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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永（1752-1823）是清中期的一名书法家，同时他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身份：清高宗弘历第十一子成亲王。永一生经历了乾、嘉、道三朝，处于帖学的高峰与转折时期，而其作为皇室书法的一名代表人物，其书风特点与皇室书法的整体背景是分不开的。同时他又与当时的文人相交甚密，与刘墉、翁方纲、铁保并称为清中期四大书法家，是清帖学高峰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在金石考据学盛行的年代，永的书法及其观点亦受到影响，在帖学向碑学转向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键词】 永;书学;渊源;交游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爱新觉罗·永瑆——诒晋斋主人，其一生的书法、诗文创作都和诒晋斋联系在一起，关于诒晋斋的由来虽历来说法不一，但最具说服力的应是清代英和的记载：“所由名也。”[1]135英和（1771-1840），与永瑆属同一时代，且擅长诗文、书法，在诗书的交流中与永瑆有许多的交集，他的说法应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且永瑆自己在《纪书》25首中也写道：“《平复》真书北宋传，墨迹。”[2]174根据永瑆自己的记载，孝圣宪皇后确实把《平复帖》赐给了永瑆，由此而知英和的记载是属实的;并且“诒”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相欺诒也。一曰：遗也。从言，台声。”[3]68这里应该取“遗”之意，为遗赠的意思，也符合历史;《平复帖》为晋人陆机所作，正是验证了“诒晋斋”名字的由来确实与孝圣宪皇后赐帖有关。“诒晋斋”三个字贴切地表达了永瑆早期书法力求追求古雅、崇尚晋韵的主张。
乾隆五十四年（1789）永瑆被封为成亲王，身为皇子的他仕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但在永瑆的一生中只有两个阶段行走在官场，且时间都非常短。其一是在嘉庆四年（1799），行走于军机处，总理户部并任三库调兵部尚书。或许是永瑆真的不愿涉足官场，或许是因为嘉庆皇帝对他心存疑虑，在任仅短短六个月之后，永瑆便以祖制规定亲王不得掌权过多为由辞去总理的职位。但嘉庆对其督捕之功大加赞赏，此时的永瑆已经六十又二，这也许是他从政生涯中最值得炫耀和光辉的一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永瑆本来就无意于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活，政治上的淡出正为其提供了潜心于诗词书画的机会，能专事书法、诗文、著述，这也是永瑆书法在皇室中如此突出和贡献之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
一、永瑆的书学渊源
1.赵孟頫
皇帝和皇子们的学习、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到了康熙的时候更是同时设置了满、汉师傅，内廷良好的教育坏境，再加上永瑆小时聪慧，数十年间临池无间，其书法深得乾隆喜爱。《清史稿·永瑆传》中记载：“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4]9094
由于高宗对赵孟頫书法的极力追捧，作为皇十一子，永瑆书法受高宗影响而始学赵孟頫也是情理之中的。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图文互证的方法来进行论证。
首先是史料的依据：“诒晋斋书，发源松雪。”[5]381同为皇室书家的启功先生在其丛稿中认为永瑆的书学渊始于赵孟頫，同时杨翰、张伯英也对永瑆的书法渊源有详细的记载：“治晋斋，素未究心，但知其从赵承旨”[6]，“成邸于书学工力甚深，早年学赵松雪”[7]297。
其次是图片资料依据。如图1为永瑆的楷书立轴，这幅作品的落款为：“乾隆甲辰四月二日，成亲王书”。乾隆甲辰系乾隆四十九年（1784），此时的永瑆32岁，它是其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图1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永瑆书法秉承赵孟頫的书法精神：快利秀逸，结体妍丽;外貌圆润而筋骨内涵;笔圆架方，流动带行。
2.米芾
永瑆对宋四家的书法也有涉猎，特别是米芾，但是关于永瑆书法受米芾影响的史料历来记载不多，并且现代人的有关研究也没有涉及到这一块，但米芾确实是对永瑆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影响。永瑆主要把米芾和赵孟頫在书法用笔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了米芾喜用逆笔而赵孟頫多顺笔、收笔的态势，但他只是客观地指出不同之处并没有过多地对这两种笔法进行评论，可见在书写中笔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正是永瑆所讲的“用笔何曾千古易，不从同处正同同”的真正内涵。于书法之外，永瑆更被米芾的狂放、潇洒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如图2、图3两幅作品分别是永瑆临米芾《虹县诗》和他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时年40岁）所写的作品。此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永瑆对米芾个人及其书法的敬仰之情。而永瑆《话雨楼法书》的书写更加欹侧多姿，深得米芾的神韵。以上是从图片资料和永瑆的自述中进行的论证，如能再有史料方面的论证，也许结论会更具有说服力。
钱樾（1734-1815）跋永瑆《扬州杂咏》后云：“成邸诗笔高超，书法精妙，此卷樾向侍书帏亲见挥翰，其时盖睹米南宫卷素真迹后书也。今为约齐司农（额勒布，1747—1830）所藏出示，谨识于后。”（1）据钱樾的记载，永瑆在目睹了米芾的真迹之后，书兴大发，提笔挥毫却精妙绝伦。
“中年以后，于懋勤殿获见米元章蜀素卷，故行书直追之。”[5]381这是启功先生在《启功丛稿》中的记载，也是为我们展示了永瑆对米书的欣赏和学习。永瑆对于米芾书法的学习，笔者在现在的学术论文及报告中没有发现有关论证，通过以上图片依据和史料依据以及作者自己的记述等方面，我们可以得出永瑆的书法特别是行书确实是取法于米芾的结论。这一论点对于永瑆书法风格的特点及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对研究永瑆书学渊源的史料的补充。
3.唐碑
对于永瑆的书学渊源，有关的史料记载观点都很统一，但凡有关永瑆书学渊源的史料都认为他是初学赵孟頫，后追欧阳询。启功先生在杨翰、张伯英认为永瑆早年师从赵松雪、晚学欧阳询的基础上补充了中年以后行书受米芾影响的史料依据，但他也是认为永瑆晚年力摹欧书。但笔者在整理永瑆书法作品的时候发现与其说他是直追欧阳询，不如说他是取法唐碑更为准确贴切。从永瑆的某些书法作品中我们确实能看到欧书对其的影响，但是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又给我们以更多的柳书的感觉。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永瑆晚年为破赵书习气不仅仅是对唐碑中的欧书有所涉猎，而是博涉唐碑中的诸家，兼工各体。 永瑆早期学习书法主要是受乾隆影响学习赵孟頫，这与当时的书学环境以及他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样这也是永瑆所无法判断和选择的。而到了晚年，永瑆意识到赵董书风的流弊转而学习唐碑，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学唐碑是为了蔽赵之病。由此我们总结出永瑆的书学渊源是由早年的赵孟頫到中年时期的米芾，再到晚年对唐碑的极力学习。虽然启功先生认为永瑆晚年力摩欧书的观点有些偏颇，但他认为：“诒晋斋书，发源松雪。中年以后，于懋勤殿获见米元章蜀素卷，故行书直追之。”[5]381此观点不仅弥补了前人的不足之处，也为本文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依据。
二、永瑆的交游
1.上书房师傅——谢庸
清朝十分注重对皇室子弟的教育，乾隆时期要由上书房的翰林院学士来负责皇室子弟的教育工作。其中陪伴永瑆时间最长的上书房师傅当属谢庸。谢庸（1719-1795）被永瑆称为东野师傅。当时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时的谢庸40岁，据台湾学者何碧琪介绍，“谢庸曾三次入职上书房，分别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十五年（1770）、五十六年（1791）”[8]367，分别在永瑆8岁、19岁、39岁三个年龄阶段，他是永瑆的成长及以后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不管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对永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四年（1779）2月，永瑆被任命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而谢庸等担任四库全书正总阅。（2）永瑆和谢庸由师生关系发展到了工作伙伴的关系，是年永瑆27岁。
2.四大书家之一——刘墉
刘墉（1719-1804），任上书房总师傅及工部尚书等职，嘉庆即位后为体仁阁大学士及太子少保。永瑆与刘墉的交往多在刘墉60岁以后，虽然永瑆因其较深的书法造诣加上特殊的身份地位与刘墉可谓是齐名，但永瑆对他一直以师傅之礼相待。在刘墉所书的《楷书头陀寺碑》上，有永瑆的题跋，从中我们可见他对刘墉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据记载，永瑆和刘墉在书法上不仅相互交流学习而且还时常交换作品。也正是因为如此，师徒两人关系十分融洽，再加上两人才华横溢，闲暇时的诗文吟唱、书画交流便成为了这对师徒交流感情的工具。文人的才情、朴质的风景也许是这位久居皇宫的皇子所敬佩和真正向往的，刘墉与其说是他的老师，倒不如说更像是他的一位长辈和知已，以至于后来他经常回忆他与刘墉的这段师生之情。
永瑆与刘墉的交往正值他从青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是其书法及其学术观念正在形成之时。可以说，永瑆以后的书风转变及书学观念都与他和刘墉在这个时期的交往、学习是分不开的，并且刘墉对他的文人才情的培养，是使其能被并称为清四大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3.碑学的倡导者——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庵主，谥号“文达”，江苏扬州人，清嘉庆、道光年间名臣，被尊为一代文宗。阮元在清代书坛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著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开创了清代碑派之先河。而阮元正是永瑆上书房师傅——谢庸的得意门生，他们共同参与编纂了《四库全书》，一同纂修了《石渠宝笈续编》（约1792-1794），大概在嘉庆四年（1799）其二人还曾于户部共事。还有，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永瑆与师傅刘墉出游时所作诗的出处《食味杂咏》一卷也是阮元在道光壬辰年间（1831）在扬州刊刻的。（3）嘉庆四年（1799）10月，阮元出署浙抚出都前夕，永瑆去送行并有诗曰：“万里之行自此始矣。”（4）
永瑆与阮元在一起共事多年，临行送行并咏诗以记，可见他们的友情非同一般。永瑆的年龄大阮元12岁，道光三年（1823），永瑆逝世，当时阮元在广州当职，并且在广州购端州巨砚材，摹刻了《诒晋斋华山北》（6）。透视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我们可窥探出阮元这位碑学的倡导者对爱新觉罗·永瑆也是极其敬爱和尊重的。这也在此佐证了永瑆在当时文人书家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探究永瑆及皇室书法由帖到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永;书学;渊源;交游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爱新觉罗·永瑆——诒晋斋主人，其一生的书法、诗文创作都和诒晋斋联系在一起，关于诒晋斋的由来虽历来说法不一，但最具说服力的应是清代英和的记载：“所由名也。”[1]135英和（1771-1840），与永瑆属同一时代，且擅长诗文、书法，在诗书的交流中与永瑆有许多的交集，他的说法应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且永瑆自己在《纪书》25首中也写道：“《平复》真书北宋传，墨迹。”[2]174根据永瑆自己的记载，孝圣宪皇后确实把《平复帖》赐给了永瑆，由此而知英和的记载是属实的;并且“诒”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相欺诒也。一曰：遗也。从言，台声。”[3]68这里应该取“遗”之意，为遗赠的意思，也符合历史;《平复帖》为晋人陆机所作，正是验证了“诒晋斋”名字的由来确实与孝圣宪皇后赐帖有关。“诒晋斋”三个字贴切地表达了永瑆早期书法力求追求古雅、崇尚晋韵的主张。
乾隆五十四年（1789）永瑆被封为成亲王，身为皇子的他仕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但在永瑆的一生中只有两个阶段行走在官场，且时间都非常短。其一是在嘉庆四年（1799），行走于军机处，总理户部并任三库调兵部尚书。或许是永瑆真的不愿涉足官场，或许是因为嘉庆皇帝对他心存疑虑，在任仅短短六个月之后，永瑆便以祖制规定亲王不得掌权过多为由辞去总理的职位。但嘉庆对其督捕之功大加赞赏，此时的永瑆已经六十又二，这也许是他从政生涯中最值得炫耀和光辉的一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永瑆本来就无意于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活，政治上的淡出正为其提供了潜心于诗词书画的机会，能专事书法、诗文、著述，这也是永瑆书法在皇室中如此突出和贡献之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
一、永瑆的书学渊源
1.赵孟頫
皇帝和皇子们的学习、教育是非常严格的。到了康熙的时候更是同时设置了满、汉师傅，内廷良好的教育坏境，再加上永瑆小时聪慧，数十年间临池无间，其书法深得乾隆喜爱。《清史稿·永瑆传》中记载：“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4]9094
由于高宗对赵孟頫书法的极力追捧，作为皇十一子，永瑆书法受高宗影响而始学赵孟頫也是情理之中的。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图文互证的方法来进行论证。
首先是史料的依据：“诒晋斋书，发源松雪。”[5]381同为皇室书家的启功先生在其丛稿中认为永瑆的书学渊始于赵孟頫，同时杨翰、张伯英也对永瑆的书法渊源有详细的记载：“治晋斋，素未究心，但知其从赵承旨”[6]，“成邸于书学工力甚深，早年学赵松雪”[7]297。
其次是图片资料依据。如图1为永瑆的楷书立轴，这幅作品的落款为：“乾隆甲辰四月二日，成亲王书”。乾隆甲辰系乾隆四十九年（1784），此时的永瑆32岁，它是其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图1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永瑆书法秉承赵孟頫的书法精神：快利秀逸，结体妍丽;外貌圆润而筋骨内涵;笔圆架方，流动带行。
2.米芾
永瑆对宋四家的书法也有涉猎，特别是米芾，但是关于永瑆书法受米芾影响的史料历来记载不多，并且现代人的有关研究也没有涉及到这一块，但米芾确实是对永瑆的书法学习产生了影响。永瑆主要把米芾和赵孟頫在书法用笔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且指出了米芾喜用逆笔而赵孟頫多顺笔、收笔的态势，但他只是客观地指出不同之处并没有过多地对这两种笔法进行评论，可见在书写中笔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正是永瑆所讲的“用笔何曾千古易，不从同处正同同”的真正内涵。于书法之外，永瑆更被米芾的狂放、潇洒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如图2、图3两幅作品分别是永瑆临米芾《虹县诗》和他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时年40岁）所写的作品。此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永瑆对米芾个人及其书法的敬仰之情。而永瑆《话雨楼法书》的书写更加欹侧多姿，深得米芾的神韵。以上是从图片资料和永瑆的自述中进行的论证，如能再有史料方面的论证，也许结论会更具有说服力。
钱樾（1734-1815）跋永瑆《扬州杂咏》后云：“成邸诗笔高超，书法精妙，此卷樾向侍书帏亲见挥翰，其时盖睹米南宫卷素真迹后书也。今为约齐司农（额勒布，1747—1830）所藏出示，谨识于后。”（1）据钱樾的记载，永瑆在目睹了米芾的真迹之后，书兴大发，提笔挥毫却精妙绝伦。
“中年以后，于懋勤殿获见米元章蜀素卷，故行书直追之。”[5]381这是启功先生在《启功丛稿》中的记载，也是为我们展示了永瑆对米书的欣赏和学习。永瑆对于米芾书法的学习，笔者在现在的学术论文及报告中没有发现有关论证，通过以上图片依据和史料依据以及作者自己的记述等方面，我们可以得出永瑆的书法特别是行书确实是取法于米芾的结论。这一论点对于永瑆书法风格的特点及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对研究永瑆书学渊源的史料的补充。
3.唐碑
对于永瑆的书学渊源，有关的史料记载观点都很统一，但凡有关永瑆书学渊源的史料都认为他是初学赵孟頫，后追欧阳询。启功先生在杨翰、张伯英认为永瑆早年师从赵松雪、晚学欧阳询的基础上补充了中年以后行书受米芾影响的史料依据，但他也是认为永瑆晚年力摹欧书。但笔者在整理永瑆书法作品的时候发现与其说他是直追欧阳询，不如说他是取法唐碑更为准确贴切。从永瑆的某些书法作品中我们确实能看到欧书对其的影响，但是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又给我们以更多的柳书的感觉。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永瑆晚年为破赵书习气不仅仅是对唐碑中的欧书有所涉猎，而是博涉唐碑中的诸家，兼工各体。 永瑆早期学习书法主要是受乾隆影响学习赵孟頫，这与当时的书学环境以及他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样这也是永瑆所无法判断和选择的。而到了晚年，永瑆意识到赵董书风的流弊转而学习唐碑，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学唐碑是为了蔽赵之病。由此我们总结出永瑆的书学渊源是由早年的赵孟頫到中年时期的米芾，再到晚年对唐碑的极力学习。虽然启功先生认为永瑆晚年力摩欧书的观点有些偏颇，但他认为：“诒晋斋书，发源松雪。中年以后，于懋勤殿获见米元章蜀素卷，故行书直追之。”[5]381此观点不仅弥补了前人的不足之处，也为本文提供了有力的史料依据。
二、永瑆的交游
1.上书房师傅——谢庸
清朝十分注重对皇室子弟的教育，乾隆时期要由上书房的翰林院学士来负责皇室子弟的教育工作。其中陪伴永瑆时间最长的上书房师傅当属谢庸。谢庸（1719-1795）被永瑆称为东野师傅。当时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时的谢庸40岁，据台湾学者何碧琪介绍，“谢庸曾三次入职上书房，分别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三十五年（1770）、五十六年（1791）”[8]367，分别在永瑆8岁、19岁、39岁三个年龄阶段，他是永瑆的成长及以后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不管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都对永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四年（1779）2月，永瑆被任命担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而谢庸等担任四库全书正总阅。（2）永瑆和谢庸由师生关系发展到了工作伙伴的关系，是年永瑆27岁。
2.四大书家之一——刘墉
刘墉（1719-1804），任上书房总师傅及工部尚书等职，嘉庆即位后为体仁阁大学士及太子少保。永瑆与刘墉的交往多在刘墉60岁以后，虽然永瑆因其较深的书法造诣加上特殊的身份地位与刘墉可谓是齐名，但永瑆对他一直以师傅之礼相待。在刘墉所书的《楷书头陀寺碑》上，有永瑆的题跋，从中我们可见他对刘墉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据记载，永瑆和刘墉在书法上不仅相互交流学习而且还时常交换作品。也正是因为如此，师徒两人关系十分融洽，再加上两人才华横溢，闲暇时的诗文吟唱、书画交流便成为了这对师徒交流感情的工具。文人的才情、朴质的风景也许是这位久居皇宫的皇子所敬佩和真正向往的，刘墉与其说是他的老师，倒不如说更像是他的一位长辈和知已，以至于后来他经常回忆他与刘墉的这段师生之情。
永瑆与刘墉的交往正值他从青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是其书法及其学术观念正在形成之时。可以说，永瑆以后的书风转变及书学观念都与他和刘墉在这个时期的交往、学习是分不开的，并且刘墉对他的文人才情的培养，是使其能被并称为清四大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3.碑学的倡导者——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庵主，谥号“文达”，江苏扬州人，清嘉庆、道光年间名臣，被尊为一代文宗。阮元在清代书坛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著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开创了清代碑派之先河。而阮元正是永瑆上书房师傅——谢庸的得意门生，他们共同参与编纂了《四库全书》，一同纂修了《石渠宝笈续编》（约1792-1794），大概在嘉庆四年（1799）其二人还曾于户部共事。还有，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永瑆与师傅刘墉出游时所作诗的出处《食味杂咏》一卷也是阮元在道光壬辰年间（1831）在扬州刊刻的。（3）嘉庆四年（1799）10月，阮元出署浙抚出都前夕，永瑆去送行并有诗曰：“万里之行自此始矣。”（4）
永瑆与阮元在一起共事多年，临行送行并咏诗以记，可见他们的友情非同一般。永瑆的年龄大阮元12岁，道光三年（1823），永瑆逝世，当时阮元在广州当职，并且在广州购端州巨砚材，摹刻了《诒晋斋华山北》（6）。透视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我们可窥探出阮元这位碑学的倡导者对爱新觉罗·永瑆也是极其敬爱和尊重的。这也在此佐证了永瑆在当时文人书家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探究永瑆及皇室书法由帖到碑的转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