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是实体经济部门。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所以，当我们主要依赖的欧美市场由于危机后“去杠杆化”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自然就会因为信用能力受到严重的约束而不断地萎缩。于是，外商投资的减少和市场消费能力的下滑使得中资企业的出口利润大幅度下滑，拖累了很多以中国市场业务为主的企业利润，这就必然影响了中国银行业以商业贷款为主的经营模式。在国家财政拉动的投资计划出台之前，银行对企业的惜贷行为十分明显。尤其是处于寒冬的中小企业，即使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倾斜，也很难从银行那里得到和大企业一样的贷款条件。为此，部分社会人士和企业家纷纷指责中国银行业没有社会责任感，受利益驱动。
　　问题总有其两面性。中国银行业自股份制推出以来，一直尝试拓展个人信贷业务。新世纪初，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银行尝到了个人信贷业务的甜头，甚至忘记了它与商业信贷完全不同的风险特征，以至放松了对信贷风险的监控力度，出现了过度贷款现象，从而积累了很大的信用风险。幸好，去年的宏观调控把银行业从泡沫资产的风口浪尖上拖了回来。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国银行业看到了源于美国房贷市场的全球金融危机，受到了国家监管部门提高风险控制的严格指示。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金融危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复苏，由于市场信心的缺失和我们制度转向的慎重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且，房地产业的下滑或复苏会牵连到很多相关产业，甚至影响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大众社会的和谐！所以，重新激活房地产业，以此推动内需的扩大战略就成了领导部门近来的工作重点。可是，我们还是看到银行业对7折利率的降息政策“不以为然”，迟迟没有推出细则，即使后来出台了操作方法，也让老百姓感到这些措施都带有“歧视性”。甚至有些专家建议引入完全竞争的机制，打破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只有这样，才能让银行充分“让利”给广大需要资金的消费者。
　　


　　那么，“保守”、“图利”的特征是否就是中国银行业固有的顽疾呢？打破这种“弊端”是否真的需要政府强有力地去干预呢？政府是否应该尽最大的力度去向银行业引入完全竞争的机制呢？笔者想说的是，当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能规避它所面临的高风险，当中国制造业需要银行以稳定和持久的资金来保持它们低成本的融资以实现他们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要求银行去“冒险”、去“无条件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首先，银行的资金来源是吸收存款，放出贷款，如果不注意存贷的平衡，不注意自己内部充足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当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要求银行和经济像繁荣时期那样放出高风险的贷款是不符合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的。具体而言，最近企业的利润在下降，如果银行此时要求它们按时还款，这反而会增加不良贷款的规模。于是，他们此时往往会牺牲自己的流动性，而不得不维持贷款的良好“质量”，以期待经济复苏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从而也能使未来的贷款质量得以改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业对企业新增贷款需求的惜贷行为，尤其在缺乏规避风险能力的条件下，是不得已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厌恶风险”的自我保护行为（因为存量贷款目前已经无法大量收回，如果再不控制新增贷款，那么，流动性就会下降得十分明显）。同样，今天银行业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上，对7折贷款利率持保留态度或增加附加条件的“异常”做法（往往要求存款增加，或追求贷款规模以提高利息收入来缓解存量贷款质量下降的问题），也是它们对待利率风险的一种“转嫁”战略。如果此时要求政府去强制银行进行“无条件”地放贷，那么，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比如流动性，比如债务的违约率等）就可能积累在银行的内部而无法释放。
　　其次，银行业需要竞争，但竞争过度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反而却因为银行体系资产质量的下降而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银行危机会在顷刻间就可以将繁荣时期看上去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特征变得荡然无存。银行存在的关键，就是能够运用它的专业技术去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需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如果竞争过度，“息差”不断缩小，最后以至于不能覆盖掉信息生产的成本，那么，由于没有充分地对贷款人的信用进行有效的评估，就会造成贷款的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直到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危机爆发。美国次贷市场信贷的无限膨胀已经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危机防范和管理的课程。
　　第三，要提高银行的服务质量，关键是要提高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中国银行业的贷款过于集中、单调，而且，管理风险的能力比较落后，从一开始的条例监管（监管部门对出了问题的贷款结构立刻管制，这就导致银行不会主动根据自己的客户对象的信用质量来开展高质量的服务）到资本监管（不管什么业务都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过8%，但结果是银行的业务创新活动超过了银行这种保守的抗风险能力），我们的银行业都显得很被动——很容易出现紧缩政策时银行资金积压过度，而且付息压力增加，但一旦政策放松，银行贷款规模就会急剧膨胀，直到过热为止的不正常现象（最近4万亿财政方案出台后银行业的贷款增长很猛，虽然在流动性危机的时候，这是好现象，但以前银行政策放松后的冲动型贷款问题曾经屡屡发生，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目前，美国监管部门已经对他们自身更为“高级”的风险监管模式在进行反思，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对健康的金融体系渗透得如此深，关键就是目前的管理模式缺乏对内部人的激励监管，以至于让“内部人”（聪明人；提供服务者）滥用金融创新欺诈了“局外人”（无知者；接受服务者）。虽然，中国更主要的问题是银行体系释放和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匮乏，而不是放大和转嫁风险所需要的那种滥用金融创新的问题，但是，滥放贷款的信用风险本质没有不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银行业在危机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谨慎贷款行为（甚至看上去有点不公平）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此，为了解决目前大众不能普遍地享受降息的利好条件的问题，政府应该更多地想方设法去“承担”银行的贷款风险，而不是强制银行不顾自身的流动性和战略投资者的意见去盲目放款，更不应该在缺乏规避风险的市场环境中，去盲目引入竞争机制以求得降低贷款成本的效果。否则，贷款质量的下降会滋生我们已经花了大力气才好不容易解决的不良资产的问题。具体而言，政府可以牵线搭桥，甚至提供财政补贴去让更多的保险公司加入到银行这种降息项目中来，甚至容许银行针对这种降息贷款开展适度的“资产证券化”活动以保证自己内部充足的流动性。
　　总之，要想让我们的银行业提高服务的质量，除了服务理念、服务态度和操作方法和国际一流银行接轨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像世界顶级银行那样，提高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的金融创新能力。否则，中国银行业就会无法遮盖掉“东施效颦”的丑态，结果，因为没有控制好信用质量，盲目放款，所以就必然会造成不良资产的“死灰复燃”——最终，银行既不可能服务好购买它金融产品的客户，也不可能肩负起对提供给自己宝贵资金的储户应有的责任感。不管怎样，一味要求银行开展降低门槛的“让利”服务，并以此作为衡量银行经营的效率指标，那么，这种形式上的“效率”提高实际上是对大众不负责任的表现；同样，一味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来改善银行效率，过度竞争所积累的金融风险如果没有能力去控制，那么，就很有可能会破坏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而顷刻间就可以让“效率”的状态土崩瓦解。但是，如果注意方法，注意风险控制，那么，效率的提高完全有可能会强化金融体系的稳定，这种在风险控制基础上所形成的“效率”才是至高无上的。一句话，中国银行业要想打一场让大家满意的翻身仗，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控制风险的金融创新活动上。（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