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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曾经因为手艺人成为地图上醒目的一角。这些手艺人有的精通拉坯，能做出半透明的薄胎瓷，有的不需要辅助线，就能在不及手掌大的茶杯上画出线条比发丝还细的花鸟鱼虫。
1000多年前，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了这个原本叫昌南，也就是单词“china”原型的产瓷区。
但如今景德镇和一群外来的甚至国外的年轻人有关。他们可能没有纯熟的手艺，却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这个城镇。
土耳其人爱可仁（Ekerm Yazici）2008年在景德镇开了工作室。13岁时，他因为太调皮被带去学画瓷，家里人希望这能让他安静下来，这种治愈的方式却让他由此迷上了犹如魔法一样的制瓷过程。他说画瓷就像在做梦，“可能你画上去（的图案）是黑的，烧出来是黄的，画上去是红的，烧出来是绿的。”
爱可仁去过欧洲各个瓷区学习瓷器的做法和文化。景德镇却成为他迄今待得最久的地方。这个土耳其人惊讶地发现，景德镇连红绿灯和路灯柱子都是陶瓷做的。他觉得西方瓷器只是画满了画的装饰，东方瓷器却有诸多文化含义—每个造型和颜色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意义，哪种造型配哪种颜色也有讲究。土耳其的泥料只有一种，景德镇却给了他二三十种选择，他愿意为此留下来。
他还尝试把土耳其和中国的陶瓷元素结合。他的展厅墙上挂着直径约半米的中式大盘子，上面的花纹却是阿拉伯书法。这的确和景德镇瓷器过往的精雕细琢不同。这些作品一部分会卖给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一部分则进入博物馆和美术馆展览。
爱可仁不是唯一在景德镇工作的外国人，根据景德镇市瓷局的统计，目前每年有两万人次的外地人因陶瓷的缘故前往景德镇，其中外籍人士大约为1200人。
人们用“景漂”来概括这群人。就像北漂、沪漂，包括横店的横漂一样。不同的是，涌向景德镇的人更多单单是为了陶瓷。
这一切的发生最早和乐天陶社有关。它的创始人郑祎来自中国香港，在美国和英国都生活过。相比传统的陶瓷器皿，她更喜欢形状不规则的物件。她很认可一个学生用陶瓷制作的仿青铜面具。受郑祎的影响，乐天陶社主要教授陶艺而非陶瓷本身，它更看重艺术和创新的表现。
2005年，郑祎将乐天陶社开到了景德镇的雕塑瓷厂。那里原本是给领导人和佛教道教做雕像的，郑祎邀请了一批外国艺术家来讲课，比如英籍日本现代陶艺大师安田猛。乐天陶社由此开始向人们输出创意理念，如今依旧每周开办创意课程。
真正的影响来自于乐天陶社在2008年设立的、每周末一次的创意市集。在过去的1000多年历史里，景德镇都推崇工艺，站在舞台中央的永远是年纪较大的手工艺大师。来景德镇求学的年轻人只能给大师或者自己的老师帮忙，或选择毕业后离开。
所谓的市集，给了这些年轻人一个平台。他们能将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一些学生在市集上找到了自己的客户，由此获得稳定的订单，能够继续陶瓷创作。
有了乐天陶社之后，道路狭窄、甚至大型餐饮和服务业都不多的这座小城开始热闹起来。绍兴人卢彬有次到景德镇找“景漂”朋友玩，她发现朋友的生活极为悠闲，想做瓷就做瓷，想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由于羡慕这种生活状态，卢彬在2009年辞掉了外贸的工作，到景德镇做茶具生意。
这个外表白瘦、说话轻缓的江浙女生，至今都不懂陶瓷制作中的任何实际操作，景德镇却让她有了自己的品牌，以及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客户。
在同是瓷区的德化和潮州，人们想要做一批瓷器不仅要租地皮，还要买设备、雇工匠。这种投入并不在大多数景漂的承受范围内。一些工匠甚至只和工厂合作，而不理会个人的小订单。
景德镇的工匠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分别从事制泥、拉坯、修坯、上釉、画画、烧窑的专职匠人将作坊遍布大街小巷，他们甚至把联系电话贴在马路边配钥匙的流动车上，任何人都能轻易联系上他们，然后掏钱派活。无论停留一两个月、将陶瓷做毕业设计材料的艺术院校学生，还是常驻景德镇但手艺不过关的人，都能利用这条产业链很快完成自己的作品。
不过，景漂们的工作却并不顺利。
卢彬的作坊雇了40多名工匠，原则上她只负责把关设计和质量，然后过她想过的悠闲生活。现实却恰恰相反，她开始比朝九晚五上班还累，甚至没有周末，每天穿着长裤和男士polo衫待在作坊。“天天跟泥巴打交道，穿好的衣服就是糟蹋。”她说道。
卢彬不得不每天盯着工匠干活儿。传统工匠手艺精湛，却并不能完全理解景漂们的想法和要求。这有点像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之间的关系。一次卢彬要做一批花旦图案的茶具，画工师傅却一直画不出她想要的感觉。“但是人家是专业学过的，你没有学过，你不可能把所有问题跟他说，他会受不了，不想再帮你做事。”
工匠负气走掉显然是比画得不好更严重的事故。卢彬只能让画工师傅先画一批，客气地指出一两点错误，再画另一批，然后再指出余下错误。如此往返多次，等画工画出她满意的茶具，已有一大批东西报废。
“他们学业都结束得太早了。”卢彬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景德镇的本地工匠大多在读完初中以后就开始做瓷。她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读到高中，不仅沟通会顺畅，工作起来也会更有责任心。这种说法或许偏颇，但这些工匠有的一边做瓷一边看着电视剧，有的交货时完全不管质量好坏，卢彬同样只能慢慢引导而不是直接指责。
即使不和工匠接触，景德镇的气候有时也让景漂犯难。“这里冬天比内蒙古冷，夏天比海南热。”老家在内蒙古的镏新在海南大学学产品设计，毕业后他本想找一个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的地方做事，现在看来选择景德镇并不明智，但为了做瓷这个相对自由的工作，他选择了留在这里。
镏新的工作室在雕塑瓷厂里，这也是大多数经济条件不好的景漂的选择。他们租下了瓷厂工人居住的瓦房或废弃工厂，但这些地方夏天并不通风，也没有安装空调的条件。最热的时候，景漂会开着摇头电风扇，汗涔涔地拉坯、上釉、画瓷。一些受不了热的景漂干脆像候鸟一样在最热的六七月离开景德镇。冬天也很难想象。“我刚来的时候这里还在下雪，地上是雪，下面是水，还没暖气，你能想象吗？”一个从北方来的景漂说道。 镏新的朋友张楠说，自己的工作室是瓷厂里面的豪华版，因为她有单独的厕所。不过前段时间下了好几场大雨，她租的平房地下开始渗水，漫到地面以上。
除了接单，景德镇的工匠对这些外来者不算特别友善。他们把手艺当做吃饭的本事，担心别人学去了抢他们的饭碗。即使能和外来人同一张桌子喝酒吃饭，也绝不会把他们带到自己的作坊里，或教他们一些什么。
唯一幸运的是爱可仁，因为他是外国人，工匠们倒愿意对他开放一点。爱可仁往往会先在酒桌上和这些工匠成为朋友，随后工匠们看到他的瓷器，就会主动教他一些东西。
不少景漂有摩托车，尽管会抱怨景德镇的街道太脏，没有逛街、买衣服和吃大餐的地方，但他们依旧喜欢在结束一天工作后骑着摩托车去遛弯。
90后的杨成或许是所有景漂中把工作室打理得最漂亮的一个。他有一个比室内空间还大的露天阳台，他在那儿摆了一张木质茶几，撑起一顶几乎能遮住整个阳台的白色遮阳棚，并在四周种满了花草。不工作时他会请朋友一起在阳台上喝茶，用他自己做的茶具。他不满足于做个艺术家，正和朋友筹划在一个废弃工厂里开家酒吧，专门接待从全国各地赶到景德镇做毕业设计的艺术生。
景德镇确实因为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发生着变化。
以前人们衡量瓷器好坏的标准是把它们放在灯下，看是否通透、形状是否规则。景漂却给了欣赏它们的另一角度。
镏新做的茶具是一些表面粗糙的不规则器皿，相比把瓷器做得精致透亮，他更想强调作品的实用性，并表达自己的理念。他的书架上放着一本讲西藏密宗的书，他说自己借鉴过藏传小乘佛教的感觉，因为它没有汉传的大乘佛教来得庄重。他受不少日本流派的影响，还会在朋友圈里分享日本摄影师山本昌南、艺术家井上有一的创作理念。
张楠则只做装饰性的作品，并不追求实用。这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女生留着齐刘海短发，左手臂内侧纹着一个自称是二维码的纹身。她并不喜欢主导景德镇制瓷价值观的“匠气”，她的作品有约半米长的门牙、将籽换成牙齿的陶瓷石榴、样子奇怪的青蛙和用陶瓷做的钩编。那组钩编作品5月时参过展，进美术馆、参加展览也是她为自己作品定下的出路。
工匠们至今仍然很难理解这些创作人的想法，接活时会问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但在收到报酬的同时，他们也慢慢习惯并依赖上了这种变化。
如今无论是创意市集还是小城里几条专门卖陶瓷的街，青花瓷、彩色雕塑都已经不再是主角。颜色更素的单色釉，外表更质朴的柴烧成了货架上的常见品，即使是青花，也只是零星地露出一点作为装饰，而非画满整个器皿。
李超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老师，从1997年开始便生活在这儿，见过一些甚至先于乐天陶社来小城的艺术家，每年都会接待不少景漂。他将这批景漂看做是景德镇“未来发展的希望”。
景德镇目前出产的瓷器大多只能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当人们有了艺术和精神上的追求，他们会想去欣赏并拥有一些更具创意的东西。
不过李超也承认这群人只是小众。景德镇在吸引创作者的同时，也启发了更多单纯把陶瓷作为生意的人。相比融入自己的设计理念，后者更倾向于在传统瓷器上加入经过市场检验的元素，比如画在盘子上的卡通图案、韩式的软陶装饰，陶瓷做的鲨鱼和装甲车摆设。
一些人习惯用“过度商业化”来形容这里。在发现有消费者喜欢柴窑烧制出的质朴感后，景德镇突然多出了上百座柴窑。陶瓷做的首饰和风铃受到了认可，人们又开始一窝蜂做它们，并通过机器批量制作，把原本手工制作的商品单价从40多元压低到了几元甚至几角。
这种跟风和仿制有时还会升级到偷窃。一次卢彬的工作室来了两个男士，当他们离开后，卢彬发现展示架上少了两个杯子。她说这种事情在景德镇太常见，她只能保证自己不会去做。
陶瓷学院也被这个氛围影响，学生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做瓷器生意而非上课上。一位学生向《第一财经周刊》抱怨道，一些老师在讲某个瓷器时，都会和学生讨论它是否会大卖。
这多少影响到了只想好好做创作的景漂，他们原本以为来小城的都是为了搞创作。生意人会给工匠更高的价钱，后者便会先做他们的订单，甚至提高对景漂的收费。大量参与者的涌入也抬高了景德镇的物价，爱可仁2008年租的房子租金已经从每月400元涨到了1600元，他做瓷用的釉也从每斤1元涨到了6元。
有一次爱可仁的北京朋友要来景德镇订做几十万个陶瓷大白，被他斥骂。“我说做这个东西为什么来景德镇，这不是浪费景德镇的材料吗。”他说道。
某种意义上，卢彬也是生意人。她有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作坊，和工匠有长期雇佣关系，作品也是批量制作。不过她的作品并没有跟风和仿制，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有时做2000个杯子最后只挑出来几个。
卢彬觉得做创作和做商品的景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大家也要生活，如果你做的瓷器不卖，你怎么生活？”他说。
乐天陶社发觉无法控制不断膨胀的商业化，这个曾经吸引年轻人来到景德镇的组织在今年的7月、8月两暂停它的创意市集。它的一份公告中说创意市集的初衷是鼓励年轻人创造更好的作品，但“好多人违背了这个初衷”“没有创作新作品的激情”。
6月27日是创意市集休市前的最后一期。尽管白天的最高温度有36摄氏度，但人们依旧把市集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摆摊的年轻人会在摊位上放一摞印有微信二维码的名片，并对询价的人一口气报出零售价和批发价两种价格。
也在这一天，爱可仁在上海准备自己的新展览。杨成去了车程一个半小时以外的婺源，他听说那里有个茶会，会展出一些更有创意的瓷器。镏新和房东签的是5年租约，而他甚至打算在这里待上10年。
那个抱怨老师在教某个瓷器会不会好卖的学生则说，自己毕业后一定会离开景德镇，因为实在受不了这里的商业化。
1000多年前，宋真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了这个原本叫昌南，也就是单词“china”原型的产瓷区。
但如今景德镇和一群外来的甚至国外的年轻人有关。他们可能没有纯熟的手艺，却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着这个城镇。
土耳其人爱可仁（Ekerm Yazici）2008年在景德镇开了工作室。13岁时，他因为太调皮被带去学画瓷，家里人希望这能让他安静下来，这种治愈的方式却让他由此迷上了犹如魔法一样的制瓷过程。他说画瓷就像在做梦，“可能你画上去（的图案）是黑的，烧出来是黄的，画上去是红的，烧出来是绿的。”
爱可仁去过欧洲各个瓷区学习瓷器的做法和文化。景德镇却成为他迄今待得最久的地方。这个土耳其人惊讶地发现，景德镇连红绿灯和路灯柱子都是陶瓷做的。他觉得西方瓷器只是画满了画的装饰，东方瓷器却有诸多文化含义—每个造型和颜色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意义，哪种造型配哪种颜色也有讲究。土耳其的泥料只有一种，景德镇却给了他二三十种选择，他愿意为此留下来。
他还尝试把土耳其和中国的陶瓷元素结合。他的展厅墙上挂着直径约半米的中式大盘子，上面的花纹却是阿拉伯书法。这的确和景德镇瓷器过往的精雕细琢不同。这些作品一部分会卖给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一部分则进入博物馆和美术馆展览。
爱可仁不是唯一在景德镇工作的外国人，根据景德镇市瓷局的统计，目前每年有两万人次的外地人因陶瓷的缘故前往景德镇，其中外籍人士大约为1200人。
人们用“景漂”来概括这群人。就像北漂、沪漂，包括横店的横漂一样。不同的是，涌向景德镇的人更多单单是为了陶瓷。
这一切的发生最早和乐天陶社有关。它的创始人郑祎来自中国香港，在美国和英国都生活过。相比传统的陶瓷器皿，她更喜欢形状不规则的物件。她很认可一个学生用陶瓷制作的仿青铜面具。受郑祎的影响，乐天陶社主要教授陶艺而非陶瓷本身，它更看重艺术和创新的表现。
2005年，郑祎将乐天陶社开到了景德镇的雕塑瓷厂。那里原本是给领导人和佛教道教做雕像的，郑祎邀请了一批外国艺术家来讲课，比如英籍日本现代陶艺大师安田猛。乐天陶社由此开始向人们输出创意理念，如今依旧每周开办创意课程。
真正的影响来自于乐天陶社在2008年设立的、每周末一次的创意市集。在过去的1000多年历史里，景德镇都推崇工艺，站在舞台中央的永远是年纪较大的手工艺大师。来景德镇求学的年轻人只能给大师或者自己的老师帮忙，或选择毕业后离开。
所谓的市集，给了这些年轻人一个平台。他们能将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一些学生在市集上找到了自己的客户，由此获得稳定的订单，能够继续陶瓷创作。
有了乐天陶社之后，道路狭窄、甚至大型餐饮和服务业都不多的这座小城开始热闹起来。绍兴人卢彬有次到景德镇找“景漂”朋友玩，她发现朋友的生活极为悠闲，想做瓷就做瓷，想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由于羡慕这种生活状态，卢彬在2009年辞掉了外贸的工作，到景德镇做茶具生意。
这个外表白瘦、说话轻缓的江浙女生，至今都不懂陶瓷制作中的任何实际操作，景德镇却让她有了自己的品牌，以及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客户。
在同是瓷区的德化和潮州，人们想要做一批瓷器不仅要租地皮，还要买设备、雇工匠。这种投入并不在大多数景漂的承受范围内。一些工匠甚至只和工厂合作，而不理会个人的小订单。
景德镇的工匠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分别从事制泥、拉坯、修坯、上釉、画画、烧窑的专职匠人将作坊遍布大街小巷，他们甚至把联系电话贴在马路边配钥匙的流动车上，任何人都能轻易联系上他们，然后掏钱派活。无论停留一两个月、将陶瓷做毕业设计材料的艺术院校学生，还是常驻景德镇但手艺不过关的人，都能利用这条产业链很快完成自己的作品。
不过，景漂们的工作却并不顺利。
卢彬的作坊雇了40多名工匠，原则上她只负责把关设计和质量，然后过她想过的悠闲生活。现实却恰恰相反，她开始比朝九晚五上班还累，甚至没有周末，每天穿着长裤和男士polo衫待在作坊。“天天跟泥巴打交道，穿好的衣服就是糟蹋。”她说道。
卢彬不得不每天盯着工匠干活儿。传统工匠手艺精湛，却并不能完全理解景漂们的想法和要求。这有点像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之间的关系。一次卢彬要做一批花旦图案的茶具，画工师傅却一直画不出她想要的感觉。“但是人家是专业学过的，你没有学过，你不可能把所有问题跟他说，他会受不了，不想再帮你做事。”
工匠负气走掉显然是比画得不好更严重的事故。卢彬只能让画工师傅先画一批，客气地指出一两点错误，再画另一批，然后再指出余下错误。如此往返多次，等画工画出她满意的茶具，已有一大批东西报废。
“他们学业都结束得太早了。”卢彬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景德镇的本地工匠大多在读完初中以后就开始做瓷。她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读到高中，不仅沟通会顺畅，工作起来也会更有责任心。这种说法或许偏颇，但这些工匠有的一边做瓷一边看着电视剧，有的交货时完全不管质量好坏，卢彬同样只能慢慢引导而不是直接指责。
即使不和工匠接触，景德镇的气候有时也让景漂犯难。“这里冬天比内蒙古冷，夏天比海南热。”老家在内蒙古的镏新在海南大学学产品设计，毕业后他本想找一个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的地方做事，现在看来选择景德镇并不明智，但为了做瓷这个相对自由的工作，他选择了留在这里。
镏新的工作室在雕塑瓷厂里，这也是大多数经济条件不好的景漂的选择。他们租下了瓷厂工人居住的瓦房或废弃工厂，但这些地方夏天并不通风，也没有安装空调的条件。最热的时候，景漂会开着摇头电风扇，汗涔涔地拉坯、上釉、画瓷。一些受不了热的景漂干脆像候鸟一样在最热的六七月离开景德镇。冬天也很难想象。“我刚来的时候这里还在下雪，地上是雪，下面是水，还没暖气，你能想象吗？”一个从北方来的景漂说道。 镏新的朋友张楠说，自己的工作室是瓷厂里面的豪华版，因为她有单独的厕所。不过前段时间下了好几场大雨，她租的平房地下开始渗水，漫到地面以上。
除了接单，景德镇的工匠对这些外来者不算特别友善。他们把手艺当做吃饭的本事，担心别人学去了抢他们的饭碗。即使能和外来人同一张桌子喝酒吃饭，也绝不会把他们带到自己的作坊里，或教他们一些什么。
唯一幸运的是爱可仁，因为他是外国人，工匠们倒愿意对他开放一点。爱可仁往往会先在酒桌上和这些工匠成为朋友，随后工匠们看到他的瓷器，就会主动教他一些东西。
不少景漂有摩托车，尽管会抱怨景德镇的街道太脏，没有逛街、买衣服和吃大餐的地方，但他们依旧喜欢在结束一天工作后骑着摩托车去遛弯。
90后的杨成或许是所有景漂中把工作室打理得最漂亮的一个。他有一个比室内空间还大的露天阳台，他在那儿摆了一张木质茶几，撑起一顶几乎能遮住整个阳台的白色遮阳棚，并在四周种满了花草。不工作时他会请朋友一起在阳台上喝茶，用他自己做的茶具。他不满足于做个艺术家，正和朋友筹划在一个废弃工厂里开家酒吧，专门接待从全国各地赶到景德镇做毕业设计的艺术生。
景德镇确实因为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发生着变化。
以前人们衡量瓷器好坏的标准是把它们放在灯下，看是否通透、形状是否规则。景漂却给了欣赏它们的另一角度。
镏新做的茶具是一些表面粗糙的不规则器皿，相比把瓷器做得精致透亮，他更想强调作品的实用性，并表达自己的理念。他的书架上放着一本讲西藏密宗的书，他说自己借鉴过藏传小乘佛教的感觉，因为它没有汉传的大乘佛教来得庄重。他受不少日本流派的影响，还会在朋友圈里分享日本摄影师山本昌南、艺术家井上有一的创作理念。
张楠则只做装饰性的作品，并不追求实用。这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女生留着齐刘海短发，左手臂内侧纹着一个自称是二维码的纹身。她并不喜欢主导景德镇制瓷价值观的“匠气”，她的作品有约半米长的门牙、将籽换成牙齿的陶瓷石榴、样子奇怪的青蛙和用陶瓷做的钩编。那组钩编作品5月时参过展，进美术馆、参加展览也是她为自己作品定下的出路。
工匠们至今仍然很难理解这些创作人的想法，接活时会问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但在收到报酬的同时，他们也慢慢习惯并依赖上了这种变化。
如今无论是创意市集还是小城里几条专门卖陶瓷的街，青花瓷、彩色雕塑都已经不再是主角。颜色更素的单色釉，外表更质朴的柴烧成了货架上的常见品，即使是青花，也只是零星地露出一点作为装饰，而非画满整个器皿。
李超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老师，从1997年开始便生活在这儿，见过一些甚至先于乐天陶社来小城的艺术家，每年都会接待不少景漂。他将这批景漂看做是景德镇“未来发展的希望”。
景德镇目前出产的瓷器大多只能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当人们有了艺术和精神上的追求，他们会想去欣赏并拥有一些更具创意的东西。
不过李超也承认这群人只是小众。景德镇在吸引创作者的同时，也启发了更多单纯把陶瓷作为生意的人。相比融入自己的设计理念，后者更倾向于在传统瓷器上加入经过市场检验的元素，比如画在盘子上的卡通图案、韩式的软陶装饰，陶瓷做的鲨鱼和装甲车摆设。
一些人习惯用“过度商业化”来形容这里。在发现有消费者喜欢柴窑烧制出的质朴感后，景德镇突然多出了上百座柴窑。陶瓷做的首饰和风铃受到了认可，人们又开始一窝蜂做它们，并通过机器批量制作，把原本手工制作的商品单价从40多元压低到了几元甚至几角。
这种跟风和仿制有时还会升级到偷窃。一次卢彬的工作室来了两个男士，当他们离开后，卢彬发现展示架上少了两个杯子。她说这种事情在景德镇太常见，她只能保证自己不会去做。
陶瓷学院也被这个氛围影响，学生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做瓷器生意而非上课上。一位学生向《第一财经周刊》抱怨道，一些老师在讲某个瓷器时，都会和学生讨论它是否会大卖。
这多少影响到了只想好好做创作的景漂，他们原本以为来小城的都是为了搞创作。生意人会给工匠更高的价钱，后者便会先做他们的订单，甚至提高对景漂的收费。大量参与者的涌入也抬高了景德镇的物价，爱可仁2008年租的房子租金已经从每月400元涨到了1600元，他做瓷用的釉也从每斤1元涨到了6元。
有一次爱可仁的北京朋友要来景德镇订做几十万个陶瓷大白，被他斥骂。“我说做这个东西为什么来景德镇，这不是浪费景德镇的材料吗。”他说道。
某种意义上，卢彬也是生意人。她有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作坊，和工匠有长期雇佣关系，作品也是批量制作。不过她的作品并没有跟风和仿制，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有时做2000个杯子最后只挑出来几个。
卢彬觉得做创作和做商品的景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大家也要生活，如果你做的瓷器不卖，你怎么生活？”他说。
乐天陶社发觉无法控制不断膨胀的商业化，这个曾经吸引年轻人来到景德镇的组织在今年的7月、8月两暂停它的创意市集。它的一份公告中说创意市集的初衷是鼓励年轻人创造更好的作品，但“好多人违背了这个初衷”“没有创作新作品的激情”。
6月27日是创意市集休市前的最后一期。尽管白天的最高温度有36摄氏度，但人们依旧把市集的过道挤得满满当当。摆摊的年轻人会在摊位上放一摞印有微信二维码的名片，并对询价的人一口气报出零售价和批发价两种价格。
也在这一天，爱可仁在上海准备自己的新展览。杨成去了车程一个半小时以外的婺源，他听说那里有个茶会，会展出一些更有创意的瓷器。镏新和房东签的是5年租约，而他甚至打算在这里待上10年。
那个抱怨老师在教某个瓷器会不会好卖的学生则说，自己毕业后一定会离开景德镇，因为实在受不了这里的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