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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不断的影响着第三世界。中国的文化批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些理论思潮的辐射。其中，后殖民批评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批评为中国的音乐批评找到了找到了新的批评对象与视角，同时也开辟了批评的话语空间。但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有何重要意义呢？如何冷静、清醒的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也将是中国音乐文化谋求自身发展的必需的思考。
关键词：文化语境 后殖民批评 西方音乐文化 当代 中国新音乐文化 唤醒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不断的影响着第三世界。中国的文化批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些理论思潮的辐射。其中，后殖民批评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受惠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生活在西方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以西方内部文化问题为着眼点而采取的一种“对抗性批评”。 其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伊德 、盖亚特瑞·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中国音乐批评中也显露出了后殖民批评的端倪，其矛头直接指向“五四”以来的中国新音乐及以新音乐为主流的当代中国音乐文化。这种批评为中国的音乐批评找到了找到了新的批评对象与视角，同时也开辟了批评的话语空间。但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有何重要意义呢？如何冷静、清醒的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也将是中国音乐文化谋求自身发展的必需的思考。
殖民主义世界观价值判断采取一种绝对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对世界文化进行优—劣、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的划分。这种判断几乎影响了整个世纪并深深地侵入音乐领域，并形成了中西方音乐价值判断的指导性和权威性“话语”。但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完全清除殖民主义世界观的阴影时，后殖民主义世界观又获得了新的权威话语地位。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大多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相关，其矛头直指“东方主义”，并体现出西方后殖民批评中反西方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中国的新音乐批评也隐约出现了后殖民批评话语。他们认为：中国新音乐由于“西体中用”而走错了路，在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使当代中国音乐文化丧失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最终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陷阱”。这种后殖民批评话语也似乎表明了：中国新音乐是一种殖民化的产物。这其中就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音乐创作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音乐被“后殖民化”的经历。一些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率先觉醒，他们在文化相对论主义的视角中发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并看到了当代中国音乐文化被殖民化的现状，就将其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新音乐的理论与实践，进而也表现出了本土主义的身份政治与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些批评家的眼中，中国新音乐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全盘西化”的产物，因而是一种属于西方话语的音乐文化。
从当今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来看，新音乐的发展成果是音乐文化变迁的一种自然现象。外来音乐文化的移入，并不断融入到本土音乐之中，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这意味着一种进步。但如果这种进步让自身的传统音乐丧失或者消亡，那这种进步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也就形成了新音乐中“引入与丧失”、“进步与退步”的两个矛盾面。在研究音乐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单一指向的方法，處理好文化演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使各种文化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在此，我们必需要明确这样几点：首先，音乐中的后殖民批评并不是对西方音乐的完全排斥，它目的是在于打破音乐创作发展的西方现代标准的垄断；其次，后殖民批评最重要的是唤醒主体的觉悟，并不排斥“他性”的西方音乐观的视角；后殖民批评的目的是要指出音乐发展中文化不平等的关系，使民众对这种现状采取一些有效的策略和心态的调整。所以，我们在针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时候应该要对它做全面的认识、了解和分析，不能够盲目的排斥或者盲目的接受，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使非常危险的。
在当代国际学术发展中，非常迫切需要中西方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尤其是西方人，他们急于打破自身文化主体与客体研究的局限性。正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所说：如果中国人不善于追寻自己悠久卓越的艺术传统和具有诗意的暗示性的艺术话语系统，而是徒劳的追随西方，那么，他们将无法真正参与到西方美学的讨论中去。因为西方美学需要的不是应声虫，而是能够对西方提出挑战的真正的中国现代美学。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方人仍然在等待一种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中国美学的出现，这种美学不是顺从西方理论，而是能够对其提出挑战。欧洲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亚洲文化、思想对欧洲和人类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中国的音乐丰富多彩，有着自己的音乐概念、创作理念、文化目的、表达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不能用西方的音乐观和历史概念来界定自身，使自身成为一种客体历史，失去主体说话的权力。著名文化学家斯宾格勒曾讲：“中国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的文化，勿须借用欧洲的价值体系。如果中国人不能象其它社会一样更新并重新确定自己的文化规范，中国人将成为飘忽不定、没有精神，失却自身文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唤醒我们的主体音乐文化和历史。要唤醒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就必须要有理性的建构。首先，我们要处理好中外音乐的关系，重塑主体性批评。避免民族理性思维的孤立，并以积极的态度与其实现对话，不是对抗，更不是盲从。其次，要加强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或现代观的探求。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中国音乐的现代化也并不是脱离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味的追求西化。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音乐所代表的音位学、语言学、记谱法等音响结构行为和文化价值核心投射到当今和未来国际性的思考层面上来，打破原来只有西方音乐才具有的国际性和现代观的话语垄断权。
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当代中国音乐，只有理性的构建，才能够唤醒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并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占有一席之地。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移入既不要绝对的排斥，也不要盲从。既要对中西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也要对中国传统音乐及价值体系和西方工业文明音乐及价值体系作为现代化的批判，进行扬弃并寻求新的生态文明音乐及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参照和发展方向。这样才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不至于在世界上“失语”。
参考文献：
[1]管建华.《世纪之交中国音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赵静蓉.从怀旧感看斯宾格勒的文化观.《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话语 .《求索》, 2001年第6期
[4]戴从容.从《东方主义》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伊德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作者简介：严翼飞女1984-7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艺术学硕士音乐文化与声乐艺术研究
关键词：文化语境 后殖民批评 西方音乐文化 当代 中国新音乐文化 唤醒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不断的影响着第三世界。中国的文化批评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些理论思潮的辐射。其中，后殖民批评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受惠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生活在西方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以西方内部文化问题为着眼点而采取的一种“对抗性批评”。 其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伊德 、盖亚特瑞·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中国音乐批评中也显露出了后殖民批评的端倪，其矛头直接指向“五四”以来的中国新音乐及以新音乐为主流的当代中国音乐文化。这种批评为中国的音乐批评找到了找到了新的批评对象与视角，同时也开辟了批评的话语空间。但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有何重要意义呢？如何冷静、清醒的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也将是中国音乐文化谋求自身发展的必需的思考。
殖民主义世界观价值判断采取一种绝对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对世界文化进行优—劣、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的划分。这种判断几乎影响了整个世纪并深深地侵入音乐领域，并形成了中西方音乐价值判断的指导性和权威性“话语”。但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完全清除殖民主义世界观的阴影时，后殖民主义世界观又获得了新的权威话语地位。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大多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相关，其矛头直指“东方主义”，并体现出西方后殖民批评中反西方话语的一些主要特征。中国的新音乐批评也隐约出现了后殖民批评话语。他们认为：中国新音乐由于“西体中用”而走错了路，在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使当代中国音乐文化丧失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最终落入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陷阱”。这种后殖民批评话语也似乎表明了：中国新音乐是一种殖民化的产物。这其中就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音乐创作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音乐被“后殖民化”的经历。一些民族音乐学研究者率先觉醒，他们在文化相对论主义的视角中发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并看到了当代中国音乐文化被殖民化的现状，就将其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新音乐的理论与实践，进而也表现出了本土主义的身份政治与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些批评家的眼中，中国新音乐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全盘西化”的产物，因而是一种属于西方话语的音乐文化。
从当今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来看，新音乐的发展成果是音乐文化变迁的一种自然现象。外来音乐文化的移入，并不断融入到本土音乐之中，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这意味着一种进步。但如果这种进步让自身的传统音乐丧失或者消亡，那这种进步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也就形成了新音乐中“引入与丧失”、“进步与退步”的两个矛盾面。在研究音乐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单一指向的方法，處理好文化演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使各种文化能够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在此，我们必需要明确这样几点：首先，音乐中的后殖民批评并不是对西方音乐的完全排斥，它目的是在于打破音乐创作发展的西方现代标准的垄断；其次，后殖民批评最重要的是唤醒主体的觉悟，并不排斥“他性”的西方音乐观的视角；后殖民批评的目的是要指出音乐发展中文化不平等的关系，使民众对这种现状采取一些有效的策略和心态的调整。所以，我们在针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时候应该要对它做全面的认识、了解和分析，不能够盲目的排斥或者盲目的接受，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使非常危险的。
在当代国际学术发展中，非常迫切需要中西方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尤其是西方人，他们急于打破自身文化主体与客体研究的局限性。正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所说：如果中国人不善于追寻自己悠久卓越的艺术传统和具有诗意的暗示性的艺术话语系统，而是徒劳的追随西方，那么，他们将无法真正参与到西方美学的讨论中去。因为西方美学需要的不是应声虫，而是能够对西方提出挑战的真正的中国现代美学。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西方人仍然在等待一种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中国美学的出现，这种美学不是顺从西方理论，而是能够对其提出挑战。欧洲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亚洲文化、思想对欧洲和人类未来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中国的音乐丰富多彩，有着自己的音乐概念、创作理念、文化目的、表达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不能用西方的音乐观和历史概念来界定自身，使自身成为一种客体历史，失去主体说话的权力。著名文化学家斯宾格勒曾讲：“中国完全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的文化，勿须借用欧洲的价值体系。如果中国人不能象其它社会一样更新并重新确定自己的文化规范，中国人将成为飘忽不定、没有精神，失却自身文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唤醒我们的主体音乐文化和历史。要唤醒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就必须要有理性的建构。首先，我们要处理好中外音乐的关系，重塑主体性批评。避免民族理性思维的孤立，并以积极的态度与其实现对话，不是对抗，更不是盲从。其次，要加强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或现代观的探求。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中国音乐的现代化也并不是脱离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一味的追求西化。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音乐所代表的音位学、语言学、记谱法等音响结构行为和文化价值核心投射到当今和未来国际性的思考层面上来，打破原来只有西方音乐才具有的国际性和现代观的话语垄断权。
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当代中国音乐，只有理性的构建，才能够唤醒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并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占有一席之地。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移入既不要绝对的排斥，也不要盲从。既要对中西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也要对中国传统音乐及价值体系和西方工业文明音乐及价值体系作为现代化的批判，进行扬弃并寻求新的生态文明音乐及文化价值观体系的参照和发展方向。这样才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不至于在世界上“失语”。
参考文献：
[1]管建华.《世纪之交中国音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赵静蓉.从怀旧感看斯宾格勒的文化观.《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话语 .《求索》, 2001年第6期
[4]戴从容.从《东方主义》到《文化与帝国主义》——萨伊德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作者简介：严翼飞女1984-7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艺术学硕士音乐文化与声乐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