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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戈尔，一个肩膀宽阔的黑人女性，在海边经营着一家酒吧——“玛玛丽”。
它的墙壁是金属板和铁丝网的混搭，并用塑料袋填补缝隙；沙子里散落着些许烟头，饼干包装纸在晨光中微微反光。远远看上去，“玛玛丽”像一艘破旧的船，搁浅在沙滩上。
一个上身赤裸的年轻人来到酒吧，点了一杯“非洲威士忌”，一饮而尽后走向了波托角，当地人称其为“无用者的聚集之地”。它位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最大的贫民窟“西点”内，住着许多参加过利比里亚内战的儿童兵，玛丽也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内战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现在，参与内战的女孩们已经长大成人，相比男性，她们在战后更难被社会接纳、建立正常的生活。她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如何直面自己的过去，也将影响利比里亚的未来。
暴力，已成为她们的烙印
玛丽拿起武器、为政府军而战时，只有13岁。
她身上的伤疤，诉说着一个女孩曾深入前线作战的故事。在一场激战中，一颗子弹擦过她的右膝；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背部，差点伤到她的脊椎。除了伤疤，一系列“战斗纹身”也记录着她的戎马生涯，包括一系列粗糙的图腾，以及她背上的一只张开触角的章鱼。玛丽说，章鱼是邪恶的动物，和她一样。
三年中，玛丽一直在战斗，她指挥过30名男孩和女孩，甚至当上了炮兵指挥官。2003年8月，利比里亚内战结束时，她才16岁。
据联合国估计，有38000名儿童介入利比里亚内战，充当士兵、搬运工甚至性奴。和平协议的签署虽然让儿童兵们放下武器，但对玛丽而言，和平从未到来——与许多同龄人类似，战争的创伤让他们养成暴力的习惯，无法平静下来面对正常生活。
玛丽说，除了战争，没什么能给她方向感。她有男友以及两个孩子，但从未考虑结婚，因为“战争教会她如何独立”：“为了家人，我成为男人，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我是个男人，因为我战斗过。”
尽管多年前被解除了武装，但她依然有着指挥官的架势。某天早上，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想赊一杯“非洲威士忌”。当时，玛丽扬起下巴大吼“滚出去”。
最后，中年男人走了。“说话必须狠，因为这儿的人喜欢打斗，他们会很快掏出武器，所以你必须得非常小心。”玛丽说。
她还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有一次，她在市场攻击一个男人，因为她觉得对方叫她乞丐。她一边砸他的头，一边把对方拖到沙滩上，威胁要“把你剁了”。路人将他们分开后，玛丽就叫来了警察，塞给警察100利比里亚元，让他们把这男人关起来。
玛丽和一个10岁的女孩“经理”经营着酒吧，“经理”个子很小，长着一张很可爱的宽脸。玛丽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她发现“经理”被遗弃在一间空屋里，就把她收养了。
“经理”日以继夜地在酒吧工作，还帮忙照料玛丽1岁的女儿“希望”。某天晚上，“经理”在酒吧整理电线时打破了一批威士忌，玛丽就把她痛打了一顿，还踢了她的肚子——当着所有顾客的面。
“我只是给她上了一课，我怕她乱摸电线、触电而死。”玛丽如此辩解。
当年：离家出走，拿起武器
在“西点”里，住着无数已成年的女童军。如今，她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拥挤的贫民窟里躲避着外界的目光，靠卖淫勉强度日。
比起她们，玛丽目前的处境算是比较好的。然而，在她吹嘘完自己当年的残忍后，她又会为自己的作为而感到内疚，尽管旁人不容易发现这一点。
她在家里的7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在蒙罗维亚郊外的小镇里出生。她在战火中成长——内战爆发时她只有2岁，她很快学会了如何在双方交火时匍匐前进，如何躲在灌木丛中等待乱局结束等。
玛丽的母亲帕特里夏，以卖烤鱼和经营一家小音像店为生。帕特里夏说，她和丈夫因为“小三问题”而离婚，为了减轻生活压力，玛丽在9岁时被送去她父亲那边生活。
玛丽有了继母，但对方不仅不让她读书，还要她去街上卖小鸡，并逼她干许多家务活。只要她不听话，父亲和继母就会把她绑起来，用辣椒抹她的眼睛，让她在太阳底下曝晒。
13岁时，她怀孕了，对方是个25岁的帅小伙，在内战期间逃到了美国波士顿。玛丽给孩子取名为“勇气”，但帕特里夏在孩子出生两周后就把她带走了。
为了躲避战火，帕特里夏决定带着孩子们逃往加纳。但玛丽并不想走，最后她只能躲在树丛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带着“勇气”离去。
玛丽想逃离这个家。同时，为了保护自己，她决定参军。她去见当地的指挥官拉里·穆尔维，当这个穿着黄色背心、黑短裙的小女孩说要加入政府军时，他立刻同意了。
她第一次在前线作战时，接受另一个女孩的指挥。对方的昵称是“缇娜”，后来和玛丽成为了朋友。刚开始，枪炮声会让玛丽瑟瑟发抖，但她看到“缇娜”在战斗中的表现后，她就不再害怕了。“她很勇敢，我追随着她的脚步。”玛丽说。
玛丽过了三年的戎马生涯，最后和“缇娜”一起幸运地活了下来。然而，战争结束后，“缇娜”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与许多战死的儿童兵埋葬在一起。
说起儿童兵只会想到男孩
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和西方援助机构开设了一些项目，来帮助儿童兵们重新踏入社会。然而，女孩们似乎被政府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相比更多接受帮助的男性，她们大多数人仍身处贫民窟，乏人关注。
社会对她们的接纳度也很低。研究战后问题的人类学家艾尔玛·斯皮赫特说：“与男孩在丛林中一起打仗的女孩，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她们越过了社会对女性行为认定的界限，普遍不被认为是结婚的合适人选，大部分雇主也不愿雇用她们。”
据调查，在战乱中约有60%至90%的利比里亚女性遭到强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特里萨·贝当古特发现，女童军不仅是性侵受害者，她们还要和男孩一样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同时，她们在战后的抑郁、焦虑程度，远比男孩们高得多。
“当你说起儿童兵时，人们只会想到男孩。”贝当古特说。
玛丽回忆，她会砍下俘虏的耳朵和手指，她和她的士兵甚至活剥了一个囚犯。她曾在深夜因罪恶感而无法入眠，但不是因为上述行为，而是她下令让士兵去轮奸一名女俘虏。
她说，这名俘虏无助的呐喊，让她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此后，她开始吸食大麻。
2003年的一天，玛丽在跟敌方交火时被俘虏，受到了羞辱和监禁，最终被迫为敌方作战。在内战的最后几天，玛丽逃回了“西点”；被解除武装后，玛丽过上了内战前就已熟悉的生活——吸毒，卖淫。
几个月后，一个基督教人道组织帮助了她。在9个月的教堂生活里，她戒掉了毒瘾，最后回“西点”开了酒吧，每个月能挣45美元——在贫民窟里，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她的大女儿“勇气”如今13岁，小学刚毕业，正是玛丽离家出走、拿起武器战斗的年纪。帕特里夏于2008年从加纳回国，但她不允许“勇气”和玛丽住在一起：“那个地方不适合孩子成长。”
在利比里亚，学校经常因战乱而停课，因此毕业典礼如同盛大的节日一般，人们会享用美食、载歌载舞。为了“勇气”的毕业，玛丽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存钱了，她为女儿准备了一顶美丽的假发，一件红蓝相间的上衣，一条牛仔短裙，以及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皮鞋。
晚会上，“勇气”穿着这些到处炫耀，但玛丽并未出席，而是在几英里外的“玛玛丽”里举办自己的聚会。她说，她不想带着这帮有抽烟、说脏话恶习的狐朋狗友给女儿蒙羞。
半夜，“玛玛丽”的酒瓶几乎都见了底。一只日光灯还亮着，醉倒的玛丽醒了过来，发现身边堆了一堆空酒瓶，便开始咒骂——这是女儿的毕业典礼，她却只能在酒吧里庆祝。
她把头往后一仰，猛地灌下一口啤酒。夜已深，波托角的音乐声还在继续。
（摘自《看天下》）
它的墙壁是金属板和铁丝网的混搭，并用塑料袋填补缝隙；沙子里散落着些许烟头，饼干包装纸在晨光中微微反光。远远看上去，“玛玛丽”像一艘破旧的船，搁浅在沙滩上。
一个上身赤裸的年轻人来到酒吧，点了一杯“非洲威士忌”，一饮而尽后走向了波托角，当地人称其为“无用者的聚集之地”。它位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最大的贫民窟“西点”内，住着许多参加过利比里亚内战的儿童兵，玛丽也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内战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现在，参与内战的女孩们已经长大成人，相比男性，她们在战后更难被社会接纳、建立正常的生活。她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如何直面自己的过去，也将影响利比里亚的未来。
暴力，已成为她们的烙印
玛丽拿起武器、为政府军而战时，只有13岁。
她身上的伤疤，诉说着一个女孩曾深入前线作战的故事。在一场激战中，一颗子弹擦过她的右膝；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背部，差点伤到她的脊椎。除了伤疤，一系列“战斗纹身”也记录着她的戎马生涯，包括一系列粗糙的图腾，以及她背上的一只张开触角的章鱼。玛丽说，章鱼是邪恶的动物，和她一样。
三年中，玛丽一直在战斗，她指挥过30名男孩和女孩，甚至当上了炮兵指挥官。2003年8月，利比里亚内战结束时，她才16岁。
据联合国估计，有38000名儿童介入利比里亚内战，充当士兵、搬运工甚至性奴。和平协议的签署虽然让儿童兵们放下武器，但对玛丽而言，和平从未到来——与许多同龄人类似，战争的创伤让他们养成暴力的习惯，无法平静下来面对正常生活。
玛丽说，除了战争，没什么能给她方向感。她有男友以及两个孩子，但从未考虑结婚，因为“战争教会她如何独立”：“为了家人，我成为男人，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我是个男人，因为我战斗过。”
尽管多年前被解除了武装，但她依然有着指挥官的架势。某天早上，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想赊一杯“非洲威士忌”。当时，玛丽扬起下巴大吼“滚出去”。
最后，中年男人走了。“说话必须狠，因为这儿的人喜欢打斗，他们会很快掏出武器，所以你必须得非常小心。”玛丽说。
她还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有一次，她在市场攻击一个男人，因为她觉得对方叫她乞丐。她一边砸他的头，一边把对方拖到沙滩上，威胁要“把你剁了”。路人将他们分开后，玛丽就叫来了警察，塞给警察100利比里亚元，让他们把这男人关起来。
玛丽和一个10岁的女孩“经理”经营着酒吧，“经理”个子很小，长着一张很可爱的宽脸。玛丽说，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她发现“经理”被遗弃在一间空屋里，就把她收养了。
“经理”日以继夜地在酒吧工作，还帮忙照料玛丽1岁的女儿“希望”。某天晚上，“经理”在酒吧整理电线时打破了一批威士忌，玛丽就把她痛打了一顿，还踢了她的肚子——当着所有顾客的面。
“我只是给她上了一课，我怕她乱摸电线、触电而死。”玛丽如此辩解。
当年：离家出走，拿起武器
在“西点”里，住着无数已成年的女童军。如今，她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拥挤的贫民窟里躲避着外界的目光，靠卖淫勉强度日。
比起她们，玛丽目前的处境算是比较好的。然而，在她吹嘘完自己当年的残忍后，她又会为自己的作为而感到内疚，尽管旁人不容易发现这一点。
她在家里的7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在蒙罗维亚郊外的小镇里出生。她在战火中成长——内战爆发时她只有2岁，她很快学会了如何在双方交火时匍匐前进，如何躲在灌木丛中等待乱局结束等。
玛丽的母亲帕特里夏，以卖烤鱼和经营一家小音像店为生。帕特里夏说，她和丈夫因为“小三问题”而离婚，为了减轻生活压力，玛丽在9岁时被送去她父亲那边生活。
玛丽有了继母，但对方不仅不让她读书，还要她去街上卖小鸡，并逼她干许多家务活。只要她不听话，父亲和继母就会把她绑起来，用辣椒抹她的眼睛，让她在太阳底下曝晒。
13岁时，她怀孕了，对方是个25岁的帅小伙，在内战期间逃到了美国波士顿。玛丽给孩子取名为“勇气”，但帕特里夏在孩子出生两周后就把她带走了。
为了躲避战火，帕特里夏决定带着孩子们逃往加纳。但玛丽并不想走，最后她只能躲在树丛里，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带着“勇气”离去。
玛丽想逃离这个家。同时，为了保护自己，她决定参军。她去见当地的指挥官拉里·穆尔维，当这个穿着黄色背心、黑短裙的小女孩说要加入政府军时，他立刻同意了。
她第一次在前线作战时，接受另一个女孩的指挥。对方的昵称是“缇娜”，后来和玛丽成为了朋友。刚开始，枪炮声会让玛丽瑟瑟发抖，但她看到“缇娜”在战斗中的表现后，她就不再害怕了。“她很勇敢，我追随着她的脚步。”玛丽说。
玛丽过了三年的戎马生涯，最后和“缇娜”一起幸运地活了下来。然而，战争结束后，“缇娜”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与许多战死的儿童兵埋葬在一起。
说起儿童兵只会想到男孩
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和西方援助机构开设了一些项目，来帮助儿童兵们重新踏入社会。然而，女孩们似乎被政府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相比更多接受帮助的男性，她们大多数人仍身处贫民窟，乏人关注。
社会对她们的接纳度也很低。研究战后问题的人类学家艾尔玛·斯皮赫特说：“与男孩在丛林中一起打仗的女孩，被认为是不体面的。她们越过了社会对女性行为认定的界限，普遍不被认为是结婚的合适人选，大部分雇主也不愿雇用她们。”
据调查，在战乱中约有60%至90%的利比里亚女性遭到强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特里萨·贝当古特发现，女童军不仅是性侵受害者，她们还要和男孩一样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同时，她们在战后的抑郁、焦虑程度，远比男孩们高得多。
“当你说起儿童兵时，人们只会想到男孩。”贝当古特说。
玛丽回忆，她会砍下俘虏的耳朵和手指，她和她的士兵甚至活剥了一个囚犯。她曾在深夜因罪恶感而无法入眠，但不是因为上述行为，而是她下令让士兵去轮奸一名女俘虏。
她说，这名俘虏无助的呐喊，让她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此后，她开始吸食大麻。
2003年的一天，玛丽在跟敌方交火时被俘虏，受到了羞辱和监禁，最终被迫为敌方作战。在内战的最后几天，玛丽逃回了“西点”；被解除武装后，玛丽过上了内战前就已熟悉的生活——吸毒，卖淫。
几个月后，一个基督教人道组织帮助了她。在9个月的教堂生活里，她戒掉了毒瘾，最后回“西点”开了酒吧，每个月能挣45美元——在贫民窟里，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她的大女儿“勇气”如今13岁，小学刚毕业，正是玛丽离家出走、拿起武器战斗的年纪。帕特里夏于2008年从加纳回国，但她不允许“勇气”和玛丽住在一起：“那个地方不适合孩子成长。”
在利比里亚，学校经常因战乱而停课，因此毕业典礼如同盛大的节日一般，人们会享用美食、载歌载舞。为了“勇气”的毕业，玛丽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存钱了，她为女儿准备了一顶美丽的假发，一件红蓝相间的上衣，一条牛仔短裙，以及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皮鞋。
晚会上，“勇气”穿着这些到处炫耀，但玛丽并未出席，而是在几英里外的“玛玛丽”里举办自己的聚会。她说，她不想带着这帮有抽烟、说脏话恶习的狐朋狗友给女儿蒙羞。
半夜，“玛玛丽”的酒瓶几乎都见了底。一只日光灯还亮着，醉倒的玛丽醒了过来，发现身边堆了一堆空酒瓶，便开始咒骂——这是女儿的毕业典礼，她却只能在酒吧里庆祝。
她把头往后一仰，猛地灌下一口啤酒。夜已深，波托角的音乐声还在继续。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