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协于6月18日调整中超联赛外援和U23球员的使用规定，每场比赛各队只要有一名U23球员在场上即可。
　　从2017年推行U23规定以来，无论怎么调整，俱乐部和球迷都对之持保留意见，这就有必要回头看看3年来到底有多少年轻球员从中获益。

1994一代难出头

　　2017赛季共有71名U23适龄球员登上中超赛场，总出场时间为38571分钟。但是，绝大多数球员有凑数之嫌，真正获得稳定出场时间的球员，每队也就一两人。如果按照首发超过10次和出场时间超过500分钟这两个条件筛选，只有26名球员算是U23规定的真正受益者。
　　今天再看这26名球员，很多人已经从中超“消失”，在中国队最近两场热身赛中，仅能见到高准翼和杨立瑜两人。
　　因为中国足球发展的特殊性，单数年出生的球员受重用程度更高。这26名受益者中，出生于1994年的有5人。其中，钟晋宝、郑达伦和闵俊麟在2017年，即实行U23规定的第一年，出场时间都超过了1500分钟。徐新的问题是广州恒大的实力太强，竞争压力大，徐骏敏能力本就一般，两人出场机会都不多。
　　第二年，上述5名球员同时失宠，出场时间都大幅减少。钟晋宝比前一年少踢了700分钟，郑达伦和闵俊麟少了近600分钟。徐新在没有U23规定的保护后只首发过1次。徐骏敏被交易到中甲的上海申鑫。
　　“23岁主力，24岁退役”是U23规定出台时的最大争议。出生于1993年的不少球员刚满24岁，因为没赶上U23规定的扶持，原本不错的前途变得晦暗。很快，1994年龄段球员在享受完一年U23规定的帮助后，也感受到了寒意。

1995一代与“国家集训”

　　实行新规后的第一批U23球员，2019赛季出场时间下滑最严重的是95年龄段的巴顿和唐诗，两人在13轮联赛后仅替补出场1次，分别是11分钟和22分钟。出场时间大幅减少的原因有二，一是本人已经超过23岁，二是所在球队实力强。
　　巴顿和唐诗曾是同队U23名额的竞争者。2017赛季，唐诗是北京国安的首发U23球员，表现中规中矩。赛季中期，土帅谢峰接过教鞭后重用巴顿，施密特接手后更是将巴顿改造成前锋，打出高光表现。从此，唐诗几乎再无机会，直到赛季末离队。
　　2018年，北京国安引进了95年龄段的韦世豪，位置与巴顿相似，但胜出的还是巴顿。不过，他的出场时间比2017赛季少了一大半，因为施密特后半赛季大胆地将1997年出生的门将郭全博放入首发。加盟恒大的唐诗更惨，2018赛季只首发2次替补3次，出场时间141分钟。在广州恒大，他不仅要与外援竞争，还要与郜林、于汉超、郑龙等国脚竞争出场时间，U23规定也帮不了他。
　　巴顿是国安青训培养出来的，俱乐部和球迷也认可他的表现，但2019赛季因为已经超过23岁，必须给更小一岁的球员让位，上场的机会极少。
　　95年龄段球员是亚青赛和世青赛的适龄球员，这批球员被认为质量高于94和96年龄段，韦世豪、刘奕鸣、高准翼、何超、唐诗都是国青队主力，这5名球员以及出生于1996年的张修维年少成名，在2017年就成为各俱乐部执行U23规定的主要人选。在U23规定后的两年时间里，大都得到了较多的出场时间。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即便到了2019年，刘奕鸣、高准翼、何超超过了23岁，不再享受规定的照顾，也不会在各自的球队失去主力位置。但在今年年初的冬季转会窗口，广州恒大以每人2000万元的价格，将刘奕鸣、高准翼、何超、张修维和韦世豪5人一起引进，改变了这些球员职业生涯的走势。国青队主力阵容中的7人都在广州恒大，形成优秀的24岁球员扎堆。
　　但是，本赛季前13轮，这些球员恐怕还没有完成练兵和磨合的任务。前两个赛季出场时间最多的刘奕鸣和何超沦为替补，一共出场不到300分钟。唐诗和邓涵文继续没有机会，张修维介于主力和替补之间。
　　获得较多机会的高准翼得益于技术全面，在恒大后防线上可以打多个位置。韦世豪的出场时间已逼近去年全年，主要原因在于郜林、于汉超、塔利斯卡等主力伤病缺席。7名国青队主力球员只有两人站稳脚跟，至少4人要把板凳坐穿。
　　1995年出生的这些球员虽然质量不错，但是，强队对成绩的要求挤压了各自的生存空间。

96后起起伏伏

　　1996年及以后出生的球员，按理说是U23规定实行三年来都可受益的球员，他们暂时没有超龄的顾虑，但即便如此，三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借助这一规定横空出世。
　　胡靖航和黄政宇2017年时都只有20岁，他们分别在河南建业和广州富力出场超过2000分钟，这对20岁的年轻球员来说非常难得。但充分的比赛时间并没有换来他们持续进步，到2019年，他们仍旧是U23适龄球员，出场时间却继续减少。

　　武磊留洋后，胡靖航并没有在锋线上得到更多的机会。在2017赛季获得锻炼的 26人中，2019赛季出场时间比前两年多的只有97年龄段的魏震和杨立瑜。
　　魏震因上海上港的变阵而受益。武磊留洋后，主教练佩雷拉将4后卫变成5后卫，中卫石柯和贺惯的身边需要增加一名中后卫，佩雷拉选择了魏震。杨立瑜出场机会的增多是因为恒大前场球员的伤病增加，进攻只能让杨立瑜和韦世豪领衔。 　　由此可见，96后的年轻球员虽然有年龄优势，在U23规定下连续3年受益，但在主教练眼中，U23球员永远是阵容中最后考虑的位置，宁可变阵，也不会用U23球员顶替自己心仪的球员。
　　从2017年到2019年，U23规定实行的3年中，稳步成长的年轻球员不多，李晓明、胡靖航、黄紫昌等最佳新人在获奖后的第二个赛季难觅踪影，说明能力有所欠缺，稳定性不高。成长没有一帆风顺，U23规定帮他们争取到机会，但当他们状态出现起伏时，短时间内再难有出头之日。

U23何去何从

　　中国足协修改U23规定，将目前的一人首发两人替补改成90分钟内必须有一名U23球员在场上。这是对中国职业联赛目前一些不合理现象的修正，但这个规定的初衷是给年轻球员机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年龄上一刀切。

　　职业球员的黄金年龄一般是27-29岁，24-26岁仍旧是他们的成长期。但U23规定出台后，24岁的球员不得不为U23球员让路，导致自己在成长期中难以获得机会。而U23球员虽然获得了机会，状态尚不稳定，很难确保未来的走势。23岁以下的没练出来，24岁以上的也荒废了。
　　U23规定实施以来，当那些一度适龄的球员不再被照顾后，给更年轻的U23球员让位的往往是他们，而不会是成名老将。为了不使24岁球员早早被淘汰，莫非还要出台U24或者U25规定？
　　游戏显然不能这么玩。中国年轻球员出场机会少，归根结底是实力使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球队的人员应该是流动的，但是中超俱乐部的人员流动并不顺畅。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缺失了，就是去国外联赛闯荡。中国目前在海外踢球的只有武磊一人，武磊离开后，上港从内部挖潜，于是有了魏震的持续出场，形成良性循环。
　　鼓励留洋，不仅能够提升国家队竞技水平，还能够给联赛中的年轻球员更多机会。
　　U23规定另一个为人诟病的问题在于不考虑球队的打法，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要求各队安排U23球员出场，导致了一些消极对策，降低了联赛的观赏性，损害了中超的品牌价值。对此，大连一方主教练崔康熙认为，中超联赛的U23规定不合理，中国足协应该借鉴韩国足协的做法。
　　韩国足协并不强行要求U23球员登场，只有在18人大名单中有U23球员的情况下，球队才可以用满3个换人名额，否则，换人名额减少为2个。韩国的U23规定并不保证U23球员的首发位置，只是帮助他们进入比赛大名单，能否出场，要看球员的水平。这是一种加强奖励性与引导性，弱化惩罚性与强制性的规定。
　　除了自身的实力问题，还应该弄明白究竟是谁抢占了中国U23球员的出场机会。
　　以广州恒大为例，本赛季强推新老交替，正因为郑龙和张文钊等人的离开，韦世豪和杨立瑜才有更多机会。
　　U23球员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外援和队内的国家队队员。而是一些并非绝对主力的队友。
　　主教练，尤其是外教，无需对球队和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负责。在成绩压力面前，他们倾向于选择有经验的球员。中国足协要想办法让年轻球员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与队友竞争，与其强行让U23球员首发，不如确保他们在竞争中有同样的地位，至于是否有上场机会，则要看各自的训练水平和竞技状态。
　　虽然进入比赛名单的球员数量有限，但是任何球队都不可能只凭18人完成整个赛季。疲劳与伤病带来的轮换机会应该更多属于U23球员。
　　将强制性、惩罚性手段改为温和的引导性、奖励性手段，不强行要求U23球员首发、出场，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竞争机会，这样的规定才能让各方愿意接受。
　　除U23规定外，中超预备队比赛也需要改革，因为预备队中有大量U23和U21球员，他们也需要在更高的强度下比赛，得到更好的锻炼。
　　总之，年轻球员必须在竞争中成长。U23规定也好，预备队比赛也好，前者缺乏竞争，后者缺乏压力，年轻球员始终是温室中的花朵，必定难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