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用笔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写手，我写过并发表了无数的文字，但最难忘的，却是第一次发表文章的经历。
　　那一天是1990年12月8日，一个难得有太阳的川西冬日下午，那昏昏暖暖的阳光，一直保留在我心中。
　　那一年我21岁，在离家20多公里的电厂上班，刚刚经历了一场失恋和一次不如意的调岗，感觉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方向。
　　舅舅建议我写点儿东西，因为我自幼爱看书，而且山区风冷夜长，确实也适合写东西。虽然当时已不怎么时兴写作之风，诗歌也不像前两年可以招来欢呼和女孩的青睐，但如果多发表东西，借此调到县文化馆去当个创作员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虽然是半天云上画的饼，但聊胜于无，至少有了一个奋斗目标和方向。
　　于是，我就在懵懂中开始写。
　　最初是写诗。看见鸟，写；看见树，写；看见风卷云，写；看见星星追月亮，更要写。
　　3个月之内，写了200多首诗。之后就开始投稿，先后投了180封，把我能搜集到的诗歌刊物和报纸副刊的地址投了个遍。然后就像热恋中的小女生等情郎一般，天天到厂门口去望穿秋水般等邮差。
　　等了3个月，等来3封信，两封是杂志的征订广告，一封是一家知名诗歌刊物编辑老师的亲笔信，上书龙飞凤舞的大字：“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执着于此呢？”
　　我的第一轮投稿，就这样结束了。
　　但在那180篇稿件中，有一篇漏网之鱼，它幸存下来了。那是所有投稿中唯一不是诗歌的一篇，我称它为小小说，其实就是个段子，连标点算在内，总共127个字。
　　那是我的处女作，也绝对是一次神奇的偶遇。
　　那时，打卡机还没在川西流行，我们每天的考勤方式是拿着一张号卡去找车间主任盖个刻着“电气”字样的小章，上下班各一个。我因为常睡懒觉，就偷偷刻了个同样的小章，每天起晚了，就自己给自己盖一个。理论上讲，我就是一个月都不去盖章也没什么关系，以主任的敬业程度和我的重要程度，他都不大可能从100多人中轻易把我揪出来。
　　但那一天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总有一种想去车间办公室的冲动。这种感觉，每个月仅有一次，就是领工资那天。但那天显然不是领工资的日子，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在召唤着我，让我心痒痒地想去。
　　和车间主任的见面，照例是相看两厌的。在他给我的出勤卡上盖考勤章时，我看到他手边的那份《西南电力报》冲我“笑”了一下。
　　或许只是阳光的反射或是微风轻微地吹动了一下报纸，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丝带着善意且温暖的笑意。
　　我鬼使神差地拿起报纸，越过第一、二、三版，直奔第四版副刊生活版，在正中央的位置，赫然看到了我的文章和名字。
　　那是一篇只占很小版面的文章，标题叫《称呼》，讲的是一位老师傅当了车间主任之后，大家都叫他主任，唯独他的徒弟不改口，仍叫他师父，让他感觉很不爽。后来，徒弟当了厂长，仍然这么叫，师父觉得很愉快，并且很困惑，以往听着为什么不是那味儿呢？
　　我当时激动得手舞足蹈，把报纸摇得哗哗作响，嘴里欢喜地叫着：“发了！发了！发了！”俨然是中举的范进。
　　之后的小半天，我就像个疯子一样，拿着那份报纸，兴奋地在厂区飞奔，一见到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人家报喜，仿佛这也是人家同样久盼并为之欣喜的好消息。
　　没有体会过180封投稿泥牛入海的煎熬，你永远无法理解这篇文章发表带给我的兴奋与幸福。至于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多么滑稽和搞笑，甚至会引发他们隐隐的不爽，则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中。
　　几个小哥们儿照例是要喊请客的。其时正是月中，离发工资还有10多天，我當然摆不起酒席，于是，从一位同事那里借了5块钱，骑车去镇上割了1斤肉，买了两捆蔬菜，炒了两份，用4个饭盒装了，号称做了4个菜。大家也拿出自己的花生和酒，拼在一起，笑闹到大半夜，大家纷纷勉励我：“加油写，从山中飞出去，今后在城里的大酒店请我们吃大餐！”
　　我也在酒精的怂恿下，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
　　一个月后，邮差送来稿费的汇款单，正好是5块钱。那天我又高兴了一次，飞奔去镇上邮局取了钱，又割了1斤肉，炒了两个菜，用4个盘子装了，又庆贺了一次。
　　取钱之前，我小心撕下的汇款单留言卡上郑重写着：“处女作稿费，5元整。大写，伍圆。”那页小小的纸，我保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