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经长征到西北后，面临政策调整的艰巨任务。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期，鉴于德、意、日等国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英、法、美及苏联都在调整政策，在相互提防的同时，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壮大作为外交政策重要内容。共产主义运动对这种调整的经典术语即统一战线。
　　苏联国家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共产国际尤其是中国。1935年8月，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此即通称的《八一宣言》。该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内外政策开始向民族统一战线方向迅速转化。
　　谈判序幕
　　《八一宣言》起草之后，共产国际立即派张浩回国，传达新精神。11月，张浩辗转到达陕北。12月，根据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新精神，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由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规定中共目前阶段的策略路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中共政治路线重大转变自此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确认。
　　中共的政策调整和国民党方面正在做出的重大转变相对应。面对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部分化倾向滋长的新形势，南京政府也在力谋顺应之道。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9日蒋介石到会发表对外关系演说，强调：“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与牺牲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表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开始严正面对向日方摊牌的可能，这是国民党对日政策渐变的重要一环。
　　南京国民政府政策转变的关键步骤是寻求与中共调整关系，以谋求解除中共武装力量为前提，提出共产党问题的“政治解决”设想。1935年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年驱逐毛泽东主匪于川滇之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徐残匪虽未肃清，然已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窜扰宁远，而鄂西肖、贺亦不能负隅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之特点也。至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东北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强也。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蒋心目中红军已不是主要对手，进退拿捏，完全可以从政治角度行之。
　　但对中共的处理，离不开苏联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935年底，蒋介石特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探询联合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示陈立夫等在国内设法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
　　莫斯科方面，邓文仪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信，请他们代转王明，表达希望与中共秘密会谈的意向，未有回音。邓再求助于与中共关系密切的胡秋原，希望能转达与王明接洽的信息。中共代表团接信后，指派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名义与邓见面。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拉开第二次国共谈判的序幕。
　　
　　艰难推进
　　1月17日和22日，中共代表团由王明出面，与邓文仪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邓文仪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表示中共可以派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双方商定，中共代表潘汉年与邓文仪一道，于1月25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南京。
　　莫斯科的谈判，一直在蒋介石遥控之中。1月22日，就在邓文仪与王明于莫斯科进行第二次会面当天，蒋介石在南京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蒋介石一再向苏方提出：“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
　　对蒋介石的要求，鲍格莫洛夫拒不松口，答复说此属中国内政，不宜插手。由于得不到苏方帮助控制中共的承诺，蒋介石紧急致电邓文仪，命他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国共在莫斯科的接触急刹车。
　　当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实现高层接触的同时，国内通过多条管道展开的接触也在进行。1936年1月，国共两党秘密使者谌小岑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进行接触，谌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思，希望红军改编、协助联苏、助蒋统一抗日。周小舟则要求国民党方面开放民主自由、立即抗日、释放政治犯。谈判未取得结果。
　　几乎在谌、周接触的同时，宋子文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分别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委托他们去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2月底，董、张二人抵达陕北，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陕北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方面的试探做出积极回应。1936年3月，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代表中共中央表态，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并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五项原则，请董健吾回上海复命。又通过张子华来回于陕北、西安、南京、广州之间，传递中共中央、周恩来与张学良、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之间的信件。此后，因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境内，国共在山西交手，双方接触陷入僵局。
　　东征结束后，国共间的试探继续进行。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主张“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7月至8月间，共产国际接连电示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抗日反蒋”、以“西北大联合”对抗南京政府的计划，坚持主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必须包括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反对支持各地军阀的反蒋行动。此后，中共公开放弃“抗日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为国共谈判奠定基础。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 　　
　　再调整
　　中共政策再次进行大调整之际，国民政府的政策变化也在继续。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就政府对日外交方针作出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蒋介石还强调：“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蒋介石在此明确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出了“最低限度”的界定。
　　5月中旬，鉴于东征山西的中共部队撤回陕北，国共间紧张关系渐趋缓和，两党又一次寻求接近。隶属陈果夫兄弟政系的曾养甫与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重开谈判。7月，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共同在“谈话记录草案”签字，这是两党第一个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8月底、9月初，周恩来两次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表示愿意外出商谈。
　　两广事变后，曾养甫出面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潘汉年随即携带周恩来信件与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从陕北赴上海。10月8日、14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致电，向南京当局表明谈判应以不再进攻红军和立即准备抗日为前提。继而告知，由潘汉年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先作初步谈判。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会见潘汉年，代表蒋介石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潘汉年立即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不过，中共没有就此结束谈判，正如此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解决，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只调个别人去南京做官。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不同，但表面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现实。
　　12月初，潘汉年和陈立夫又会谈两次。陈立夫作些许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宁方编遣，红军保留3万人，但其根本立场没有改变，仍坚持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组织。
　　中共方面不得不明确表示：“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否则，“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国共两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接触、谈判，由于两党多年的分隔，直至西安事变前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两党代表的初步接触，打破了双方长期对立的僵局，接通了联系渠道，增加了相互了解，由于有这一切，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共间的谈判才不会显得那么突兀。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