，甚至不可想象的新能力和新机会，建立一个全新的范式”2。伦理的缰绳一旦松开，基因编辑技术将会给人类之未来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呢？
在基因技术背后的理性架构中，“进步”概念对于我们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进步”并非是单独出现的，它的产生来自于区分过程，即必须以“落后”为对照，从而形成了一种时间序列：自然性是“落后”的，而科技是“先进”。这种水平的时间序列与垂直的等级序列重合，在后者中自然性被视为是有缺陷的，而技术改造后的状态则是“完美的”。福柯认为理性世界的重要特征正是这种“区分”;一旦这种区分确定，权力便开始运作。在一个贯彻着肉体规训和生命调节之权力的理性社会，任何不正常的个体和群体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是被消灭的对象——在群体的先进与落后、消灭与被消灭的界限上，福柯提出了“种族主义”的概念。“种族主义实际上将导致在我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他人的死亡，不仅仅是我在个人安全意义上的生命;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3而且种族主义有自我毁灭的内在倾向。这种控制生命的权力赋予了可以被任何人所掌握、因而所有人对他的邻人都有生与死的权力;这种权力不能不走向失控。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来说，这同样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在此我首先想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中社会等级严格地与种姓相关联，形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实际统治。但种姓制度仍然只是文化观念上的区分，人类生命之自由虽然被文化压抑，但并未丧失生理的基础。基因编辑技术却能够径直修改人类基因，通过改变人类生理性状来实现特定的理性目标——在此人类在身体根源丧失了自由之可能性。实际掌握这项技术的群体因而对人类的肉体、生命享有权力，为了人类的“健康”或“进步”，他们也因而掌握了生杀大权。这种技术悖论意味着人类将自身的对象化，而这意味着任何对他人的改造都具有自反性。当一波又一波基因编辑的浪潮兴起，没有人能够置身其外。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以及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种族主义压迫和战争之可能，都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三、结语
理性思维具有社会历史根源，17、18世纪的实证科学构成了它的技术条件，而使生活服从于人的计划和安排则构成了其观念上的条件。1在文化意义上，理性主义意味着一种对基督教神学的反抗，意味着人类摆脱神学世界观的束缚，自主构想生活之可能性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表现了人类对自由的向往。这种观念架构源于人类，但它渐渐地成为了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客观约束力。基因编辑技术意味着这种约束的质的飞跃——超越文化、观念层面而深入生理领域。当人类进一步渴望摆脱自然缺陷之束缚时，他们将陷入更难以摆脱的囚笼中。
只认识到这些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的本质是权力的运作。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思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启发。当人的肉体和生命成为客观的对象，那么一种外在权力便开始作用于他们身上。肉体规训和生命调节构成了理性社会权力运作的两种相互衔接的轨道，而权力的存在恰恰意味着，所谓自由之可能恰恰只是绝无可能的幻想。“进步”观念所预设的线性时间序列更表明这种权力是指向未来的权力。理性社会在不断地制造区分，但这次将是生理层面的区分。福柯从历史中总结出了这种区分所带来的种族主义之可能性，这种种族主义在本质上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在建立新的区分标准方面，在创造新的权力方面，基因编辑技术也同样具有导向种族主义的可能性。未来改造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战争和杀戮之可能性，以及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意味着人类社会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更深重的浩劫。
但让人欣慰的是，贺建奎事件一经公开，科学界同仁便亮出了一致的怀疑态度。他们也指出基因编辑技术应当遵循的科学伦理是极为严格的，“一是要考查采取该行动的后果如何，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带来的好处（受益）有多大，如何权衡风险-受益比……二是要看采取该行动是否履行了公认的义务，如尊重人、尊重他人权利、公平对待人、关心有感知的动物的福利、保护环境等”2，而且不允许应用于遗传性基因上。也有声音指出，艾滋病的预防存在其他途径，绝无必要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在此我相信贺的事件只是个例，科学界的自律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能够保证技术的良性运用。但在技术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意义上，人类对它保持警醒是绝对必要的。
基因编辑是基因技术的尖端领域，如果说前者的出现将实质性地影响人类未来的话，那么后者则早已得到运用——“克隆”、“转基因”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DNA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的密码，而不断取得突破的基因技术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对它进行编辑或调控。在贺建奎看来，人类基因对艾滋病的“缺陷”是需要攻克的目标，而在其他科学家眼中这种技术也是治疗、预防遗传疾病以及增强人类性状和能力的手段。从基因技术的视角来看，人类的生命（在此是基因）之自然状态存在种种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面对某种疾病时的脆弱性上;而基因技术通过编辑和控制DNA序列，就可以克服人类近乎原罪之“缺陷”——这不能不说是一把人类进步之“金钥匙”。
沉醉于这种科学所编织出来的光明远景是一回事，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这一事件是另一回事。基因编辑技术的确蕴含着无限潜力，但是人类命运的发展方向是技术本身无法回答的。理解后一个问题需要把握技术背后的文化假设、社会历史背景;对这种技术之未来的设想更需要宏观的视角——这些要求都呼吁社会学的声音。本文将首先呈现基因编辑技术所意味着的生命自然性之断裂，以及这种技术所拥抱的“进步”概念;随后作者将根据社会学家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对上述观念进行解读与批判，并展望基因编辑技术所导向的未来社会之可能性。
一、生命自然性的断裂与拥抱“进步”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在前科学时代“自然”是生命的最高原则。自古以来生命都是以自然方式存在的现象，它因自给自足的神秘性而獨立于人的认识与操作之外。每个个体都具有生命的独特性，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自然并没有作为一种固定的、逻辑的“本质”而存在，因而不受人类逻辑的束缚。1
但随后在社会观念史中出现了断裂：自然生命的神秘性被理性科学嘲弄乃至取代。欧洲作为近代科学的发源地，最早经历这种认识断裂。人类学家用细腻的笔调呈现了这段历史：“直到19世纪末……魔法和巫术在农民眼里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它有自身的逻辑和理性，是农民经济与意识形态中根本的张力所在。但是，当中产阶级的科学与理性掌控自然之后，农民的这些信仰遭到日益严重的攻击……紧随林奈和其他启蒙科学家的脚步，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为自然王国创造出新秩序。”2但至此理性的目光仍停留在人类的外部;将人类自身对象化、对自身进行测量和研究，是基因技术（尤其是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最具颠覆性的意义。
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强调将人类的逻辑架构——可计算性、客观性等科学基本原则——作为人类认识活动与社会实践的依据和准则。理性的“生活样式”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3;而技术更是如此，“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技术是以事物的‘有用性’为基准的……生成中的不确定因素被置于技术的视角加以考量，使之打上人为的印记而不再仅仅被自身拥有”4。基因编辑技术更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这种理性架构将深入人的生理构造，它的宰制力将超越文化与观念层面，直达人之存在本身。生命将深深陷入理性主义的更深层约束之下，这意味着生命之自然性的进一步断裂。
“进步”观念内生于理性主义之中。它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直到17世纪结束时，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和技术上的持续进步，才使得一些思想家开始相信历史可能会是一种编年史式的进步”。5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发展同时构成了理性与进步观念得以发展的前提，这两者更深层次的亲和性在于对人类宰制一切之可能的乐观态度。事实上，理性人的确将非理性视为低等、落后：“中产阶级自我规训和文明化的主要方面便是克服人身上的兽性。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文化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的人才会像动物一样行事。”6
而在基因编辑中，这种需要加以克服和改变的对象便是基因的自然性本身。基因编辑在医学中存在着一种“增强”的应用可能，即人获得超越人类的性状和能力（如夜视），“通过基因修饰使人获得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能力，如将动物（如猪）不得这些逆转录病或其他人类烈性传染病的基因添加到人类基因组内……改变皮肤、头发、瞳孔颜色;提高身高;加强臂力;加快奔跑速度等”1。无可否认，基因编辑技术的确给致命疾病预防带来了曙光，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值得反思：自然的基因特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存在某类“缺陷”，从而需要这种技术进行“拯救”？这种所谓的缺陷不恰恰折射出相关学者将自然视为落后、病态，而将基因技术视为改变这一现状的“金钥匙”吗？
二、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福柯与理性批判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的BROAD研究所以生物医学工程Zhang教授为首的团队，基于2011年以来的研究首先发明了真核基因组编辑方法，论文于2013年1月3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虽然Douna和Charpentier发表论文在先，然而Zhang却获得了专利权。前者已延请律师准备打一场基因编辑技术的专利权官司。2技术的专利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体现，它的效力来自于社会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这些制度保证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事实上权力构成了技术之理性得以运行的前提，技术并非是中立的，它的持有和运用都是权力的体现。但基因编辑技术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以人的生命为对象。它将人之生命一直分解到基因层面，通过对DNA双螺旋片段的测序、编辑和调整，完成对人之生命性状的“改造”——换言之这是一种人类指向自身的权力。
在古典社会学家中，韦伯对理性与权力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但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文化、军事制度层面。福柯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域：在一个充满了理性规制的社会中，人的肉体（或者说生命）成为了权力作用的对象，以及这种权力运作具有怎样的微观机制。在福柯（1926-1984）生活的年代，基因编辑技术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生命自然性的断裂还是“进步”观念，都源于一种理性架构。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基因编辑技术必然与权力相结合。分析这种以生命为目标的微观权力，福柯给我们提供了极为有效的理论武器。 （一）“生命政治学”——从肉体规训到生命调节
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这也许是一个终极问题。但是在福柯眼中，生死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当君主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抑或是养生、医学知识指导我们如何去经营自己的身体时，外在的管理无时无刻不在干预我们的身体。这种对生命的管理，构成了福柯权力分析的核心。
福柯区分了两种权力。一种权力被称为“肉体规训”，其中人体被作为一部机器进行认识和监视，它具有独特的力量和功用。肉体的空间分布与时间安排得到保证，人的动作和力量被理性安排和锻炼，其目的在于使肉体这部机器能够经济、高效地创造价值。3所有这些都涉及一套指向个体的复杂技术，这些技术的总体被福柯称为“肉体规训”。另一种权力被称为“生命调节”，它指向的是“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是“生命”而非肉体——福柯也将它称为“生命政治学”。1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的繁殖等等统计学指标只在群体层面上才有意义;但在这类权力眼中，这些数据指标成为了客观事实，成为了政策制定和医疗知识等等的依据。生命由此被纳入到这些指标所划定的区域内，并对异常状态（异常状态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区域的一部分）进行调节——这是一种不同于个体规训的整体调节。
这两种技术不是互相排斥的：“这两个整体机制，一个是惩戒的，一个是調节的，不处于同一层面……在大部分情况下，权力的惩戒机制和权力的调节机制，针对肉体的惩戒机制和针对人口的调节机制是相互铰接在一起的。”2这种“铰接”或者说关联性在基因编辑技术中得到十分突出的体现。首先，基因完全是生物性的，因而是属于肉体层面的。正如每个个体的生理性状都有差异，每个人的基因也是完全特殊、私人性的。但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这种彻底私人的肉体在科学的显微镜下被审视，它成为了凝视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技术的目标在于“找到”基因的缺陷并进行“修改”，从而有利于个体的健康——亦即“完美”。其次，为什么要进行基因编辑？贺建奎告诉我们，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我们看不到具体是谁拥有或缺少这种基因突变，这两部分人口却“客观”存在于人口统计资料中。换言之，这种表现在整体人口之上的生物特征差异之客观性，构成了基因编辑技术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
无论是肉体规训还是生命调节，它们都意味着生命的对象化。但福柯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生命经受遥远的凝视，当生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毫无疑问，外部权力自然是直接的作用施加者，但单纯停留在此恐怕会丧失福柯的精华。肉体或生命是两种权力的作用点，但两种权力运作之依据——无论是使肉体运作更高效，还是使生命符合稳定状态——都源于具体的理性架构。我们已经论述过，这种理性架构具有社会历史性，它源于人类对宰制一切之可能的乐观态度，因此本质上它的权力运作恰恰来自人类自身;但这种架构一经诞生，便如泉源一般对生命产生权力。在基因编辑技术中，这种理性架构也已经清晰可见：生命的可计算性、健康与缺陷的边界、基因编辑的风险-收益权衡，以及“进步”观念等等。一旦我们拥抱这样一整套理性架构，那么基因编辑技术——亦即权力——将顺理成章、源源不断地对人之生命施加调节。基因编辑技术被认为是人类从致命疾病的威胁中逃脱出来以获取自由的有力手段，但它却讽刺地、必然地预示了人类生命之自由的绝无可能。
（二）进步话语与种族主义幽灵
尽管贺建奎事件暴露出基因编辑技术具有束缚生命之自由的可能，但是基因科学界对于这项技术并非没有伦理约束;此事一经爆料，国内外学者一致表示谴责。学者们明确指出，“目前应禁止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基因编辑技术还不成熟，靶向效率低而脱靶突变率高，因而，用于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以估计的高风险”。1而之所以说贺建奎已经丧失了科学伦理的底线，正是在于他对两个婴儿进行的基因编辑将会被遗传。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人类基因的遗传遵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历史长河中，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基因得以留存，而不适应的基因被淘汰——这是一种不受人类意志转移的过程。但设想一下，如果未来基因编辑突破了伦理约束，根据人类意志来影响人类遗传，那么这种“人造”基因将被一代代传递下去。作为一种新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具有不确定性和极高的风险;但它具有“转化潜能”，即“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能力，或创造先前不存在的，甚至不可想象的新能力和新机会，建立一个全新的范式”2。伦理的缰绳一旦松开，基因编辑技术将会给人类之未来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呢？
在基因技术背后的理性架构中，“进步”概念对于我们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进步”并非是单独出现的，它的产生来自于区分过程，即必须以“落后”为对照，从而形成了一种时间序列：自然性是“落后”的，而科技是“先进”。这种水平的时间序列与垂直的等级序列重合，在后者中自然性被视为是有缺陷的，而技术改造后的状态则是“完美的”。福柯认为理性世界的重要特征正是这种“区分”;一旦这种区分确定，权力便开始运作。在一个贯彻着肉体规训和生命调节之权力的理性社会，任何不正常的个体和群体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是被消灭的对象——在群体的先进与落后、消灭与被消灭的界限上，福柯提出了“种族主义”的概念。“种族主义实际上将导致在我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他人的死亡，不仅仅是我在个人安全意义上的生命;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3而且种族主义有自我毁灭的内在倾向。这种控制生命的权力赋予了可以被任何人所掌握、因而所有人对他的邻人都有生与死的权力;这种权力不能不走向失控。
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来说，这同样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在此我首先想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中社会等级严格地与种姓相关联，形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实际统治。但种姓制度仍然只是文化观念上的区分，人类生命之自由虽然被文化压抑，但并未丧失生理的基础。基因编辑技术却能够径直修改人类基因，通过改变人类生理性状来实现特定的理性目标——在此人类在身体根源丧失了自由之可能性。实际掌握这项技术的群体因而对人类的肉体、生命享有权力，为了人类的“健康”或“进步”，他们也因而掌握了生杀大权。这种技术悖论意味着人类将自身的对象化，而这意味着任何对他人的改造都具有自反性。当一波又一波基因编辑的浪潮兴起，没有人能够置身其外。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以及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种族主义压迫和战争之可能，都给人类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三、结语
理性思维具有社会历史根源，17、18世纪的实证科学构成了它的技术条件，而使生活服从于人的计划和安排则构成了其观念上的条件。1在文化意义上，理性主义意味着一种对基督教神学的反抗，意味着人类摆脱神学世界观的束缚，自主构想生活之可能性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表现了人类对自由的向往。这种观念架构源于人类，但它渐渐地成为了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客观约束力。基因编辑技术意味着这种约束的质的飞跃——超越文化、观念层面而深入生理领域。当人类进一步渴望摆脱自然缺陷之束缚时，他们将陷入更难以摆脱的囚笼中。
只认识到这些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的本质是权力的运作。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思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启发。当人的肉体和生命成为客观的对象，那么一种外在权力便开始作用于他们身上。肉体规训和生命调节构成了理性社会权力运作的两种相互衔接的轨道，而权力的存在恰恰意味着，所谓自由之可能恰恰只是绝无可能的幻想。“进步”观念所预设的线性时间序列更表明这种权力是指向未来的权力。理性社会在不断地制造区分，但这次将是生理层面的区分。福柯从历史中总结出了这种区分所带来的种族主义之可能性，这种种族主义在本质上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在建立新的区分标准方面，在创造新的权力方面，基因编辑技术也同样具有导向种族主义的可能性。未来改造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冲突、战争和杀戮之可能性，以及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意味着人类社会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更深重的浩劫。
但让人欣慰的是，贺建奎事件一经公开，科学界同仁便亮出了一致的怀疑态度。他们也指出基因编辑技术应当遵循的科学伦理是极为严格的，“一是要考查采取该行动的后果如何，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带来的好处（受益）有多大，如何权衡风险-受益比……二是要看采取该行动是否履行了公认的义务，如尊重人、尊重他人权利、公平对待人、关心有感知的动物的福利、保护环境等”2，而且不允许应用于遗传性基因上。也有声音指出，艾滋病的预防存在其他途径，绝无必要运用基因编辑技术。在此我相信贺的事件只是个例，科学界的自律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能够保证技术的良性运用。但在技术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意义上，人类对它保持警醒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