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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凝聚在1849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政治罪，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在这“极度恐怖、异常惨痛的几分钟”内，他对身边的同犯Speshnyov说：“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我们就要和基督在一起了。)Speshnyov的回答是：“Un peu de poussiere，”(一缕尘埃。)
15年后的1864年4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晚餐的周年纪念日，即神圣的星期四(Holy Thursday)这天的日记里写道：“玛莎(Masha)躺在桌子上，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4年后，在他创作《白痴》的1868年，只有3个月大的长女索菲亚(Sophia)不幸早夭。又过了10年，1878年当他刚开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3岁大的儿子阿列克谢(Aleksei)同样弃他而去。
如此，死亡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占据了这样一个位置：它与罪恶及其审判相关，当拉斯尼科夫以“超人有权犯罪”和“一人死换来百人生”的数学经济学理论公然制定并实施了谋杀和抢劫(《罪与罚》)时，似乎是人的罪恶导致了死亡，死亡反过来又判决了个人的罪恶；它与世间的公义及被凌辱和压迫者有关，当娜斯塔霞意愿与堕落的生活决裂，离开了托茨基，但开始新生活的冲动被死囚处境所强加的绝望感俘获后，她选择自动投入了给予她死亡判决的罗戈任的怀抱，“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是自己的主人”(《白痴》)，似乎死亡和毁灭由表及里地控制了无辜而堕落者的灵魂，陷她们于罪孽深重和必死无疑的恶性循环之中，死亡青睐并收割这些磨灭了意志的苦命人；它与人对善恶的选择、人的价值信仰和终极意义迫切相关，当阿廖沙面对佐西马长老迅速腐化的尸体时，他被心怀恶意的修道士对佐西马长老信仰的诋毁所激怒，抱着被毁灭的态度接受了拉基金的诱惑，前往格鲁申卡家(《卡拉马佐夫兄弟》)，似乎死亡具有质疑并检验信仰的权威力量，死亡在摧毁信仰的同时也把生者的意义销抹干净了；它与人们的自我原则、爱和拯救的希望相关，当作为忧郁症患者的丈夫试图通过爱一个温顺的年轻女性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却在为疗养旅行办签证回家之时，直面怀抱圣母像的妻子跳窗自杀后的新鲜尸体这一“崭新事实”，他对着亡妻的尸体陷入了混乱和沉思(《温顺的女性》)，死亡中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罪恶和温情的联系，但同时死亡也使得赎罪丧失了意义，它否定了爱的拯救力量，似乎是人因为负荷不了“爱的希望”而宁可选择死亡。
那么，死亡是怎样发生的呢?死亡如何具有了如此强大的对于人的支配性力量?人有可能战胜死亡吗?这些疑问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归在对死亡和颠覆死亡之可能性的追根溯源之中，由此，他借助死亡机器(dead machine，索洛维约夫Solovyov)和基督复活这两个模型向我们展现了事关人类终极存在的形而上关切。而美国学者莉莎·克纳普(Liza Knapp)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Annihilation of Inertia：Dostoevsky and Metaphysics，季广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二版，【人文译丛·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ISBN：7206071384，9787206071386)正是从科学和神学两个维度来解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思路。
正如作者和译者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科学的发展，并有着深沉热烈的思考。他1838年进入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选修过物理学方面的课程。在他后来创办的Vremia(《时报》)和Epokha(《时代》)上，还大量刊载过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i N.Strakhov，1828-1896)等人撰写的科学文章，此外，他还向其身边的女性建议阅读自然科学的书籍。和他的同代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同，把科学兴趣与人文兴趣融为一体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的作品中，他也让主人公们谈论各种科学名词及其社会内涵，关心科学的潮流并借此表达对自我、对生活的认识和阐释。然而正像发现了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的牛顿，始终徘徊在自然和宗教之间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感受到了科学法则同宗教规则之间的矛盾，并在这种对立的立场中，寻求来自基督的愛和生命外援：“唯物主义的教义是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它意味着死亡。真正哲学的教义是根除惯性，它就是思想，它就是宇宙的核心，它就是宇宙与其外部形式、质料的综合，它就是上帝，它就是永生。”(20:175)
那么为什么“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就“意味着死亡”呢?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惯性及物质的哲学理解有关。在他那个时代，惯性作为一种机械原理，凸显在物理学和哲学之中。开始时，牛顿把惯性视为第一运动法则中一切自然物质都具有的天然特性，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对于变革的天然抵抗，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消极状态。后来，牛顿思想随着彼得大帝改革传入俄国，在俄文里，它有了两种表述，与机械力学对应严格的来自拉丁语的inertsiia，以及含有更多内涵(行动迟缓，裹足不前，缺乏活力)的来自斯拉夫语的kosnost’，而后者在更多时候还指向了“听命于机械的必然性”。此外，惯性概念还被术语samonedeiatel’nost’(自我窒息)界定为事物nedeiatel’nost’(半死不活)和orbezdeistvie(休止)的法则。流行于当时的俄国物理教科书上这样写着：“任何处于静止状态的物体，都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发生位移。任何处于运动状态的物体，都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改变自身的运动状态。”
在这样的自然宇宙之中，不仅人造物是机械的(亚里士多德)，而且自然本身即是机械，它缺乏自身的意志，一味屈从于牛顿的物理定律：先是毁灭了它所创造的，再用腐烂的物质创造出新物质，而新的创造物同样运行在万有引力的轨道上，因此自然是无生命甚至是反生命的。诸神远逝，人类被上帝遗弃在自然及其制造的苦难所包围的无意义之中(希勒，《希腊诸神颂》，1789)，当受限于自然法则因而只有一次生命的人开始生活、行动时，却只能受困于使他静止或运动的那个外力(他人、环境)，成为法则的囚徒，被迫使去做符合人这一物质的存在自我保障所需要的行为，那自然是自我原则——“爱人如己，遵守基督的圣训，是根本行不通的。自我的法则总是风行于尘世之中，自我挡在路中。”(20：172)
正如人们在定义物体时所理解的那样，惯性是一种物质属性，物体凭借这一属性证明自己的存在，并拒绝其他物体占据自己的位置。作为物质的人，不仅无力去爱其邻人，常常是“有意地袖手旁观(conscious sitting with armsat rest)”(拉斯科尼科夫偶然解救了 一个喝醉酒的年轻女性，事后却认为这解救是不必要的，因为她注定要成为社会科学所化约的那“百分之几”的妓女中的一个)，而且当他与其他人交往，想要借助外力来改变自己时，自我面对这种“碰撞决斗”(《地下室手记》)却表现出违背自己意愿的最大反抗性和不可渗透性(梅什金公爵对娜斯塔霞的拯救被娜斯塔霞的自我绝望和自我毁灭所挫败，还招致了罗戈任的凶杀，终归徒劳而返)。
所以，人也成为了这样的机器，当没有外界的力量时，他自身像机器一样死气沉沉，因循守旧；而在遭遇外界的冲击力(各种痛苦)时，他又变成了一台死亡机器(为着自我保障的原则)——或者选择毁灭自己(自杀流行病)，或者选择毁灭他人。当“人要通过力学变成人”时，即借助这种“排他”的自我法则成长生存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自身被拒之门外了”——“他正在遗失自己的生命物质”——“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念”——“于是他们惊世骇俗地钟爱这样的观念——人不过是一架机器而已。”(7：161)
惯性使事物静止，自然使人必然走向死亡，当时间的不可逆转遭遇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时，末日(热寂)以及永恒的死亡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据说太阳使宇宙充满了无限生机。太阳将会升起，看它一眼吧，难道它不是一具僵尸?一切都是死的，到处都是死尸，孤独的人，他们的周围一片死寂——这就是尘世。‘彼此相爱吧’，这是谁说的?这是谁的圣约?”(《温顺的女性》，1876，24：3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把太阳的死寂同人不能遵照基督的法则行事联系在了一起。太阳是基督的象征，它原本是生命之源，可以复活生命。然而人不能按照基督的法则行事，背弃了基督，便不能再从基督及其复活的信仰中获取能量，进而被冰冷自然的死亡法则所俘获。一切都被必然性统治了，向自然投降的结果是认同基督是个失败者，因此这太阳本身也被耗尽了热量。他们预言太阳之死，并把目光投注于有限的时日，全力追求物质上的安逸，不再介意其中的堕落和罪恶。“凡事由着自己，凡事为了自己”，在失序的社会中借助破坏性的力量谋求肉体上的快乐。
然而这样浅薄的现实快乐对于人生有何意义呢?既然人人皆可以为了这个人主义的快乐而进行“生存竞争”并“适者生存”，那么有限的自然和占据少数的强者势必造就了更多的失败者和物质贫乏的穷人，增加了个人意识中的苦痛、无辜者的死亡、社会的仇恨和进一步的混乱失序。最后这肉体的快乐也就变得格外脆弱和昂贵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问：人怎能甘心领受这样的生活和命运?
马卡尔知道世界终有末日，但他认为末日是为基督再临(the secondcoming)做准备的。不仅基督可以复活，人有来世，而且地球同样可以新生——科学的进步全都体现了上帝的意志：“要说的是，这是伟大的杰作，光荣的杰作。所有这些均是上帝的意志所赐，上帝不会徒劳地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去生活，去认识’。”(13：287-88)(《少年》)
在最后的晚餐上，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34)。遵循基督的圣训，便能分享基督的圣餐，依循基督复活的榜样，超越于自然的法则。即使在死后，爱也能战胜一切，“生长吧，上帝的草丛，即使躺在坟墓里也要有爱心”(《少年》，16：421)。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同这种超越于自然及其法则之上的基督之爱。他相信人能凭借此一神意之维，人也应该追求这种永恒自由，那就是摆脱惯性法则，摆脱隶属于物质自我的种种有限性原则，摆脱“死人”般的生命处境，摆脱永失亲朋所爱的无望的苦痛，复活而得永生，永生而领受人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
德米特里在监狱里感受到“一个新人在我身上复活了”，“是呀，我们将身披锁链，我们将没有自由。但到了那时候，在痛不欲生中，我们将重新复活，并体验到快乐。没有快乐，不仅人无法生活下去，而且上帝也无法存身，因为上帝给予我们快乐，这是他的特权，伟大的特权。”和俗世的肉体的快乐相比，这神圣的真正的快乐赋予他活的力量：“好像现在在我身上充满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我能够战胜万物，战胜一切苦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想不断地对自己说：‘我还活着(1a esm’)，在成千上万的严酷考验中，我活着；我正在经受拷问的痛苦，但是我活着；我现在坐在一根柱子上，但我依然存在，我看见了太阳，即使看不见太阳，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知道太阳在那里，肯定它是活生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5：31)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自然强赋给人的死亡是不能天然地赋予人生活的意义的，而且，仅仅遵循于自然原则及自我原则的生活更是与人的生命相对立，是毁灭人的生活本身及其价值的。而基督的牺牲——复活，这种向着生命的死亡才是有价值的。因为人生来不是为求死，而是为了更好的活，乃至將这种达于最完美形态的活永恒地保存下来。“基督是众多时代的永恒理想，根据自然的法则，人类也必须努力追寻这一理想。”(20：172)“人的最终目的是发现、认识，并以其全部天然力量确信：一个人的自我，完全发达的自我，其最高的使用价值就是毁灭那个自我，专心致志、毫不自私地将之全然奉献给某个人或全人类。”(20：172)“基督的乐园”正基建于此。
借助基督理想，自然原则及其对人的残酷性被超越性地吸收和承担了。这个超越性的主体还将挑战既有的自然原则，使自然及其法则本身也变化更新，最后自然终于同神和谐一致，人人都转化为基督，人、神、自然不再分裂。“因为它(基督)是人类未来生活的理想，而生活在尘世中的人正处于转化阶段。在达到目的之后，一切都会不请自来。到了那时，人类会根据自然的法则最终转化成另外一种自然，他们不娶不嫁，也没有婚姻。此外，基督也是把他的教义只当成一个理想来宣扬的。他已经预见到，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总是有斗争和发展的(关于剑的教诲)。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因为在尘世中生命总是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而在那里，[所期待着的]是一种完全综合的存在，它永远令人快乐和充实，因此，对于它而言，
‘不再有时日了’”。(20：173-7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
在19世纪的俄国，机器意象、人的异化、社会革命、农民与贵族、民主自由、科学与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以及国家的未来道路问题等等是人们思考和关注的重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同样予以了思考和表述。然而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以洞察幽微的笔力深入到处于极端情性的病态主人公非理性的视域之内，更在于他坚持从自身的死亡体验这一端点出发，构设虚幻的内心角斗场，以死亡作敏感的测试剂，重新检验审视各种观念、思想及其支配下人的选择的内在正义与合理性，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走向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其中，他恰恰是要反对各种虚假正义、假理性、自然法则之口对人进行的审判，让穷苦和被凌辱者站在超越于俗世腐败狭隘的法庭之上的那个最高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更要打开非理性的闸门，给人以全面的关照：“意志是人整个生命的呈现，不仅包括理性，更包括所有内在的冲突”，“一个人无拘无束地自由选择，无论它如何野蛮、如何诉诸幻想而沦为狂乱，它都是件最有益的快事!”(《地下室手记》)
而当我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思考和中国古代小说中浓厚的“天命”意识放在一起观看时，我们就更能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形而上思考的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一澜)
15年后的1864年4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晚餐的周年纪念日，即神圣的星期四(Holy Thursday)这天的日记里写道：“玛莎(Masha)躺在桌子上，我还能不能再见到她?”4年后，在他创作《白痴》的1868年，只有3个月大的长女索菲亚(Sophia)不幸早夭。又过了10年，1878年当他刚开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3岁大的儿子阿列克谢(Aleksei)同样弃他而去。
如此，死亡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占据了这样一个位置：它与罪恶及其审判相关，当拉斯尼科夫以“超人有权犯罪”和“一人死换来百人生”的数学经济学理论公然制定并实施了谋杀和抢劫(《罪与罚》)时，似乎是人的罪恶导致了死亡，死亡反过来又判决了个人的罪恶；它与世间的公义及被凌辱和压迫者有关，当娜斯塔霞意愿与堕落的生活决裂，离开了托茨基，但开始新生活的冲动被死囚处境所强加的绝望感俘获后，她选择自动投入了给予她死亡判决的罗戈任的怀抱，“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是自己的主人”(《白痴》)，似乎死亡和毁灭由表及里地控制了无辜而堕落者的灵魂，陷她们于罪孽深重和必死无疑的恶性循环之中，死亡青睐并收割这些磨灭了意志的苦命人；它与人对善恶的选择、人的价值信仰和终极意义迫切相关，当阿廖沙面对佐西马长老迅速腐化的尸体时，他被心怀恶意的修道士对佐西马长老信仰的诋毁所激怒，抱着被毁灭的态度接受了拉基金的诱惑，前往格鲁申卡家(《卡拉马佐夫兄弟》)，似乎死亡具有质疑并检验信仰的权威力量，死亡在摧毁信仰的同时也把生者的意义销抹干净了；它与人们的自我原则、爱和拯救的希望相关，当作为忧郁症患者的丈夫试图通过爱一个温顺的年轻女性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却在为疗养旅行办签证回家之时，直面怀抱圣母像的妻子跳窗自杀后的新鲜尸体这一“崭新事实”，他对着亡妻的尸体陷入了混乱和沉思(《温顺的女性》)，死亡中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罪恶和温情的联系，但同时死亡也使得赎罪丧失了意义，它否定了爱的拯救力量，似乎是人因为负荷不了“爱的希望”而宁可选择死亡。
那么，死亡是怎样发生的呢?死亡如何具有了如此强大的对于人的支配性力量?人有可能战胜死亡吗?这些疑问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划归在对死亡和颠覆死亡之可能性的追根溯源之中，由此，他借助死亡机器(dead machine，索洛维约夫Solovyov)和基督复活这两个模型向我们展现了事关人类终极存在的形而上关切。而美国学者莉莎·克纳普(Liza Knapp)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Annihilation of Inertia：Dostoevsky and Metaphysics，季广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第二版，【人文译丛·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ISBN：7206071384，9787206071386)正是从科学和神学两个维度来解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思路。
正如作者和译者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科学的发展，并有着深沉热烈的思考。他1838年进入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选修过物理学方面的课程。在他后来创办的Vremia(《时报》)和Epokha(《时代》)上，还大量刊载过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i N.Strakhov，1828-1896)等人撰写的科学文章，此外，他还向其身边的女性建议阅读自然科学的书籍。和他的同代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同，把科学兴趣与人文兴趣融为一体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的作品中，他也让主人公们谈论各种科学名词及其社会内涵，关心科学的潮流并借此表达对自我、对生活的认识和阐释。然而正像发现了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的牛顿，始终徘徊在自然和宗教之间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感受到了科学法则同宗教规则之间的矛盾，并在这种对立的立场中，寻求来自基督的愛和生命外援：“唯物主义的教义是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它意味着死亡。真正哲学的教义是根除惯性，它就是思想，它就是宇宙的核心，它就是宇宙与其外部形式、质料的综合，它就是上帝，它就是永生。”(20:175)
那么为什么“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就“意味着死亡”呢?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惯性及物质的哲学理解有关。在他那个时代，惯性作为一种机械原理，凸显在物理学和哲学之中。开始时，牛顿把惯性视为第一运动法则中一切自然物质都具有的天然特性，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它意味着对于变革的天然抵抗，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消极状态。后来，牛顿思想随着彼得大帝改革传入俄国，在俄文里，它有了两种表述，与机械力学对应严格的来自拉丁语的inertsiia，以及含有更多内涵(行动迟缓，裹足不前，缺乏活力)的来自斯拉夫语的kosnost’，而后者在更多时候还指向了“听命于机械的必然性”。此外，惯性概念还被术语samonedeiatel’nost’(自我窒息)界定为事物nedeiatel’nost’(半死不活)和orbezdeistvie(休止)的法则。流行于当时的俄国物理教科书上这样写着：“任何处于静止状态的物体，都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发生位移。任何处于运动状态的物体，都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改变自身的运动状态。”
在这样的自然宇宙之中，不仅人造物是机械的(亚里士多德)，而且自然本身即是机械，它缺乏自身的意志，一味屈从于牛顿的物理定律：先是毁灭了它所创造的，再用腐烂的物质创造出新物质，而新的创造物同样运行在万有引力的轨道上，因此自然是无生命甚至是反生命的。诸神远逝，人类被上帝遗弃在自然及其制造的苦难所包围的无意义之中(希勒，《希腊诸神颂》，1789)，当受限于自然法则因而只有一次生命的人开始生活、行动时，却只能受困于使他静止或运动的那个外力(他人、环境)，成为法则的囚徒，被迫使去做符合人这一物质的存在自我保障所需要的行为，那自然是自我原则——“爱人如己，遵守基督的圣训，是根本行不通的。自我的法则总是风行于尘世之中，自我挡在路中。”(20：172)
正如人们在定义物体时所理解的那样，惯性是一种物质属性，物体凭借这一属性证明自己的存在，并拒绝其他物体占据自己的位置。作为物质的人，不仅无力去爱其邻人，常常是“有意地袖手旁观(conscious sitting with armsat rest)”(拉斯科尼科夫偶然解救了 一个喝醉酒的年轻女性，事后却认为这解救是不必要的，因为她注定要成为社会科学所化约的那“百分之几”的妓女中的一个)，而且当他与其他人交往，想要借助外力来改变自己时，自我面对这种“碰撞决斗”(《地下室手记》)却表现出违背自己意愿的最大反抗性和不可渗透性(梅什金公爵对娜斯塔霞的拯救被娜斯塔霞的自我绝望和自我毁灭所挫败，还招致了罗戈任的凶杀，终归徒劳而返)。
所以，人也成为了这样的机器，当没有外界的力量时，他自身像机器一样死气沉沉，因循守旧；而在遭遇外界的冲击力(各种痛苦)时，他又变成了一台死亡机器(为着自我保障的原则)——或者选择毁灭自己(自杀流行病)，或者选择毁灭他人。当“人要通过力学变成人”时，即借助这种“排他”的自我法则成长生存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自身被拒之门外了”——“他正在遗失自己的生命物质”——“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念”——“于是他们惊世骇俗地钟爱这样的观念——人不过是一架机器而已。”(7：161)
惯性使事物静止，自然使人必然走向死亡，当时间的不可逆转遭遇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时，末日(热寂)以及永恒的死亡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据说太阳使宇宙充满了无限生机。太阳将会升起，看它一眼吧，难道它不是一具僵尸?一切都是死的，到处都是死尸，孤独的人，他们的周围一片死寂——这就是尘世。‘彼此相爱吧’，这是谁说的?这是谁的圣约?”(《温顺的女性》，1876，24：3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把太阳的死寂同人不能遵照基督的法则行事联系在了一起。太阳是基督的象征，它原本是生命之源，可以复活生命。然而人不能按照基督的法则行事，背弃了基督，便不能再从基督及其复活的信仰中获取能量，进而被冰冷自然的死亡法则所俘获。一切都被必然性统治了，向自然投降的结果是认同基督是个失败者，因此这太阳本身也被耗尽了热量。他们预言太阳之死，并把目光投注于有限的时日，全力追求物质上的安逸，不再介意其中的堕落和罪恶。“凡事由着自己，凡事为了自己”，在失序的社会中借助破坏性的力量谋求肉体上的快乐。
然而这样浅薄的现实快乐对于人生有何意义呢?既然人人皆可以为了这个人主义的快乐而进行“生存竞争”并“适者生存”，那么有限的自然和占据少数的强者势必造就了更多的失败者和物质贫乏的穷人，增加了个人意识中的苦痛、无辜者的死亡、社会的仇恨和进一步的混乱失序。最后这肉体的快乐也就变得格外脆弱和昂贵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问：人怎能甘心领受这样的生活和命运?
马卡尔知道世界终有末日，但他认为末日是为基督再临(the secondcoming)做准备的。不仅基督可以复活，人有来世，而且地球同样可以新生——科学的进步全都体现了上帝的意志：“要说的是，这是伟大的杰作，光荣的杰作。所有这些均是上帝的意志所赐，上帝不会徒劳地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去生活，去认识’。”(13：287-88)(《少年》)
在最后的晚餐上，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34)。遵循基督的圣训，便能分享基督的圣餐，依循基督复活的榜样，超越于自然的法则。即使在死后，爱也能战胜一切，“生长吧，上帝的草丛，即使躺在坟墓里也要有爱心”(《少年》，16：421)。陀思妥耶夫斯基赞同这种超越于自然及其法则之上的基督之爱。他相信人能凭借此一神意之维，人也应该追求这种永恒自由，那就是摆脱惯性法则，摆脱隶属于物质自我的种种有限性原则，摆脱“死人”般的生命处境，摆脱永失亲朋所爱的无望的苦痛，复活而得永生，永生而领受人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
德米特里在监狱里感受到“一个新人在我身上复活了”，“是呀，我们将身披锁链，我们将没有自由。但到了那时候，在痛不欲生中，我们将重新复活，并体验到快乐。没有快乐，不仅人无法生活下去，而且上帝也无法存身，因为上帝给予我们快乐，这是他的特权，伟大的特权。”和俗世的肉体的快乐相比，这神圣的真正的快乐赋予他活的力量：“好像现在在我身上充满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我能够战胜万物，战胜一切苦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想不断地对自己说：‘我还活着(1a esm’)，在成千上万的严酷考验中，我活着；我正在经受拷问的痛苦，但是我活着；我现在坐在一根柱子上，但我依然存在，我看见了太阳，即使看不见太阳，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知道太阳在那里，肯定它是活生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5：31)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自然强赋给人的死亡是不能天然地赋予人生活的意义的，而且，仅仅遵循于自然原则及自我原则的生活更是与人的生命相对立，是毁灭人的生活本身及其价值的。而基督的牺牲——复活，这种向着生命的死亡才是有价值的。因为人生来不是为求死，而是为了更好的活，乃至將这种达于最完美形态的活永恒地保存下来。“基督是众多时代的永恒理想，根据自然的法则，人类也必须努力追寻这一理想。”(20：172)“人的最终目的是发现、认识，并以其全部天然力量确信：一个人的自我，完全发达的自我，其最高的使用价值就是毁灭那个自我，专心致志、毫不自私地将之全然奉献给某个人或全人类。”(20：172)“基督的乐园”正基建于此。
借助基督理想，自然原则及其对人的残酷性被超越性地吸收和承担了。这个超越性的主体还将挑战既有的自然原则，使自然及其法则本身也变化更新，最后自然终于同神和谐一致，人人都转化为基督，人、神、自然不再分裂。“因为它(基督)是人类未来生活的理想，而生活在尘世中的人正处于转化阶段。在达到目的之后，一切都会不请自来。到了那时，人类会根据自然的法则最终转化成另外一种自然，他们不娶不嫁，也没有婚姻。此外，基督也是把他的教义只当成一个理想来宣扬的。他已经预见到，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总是有斗争和发展的(关于剑的教诲)。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因为在尘世中生命总是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而在那里，[所期待着的]是一种完全综合的存在，它永远令人快乐和充实，因此，对于它而言，
‘不再有时日了’”。(20：173-7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12：24)
在19世纪的俄国，机器意象、人的异化、社会革命、农民与贵族、民主自由、科学与宗教信仰、道德伦理以及国家的未来道路问题等等是人们思考和关注的重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同样予以了思考和表述。然而其特殊之处，不仅在于他以洞察幽微的笔力深入到处于极端情性的病态主人公非理性的视域之内，更在于他坚持从自身的死亡体验这一端点出发，构设虚幻的内心角斗场，以死亡作敏感的测试剂，重新检验审视各种观念、思想及其支配下人的选择的内在正义与合理性，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走向宗教神学的世界观。其中，他恰恰是要反对各种虚假正义、假理性、自然法则之口对人进行的审判，让穷苦和被凌辱者站在超越于俗世腐败狭隘的法庭之上的那个最高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更要打开非理性的闸门，给人以全面的关照：“意志是人整个生命的呈现，不仅包括理性，更包括所有内在的冲突”，“一个人无拘无束地自由选择，无论它如何野蛮、如何诉诸幻想而沦为狂乱，它都是件最有益的快事!”(《地下室手记》)
而当我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思考和中国古代小说中浓厚的“天命”意识放在一起观看时，我们就更能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形而上思考的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王一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