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一词，最初来自拉丁语Surdus，后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或人与环境之间的根本失调。”在西方文学的脉络里，“荒诞”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手段。不过，在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的西方荒诞派文学运动中，“荒诞”有着其特定内涵：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荒诞”是上帝“死”后现代人的基本处境。在萨特那里，表现为人的生存的无意义；在加缪那里，表现在西西福斯式的悲剧；在卡夫卡那里，表现为异化、孤独、徒劳和负罪；而在中国当代艺术家黎薇这里，表现为将现实冷漠剖开献给观者。
　　黎薇的个展“英雄”由相形无关的三部分组成：一组穿着表演服饰的男孩女孩（《合唱团》），一个重症监护室中的四名患者和所有医疗器械（《ICU》），以及人工草坪上几只颜色鲜艳却破败的孔雀（《孔雀》）。这是一个令过场的描述者没有太多话可说却使在场的参观者愿意多停留一会儿的展览。作品用到了很多现成的东西，比如植入的人物毛发、现成的衣物、收集的孔雀羽毛、ICU里面的医疗器械。
　　将现成品引入作品并不鲜见，因为“现成品”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雕塑中。黎薇说，如果你把那些东西用雕塑做出来的时候，它不就又变成一个形式了吗？衣服就是衣服，头发就是头发。我做《合唱团》里的小孩儿的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这些都是被现在所谓的文化、被同类制造出来的一种产品，那么我不就是在制造吗？我就像给一个真的小孩儿那样扎头发、化妆、穿衣服，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严谨过程，我真是按着现成的制造“制造”了它，而不是我“做”了它。手术室中那些接着管子才能活下去的人，不也是被医疗器械制造的吗，你说制造的是他的生命还是他的精神？我觉得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永恒的需要讨论的话题，这个话题里包含了人类的所有幸福感、价值尺度以及我们所追寻的一切自由、美好。
　　很多作品会让观看者觉得不太舒服，这种“不舒服”是黎薇觉得艺术最应该具备的特质：不是故意恶心或吓唬你，而是提醒你该停下来、慢一点，反着想一想。有人在微博上问她：你觉得把东西做的这么残忍就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吗？世界本来也不是这样的啊。黎薇回道：难道世界本来不是这样的吗？对啊，因为你没有看过。人很脆弱，不愿直面这种东西，但当你面对了所有东西，跨过去之后还觉得有希望，这个才是真的强大。
　　这些酷似蜡像和标本的作品有个共通点：没有生命力，体积还特别的大，很接近真实。它们很荒诞，跟你看到的活生生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跟蜡像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生命力——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