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著有《剑桥插图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等中国史作品的著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博士、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推出了一本旨在丰富人们对中国古代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宋徽宗赵佶认知的作品《宋徽宗》。
　　这本书是写给英文世界读者的。宋徽宗赵佶的艺术成就相当惊人，他留下的书画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平，所以其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很高。这也使得许多国外读者具备对赵佶悲剧性命运的基本了解。
　　总的来说，伊沛霞的这本书，著述非常坚实，书作者绕开了过往史学界和大众对于中国古代君王的评述框架（这种框架通常建立在明君或者昏君的二分法基础上），而是尽可能还原历史场景，去探讨传主的成长背景、所处的历史环境对于其心理特征、能力取向、人格特质以及在具体事件中行为选择等的复杂影响。
　　尽管如此，本书作者还原赵佶形象所作的努力，所拥有的一番雄心，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本很具可读性的历史作品应当被归于“失望之书”。
　　失望的第一个理由在于，出版社在这本书的简介与推介语中，宣称“伊沛霞重塑了宋徽宗的形象，将其放回历史语境中，还原一个繁荣国度的君主不断追求卓越荣耀的雄心——尽管这份雄心以悲剧收场。”“还原一个繁荣国度的君主不断追求卓越荣耀的雄心——尽管这份雄心以悲剧收场”，这话宣示是大而无当的，把赵佶的名字换成王莽、隋炀帝、崇祯帝，都可以通用。
　　失望的第二个理由是，本书作者为了证明宋徽宗拥有政治智慧，治国理政也倾注了相当心血，为此给出的叙述，其实恰恰印证了主流史学界对这位荒唐皇帝的判断。

　　书中写到，虽然宋徽宗继位时被公认轻佻无能，但他本人曾长期勤于政事，而且颇具政治智慧，比如他继位后保持了足够耐心，在向太后不再听政后才逐步放逐了他所不喜欢的变法派官员。而在召回被前任皇帝曾经放逐的多位保守派官员，却发现这些人总是消极应对皇帝权威，也不能有效配合皇帝部署的政事后，就果断改弦易辙，重新任用新党，把旧党列入放逐名单。伊沛霞还详细叙述了蔡京被选为担任宰相的前期，宋徽宗所取得的主要政绩，包括大量设立社会福利事业，救助社会困难群体，等等。
　　但赵佶并不是个配得上“繁荣国度”的君王。宋代青睐道教，这种宗教上的爱好本来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以及中国以外的繁盛王朝都没有太大区别，在徽宗之前的宋代君王，也娴熟地运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但宋徽宗不仅迷恋宗教，而且还长期用宗教原则来重新定义宋王朝的职能，长期自欺欺人的通过宗教证明大兴土木、繁复君王的祭祀和其他庆典仪式是国家的第一需要。
　　公允来说，赵佶的这种选择并没有让宋王朝的政治生活被全盤腐蚀，他的大臣表现出来的对宗教的爱好，其实多是对皇帝的迎合罢了。然而，赵佶将宋王朝皇室以及国家的重要物质资源，以及执政体系的注意力资源都投向宗教，这不仅会产生一种激励中青年官员参与政治投机的导向，而且让这些人不能聚焦于危及宋王朝统治的主要问题。
　　宋徽宗热衷宫廷之乐。这大概也是古往今来，无分中外，君主的共同爱好。需要注意的是，宋徽宗的这种热衷，大大超出了中国古代其他王朝所谓“盛世”君主对于宫廷玩乐的痴迷。从艺术创作，到宫廷之乐，再到宗教仪式以及皇家庆典，这个皇帝的精力就无法集中在治国之上。
　　而在宋徽宗在位的中后期，他更是完全信赖那些有名的道士，相信后者们瞎编的赵佶本人在神仙队伍中排名靠前，所以更加慷慨的拨付资源去支持宗教建设。笔者相信，赵佶的大臣们都是为了应付、迎合皇帝，所以伪装出对于宗教的兴趣——但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足够让人深信不疑。日后在汴京保卫战中，钦宗君臣之所以会把希望寄托在神棍骗子身上，说到底还是徽宗神仙爱好长期示范的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