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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义
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定义，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
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互为表里、相互匹配，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骨架。现代化的中国，既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要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研究就已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说：“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
胡锦涛同志提出对社会结构发展调查研究，弄清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状况，以利于通过改革和调整，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具体表现如下。_
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1978--200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8.25％下降到12.1％；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2％下降到5.17％；人口死亡率保持在6.5％这一较低水平上下。在此基础上，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
家庭结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国家庭结构、结构模式及其社会整合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三是家庭结构模式发生变化，如“4-2-1”家庭的出现。
社会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结构及其整合功能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发挥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整合功能。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达到约41.4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75.8万余人，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
就业结构：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就业结构发生显著改变，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岗位等方面的配置变化。到2008年，非农就业人口占60.4％，非农产业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口。1978－2008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1166.4万人。
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不仅事关民生，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再分配框架发生根本变化，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消费结构：消费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消费结构越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消费结构的趋高级化的重要特征。
城乡结构：我国城乡结构变动首先表现为城市化，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正在接近一般公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的城市化水平。其次，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松动。1978年-2008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约1453万人。
区域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明显分化。总体上看，在发展水平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区域协调发展也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阶级一阶层”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可谓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这只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的一小步，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力度相比，我国社会结构发展明显滞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高度关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及深层社会矛盾
在社会结构的众多取向中，社会阶层结构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映。
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经历了建国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两个重要发展阶段。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实行国家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的改造，到1957年，全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主流”研究理论有两大代表性观点：
“阶层论”：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其基本论点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十个社会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五种社会分级分别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以此划分，目前，我国产业工人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22.6％，其中30％左右是农民工，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约占3.1％，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也是媒体所称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下层和底层的比重占70％以上。为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 还要走很漫长的路”的基础判断。
“利益群体分化论”：提出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其基本论点为：一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重新组合，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二是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分层化、定型，各个群体或集团内部的构成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三是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分别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普通获益者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利益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改革开放的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曾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如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最后是社会底层群体：主要是指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员、乞丐群体、制假贩假群体甚至犯罪团伙等。
以上两派观点，分别倾向于从“资源占有”与“利益所得”两个角度划分社会阶层结构，但都从不同层面暴露出我国现阶段一些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
阶层分化：阶层结构的分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刚性单一、相对封闭而又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阶级阶层身份，使得我国社会分层体系不仅出现了一些边缘性群体，而且也加大了不同阶层间的分化程度，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如“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就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观察社会时所用的“城市——农村”、“工人——农民”二元结构模式，无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上来看，“农民工”都构成了我国社会结构新的一“元”。
组织分化：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这些新型组织的结构模式多样化，与原有组织之间分化加大，异质性十分明显。此外，随着原来中央控制社会的权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门组织转移后，加强了后者的封闭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成为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隐患。
利益分化：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广大群众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
观念分化：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和蔓延。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上述不同领域、阶层、组织、群体间的社会分化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我国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结构作为由各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这种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维持，社会和谐难以持续，大量非稳定、非和谐因素产生。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具有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维护社会和谐运行带来一定的难度。
总体而言，进入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社会呈现出“高分化、低整合”的特点，在社会分化快速发生的同时，社会整合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其主要体现在：
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的加速使得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家族、社区为实现单位的，且是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环境中。在加速转型期，因社会分化促进了社会异质性的增加而使传统社会整合力的发挥丧失了社会基础，传统整合单位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弱化或发生变动，这无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整合的力度，动摇了一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致使社会中大量违德违法行为急剧增长。
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却在不断下降。在社会转型期以前，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整合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是以实现政治整合为中心任务的。因此，整个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但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后，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致使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以旧的政治整合型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开始松弛化，整个社会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下降。
由于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快，传统的、旧的社会整合力量在不断弱化，而新的整合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异步性必然会造成交接过程中的“脱节现象”，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比如，因农民阶层内部分化而产生的农民工，其既不为农村社会所整合，又不为城市社会所整合，他们只能以“边缘群体”的身份在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势必会产生一种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不满情绪，其一旦生活无着落，便会采取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当前我国大量非和谐因素的潜伏和涌现，无不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不适应、相脱节有关，这也正是威胁我国整个社会和谐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所在。
加强社会整合力度，构建新型和谐社会
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来看，我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对社会整合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分化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作为传统社会分化中的整合方式，一般来说有三种，即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轨道的整合，其具有强制性和契约性特征。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在市场引导下的自发过程。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可见，这三种整合在转型社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并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分化进行全面整合。
当前，我国社会整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强化功能性整合的同时，不能放松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建构，以避免社会经济因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周期性振荡和结构性障碍。
因此，我国社会转型所蕴含的结构性变迁和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客观上所提出的新的整合要求，意味着新的社会整合绝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新的异质性因素吸纳到原有的规范控制体系之中；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促发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瓦解了原有社会的整合基础，也削弱了原有社会的整合力量，从而引起了社会整合方式及其性质的变化。社会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协调着社会各部分运行以及形形色色的个人行动，使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呈现有序运动。而人们则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新的社会整合，可以努力控制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尽可能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转型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是一项伴随着危险与机遇、失范与重组的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条件下，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类型和方式的社会整合，要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适应加速转型中社会分化的需要，就必须建立起具有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即建立起以构建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运行为目标，以民主政治为其制度保障，以先进文化为其精神动力，以社会和谐发展为其基础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整合系统。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稳定、关系协调、结构合理、利益同存、价值共享、资源互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而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和关键莫过于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整合的今天，如何继续保持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控制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使之达到合理有序、相互衔接、良性循环的状态，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促进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以保证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对我国社会结构问题的再思考
研究我国的社会结构问题，本文从一开始就试图融入主流语境，依次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现实状况、核心问题、深层矛盾、破解之道。其基本观点与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
第一，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阶层结构。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以经济分层为主要标尺，涉及到“资源配置”以及“利益分配”等敏感性社会话题。
第二，进入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从一元走向多元，高度“分化”是其主要特征，主要包括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以及观念分化等。
第三，社会阶层“分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但如果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整合模式，则很容易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增多。社会整合，主要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或观念性整合)。目前我国急迫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是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此外，包括户籍制度、城乡体制、社保制度和人事制度等制度性改革亦非常关键，它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工程。
沿此脉络，我们展开深一层思考，社会矛盾主要由社会分化引发，那么，社会因何而“分化”?
首先，我们应明确，虽然都是“结构”问题，但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两个不同属性的话题。简单地理解，“经济结构”探讨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人与物的协调、持续、可循环发展；社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以及文明昌盛。
那么，到底什么导致了社会的分化，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分化”?我们应如何看待“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尺?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生与社会哲学问题。社会阶层如果单纯以资源占有、权利占有、利益占有的多少这一经济视角来划分，那么，其假设前提就是——人是物欲的奴隶、经济理性的工具。“不惜任何代价，谋取最大利益”将会成为社会各阶层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显然是与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以及民族文化本质相背离的。
实际上，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到“人”这个根本主体上来。我们认为，真正“分化”人的不是利益，而是利益观；真正“和合”人的不是物质资源，而是精神纽带、文化认同。天下文化大同，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内在道理也是同一的。此时，我们在探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其本质还在于人自身的结构。人的一切外在行为由其内在思想所支配，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首先应告诉其全体社会成员，如何思想和行为，人们才能活得幸福、美好；稳定且充满生机的社会结构，是由每一个健康的个体所构成的(其中人格健康和精神健康是第一位的)，而无论我们身处什么阶层、从事什么行业，如能将人的第一需要从“物质”转向“精神”，从“占有”变为“给予”，像珍惜自己一样珍惜自然万物，“民胞物与”，“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人类社会一定是无比光明和美好的。
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的定义，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
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互为表里、相互匹配，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骨架。现代化的中国，既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要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研究就已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说：“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
胡锦涛同志提出对社会结构发展调查研究，弄清目前我国社会结构状况，以利于通过改革和调整，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具体表现如下。_
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1978--200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8.25％下降到12.1％；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2％下降到5.17％；人口死亡率保持在6.5％这一较低水平上下。在此基础上，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
家庭结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国家庭结构、结构模式及其社会整合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三是家庭结构模式发生变化，如“4-2-1”家庭的出现。
社会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结构及其整合功能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发挥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整合功能。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达到约41.4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75.8万余人，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
就业结构：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就业结构发生显著改变，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岗位等方面的配置变化。到2008年，非农就业人口占60.4％，非农产业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口。1978－2008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1166.4万人。
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不仅事关民生，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再分配框架发生根本变化，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消费结构：消费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消费结构越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消费结构的趋高级化的重要特征。
城乡结构：我国城乡结构变动首先表现为城市化，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正在接近一般公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的城市化水平。其次，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松动。1978年-2008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约1453万人。
区域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明显分化。总体上看，在发展水平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区域协调发展也成为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阶级一阶层”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可谓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这只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的一小步，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力度相比，我国社会结构发展明显滞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高度关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及深层社会矛盾
在社会结构的众多取向中，社会阶层结构应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核心结构，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反映。
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经历了建国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两个重要发展阶段。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和实行国家工业化，对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的改造，到1957年，全国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了分化，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员、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主流”研究理论有两大代表性观点：
“阶层论”：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其基本论点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十个社会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五种社会分级分别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以此划分，目前，我国产业工人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22.6％，其中30％左右是农民工，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约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4％，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约占3.1％，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也是媒体所称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下层和底层的比重占70％以上。为此，《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 还要走很漫长的路”的基础判断。
“利益群体分化论”：提出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其基本论点为：一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重新组合，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二是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及社会分层结构呈现碎片化，尚未分层化、定型，各个群体或集团内部的构成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三是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分别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获益最大的人，如民营企业家、各种老板、公司董事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球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管理层、技术层等等；普通获益者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了明显利益的群体，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普通的经营管理者、办事员、店员、工人、农民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是指在改革开放的现阶段利益受到损害者，包括在改革前期曾获益的前两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如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最后是社会底层群体：主要是指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员、乞丐群体、制假贩假群体甚至犯罪团伙等。
以上两派观点，分别倾向于从“资源占有”与“利益所得”两个角度划分社会阶层结构，但都从不同层面暴露出我国现阶段一些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
阶层分化：阶层结构的分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刚性单一、相对封闭而又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阶级阶层身份，使得我国社会分层体系不仅出现了一些边缘性群体，而且也加大了不同阶层间的分化程度，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如“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就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观察社会时所用的“城市——农村”、“工人——农民”二元结构模式，无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上来看，“农民工”都构成了我国社会结构新的一“元”。
组织分化：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这些新型组织的结构模式多样化，与原有组织之间分化加大，异质性十分明显。此外，随着原来中央控制社会的权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门组织转移后，加强了后者的封闭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成为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隐患。
利益分化：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广大群众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
观念分化：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和蔓延。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上述不同领域、阶层、组织、群体间的社会分化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我国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结构作为由各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这种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维持，社会和谐难以持续，大量非稳定、非和谐因素产生。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具有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维护社会和谐运行带来一定的难度。
总体而言，进入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社会呈现出“高分化、低整合”的特点，在社会分化快速发生的同时，社会整合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其主要体现在：
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的加速使得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家族、社区为实现单位的，且是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环境中。在加速转型期，因社会分化促进了社会异质性的增加而使传统社会整合力的发挥丧失了社会基础，传统整合单位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弱化或发生变动，这无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整合的力度，动摇了一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致使社会中大量违德违法行为急剧增长。
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却在不断下降。在社会转型期以前，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整合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是以实现政治整合为中心任务的。因此，整个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但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后，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致使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以旧的政治整合型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开始松弛化，整个社会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下降。
由于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快，传统的、旧的社会整合力量在不断弱化，而新的整合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异步性必然会造成交接过程中的“脱节现象”，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比如，因农民阶层内部分化而产生的农民工，其既不为农村社会所整合，又不为城市社会所整合，他们只能以“边缘群体”的身份在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势必会产生一种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不满情绪，其一旦生活无着落，便会采取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当前我国大量非和谐因素的潜伏和涌现，无不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不适应、相脱节有关，这也正是威胁我国整个社会和谐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所在。
加强社会整合力度，构建新型和谐社会
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来看，我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对社会整合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分化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作为传统社会分化中的整合方式，一般来说有三种，即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轨道的整合，其具有强制性和契约性特征。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在市场引导下的自发过程。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可见，这三种整合在转型社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并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分化进行全面整合。
当前，我国社会整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强化功能性整合的同时，不能放松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建构，以避免社会经济因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周期性振荡和结构性障碍。
因此，我国社会转型所蕴含的结构性变迁和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客观上所提出的新的整合要求，意味着新的社会整合绝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新的异质性因素吸纳到原有的规范控制体系之中；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促发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瓦解了原有社会的整合基础，也削弱了原有社会的整合力量，从而引起了社会整合方式及其性质的变化。社会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协调着社会各部分运行以及形形色色的个人行动，使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呈现有序运动。而人们则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新的社会整合，可以努力控制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尽可能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转型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是一项伴随着危险与机遇、失范与重组的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条件下，无论我们采取哪一种类型和方式的社会整合，要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适应加速转型中社会分化的需要，就必须建立起具有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即建立起以构建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运行为目标，以民主政治为其制度保障，以先进文化为其精神动力，以社会和谐发展为其基础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整合系统。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稳定、关系协调、结构合理、利益同存、价值共享、资源互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而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和关键莫过于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整合的今天，如何继续保持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控制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使之达到合理有序、相互衔接、良性循环的状态，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促进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以保证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对我国社会结构问题的再思考
研究我国的社会结构问题，本文从一开始就试图融入主流语境，依次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现实状况、核心问题、深层矛盾、破解之道。其基本观点与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
第一，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阶层结构。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以经济分层为主要标尺，涉及到“资源配置”以及“利益分配”等敏感性社会话题。
第二，进入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从一元走向多元，高度“分化”是其主要特征，主要包括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以及观念分化等。
第三，社会阶层“分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但如果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整合模式，则很容易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增多。社会整合，主要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或观念性整合)。目前我国急迫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是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此外，包括户籍制度、城乡体制、社保制度和人事制度等制度性改革亦非常关键，它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工程。
沿此脉络，我们展开深一层思考，社会矛盾主要由社会分化引发，那么，社会因何而“分化”?
首先，我们应明确，虽然都是“结构”问题，但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两个不同属性的话题。简单地理解，“经济结构”探讨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人与物的协调、持续、可循环发展；社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以及文明昌盛。
那么，到底什么导致了社会的分化，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分化”?我们应如何看待“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尺?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生与社会哲学问题。社会阶层如果单纯以资源占有、权利占有、利益占有的多少这一经济视角来划分，那么，其假设前提就是——人是物欲的奴隶、经济理性的工具。“不惜任何代价，谋取最大利益”将会成为社会各阶层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显然是与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以及民族文化本质相背离的。
实际上，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到“人”这个根本主体上来。我们认为，真正“分化”人的不是利益，而是利益观；真正“和合”人的不是物质资源，而是精神纽带、文化认同。天下文化大同，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内在道理也是同一的。此时，我们在探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其本质还在于人自身的结构。人的一切外在行为由其内在思想所支配，那么，一个理想的社会，首先应告诉其全体社会成员，如何思想和行为，人们才能活得幸福、美好；稳定且充满生机的社会结构，是由每一个健康的个体所构成的(其中人格健康和精神健康是第一位的)，而无论我们身处什么阶层、从事什么行业，如能将人的第一需要从“物质”转向“精神”，从“占有”变为“给予”，像珍惜自己一样珍惜自然万物，“民胞物与”，“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人类社会一定是无比光明和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