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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以来，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社会危机。在全球经济暗淡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不仅保持着近乎两位数的增长，而且 GDP 在二零一零年超过日本，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这份亮丽报表，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乃至激烈辩论。
“中国模式”之逐渐成形，肇始于当时任职于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识”（Bering Consensus）的理念。雷默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北京共识”。当年五月十一日，他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北京共识”概念直接挑战在西方流行十五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逐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二零零五年，该报告的中文版刊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二零零六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局、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及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近五十名权威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中国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结集出版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为《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六月第一版），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二零零九年，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版）一书进一步强化“中国模式”的概念，从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诸多研究层面解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的独特发展经验。潘维提出了“中华体制”的构想，认为“中华体制”或“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等两分法，认为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及“中国学派”的崛起（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展开，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论辩行列。比如，程恩富指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载《经济学动态》二零零九年十二期）。
张宇等人指出，中国经济模式涵盖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自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二零一一年三期）。
综合来看，“中国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持续保持9.8%的平均 GDP 年增长率，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同时，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也存在着相反的观点，尽管众说纷纭，但基本认为并不存在独特的规律性的“中国模式”。比如，经济学者陈志武指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不过是又一次地印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经济规律，自由法治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积极因素，从而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增长。用陈志武书中的表述来说，就是“基于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更促发展”这样一条普世规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超越这一规律；对于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来说，“民间自由每增加一点，经济发展就增加一筹”（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零年八月版）。经济学者黄亚生在其二零一一年的新著中，通过中印对比，中国与拉美经济发展的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经验和缺陷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而未来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法治”来解决（《“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六月版）。经济学者姚洋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书中，对于黄亚生的观点可谓是有所呼应。他同样对于“中国模式”一词表示异议，认为“模式”过于强调特殊性，而他所谓的“中国道路”则比较中性、客观，具体描述中国三十年经济崛起的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及意义。他指出，之所以不赞同“中国模式”的说法，是因为“模式”的提法过于强调特殊性，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发展，在他看来，并无多少特殊性，都是要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版）。
有些学者即便承认“中国模式”之说，关于“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也存在着不同评价。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二零一一年的新著（《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一版）即对于“中国模式”可能存在的需要警惕的问题进行了评价。丁著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几大社会成本：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体制性的腐败，污染和环境成本，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
丁著的论点，与一系列国际研究可谓异曲同工。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相关的研究比较多。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二零零八年有一期关于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的专题，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国民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势。卡恩和里斯金（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的研究——基于二零零二年的一次关于中国家庭收入的调查——发现，自一九九五年以来，中国城乡的收入不平等都有所降低。然而，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保持不变。该研究还指出，中央政府致力于公平导向的一些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减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某些方面。农村移民开始纳入城镇人口，提高了城市的不平等，而使城乡差距有所降低，但这一城乡差距以国际标准来看，仍然是非常高（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1995 and 2002，”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 （Jun.， 2005）， pp.356-384）。
“中国模式”之逐渐成形，肇始于当时任职于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所提出的“北京共识”（Bering Consensus）的理念。雷默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北京共识”。当年五月十一日，他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北京共识”概念直接挑战在西方流行十五年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逐渐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二零零五年，该报告的中文版刊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二零零六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中央编译局、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及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近五十名权威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中国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结集出版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为《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六月第一版），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二零零九年，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版）一书进一步强化“中国模式”的概念，从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诸多研究层面解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来的独特发展经验。潘维提出了“中华体制”的构想，认为“中华体制”或“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等两分法，认为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及“中国学派”的崛起（潘维：《当代中华体制——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载《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的展开，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论辩行列。比如，程恩富指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载《经济学动态》二零零九年十二期）。
张宇等人指出，中国经济模式涵盖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自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二零一一年三期）。
综合来看，“中国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持续保持9.8%的平均 GDP 年增长率，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同时，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也存在着相反的观点，尽管众说纷纭，但基本认为并不存在独特的规律性的“中国模式”。比如，经济学者陈志武指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不过是又一次地印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经济规律，自由法治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积极因素，从而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增长。用陈志武书中的表述来说，就是“基于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更促发展”这样一条普世规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超越这一规律；对于过去三十年来的中国来说，“民间自由每增加一点，经济发展就增加一筹”（陈志武：《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二零一零年八月版）。经济学者黄亚生在其二零一一年的新著中，通过中印对比，中国与拉美经济发展的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其经验和缺陷都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经历中找到印证。而未来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法治”来解决（《“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六月版）。经济学者姚洋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一书中，对于黄亚生的观点可谓是有所呼应。他同样对于“中国模式”一词表示异议，认为“模式”过于强调特殊性，而他所谓的“中国道路”则比较中性、客观，具体描述中国三十年经济崛起的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及意义。他指出，之所以不赞同“中国模式”的说法，是因为“模式”的提法过于强调特殊性，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发展，在他看来，并无多少特殊性，都是要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版）。
有些学者即便承认“中国模式”之说，关于“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也存在着不同评价。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二零一一年的新著（《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一月第一版）即对于“中国模式”可能存在的需要警惕的问题进行了评价。丁著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几大社会成本：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体制性的腐败，污染和环境成本，以及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
丁著的论点，与一系列国际研究可谓异曲同工。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相关的研究比较多。英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二零零八年有一期关于中国国民收入不平等的专题，指出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国民收入不平等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形势。卡恩和里斯金（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的研究——基于二零零二年的一次关于中国家庭收入的调查——发现，自一九九五年以来，中国城乡的收入不平等都有所降低。然而，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保持不变。该研究还指出，中央政府致力于公平导向的一些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减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某些方面。农村移民开始纳入城镇人口，提高了城市的不平等，而使城乡差距有所降低，但这一城乡差距以国际标准来看，仍然是非常高（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 1995 and 2002，”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 （Jun.， 2005）， pp.356-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