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彤甫作为20世纪60年代新金陵画派中的重要代表，近几十年无论在研究还是文献中都很少被提及。检点余彤甫的绘画历程和作品，他在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山水画运动中属于以传统技法为主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典型人物，风格老辣苍劲、浑厚古雅中又有吴门派的恬静与秀美，新金陵画派中理应有其一席之地。本文从大时代中的群体意识对个人的塑造和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出发，对余彤甫的绘画类型和艺术特色进行研究。
　　关键词：群体意识；自我选择；二万三千里写生；写实主义
　　20世紀的中国绘画波澜壮阔，是历史上中国画变动最剧烈的时代，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画的生存发展境遇，体现了数代中国画家对时代的各种回应与对艺术的不同追求。艺术是时代的艺术，更是人的艺术，20世纪中国画的巨大变革首先透视的是艺术与时代，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化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国画演进变革及其价值实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20世纪初，伴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格局，西方文化吞噬式的涌入使得传统文化在短时间内措手不及，失去了招架之力。文化维新成为文化界的共识，在绘画领域，人们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靶子对准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画学至国朝衰败极矣”的论调甚嚣尘上，“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否定文人画，提倡院体画，用西方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成为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主张。但是，提倡美术革命的文化领袖们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蔡元培等，他们无一是中国画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们更多地从社会变革的立场推动文化、艺术的革新，难免有偏颇过激之弊。伴随着维新改良、民主革命、留学之风、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促使中国画内部自19世纪中期已有的批判四王、由吴门画派甚至北宗上追宋元的画学潜流，显现为从内部回归功力、造型、写实的尝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冲破四王藩篱乃至明清规格上溯宋元传统的多样化追求渐成气候。主持筹建故宫博物院前身（内务部古物陈列所）的金城，率先提出弘扬唐宋风格，革除四王流弊，北方画坛聚集了萧谦中、胡佩衡、溥儒、陈少梅等大批画家，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画坛金石写意派和四僧热相呼应。20世纪20到40年代的复古开新潮流于50年代遽然而止，新中国建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发生了重大转向，当时的艺术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强调艺术的“人民性”，艺术家们开始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成为画坛主流。新金陵画派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新金陵画派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绘画流派之一，其中的中坚人物大家都耳熟能详，傅抱石、钱松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张文俊，但对其他几位也颇具代表性的画家余彤甫、丁士青、张晋，却不太熟悉。以上九人被称为“新金陵画派九老”，是江苏省国画院的首批画家，他们共同奠定了江苏省国画院的历史地位，共同缔造了新金陵画派，共同开创了新金陵画派的艺术风格。
　　江苏省国画院专家们梳理和研究老一辈画院画家作品时，看到余彤甫、丁士青、张晋3位老先生留下的数百幅画作被深深震撼，认为余彤甫、丁士青、张晋的学术高度被明显低估，这3位先生，都参加了两万三千里写生，山水画作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艺术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他们是新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却几乎从未被提起，被遗忘数十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为弥补这一缺憾，2010年10月在江苏省国画工作团两万三千里写生活动50周年之际，江苏省国画院在新落成的江苏省美术馆新馆举办了新金陵画派遗页——余彤甫、丁士青、张晋艺术展，展出了3位画家半个世纪前创作的近200幅作品，让人们对新金陵画派有了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认识，这有益于美术界对新金陵画派学术研究的深入。同时国画院又把他们的作品选入出版的《江苏省国画院典藏新金陵画派作品集》中，并陆续对几位画家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著作单行本也将陆续出版。
　　余彤甫（1897年―1973年），江苏苏州人。别名彤父、昌炜，字彤甫、彤夫，后以字行。余彤甫具有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又有浓烈的时代烙印，艺术个性也十分鲜明。他擅长画实景，写生作品尤其多，江苏省国画院收藏其作品中写生占了绝大部分。他精研传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喜欢借用水彩画的手法，擅用中锋勾皴点染，落笔老辣苍劲，浑厚古雅，而于枯笔皴点尤见功力，莽莽苍苍中又有江南吴人的恬静与秀美。
　　一、群体意识与自我选择
　　1957年，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江苏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开启了新中国江苏绘画体制化的开端。1957年5月筹备委员会决议，聘请时年60岁的余彤甫和鲍娄先、何其愚、陈旧村、钱松喦为画师，顾伯逵、王琴舫、龚铁梅、丁士青、费新我、张晋、魏紫熙为副画师，宋文治、叶矩吾为助理画师。余彤甫被聘任为最高级别的画师，这说明余彤甫在当时的风格已经很成熟，并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
　　从余彤甫的职业经历来看，他做过中学老师，上海美专、社教学院美术系等学院教授，还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美术编辑，苏州美协副主席、文联执委，这些职业经历为他的人生积累了丰富的阅历，给他的绘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进入江苏省国画院时60岁，已经是苏州画坛有相当影响力的成熟画家。江苏省国画院成立后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两万三千里写生，为了从长远角度培养一支中国画创作队伍，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本着“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的初衷，1960年9月15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江苏国画工作团从南京出发，同年12月回到南京。写生团由13人组成，以江苏省国画院8人为主体，代表了当时江苏国画的最强力量，傅抱石、亚明、魏紫熙、宋文治、钱松嵒、余彤甫、丁士青、张晋，还有几位艺术院校的教师和学生。 　　写生团带着探索“中国画传统笔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论题，从南京出发，途经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眉山、重庆、三峡、武汉、长沙、韶山、广州等，共6省10余市，全程二万三千余里。沿途访问、参观、写生、创作、交流，历时3个月，写生、创作了大批山水画，完全从现实中取材，极大改变了以往山水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靠程式来完成“造境”和营造“丘壑”的创作方法，拓展了山水画的表现空间，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力。
　　原來主要在书斋中创作的艺术家们，真正进入到名山大川，对祖国的壮丽山河、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有了切身直观的感受，在激情壮志的驱动下创作了一系列有真情实感的艺术作品。写生团到达三门峡时，已初步建设起控制黄河的大坝，大坝已关闸蓄洪，水库清平如镜，碧绿能见底。历朝历代治理黄河的梦想在新中国建立10年后就真正实现了，这不得不说是个伟大的奇迹。坐落在坡地上的工地由高而低前后数百米，高压电线纵横交错，各种汽车、推车来往如梭，耸立在大坝上的大吊车吊装混凝土向大坝浇灌，机器轰鸣声、工人喊声、大坝流水声响彻整个黄土工地。写生团见此情此景无不被深深感动，情绪振奋。傅抱石、钱松嵒、余彤甫等在工地上下来回观察，时而凝视宏伟大坝，时而仰首凝思，时而瞭望黄河，时而环视阡陌，或各自寻找角度画速写，心潮澎湃，激动难以自抑。一个民族刚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正在寻求政治变革和经济上的发展，新中国喷发出的无穷力量，人民当家做主的干劲是这个时代的写照。余彤甫连续数日不知疲倦地忙着观察、画速写，并在思考着如何表现眼前这一切。他以写生为基础，创作了《三门峡工地》。作品着力呈现三门峡建设工程的宏伟壮观，画面中现代化的标志物林立，列车冒着浓烟隆隆而过，远处群山莽莽。画中出现了非常多平行的直线和垂直的线条，如同一幅场地记录图像。1962年余彤甫又根据写生作品和回忆创作了另一幅《三门峡工地》，主题依然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构图与1960年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更加注重艺术性和创意性的表达。近景群山绵延，造成视觉上的堵塞感，表现三门峡工地建设环境之艰难；中景大片留白表现江水浩渺；远景依然是群山连绵。画面形成椭圆形的合围，将三门峡工地包围在其中，凸显三门峡建设在重重困难包围中的伟大贡献。这样的作品，凭借主观想象是创作不出来的，唯有实地观察、体验、记录，才能够描绘得契合实际。虽然这样的作品往往社会记录的价值超过其艺术性，但体验是升华的基础，只有大量的写生、实录、观察、体验，才能从量变到质变，创作出具有艺术高度的作品。
　　二万三千里跨越祖国山河的万里写生，行万里路，壮游天下，目的是反映山河新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从写生成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目的。一路上写生团反复开会研讨，真正从思想深处思考中国画应该如何去表现时代和生活。这是当时的群体认识，对画家们的触动特别大。余彤甫说：“回顾过去作画有三种毛病，第一‘思想顾虑’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号召国画家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也下乡下厂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尝试，万一失败，岂不见笑于人？第二是‘笔墨束缚’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惯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亲相知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尽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因为受笔墨的束缚，却变化不大。第三是‘贪多、讨好’病。见什么画什么，什么都往画上堆，艺术主题不突出；唯恐别人说画得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有意无意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自己原有水平。”[1]通过这样的思想交流和讨论，画家们敞开心扉，主动将自己的短处示人，大家一起诊断，一起探讨解决方案，然后在写生中又一一实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探讨，共同进步，切实把绘画与时代、生活紧密结合。他们把体验落实到纸面上，表现新中国大好河山，塑造着新中国的文化取向和时代精神。
　　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是新金陵画派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期间及稍后，画家们创作了大量作品，开启了为山河立传的重要篇章，其后举办的美协江苏分会国画工作团写生画展，展出作品283件。1961年中国美协和江苏分会主办的山河新貌——江苏国画家写生作品展览展出作品150幅，确立了新金陵画派的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创作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中国画的文化观念，强化社会的人对自然的主宰，突出人类的历史与现实在自然环境中留下的印迹，不再以“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个体的精神在大自然中的逍遥，而以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征服自然、改变自己命运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中国画“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指出改革的关键是把“从来与现实生活游离的国画艺术拉到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道路上来”，是“艺术与劳动人民结合”。傅抱石撰文指出“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
　　二、余彤甫的艺术类型与特色
　　新金陵画派确立了“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的艺术创作思想：以“变”为主题的一个中心——“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以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点的四个基本点——自觉的创新意识，辩证的民族意识，高尚的人文精神，激情的写意精神。这些在新金陵画派领军人物傅抱石的文章和著作中有所表述，也逐渐成为新金陵画派共同的艺术主张。 　　从余彤甫现存的作品来看，基本都是山水画，但是与古代文人山水画多寄寓个人化的情感不同，这时期的山水画承担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命题，几乎都不是为了表现山水而画山水，都是通过山水表达更加社会化的命题和情感。余彤甫早年拜山水画家樊少云（名浩霖）为师，喜欢作仿古山水，临仿吴门画派文徵明早年山水几可乱真。余彤甫的早期山水画，喜用小笔，笔触细密，层次清晰，章法稳妥，颇似其师。后来常把传统笔墨皴点结合西洋水彩画晕染法，作品温情、恬淡、平易、清新。20世纪50年代后，大量写生，眼界开阔，笔墨也随之奔放。一破当年“善绘小幅，妙趣横生”之称誉，创作出一批气势磅礴、落笔大度、用墨苍秀、境界清新的长图巨嶂。
　　余彤甫的山水画大致分五种类型。
　　（一）通过山水的描绘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如《长江万里图》《新苏州》《三门峡工地》等，这一类作品很多。《新苏州》，表现新中国建立后苏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虎丘附近作为表现对象。余彤甫说：“我们新的风景画，不但是单纯的画山峰河水，画郊原的景色，还要画都市的景色，其间充满生活的气息。新的山水画一定要反映人民的生活，才有价值。”[2]作为苏州人的余彤甫对家乡的变化最有发言权。画面车水马龙，游人如织，采取全景式的俯瞰构图，公共汽车与竹筏，传统苏州老建筑与现代建筑，招展的红旗，奔驰的货车，到处张贴悬挂标志社会主义建设的横幅。道路与河流穿插，更远的空间被描绘出来，纵深感倍增，一切都昭示着苏州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近景右下角几棵树木，以浓淡相间的墨色点染氤氲而出，用笔灵动跳跃，与画面大片规整的建筑形成对比，糅合了画面的整齐感，增添了活泼气息，体现了新苏州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新气息、新面貌。
　　（二）通过描绘山水表现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精神，如《采石》《河边》《灵岩山下麦收忙》等等。余彤甫的创作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采石》图即作于此时期。此画取法古意，有横笔侧锋直扫的斧劈皴，又有中锋散锋俱下的乱柴、披麻，山石先用线条勾勒，再用浓淡相兼的水墨反复皴擦，着力刻画山石的坚硬与峻拔，用笔肯定，笔触清晰，赋色清雅。构图独特，近景巨石耸立，欲堵还疏，两峰之间留出空间，透过两峰空隙，中景地势平缓处石工们忙碌不歇，又分为采石、制作、运输等相连贯、呼应的几组，十分生动，是深入生活体验之后的高度写实创作，有极强的趣味性和生活代入感。中景背后一层石山，延展至远景，几处危峰峭立挺拔。画面着力营造环境之难、之险，突出人定胜天的力量。
　　（三）表现红色革命根据地或者其他红色题材，有《红岩》《长沙烈士公园》《韶山》等。《红岩》作于1960年11月，是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所作。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莅临红岩40日。《红岩》生动简率与快捷粗疏并存，以道路引导画面，道路从左下角向画面右侧推进到边缘，又迂回向左，到画面左侧后又以S形向画面远景伸展，在道路尽头通向红顶白墙的房子，正是红岩主旨所在。蜿蜒的道路两侧，各种树木林立，近景古树以阔笔写意，以苍劲的线条勾勒出树干轮廓和裸露的树根，以湿笔快速点染出叶子，中景树木叶子则以相对干的笔墨勾勒，远景树木轮廓模糊，以湿笔淡墨晕染而成，使得画面层次分明，浓淡得宜。
　　（四）通过山水描绘，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悠闲幸福的生活，如《游园会》《香雪海》《栖霞山》等。《游园会》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幅，余彤甫以宏阔的视角描绘了气氛热烈的游园会全貌，以蜿蜒的水上游廊作为主线展开，游廊环绕画面一周，游廊上到处是人，拥挤喧腾。近景敲锣打鼓、举旗行進的队伍把整幅画的动势向右移动，观众的视点也跟随画家的画笔纵览全局，仿佛置身其中。近景最右侧的大红光荣榜，画面上的横幅：“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万岁”， 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广场上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红旗周围的四条小彩旗，人们手中挥舞的红旗，游廊栏杆上遍插的红旗，营造出了浓郁热烈的气氛。树木作为掩映、分割、点缀，松针用笔老辣醒目，一笔一笔勾画，树叶有双勾，有点染，或精细，或洒脱。观此画可得出结论：余彤甫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现实主义画家。
　　（五）表现优美壮丽的湖光山色，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如《太华西峰》《西陵峡》《紫云峰》《汤口清秋》等。《太华西峰》描绘的就是华山西峰壁立千仞、临渊万丈的险峻。近景左边一峰突起，旁边杂树丛生，右边几块巨石堆叠，间隙有人走动。画面向前推进有一平台上房舍几间，灰瓦白墙，朱红大门，很是喜庆，房前小院有两组游人凭栏观景，平台上几株姿态各异的小松树风姿特秀。远景一峰戾天，就是西峰。整体画面采取的高远构图使得西峰显得尤其险峻峭拔。用笔狂放，西峰纵笔竖扫，迅捷痛快，树木点染或浓或淡，或严谨或洒脱，非常有节奏感。整幅作品色彩以水墨和赭石为主，人物衣服和房屋点缀以亮色。作品既有博大雄浑的意境，亦有精致的细节，堪称佳作。余彤甫这一类作品中佳作颇多。
　　从余彤甫的几类作品来看，都是用传统与创新的艺术语言记录时代、歌颂新中国建设的成就、歌颂劳动者、表现祖国的大好山河，有很多是写生作品。在写生方法上，余彤甫与同时代的画家一样在观物即景的方式、对自然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在写生与创作中，余彤甫将中西写生观念和方法进一步融合，有时借用西方绘画焦点透视法和水彩画技法表现，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在表现方法上追求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继承性和借鉴性的统一，在对山川景物和笔墨语言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山水画意境的锤炼与营造等方面也有积极主动的拓展创新，这一切造就了余彤甫新山水画图式的面貌。同时，余彤甫山水画中的题材也是同时代画家们的经典题材，他们共同营造了鲜明的时代意境。与此相应， 余彤甫们的山水画的语言图式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笔墨风格嬗变、色彩的嬗变与象征性运用、构图和透视的探索与嬗变等几个方面，山水画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趋向宏大、阳刚、明朗、浑厚，成功地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图式的转型。
　　20世纪60年代是新金陵画派的创作全盛期，新金陵画派群体确实创造出了数量惊人的优秀作品，为山河立传，为时代书写赞歌，为民族奋发精神，但是也要看到，这一时期在改造国画的历程中，随着绘画功能与受众的改变，作品集中围绕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几乎都是画社会主义之景、抒革命人民之情的山水画，这一方面史无前例地突破了山水画的题材内容，另一方面也给山水画发挥更全面的功能，表现更丰富的精神世界造成一定束缚。艺术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反思中前进，艺术功能既可以经世致用，又可以精神超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绘画界开始反思五六十年代绘画与政治关联过于紧密导致的绘画发展弊端，有意识地疏离改造山河为特点的政治意识，而致力于在大山大水中灌注沉雄博大的民族文化精神。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1]黄名芋.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二万三千里写生实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101.
　　[2]余彤甫.怎样画山水[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