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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Management》和《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三大权威旅游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旅游研究的51篇文献进行了综述，确认了现状分析、旅游政策、旅游开发与规划、基础研究、出境旅游以及旅游与政治等六大研究主题，并对每一主题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探讨了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中国；旅游研究；文献分析；国际期刊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3－0090－07
1、导言
我国的旅游研究从无到有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历程，应该说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国内以《旅游学刊》、《旅游科学》、《桂林旅专学报》、《旅游管理》(人大复印资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等为代表的专业性旅游学术期刊已经发展到数10家，开辟了旅游研究专栏的学术期刊更是不胜枚举。仅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近5年收录的信息来看，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旅游相关论文就有8000余篇。旅游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稳步增长。尽管成绩斐然，笔者认为，现时的中国旅游研究仍迫切需要解决“走出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我国的旅游研究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闭门修炼”的发展路子；虽然自成体系，但由于在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旅游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无法充分展现给外界，学术交流十分有限。在不久前的“新亚洲改变世界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中，著名旅游学者克里斯·赖安(Chris Ryan)教授和阿拉斯塔·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教授均委婉地指出，从国际旅游研究的进程来看，中国的旅游研究仍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对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贡献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期望相去甚远。这样的评价切实反映了中国旅游研究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比例严重偏低的现状。语言当然是中国旅游研究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但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邻近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英语也均不是母语，但基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高水平国际论文却大大多于中国内地，这一事实明显与我国旅游大国的身份不符。
事实上，对于中国旅游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近几年国内学者讨论颇多，特别是《旅游学刊》的笔谈栏目，为此议题提供了极佳的交流平台。保继刚(2005)[1]认为，国内旅游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规范的缺失，阻碍了研究成果的比较、评估和交流，并且在研究观念上将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划等号的现象很突出。肖洪根(2005)[2]认为，国内旅游研究“钟情微观”、“小题大作”得还很不够，对休闲、游憩研究的忽视很异常，并且尚没有建立起一套研究范式。谢彦君(2003)[3]指出，中国的旅游研究容易形成所谓的热点，而且热点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学术界自然而生的研究需求；在功利性的驱使下对研究主题缺乏深入发掘的热情和动力，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张宏梅和陆林(2005)[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间发表的465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定性研究是中国旅游研究的主导范式，而且基本只是处于传统定性阶段。这些意见或建议引人深思。
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将对国际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刊载的与中国相关的旅游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显然，选取中国学者熟知和擅长的中国旅游研究为着眼点，有利于国内学者体会国际与国内研究差异，迅速把握该领域学术前沿，明晰论文撰写思路与方法，从而能够在相对更短的时期内产出优秀研究成果，提升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本文分析的研究文献全部来自国际公认的三大权威旅游期刊，即《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以下简称ATR)、《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以下简称TM)和《旅行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以下简称JTR)。这三家刊物在历次的旅游学术期刊排名中均跻身前三名(Sheldon，1990；Pechlaner et al，2004；McKercher，2006)[5-7]，其中ATR和TM是全球仅有的两家进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旅游期刊，代表了该领域最高的学术水平。研究文献具体包括1978年至今发表在这三大刊物上以中国旅游为研究对象的所有论文(但不包括短篇通讯类文章)。文献检索以“中国(China)”和“中国的／中国人(chinese)”为通用检索词，涉及多个数据库。ATR和TM上的相关文献通过Elsevier Science全文数据库进行收集。JTR上的文献首先通过Leisure Tourism．com数据库进行检索，然后从Sage Journals Online数据库下载全文，部分无电子版的文章则通过图书馆的过刊库获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供分析的文献必须以研究中国旅游为主，并且排除了基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研究。遵循上述步骤和标准，最终笔者甄选出了51篇文献，其中ATR12篇，TM29篇，JTR10篇。可以看出，TM对中国旅游研究比较欢迎。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大致发展历程，本文也统计出了所选文献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分布(表1)。从文献的时期分布来看，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壮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旅游的关注也相应增多，尤其是最近10年，文献数量有显著增长。
3、文献分析
笔者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上述51篇文献进行了归类，确认了其中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6大主题，即现状分析、旅游政策、旅游开发与规划、基础研究、出境旅游以及旅游与政治等(表2)。
3．1现状分析
这类主题研究的特征是“就事论事”，着重于探讨中国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追溯这些问题的历史成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或对策。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国内外学者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例如，高和张(Gao，Zhang，1983)[8]、韦萨尔等(Uysal et al，1986)[9]以及张(zhang，1989)][10]叫从宏观层面分别回顾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情况，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向外界展现了我国旅游业蓬勃增长的形势，并普遍地将 其成功归于旅游定位由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的转变。特别地，奥迪特(Oudiette，1990)[11]详细考察了我国开发国际旅游市场的经验及影响。杰弗里和谢(Jeffrey，Xie，1995)[12]根据度假活动需求与倾向将中国入境旅游的英国市场进行了细分。张(Zhang，1997)[13]M介绍了我国国内旅游的兴起背景、1990—1996年间的发展情况、增长的有利条件以及市场特征等，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除了整个旅游业，具体的旅游产业部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蔡和格伊(choy，Gee，1983)[14]、蔡和茨安(Choy，Can，1988)[15]对我国的旅行社业的发展历史、组织结构与服务流程进行了深入介绍。刘和刘(Liu，Liu，1993)[16]对我国的酒店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我国建立酒店评级系统的必要性，认为其标准和方法有望成为改善服务质量、强化行业管理的有效工具；通过与国际流行的美国汽车协会钻石评定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国内评价系统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改进建议。
此外，也有数篇文献介绍了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情况。例如，莫(Mok，1985)[17]考察了海外游客在广州的消费特征，发现港澳游客的人均花费大大低于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国游客，但其总量所占份额却很大。明格斯和刘(Mings，Liu，1989)[18]回顾了西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明确了各种主要问题与利好因素，并对西安如何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提出了独到见解。图普丝(Toops，1993)[19]研究了手工艺品与新疆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发现国际旅游使得新疆的手工艺发展成旅游和民族手工艺两种类型，这种形式和功能上的双重性和市场与资源的双重性相一致。赵(zhao，1994)[20]研究了在黑龙江正在兴起的中俄商贸旅游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现有有关现状分析的研究集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而最近10年此类研究在ATR、TM和JTR这三大旅游刊物上已经很少出现。这表明，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外界了解中国旅游业发展情况的途径已经非常畅通，这一主题研究的历史作用与价值正在逐渐淡去。
3．2旅游政策
旅游政策研究一直是中国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个主题着重于分析以国家旅游局为代表的决策层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决策与各种干预行为，特别关注国家有关旅游的大政方针及其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等。
提斯戴尔和文(Tisdell，Wen，1991)[21]讨论了中国试图通过入境旅游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具体分析了中国在赚取外汇方面对入境旅游的依赖及风险、政府管理旅游产业发展的能力以及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邹(Chow，1988)[22]分析了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粤港旅游发展的新形势和政策推动因素。作者认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大规模发展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产物，而暂时面临的许多问题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索菲尔德和李(Sofield，Li，1998)[23]分析了中国的旅游开发与文化政策的关系，认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传统保护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由于目标不一致而成为国家不安定的因素；由于发展旅游事业对三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因而成为中国政府协调三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张等(Zhang et al，1998)[24]系统总结了中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在发展国际(入境)旅游方面所发挥的各种重要功能，即企业经营、行业规范、投资刺激、海外营销、部门协调、人才教育与培训等，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持续介入，中国旅游“奇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刘和沃尔(Liu，Wall，2005)[25]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力资本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足够的重视，现有的教育与培训项目大多只是面向大型旅游企业，而没有满足小型企业以及创业方面的需求。作者呼吁在人力资源开发上不能一味地以服务国际游客为中心，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国内游客市场。曲等(Ou et al,2005)[26]特别地研究了政府管制与所有权结构对中国旅游业市场导向的影响，选取了酒店和国际旅行社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12个假设，大部分得到了支持。总的发现是，政府管制对市场导向形成的影响非常重要，合适的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的获取是预测市场导向程度的最主要因子。杰克逊(Jackson，2006)[27]探讨了中国西部发展旅游业对于平衡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的重要战略意义，认为中国西部旅游发展起来的关键是能够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有效途径是开发企业集群。肖(Xiao，2006)[28]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旅游的讲话归纳总结成6大类，即资源和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人力资源、旅游基础设施、管理／经营／企业家精神、市场营销、政策／规划／行政管理等，并分析了其讲话对中国旅游开发、政策形成与实施的深远影响。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旅游政策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国际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这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并没有充分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政策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比如，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许多重大旅游法规、政策和战略在三大刊物上尚未有研究涉及，如“黄金周”、人世与外资准入、专题旅游推广、行业诚信建设、绿色旅游饭店创建等，这些政府主导的活动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具备较大的研究价值。不少区域性的旅游政策也非常值得关注，比较典型的如大湄公河次流域地区旅游合作、珠江三角洲旅游圈等。
3．3旅游开发与规划
与宏观意义上的旅游政策不同，开发与规划更多地是关注社区或景区层次的旅游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的社区旅游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赖等(Lai et al，2006)[29]研究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旅游规划难以贯彻实施的现象，通过分析一个具体的案例确认了7个主要原因，即规划文本本身的疏漏、规划前期背景调查和分析不充分、规划对未来预期不准、规划人员欠缺实际经验、规划制定者与规 划实施者存在意见分歧、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人才流失等。王和沃尔(Wang，Wall，2007)[30]以海南某一景区为例探讨了因旅游开发而引发的移民搬迁现象。分析表明，中国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与决策方式，无法有效处理好其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与问题，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或不和谐因素。为此，作者建议将移民工程细化到更具体的职能部门，并且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综合性行政小组来强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充分参与决策过程是当地社区受益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但是，基于我国的一些案例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李(Li，2006)[31]通过四川九寨沟生态旅游的开发实践表明，当地社区居民虽然没有深度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但仍然能够广泛受益。文章结合中国实际归纳了4个原因：保护区的制度保证，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管理，国家或集体拥有所有权，在开发早期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应和周(Ying，Zhou，2007)[32]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文章从社区参与的角度考察了西递和宏村两个乡村文化旅游景区的旅游开发情况，着重于理解其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总结出了一种全新的社区参与模式一公社模式。作者认为，公社模式是一个权衡了民主理念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现实的折中方案，它可以保证社区居民基本的利益分享权，并对属于更高层次的决策参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的影响也是开发与规划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肖(Xiao，1997)[33]的研究发现，虽然厦门与泉州在社会现象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在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旅游与休闲的统一上却呈现出较大的特征差异。尼奥普安等(Nyaupane et a1，2006)[34]比较了两个村庄旅游冲击的异同，发现在妇女赋权、生活改善、民族文化复兴等方面情况很相似，而在儿童失学、色情业兴起、地方控制权丧失、血缘与社区纽带弱化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不同。作者用“地方参与管理的水平”与“游客数量/类型”两个因素很好地解释了上述差异。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生态旅游现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提斯戴尔(Tisdell，1996)[35]探讨了生态旅游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总结了生态旅游在我国的性质和主要特征；作者谨慎地指出，我国的生态旅游开发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李(Li，2004)[35]运用PSR模型(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针对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设计了一套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管理指标体系，并给出了管理对策。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王(Wang，1997)[37]以北京为例讨论了正在兴起的胡同旅游，说明本土房屋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这种旅游形式有助于传播地方文化，减少现代化对地方习俗和传统房屋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满足游客对真实性的追求。
过去10年，我国经历了一轮旅游规划的高潮。在规划文本逐渐程式化的情况下，各地的旅游开发也呈现出千篇一律的趋势，这种表面上的模式单一掩盖了实际开发活动的多样性，特别是在社区或草根层次。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只揭示了这种多样性非常有限的内容。笔者建议，未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而且需要特别关注社区群众自发性的旅游开发行为，这样才能发现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在社区参与方面，除了关注利益分配这个核心问题外，也要研究社区参与和当地旅游业竞争力培育之间的关系。
3．4基础研究
这里所指的基础研究特指使用中国相关的数据来创建、验证或应用某些旅游基础理论或为其积累论据与事实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或发现实际上超越了中国的应用范畴。显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研究，对完善旅游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直接贡献。
格奥和张(Go，Zhang，1997)[38]、张和邹(Zhang，Chow，2004)[39]将市场学中的IPA方法(即重要性－绩效分析)引入到了旅游研究中。前者用其分析、评价了北京作为国际会议中心的重要程度以及客观条件，结果显示北京仅在住宿选择面这一点上达到要求，而在其他许多重要方面不太令人满意。后者运用IPA方法从中国大陆游客的角度对香港的导游服务水平进行了系统评价，发现在服务大陆游客的过程中，香港导游在业务素质、可靠性和语言能力方面表现良好，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显不足。吴和蔡(Wu，Cai，2006)[40]提出了ReBAM(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概念，并用此考察了上海市民赴郊区进行休闲活动以及为适应这种需求而进行的游憩与旅游开发的空间特征。作者分析后认为，国内需求的增长、政策驱动的供给和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形成ReBAM的主要决定因素。陈和黄(Chan，Wong，2006)[41]开发了一套变量用于预测酒店采纳IS014001的意向和行为，并利用港澳以及内地一些酒店的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徐等(Hsu et al，2006),sup>[42]考察了外部意见对游客出行决策的影响，并以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为例，发现大多数人都会遵循亲朋好友的参考意见，而旅行社在这方面影响则相对较小。金等(Kim et al，2006)[43]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了影响中国酒店顾客在线预订倾向的决定因素，并评价了顾客对现行在线预订服务系统的满意度。结果显示，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中国的酒店顾客可能将更少依赖酒店品牌和价格，而更多地注重信息需求和在线安全。为了研究宏观商业环境与旅游企业经营效益的相互关系，陈(Chen，2007)[44]选取了6家中国台湾旅游上市公司和9家大陆旅游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而且相互之间是正向加强关系。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是否会对游客的购物动机与满意度存在调节效应?常等(Chang et al，2006)[45]以中国台湾观光客在大陆购物为数据依托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顾客服务导向的销售行为对产品品种、产品质量和购物习惯存在正面的调节效应，而产品推销导向的销售行为对产品质量、独特性／高价值以及不可获取性存在负面的调节效应。金等(Kim et al，2007)[46]研究了亚洲地区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倾向，并特别地调查和比较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 的情况。
中国的旅游业规模大，内容多样，而且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中，可以为各种基础研究提供丰富的所需数据。内地学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多开展比较前沿、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工作。
3．5 出境旅游
近10年，我国的出境旅游发展迅猛，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屈和李(Qu，Li，1997)[47]通过调查研究了赴中国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的总体特征及满意度。为了确定解释大陆游客赴港旅游需求的外生变量，屈和林(Qu，Lam，1997)[48]考察了1984－1995年间的统计数据，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签证难易程度是解释大陆游客赴港旅游需求的最主要因子。张和林(zhang，Lam，1999)[49]从“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研究了大陆游客赴港动机。结果显示，看稀奇、探亲访友、长见识是最大的推力因素，而中国香港对大陆游客的友好、易进人性和城市交通系统发达是最大的拉力因素。郭等(Guo et al，2006)[50]回顾和分析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开展旅游的情况，发现游客的双向流动很不平衡，从台湾地区来看“出多进少”。作者认为旅游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两岸旅游的前景是广阔的，但需要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并且解决好诸如交通、政治和文化等问题。金等(Kim et al，2005)[51]从我国潜在出境旅游者的角度探讨了一些主要海外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竞争力，并且为每个目的地国家在这一目标市场中的定位战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安全”和“风景美”是大陆居民选择海外旅游目的地的最重要决策因素，而且在大陆游客眼中，新加坡和泰国、日本和韩国、埃及和德国的目的地形象比较接近。
虽然目前关于出境旅游的文献较少，但不久的将来这一主题必将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与游客相关的出游动机研究仍会受到广泛关注，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将被纳入分析；目的地营销研究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从目前的以“游前”调查为主逐步转向研究我国出境游客的“游中”甚至“游后”行为；此外，与出境游相关的一些重大决策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如中国与加拿大的旅游贸易谈判、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等。
3．6旅游与政治
旅游与政治关系密切。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旅游能够发挥一定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对旅游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研究对这两方面均有所涉及。
舒扎特(Schuchat，1979)[52]对比了中国与美国接待来访文化交流宾客的方式、方法。研究发现，虽然两国在游程的组织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游程的内容与形式却非常相似。魏等(Wei et al，1989)[53]以赴中进行科学交流访问的美国专家的亲身感受总结出了4种中美文化冲突的根源，即双方各自的文化优越感、因语言和组织不力而产生的交流问题、服务质量低下以及生活方式差异等。施瓦兹(Schwartz，1991)[54]剖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西藏骚乱中游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功能，发现游客自发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网络成为了向外界收集和提供有关骚乱信息的主要来源。里克特(Richter，1983)[55]探讨了中国放开大众旅游与停止执行选择性、限制性国外准入制度的政治目标及可能的结果，总结了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市场导向的成本结构比大多数非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流行；理应没有阶级的社会却存在鲜明的游客等级；游程选择的广泛、自由与限制游客与国人接触的现象并存。作者指出，虽然中国新的旅游政策几乎没有带来多少政治利益，但中国的旅游业却成功地避免了许多社会和经济成本。政治事件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研究集中于天安门事件。罗荷尔(Roehl，1990)[56]研究了天安门事件后海外旅行代理商对中国的态度。加特纳和沈(Gartner，Shen，1992)[57]探讨了天安门事件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余(Yu，1992)[58]为中国旅游业如何尽快摆脱天安门事件的阴影、开拓新市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政治功能一度是我国发展旅游业的核心，但近30年更强调的则是旅游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相比之下，各种政治事件对我国旅游业的冲击却是日益明显和频繁，代表了这一主题研究的主流。
4、结语
本文首次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进行了内容综述，通过分析《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和《旅行研究杂志》这三大权威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旅游问题的51篇文献，确认了现状分析、旅游政策、旅游开发与规划、基础研究、出境旅游以及旅游与政治等六大研究主题，并对每一主题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显然，中国旅游研究的兴起为国内学者走向世界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正如前文所言，本文有利于国内学者体会国际与国内研究差异，迅速把握学术前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受研究资源的限制，供本文分析的文献全部采自ATR、TM和JTR这三个期刊，而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更多相关研究成果被忽略了。其二，出于结构清晰的需要，本文对所有文献按研究主题进行了归类，但这些主题并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一篇文献与两个甚至更多研究主题相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三，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综述，而更多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不得不被“忍痛割爱”，如研究方法分析和作者分析。这些局限或问题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收稿日期]2006－11－12；[修订日期]2007－01－08
[作者简介]李星群(1974－)，女，四川眉山人，广西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企业管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赵伟兵(1978－)，男，湖北仙桃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Haskayne商学院世界旅游教育与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旅游与发展问题。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廉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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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旅游研究；文献分析；国际期刊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3－0090－07
1、导言
我国的旅游研究从无到有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历程，应该说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国内以《旅游学刊》、《旅游科学》、《桂林旅专学报》、《旅游管理》(人大复印资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等为代表的专业性旅游学术期刊已经发展到数10家，开辟了旅游研究专栏的学术期刊更是不胜枚举。仅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近5年收录的信息来看，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旅游相关论文就有8000余篇。旅游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是我国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稳步增长。尽管成绩斐然，笔者认为，现时的中国旅游研究仍迫切需要解决“走出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我国的旅游研究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闭门修炼”的发展路子；虽然自成体系，但由于在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旅游研究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无法充分展现给外界，学术交流十分有限。在不久前的“新亚洲改变世界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中，著名旅游学者克里斯·赖安(Chris Ryan)教授和阿拉斯塔·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教授均委婉地指出，从国际旅游研究的进程来看，中国的旅游研究仍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对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贡献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期望相去甚远。这样的评价切实反映了中国旅游研究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中比例严重偏低的现状。语言当然是中国旅游研究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但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邻近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英语也均不是母语，但基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高水平国际论文却大大多于中国内地，这一事实明显与我国旅游大国的身份不符。
事实上，对于中国旅游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近几年国内学者讨论颇多，特别是《旅游学刊》的笔谈栏目，为此议题提供了极佳的交流平台。保继刚(2005)[1]认为，国内旅游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规范的缺失，阻碍了研究成果的比较、评估和交流，并且在研究观念上将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划等号的现象很突出。肖洪根(2005)[2]认为，国内旅游研究“钟情微观”、“小题大作”得还很不够，对休闲、游憩研究的忽视很异常，并且尚没有建立起一套研究范式。谢彦君(2003)[3]指出，中国的旅游研究容易形成所谓的热点，而且热点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学术界自然而生的研究需求；在功利性的驱使下对研究主题缺乏深入发掘的热情和动力，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张宏梅和陆林(2005)[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间发表的465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定性研究是中国旅游研究的主导范式，而且基本只是处于传统定性阶段。这些意见或建议引人深思。
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将对国际高水平学术杂志上刊载的与中国相关的旅游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显然，选取中国学者熟知和擅长的中国旅游研究为着眼点，有利于国内学者体会国际与国内研究差异，迅速把握该领域学术前沿，明晰论文撰写思路与方法，从而能够在相对更短的时期内产出优秀研究成果，提升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本文分析的研究文献全部来自国际公认的三大权威旅游期刊，即《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以下简称ATR)、《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以下简称TM)和《旅行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以下简称JTR)。这三家刊物在历次的旅游学术期刊排名中均跻身前三名(Sheldon，1990；Pechlaner et al，2004；McKercher，2006)[5-7]，其中ATR和TM是全球仅有的两家进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旅游期刊，代表了该领域最高的学术水平。研究文献具体包括1978年至今发表在这三大刊物上以中国旅游为研究对象的所有论文(但不包括短篇通讯类文章)。文献检索以“中国(China)”和“中国的／中国人(chinese)”为通用检索词，涉及多个数据库。ATR和TM上的相关文献通过Elsevier Science全文数据库进行收集。JTR上的文献首先通过Leisure Tourism．com数据库进行检索，然后从Sage Journals Online数据库下载全文，部分无电子版的文章则通过图书馆的过刊库获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供分析的文献必须以研究中国旅游为主，并且排除了基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研究。遵循上述步骤和标准，最终笔者甄选出了51篇文献，其中ATR12篇，TM29篇，JTR10篇。可以看出，TM对中国旅游研究比较欢迎。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大致发展历程，本文也统计出了所选文献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分布(表1)。从文献的时期分布来看，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壮大，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旅游的关注也相应增多，尤其是最近10年，文献数量有显著增长。
3、文献分析
笔者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上述51篇文献进行了归类，确认了其中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6大主题，即现状分析、旅游政策、旅游开发与规划、基础研究、出境旅游以及旅游与政治等(表2)。
3．1现状分析
这类主题研究的特征是“就事论事”，着重于探讨中国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追溯这些问题的历史成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或对策。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国内外学者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例如，高和张(Gao，Zhang，1983)[8]、韦萨尔等(Uysal et al，1986)[9]以及张(zhang，1989)][10]叫从宏观层面分别回顾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情况，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向外界展现了我国旅游业蓬勃增长的形势，并普遍地将 其成功归于旅游定位由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的转变。特别地，奥迪特(Oudiette，1990)[11]详细考察了我国开发国际旅游市场的经验及影响。杰弗里和谢(Jeffrey，Xie，1995)[12]根据度假活动需求与倾向将中国入境旅游的英国市场进行了细分。张(Zhang，1997)[13]M介绍了我国国内旅游的兴起背景、1990—1996年间的发展情况、增长的有利条件以及市场特征等，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除了整个旅游业，具体的旅游产业部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蔡和格伊(choy，Gee，1983)[14]、蔡和茨安(Choy，Can，1988)[15]对我国的旅行社业的发展历史、组织结构与服务流程进行了深入介绍。刘和刘(Liu，Liu，1993)[16]对我国的酒店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我国建立酒店评级系统的必要性，认为其标准和方法有望成为改善服务质量、强化行业管理的有效工具；通过与国际流行的美国汽车协会钻石评定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国内评价系统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改进建议。
此外，也有数篇文献介绍了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情况。例如，莫(Mok，1985)[17]考察了海外游客在广州的消费特征，发现港澳游客的人均花费大大低于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国游客，但其总量所占份额却很大。明格斯和刘(Mings，Liu，1989)[18]回顾了西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明确了各种主要问题与利好因素，并对西安如何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提出了独到见解。图普丝(Toops，1993)[19]研究了手工艺品与新疆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发现国际旅游使得新疆的手工艺发展成旅游和民族手工艺两种类型，这种形式和功能上的双重性和市场与资源的双重性相一致。赵(zhao，1994)[20]研究了在黑龙江正在兴起的中俄商贸旅游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现有有关现状分析的研究集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而最近10年此类研究在ATR、TM和JTR这三大旅游刊物上已经很少出现。这表明，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外界了解中国旅游业发展情况的途径已经非常畅通，这一主题研究的历史作用与价值正在逐渐淡去。
3．2旅游政策
旅游政策研究一直是中国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个主题着重于分析以国家旅游局为代表的决策层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决策与各种干预行为，特别关注国家有关旅游的大政方针及其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等。
提斯戴尔和文(Tisdell，Wen，1991)[21]讨论了中国试图通过入境旅游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具体分析了中国在赚取外汇方面对入境旅游的依赖及风险、政府管理旅游产业发展的能力以及中国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邹(Chow，1988)[22]分析了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粤港旅游发展的新形势和政策推动因素。作者认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大规模发展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产物，而暂时面临的许多问题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索菲尔德和李(Sofield，Li，1998)[23]分析了中国的旅游开发与文化政策的关系，认为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传统保护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由于目标不一致而成为国家不安定的因素；由于发展旅游事业对三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因而成为中国政府协调三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张等(Zhang et al，1998)[24]系统总结了中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在发展国际(入境)旅游方面所发挥的各种重要功能，即企业经营、行业规范、投资刺激、海外营销、部门协调、人才教育与培训等，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持续介入，中国旅游“奇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刘和沃尔(Liu，Wall，2005)[25]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力资本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足够的重视，现有的教育与培训项目大多只是面向大型旅游企业，而没有满足小型企业以及创业方面的需求。作者呼吁在人力资源开发上不能一味地以服务国际游客为中心，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国内游客市场。曲等(Ou et al,2005)[26]特别地研究了政府管制与所有权结构对中国旅游业市场导向的影响，选取了酒店和国际旅行社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12个假设，大部分得到了支持。总的发现是，政府管制对市场导向形成的影响非常重要，合适的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的获取是预测市场导向程度的最主要因子。杰克逊(Jackson，2006)[27]探讨了中国西部发展旅游业对于平衡地区间经济水平差距的重要战略意义，认为中国西部旅游发展起来的关键是能够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实现这一转变的有效途径是开发企业集群。肖(Xiao，2006)[28]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旅游的讲话归纳总结成6大类，即资源和环境保护、教育／培训／人力资源、旅游基础设施、管理／经营／企业家精神、市场营销、政策／规划／行政管理等，并分析了其讲话对中国旅游开发、政策形成与实施的深远影响。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旅游政策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国际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这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并没有充分挖掘出中国特色的政策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比如，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许多重大旅游法规、政策和战略在三大刊物上尚未有研究涉及，如“黄金周”、人世与外资准入、专题旅游推广、行业诚信建设、绿色旅游饭店创建等，这些政府主导的活动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具备较大的研究价值。不少区域性的旅游政策也非常值得关注，比较典型的如大湄公河次流域地区旅游合作、珠江三角洲旅游圈等。
3．3旅游开发与规划
与宏观意义上的旅游政策不同，开发与规划更多地是关注社区或景区层次的旅游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中国的社区旅游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赖等(Lai et al，2006)[29]研究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旅游规划难以贯彻实施的现象，通过分析一个具体的案例确认了7个主要原因，即规划文本本身的疏漏、规划前期背景调查和分析不充分、规划对未来预期不准、规划人员欠缺实际经验、规划制定者与规 划实施者存在意见分歧、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人才流失等。王和沃尔(Wang，Wall，2007)[30]以海南某一景区为例探讨了因旅游开发而引发的移民搬迁现象。分析表明，中国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与决策方式，无法有效处理好其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与问题，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或不和谐因素。为此，作者建议将移民工程细化到更具体的职能部门，并且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综合性行政小组来强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充分参与决策过程是当地社区受益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但是，基于我国的一些案例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李(Li，2006)[31]通过四川九寨沟生态旅游的开发实践表明，当地社区居民虽然没有深度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但仍然能够广泛受益。文章结合中国实际归纳了4个原因：保护区的制度保证，具有代表性的精英管理，国家或集体拥有所有权，在开发早期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应和周(Ying，Zhou，2007)[32]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文章从社区参与的角度考察了西递和宏村两个乡村文化旅游景区的旅游开发情况，着重于理解其中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总结出了一种全新的社区参与模式一公社模式。作者认为，公社模式是一个权衡了民主理念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现实的折中方案，它可以保证社区居民基本的利益分享权，并对属于更高层次的决策参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的影响也是开发与规划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肖(Xiao，1997)[33]的研究发现，虽然厦门与泉州在社会现象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在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旅游与休闲的统一上却呈现出较大的特征差异。尼奥普安等(Nyaupane et a1，2006)[34]比较了两个村庄旅游冲击的异同，发现在妇女赋权、生活改善、民族文化复兴等方面情况很相似，而在儿童失学、色情业兴起、地方控制权丧失、血缘与社区纽带弱化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不同。作者用“地方参与管理的水平”与“游客数量/类型”两个因素很好地解释了上述差异。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生态旅游现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提斯戴尔(Tisdell，1996)[35]探讨了生态旅游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总结了生态旅游在我国的性质和主要特征；作者谨慎地指出，我国的生态旅游开发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李(Li，2004)[35]运用PSR模型(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针对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设计了一套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管理指标体系，并给出了管理对策。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王(Wang，1997)[37]以北京为例讨论了正在兴起的胡同旅游，说明本土房屋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这种旅游形式有助于传播地方文化，减少现代化对地方习俗和传统房屋的负面影响，并且能够满足游客对真实性的追求。
过去10年，我国经历了一轮旅游规划的高潮。在规划文本逐渐程式化的情况下，各地的旅游开发也呈现出千篇一律的趋势，这种表面上的模式单一掩盖了实际开发活动的多样性，特别是在社区或草根层次。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只揭示了这种多样性非常有限的内容。笔者建议，未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而且需要特别关注社区群众自发性的旅游开发行为，这样才能发现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在社区参与方面，除了关注利益分配这个核心问题外，也要研究社区参与和当地旅游业竞争力培育之间的关系。
3．4基础研究
这里所指的基础研究特指使用中国相关的数据来创建、验证或应用某些旅游基础理论或为其积累论据与事实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或发现实际上超越了中国的应用范畴。显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研究，对完善旅游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直接贡献。
格奥和张(Go，Zhang，1997)[38]、张和邹(Zhang，Chow，2004)[39]将市场学中的IPA方法(即重要性－绩效分析)引入到了旅游研究中。前者用其分析、评价了北京作为国际会议中心的重要程度以及客观条件，结果显示北京仅在住宿选择面这一点上达到要求，而在其他许多重要方面不太令人满意。后者运用IPA方法从中国大陆游客的角度对香港的导游服务水平进行了系统评价，发现在服务大陆游客的过程中，香港导游在业务素质、可靠性和语言能力方面表现良好，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显不足。吴和蔡(Wu，Cai，2006)[40]提出了ReBAM(大城市环城游憩带)的概念，并用此考察了上海市民赴郊区进行休闲活动以及为适应这种需求而进行的游憩与旅游开发的空间特征。作者分析后认为，国内需求的增长、政策驱动的供给和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形成ReBAM的主要决定因素。陈和黄(Chan，Wong，2006)[41]开发了一套变量用于预测酒店采纳IS014001的意向和行为，并利用港澳以及内地一些酒店的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徐等(Hsu et al，2006),sup>[42]考察了外部意见对游客出行决策的影响，并以内地居民赴港旅游为例，发现大多数人都会遵循亲朋好友的参考意见，而旅行社在这方面影响则相对较小。金等(Kim et al，2006)[43]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了影响中国酒店顾客在线预订倾向的决定因素，并评价了顾客对现行在线预订服务系统的满意度。结果显示，随着网络使用的普及，中国的酒店顾客可能将更少依赖酒店品牌和价格，而更多地注重信息需求和在线安全。为了研究宏观商业环境与旅游企业经营效益的相互关系，陈(Chen，2007)[44]选取了6家中国台湾旅游上市公司和9家大陆旅游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而且相互之间是正向加强关系。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是否会对游客的购物动机与满意度存在调节效应?常等(Chang et al，2006)[45]以中国台湾观光客在大陆购物为数据依托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顾客服务导向的销售行为对产品品种、产品质量和购物习惯存在正面的调节效应，而产品推销导向的销售行为对产品质量、独特性／高价值以及不可获取性存在负面的调节效应。金等(Kim et al，2007)[46]研究了亚洲地区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动机与学习倾向，并特别地调查和比较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 的情况。
中国的旅游业规模大，内容多样，而且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中，可以为各种基础研究提供丰富的所需数据。内地学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多开展比较前沿、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工作。
3．5 出境旅游
近10年，我国的出境旅游发展迅猛，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屈和李(Qu，Li，1997)[47]通过调查研究了赴中国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的总体特征及满意度。为了确定解释大陆游客赴港旅游需求的外生变量，屈和林(Qu，Lam，1997)[48]考察了1984－1995年间的统计数据，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签证难易程度是解释大陆游客赴港旅游需求的最主要因子。张和林(zhang，Lam，1999)[49]从“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研究了大陆游客赴港动机。结果显示，看稀奇、探亲访友、长见识是最大的推力因素，而中国香港对大陆游客的友好、易进人性和城市交通系统发达是最大的拉力因素。郭等(Guo et al，2006)[50]回顾和分析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开展旅游的情况，发现游客的双向流动很不平衡，从台湾地区来看“出多进少”。作者认为旅游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两岸旅游的前景是广阔的，但需要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并且解决好诸如交通、政治和文化等问题。金等(Kim et al，2005)[51]从我国潜在出境旅游者的角度探讨了一些主要海外旅游目的地国家的竞争力，并且为每个目的地国家在这一目标市场中的定位战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安全”和“风景美”是大陆居民选择海外旅游目的地的最重要决策因素，而且在大陆游客眼中，新加坡和泰国、日本和韩国、埃及和德国的目的地形象比较接近。
虽然目前关于出境旅游的文献较少，但不久的将来这一主题必将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与游客相关的出游动机研究仍会受到广泛关注，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将被纳入分析；目的地营销研究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从目前的以“游前”调查为主逐步转向研究我国出境游客的“游中”甚至“游后”行为；此外，与出境游相关的一些重大决策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如中国与加拿大的旅游贸易谈判、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等。
3．6旅游与政治
旅游与政治关系密切。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旅游能够发挥一定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政治事件对旅游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研究对这两方面均有所涉及。
舒扎特(Schuchat，1979)[52]对比了中国与美国接待来访文化交流宾客的方式、方法。研究发现，虽然两国在游程的组织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游程的内容与形式却非常相似。魏等(Wei et al，1989)[53]以赴中进行科学交流访问的美国专家的亲身感受总结出了4种中美文化冲突的根源，即双方各自的文化优越感、因语言和组织不力而产生的交流问题、服务质量低下以及生活方式差异等。施瓦兹(Schwartz，1991)[54]剖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西藏骚乱中游客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功能，发现游客自发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网络成为了向外界收集和提供有关骚乱信息的主要来源。里克特(Richter，1983)[55]探讨了中国放开大众旅游与停止执行选择性、限制性国外准入制度的政治目标及可能的结果，总结了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市场导向的成本结构比大多数非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流行；理应没有阶级的社会却存在鲜明的游客等级；游程选择的广泛、自由与限制游客与国人接触的现象并存。作者指出，虽然中国新的旅游政策几乎没有带来多少政治利益，但中国的旅游业却成功地避免了许多社会和经济成本。政治事件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研究集中于天安门事件。罗荷尔(Roehl，1990)[56]研究了天安门事件后海外旅行代理商对中国的态度。加特纳和沈(Gartner，Shen，1992)[57]探讨了天安门事件对中国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余(Yu，1992)[58]为中国旅游业如何尽快摆脱天安门事件的阴影、开拓新市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政治功能一度是我国发展旅游业的核心，但近30年更强调的则是旅游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相比之下，各种政治事件对我国旅游业的冲击却是日益明显和频繁，代表了这一主题研究的主流。
4、结语
本文首次对国外中国旅游研究进行了内容综述，通过分析《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和《旅行研究杂志》这三大权威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旅游问题的51篇文献，确认了现状分析、旅游政策、旅游开发与规划、基础研究、出境旅游以及旅游与政治等六大研究主题，并对每一主题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显然，中国旅游研究的兴起为国内学者走向世界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正如前文所言，本文有利于国内学者体会国际与国内研究差异，迅速把握学术前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受研究资源的限制，供本文分析的文献全部采自ATR、TM和JTR这三个期刊，而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更多相关研究成果被忽略了。其二，出于结构清晰的需要，本文对所有文献按研究主题进行了归类，但这些主题并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一篇文献与两个甚至更多研究主题相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三，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综述，而更多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不得不被“忍痛割爱”，如研究方法分析和作者分析。这些局限或问题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收稿日期]2006－11－12；[修订日期]2007－01－08
[作者简介]李星群(1974－)，女，四川眉山人，广西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企业管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赵伟兵(1978－)，男，湖北仙桃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Haskayne商学院世界旅游教育与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旅游与发展问题。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廉月娟]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