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朱永新尚未赴京工作时，我们有一次关于中国教育的深谈。我最后脱口而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讨论朱永新教育思想。这并非一句恭维话。我从来不认为“思想”只为特定的人垄断，也不认为“思想家”只在我们仰望的星空中闪烁；倘若没有一批类似于朱永新这样的知识分子去思考教育、致力于教育，并且形成具有个人印记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国的教育也便无所谓前途。我对朱永新形成教育思想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中国教育的梦想之一。——当我读到十六卷《朱永新教育作品》时，我想起那一年我们在苏州的交谈。
　　我留校后住的集体宿舍，是朱永新也曾经住过的地方。和他曾经是邻居的老师说，朱永新没有搬走时，他宿舍里的电灯总是最后一个关掉。这是说朱永新的勤奋。我偶尔也到他新住的集体宿舍楼去和朋友聊天，很晚回去时，发现他宿舍的灯还是亮着。附录于《中国教育建议》一书中的《朱永新学术活动年表》，大致反映了他这么多年的寒窗身影。那时留校的青年教师很少，朱永新很快脱颖而出，而且很快成为青年领袖式的人物。他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教授。八十年代是生长青春气息的年代，在篮球场上，在学术沙龙，在一些集会的场所，朱永新总是充满活力。即便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们都过了五十岁的门槛，但朱永新似乎仍然是个“新青年”。
　　关于朱永新在教育学、心理学上的成就，或许留给他的同仁去评价更为合适。在我的模糊印象中，朱永新在中国心理学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是为学界公认的。《朱永新教育作品》中的《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教育心理学论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和《中国的当代教育思想史》等，几乎都是本领域的拓荒之作。由这几本书，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是个甘做板凳十年冷的学者。而且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开始，朱永新似乎就怀抱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理想。
　　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学人，完全让自己的梦想不离书斋的在最初是少数，相当多的人都怀有改造中国的理想。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出现了分化，各种各样的专业也逐渐学科化。但将学问和问题、思想结合在一起，仍然是许多学人的选择。朱永新应当属于这一类学人，即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专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融为一体。这些年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关于中国教育的思考和尖锐的声音，常常不是来自研究教育学的学者，而是其他行当的人，虽然教育学界也不乏深刻的思考者。以讨论大学问题为例，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其声音几乎也被其他界别淹没。这让我很纳闷。如果不能在与现实的碰撞、激荡中产生思想，作为专业的教育学其生命力哪里有旺盛的可能。朱永新在这一点上和他的许多同仁不同。我觉得朱永新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思考与评论，不是从教育学的什么原理出发，也不是对某些教育政策的阐释和注解，而是始终在介入中国问题时表达自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独立见解。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朱永新视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员。在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过渡中，朱永新在学者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思想者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增加，也使得他平衡了学者、教育家、官员的角色冲突。如果细读《中国教育观察》、《中国教育建议》，我们会发现，朱永新对细节和材料的把握是如此扎实。这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训练有素的能力，毋宁说是一个教育家贴近中国现实的方式。朱永新的立论于大处说，是一种教育理想的展开，而于小处说，是这些细节和材料构成了他立论的基础。这是朱永新令人钦佩之处之一。他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无论以怎样的视角讨论问题，他始终没有盲视那些由细节和材料组成的纷纭复杂的教育现象。观察中国现状的朋友都知道，中国教育沉疴未除，很大程度上是有许许多多“盲人”在“摸象”。当问题被遮蔽以后，也就不存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了。所以，在谈到朱永新的教育理想，我想首先要说到他的这一始终敏锐的问题意识。
　　由古及今，中国的教育家纸上谈兵者少，这是孔夫子以降的一大传统。朱永新对中国教育思想史有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十六卷中有三卷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和《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他在清理这一伟大的传统时，想必在崇敬之中和他心仪的教育家有过“对话”。以近现代为例，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等，无疑都给朱永新以深刻的影响。一个人，倘若有志于教育，有志于改变教育，有志于以教育改变世界，他显然要在实践中试验自己的教育理念。我想在这样的教育思想史脉络中来看待朱永新所倡导的“新教育”。如果说，朱永新的这十六卷书都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叙事，那么，其中有关新教育的部分，无疑是这一宏大叙事中以他自己为“主人公”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从学者过渡到行动者。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导师熊彼特在弥留之际对德鲁克父子说的一段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一句成了彼得·德鲁克认识成败标准的话，同样给朱永新心灵以震撼。他意识到，做一个纸上谈兵，而不能走进真正的教育生活，不能影响普通教师、学生的学者，不是他的目标。
　　尽管朱永新很早就意识到，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和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但是，只有当他不仅完整地提出了“新教育”的概念、理念、体系，而且付诸于教育实验时，他的理想主义才有生根开花结果的园地。在十六卷作品中，涉及“新教育”的便有五本之多：《中国新教育》、《新教育讲演录》、《新教育对话录》、《走在新教育路上》和《写在新教育边上》等。这么多年，“新”或者“创新”的意义已经被庸俗化了。早年，北京的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说，创新像条疯狗，追得我们都不能停下来小便。我特别注意到朱永新对“新教育”理论渊源的说明，他把“新教育”的创新特征总结为：“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古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被从旧时的背景转到现在的背景下去继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