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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谭其骧先生以其三十年时间之久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鸿篇巨制和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地理研究的后来者而蜚声海内外。
笔者出身历史学，虽不是历史地理专业，但求学期间即已知先生大名。前几年在山西高校工作时，课余喜搜地方文献、乡党故事以及一些已故学者、知名文化人与山西之间的渊源。说来也巧，近来在为另一篇文章搜集材料时发现谭其骧有一篇题为《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省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以下简称《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2期《晋阳学刊》。从副标题不难判断，谭先生改革开放之初曾来过山西，而以下文字也由此引出。
首先需要究问的是，谭其骧一生之中来过几次山西，上述来晋讲学是否乃唯一一次。据其生前高足葛剑雄教授所讲，谭其骧自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所写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页）。换言之，如能看到这些日记内容，当能对谭其骧在晋期间的活动有一个更为详尽的了解，但由于目前已经出版的《谭其骧日记》一书只包括“土改日记”（1951.10.27—1952.02.05）、“京华日记”（1955.02.11—1956.08.22，1956.10.12—1957.01.13）和“文革日记”（1966.05.06—1970.12.31），改革开放年代的日记内容则付之阙如，尚待公布，因此也就只能根据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对于谭其骧此次来晋略事钩沉，尽管这还很不完整。
在谭其骧的诸多学生中，葛剑雄对乃师生平和学术的介绍可谓不遗余力，由其所编的《谭其骧先生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可谓缩减版年谱。若以1949年为界，逐条比对《年表》，并辅以同为葛剑雄所著之《谭传》，可以确定的是，谭其骧在1949年前确未来过山西，和山西学术文化界的交集不太多，这或许也和他当时的学术和生活重心在北京、上海和杭州三地有关。相比之下，1949年以后，谭其骧的主要工作就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因为此，也才有更多机会在全国各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和参与各种类型的专题会议，同时也利用考察、会议的间歇与所在地学术界人士进行广泛讨论，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文史研究者来说，能够聆听谭其骧的报告或讲座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意味着至少已经进入当地学术“圈子”，无疑有助于自身的学术进阶。
《年表》中所记自1969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图工作恢复之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活动定格在1975年5月，谭其骧在这一年随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考察敦煌和新疆。7月，前往承德参加北部边疆省区文物考古工作座谈会，作《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也是他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稿，后同名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1976年9月，参加复旦大学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1977年，前往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进行历史地理考察。
如再算上校内指导学生，不难想见，谭其骧“文革”结束前后的行程非常频密，一定程度上或也加重身体负担，导致其在1978年2月1日突发脑血栓，住院一年有余，自此便半身不遂。1980年，前往北京出席中国史学会代表会，其后西进太原出席《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担任副主编和《历史地理》分册主编，该辞典也是1979年全国史学工作会议所决定的重要项目（《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组：《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这是现今所能找到资料中第一次记载谭其骧到山西，也还是和作為其老本行的历史地理有直接关联（葛剑雄：《谭其骧与工具书》，《辞书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3页）。
1981年，谭其骧二度入晋。先是在5月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7月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首次评议会，并被批准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博士生导师，随后去太原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作《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资料不可轻信》报告，被列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学术论文与经验材料总目》首篇文章，后于《中国地方志通讯》（现名《中国地方志》）1981年第5、6两期连载，可见大会对谭其骧到来及其报告内容的重视程度。
笔者查找有关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资料得知，成立大会召开于1981年7月25日—8月1日，地点即在山西省城太原，且首届理事会的暂设联络处也设在太原，首任会长为山西籍历史学家梁寒冰，谭其骧和方国瑜、张中、侯仁之、傅振伦、廖沫沙等六人被选为该会学术顾问。除谭其骧之外，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湖北省方志馆副馆长朱士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等人也在这次会议上先后做了学术性发言（可参见《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也就是在留并（太原古称并州）期间，谭其骧还接受山西史学会的邀请，在山西大学作了一场专题报告，这也就是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地点在今天的山西大学。时任山西史学会会长为著名地方历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史学会理事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1907—1994）先生。之所以会讲这样一个题目，估计主要也是和在山西有关，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肯定得考虑受众的熟识度。况且，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时期，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各地文史学者的思考“热点”，而谭其骧所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正好就具备这个功能。
翻看这篇文章，首先给人感觉文风与报告的性质很吻合，并不符合时下所通行的学术规范，也与谭其骧其他一些艰深之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与谭其骧同辈的诸多老先生在1980年代大多采用类似今天学术讲座的形式来阐发观点，笔者较为熟悉的世界史学界前辈吴于廑先生也是如此。就内容来说，此文主要是回顾了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曾经有过好几次，山西在全国，至少在黄河流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其重要性有过于今天的山西”（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第2页）。接下来，谭其骧就从远古时代开始谈起，他认为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大一统和唐宋五代、明清之际晋商的兴盛都是历史上山西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表现，并进一步总结“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第6页），这主要和山西相对于周边河南、河北和陕西关中地区而言的居高临下地势，且历史上在山西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又多为少数民族，民风极为强悍，战斗力也很强之故。
然而在文章末段，谭其骧回到现实，不忘提醒在座：“今天的山西不可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因为全国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山西也再不会成为黄河流域农业上的重心了，因为和平时期高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总比不上平原优越。但是山西今后还是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因为山西煤最多，铁很多，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山西煤、铁工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全国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第8页）
近年来，虽然整个山西都在想着怎样发展经济，如何面对“后煤炭时代”，但谭其骧的这番话表明不仅是中央政策规划和山西官民自身的定位，外界对于山西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印象除了煤铁这些“硬件”之外再无其他，似乎只要按时按质做好煤铁供应即可。毕竟是学者，谭其骧的评述相对还是较为中肯、平实的，而他的内中深意也不言自明——当一个地方完全依赖天地之所赐时，尽管一定时期内不无辉煌，但其衰败是必然的。
斯人已逝、时移势易，包括谭其骧在内的文中所提学者皆已作古，当年的听讲者大多也应到了古稀之年。作为今人，纪念之外更要活出自我，敢于面对当下棘手难题。如同谭其骧文中所说，自1981年以后的30年间，山西的发展路径确实是“一煤独大”，重点发展煤化工业，但老天爷似乎跟山西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而35年之后再来回看谭其骧的这篇文章，心中更多的是一份沉重和无奈！
笔者出身历史学，虽不是历史地理专业，但求学期间即已知先生大名。前几年在山西高校工作时，课余喜搜地方文献、乡党故事以及一些已故学者、知名文化人与山西之间的渊源。说来也巧，近来在为另一篇文章搜集材料时发现谭其骧有一篇题为《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省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以下简称《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的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2期《晋阳学刊》。从副标题不难判断，谭先生改革开放之初曾来过山西，而以下文字也由此引出。
首先需要究问的是，谭其骧一生之中来过几次山西，上述来晋讲学是否乃唯一一次。据其生前高足葛剑雄教授所讲，谭其骧自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所写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4页）。换言之，如能看到这些日记内容，当能对谭其骧在晋期间的活动有一个更为详尽的了解，但由于目前已经出版的《谭其骧日记》一书只包括“土改日记”（1951.10.27—1952.02.05）、“京华日记”（1955.02.11—1956.08.22，1956.10.12—1957.01.13）和“文革日记”（1966.05.06—1970.12.31），改革开放年代的日记内容则付之阙如，尚待公布，因此也就只能根据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对于谭其骧此次来晋略事钩沉，尽管这还很不完整。
在谭其骧的诸多学生中，葛剑雄对乃师生平和学术的介绍可谓不遗余力，由其所编的《谭其骧先生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可谓缩减版年谱。若以1949年为界，逐条比对《年表》，并辅以同为葛剑雄所著之《谭传》，可以确定的是，谭其骧在1949年前确未来过山西，和山西学术文化界的交集不太多，这或许也和他当时的学术和生活重心在北京、上海和杭州三地有关。相比之下，1949年以后，谭其骧的主要工作就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正因为此，也才有更多机会在全国各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实地考察和参与各种类型的专题会议，同时也利用考察、会议的间歇与所在地学术界人士进行广泛讨论，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文史研究者来说，能够聆听谭其骧的报告或讲座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意味着至少已经进入当地学术“圈子”，无疑有助于自身的学术进阶。
《年表》中所记自1969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图工作恢复之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活动定格在1975年5月，谭其骧在这一年随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考察敦煌和新疆。7月，前往承德参加北部边疆省区文物考古工作座谈会，作《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也是他在这次会议中的发言稿，后同名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1976年9月，参加复旦大学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1977年，前往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进行历史地理考察。
如再算上校内指导学生，不难想见，谭其骧“文革”结束前后的行程非常频密，一定程度上或也加重身体负担，导致其在1978年2月1日突发脑血栓，住院一年有余，自此便半身不遂。1980年，前往北京出席中国史学会代表会，其后西进太原出席《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担任副主编和《历史地理》分册主编，该辞典也是1979年全国史学工作会议所决定的重要项目（《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组：《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这是现今所能找到资料中第一次记载谭其骧到山西，也还是和作為其老本行的历史地理有直接关联（葛剑雄：《谭其骧与工具书》，《辞书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3页）。
1981年，谭其骧二度入晋。先是在5月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7月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首次评议会，并被批准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博士生导师，随后去太原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作《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资料不可轻信》报告，被列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学术论文与经验材料总目》首篇文章，后于《中国地方志通讯》（现名《中国地方志》）1981年第5、6两期连载，可见大会对谭其骧到来及其报告内容的重视程度。
笔者查找有关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资料得知，成立大会召开于1981年7月25日—8月1日，地点即在山西省城太原，且首届理事会的暂设联络处也设在太原，首任会长为山西籍历史学家梁寒冰，谭其骧和方国瑜、张中、侯仁之、傅振伦、廖沫沙等六人被选为该会学术顾问。除谭其骧之外，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湖北省方志馆副馆长朱士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等人也在这次会议上先后做了学术性发言（可参见《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也就是在留并（太原古称并州）期间，谭其骧还接受山西史学会的邀请，在山西大学作了一场专题报告，这也就是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地点在今天的山西大学。时任山西史学会会长为著名地方历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史学会理事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1907—1994）先生。之所以会讲这样一个题目，估计主要也是和在山西有关，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肯定得考虑受众的熟识度。况且，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时期，如何利用历史资源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各地文史学者的思考“热点”，而谭其骧所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正好就具备这个功能。
翻看这篇文章，首先给人感觉文风与报告的性质很吻合，并不符合时下所通行的学术规范，也与谭其骧其他一些艰深之文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与谭其骧同辈的诸多老先生在1980年代大多采用类似今天学术讲座的形式来阐发观点，笔者较为熟悉的世界史学界前辈吴于廑先生也是如此。就内容来说，此文主要是回顾了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曾经有过好几次，山西在全国，至少在黄河流域，占有突出的地位，其重要性有过于今天的山西”（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第2页）。接下来，谭其骧就从远古时代开始谈起，他认为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大一统和唐宋五代、明清之际晋商的兴盛都是历史上山西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表现，并进一步总结“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第6页），这主要和山西相对于周边河南、河北和陕西关中地区而言的居高临下地势，且历史上在山西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的又多为少数民族，民风极为强悍，战斗力也很强之故。
然而在文章末段，谭其骧回到现实，不忘提醒在座：“今天的山西不可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因为全国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山西也再不会成为黄河流域农业上的重心了，因为和平时期高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总比不上平原优越。但是山西今后还是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因为山西煤最多，铁很多，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山西煤、铁工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全国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第8页）
近年来，虽然整个山西都在想着怎样发展经济，如何面对“后煤炭时代”，但谭其骧的这番话表明不仅是中央政策规划和山西官民自身的定位，外界对于山西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印象除了煤铁这些“硬件”之外再无其他，似乎只要按时按质做好煤铁供应即可。毕竟是学者，谭其骧的评述相对还是较为中肯、平实的，而他的内中深意也不言自明——当一个地方完全依赖天地之所赐时，尽管一定时期内不无辉煌，但其衰败是必然的。
斯人已逝、时移势易，包括谭其骧在内的文中所提学者皆已作古，当年的听讲者大多也应到了古稀之年。作为今人，纪念之外更要活出自我，敢于面对当下棘手难题。如同谭其骧文中所说，自1981年以后的30年间，山西的发展路径确实是“一煤独大”，重点发展煤化工业，但老天爷似乎跟山西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而35年之后再来回看谭其骧的这篇文章，心中更多的是一份沉重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