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的历史悄然改变，曾经充斥全国的公社高音喇叭不再呼喊“阶级斗争”，而是传出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小平同志说，应该恢复高考！
　　母亲鼓励我去试试，但我疑虑中隐伏着期盼，期盼中仍潜藏着疑虑。经年累月的知青生涯，“政审”二字早已形同矗立在面前的一道高墙。1973年的大学招生，不也是说选拔人才吗，谁知“白卷英雄”一出，我的推荐表变为一张废纸。何况，六六级初中毕业的我，能被允许参加七七级高考吗？11年的失学、9年的知青生涯，心已被岁月磨起了茧疤。
　　我正犹豫时，童年的朋友找上门来，抛出一大摞复习资料；中学的老师也让人捎来音信，重提我少年时的志向。经不住这番震撼，我终于解冻了。其时，离12月的考期，仅剩下两个星期。政治、语文、数学、史地，这4科是当年文科的必考科目，可怜我连这些年中学的课本是啥模样也不清楚。
　　要命的不是复习，而是“破格”难。初中文凭，参加高考当然得有真才实学。报名点那所中学的校长，当然知道我的“底细”，说：“破格是要有证明材料的！”我于是把我在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文化馆、艺术馆创作的诗歌、小剧、歌曲一沓沓扔过去，再加上公社高音喇叭成天吼着“不拘一格‘选’人才”，终于花5毛钱报了名。
　　阔别11载的高考一旦恢复，学子们便如开闸泄洪似的涌来，竞争自然激烈。中学的教室不够用，干脆打開大饭堂，8个考室合为一个大考场。
　　试卷发了下来，语文卷上油印着“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试卷——语文”几个粗体字。是向命运宣战的时候了！仿佛憋足一股劲儿，我默写《蝶恋花·答李淑一》、填空、选择……一口气做完语文知识部分。轮到作文了。《〈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盯着这题目，我脑子一亮：“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不就是一个容易联系现实和自己的主题吗？哈口白气搓搓手，埋下头便写，在夹叙夹议和抒情中泼洒起墨水来。那哪是作文呢，分明是在恣肆地倾泻着我积郁9年的苦楚，在纵情倾诉“我要读书”的旧梦。不知几时，大考场所有监考官都聚集在我周围，透过人影的缝隙，方见大饭堂已是人去堂空。于是，这才收笔，珍藏起考官们诧异的眼神与赞叹，潇洒地从考官面前扬长走过。噢，那是平生何其得意、踌躇又放肆的一瞬！
　　我报考的是音乐系。一个多月之后，成绩下来了，我无可争辩地上了预选线。哪知去县城加试声乐器乐和作曲时，偏偏在视唱时出了问题。主考老师不紧不慢地说：“你的嗓音条件不够好……不过，你还有第二第三志愿嘛！”无奈之中，我只得怀揣着那既是安慰又是鼓励的话，重温着对二三志愿的等待、期盼。
　　1978年早春二月，邮递员终于送来一纸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信函。捧着通知，我不禁潸然泪下。那一年，学校仍把我们这一届迟到的大学生命名为“七七级”，正是在这一年，在把“我要读书”的记忆变成现实的奋斗中，我不知不觉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1977这个数字，便成为我进入历史系学习前最好的启蒙。
　　后来，在报上偶然看到，邓小平在黄山游览时遇到一群七七级大学生，人到中年的学子们禁不住纷纷向伟人致谢。我止不住想：七七级，何其艰辛而又光彩的一代人的名称！虽是晚点的列车，却时时激励着自己正点出发，并向着那力挽狂澜的人发出自己的鸣笛：我们，将不负于七七级这个神圣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