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不了富的炫耀性消费
　　1899年，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观察到，富裕阶层的女性爱穿高跟鞋、男性爱戴夸张的大礼帽，不是因为高跟鞋或者大礼帽穿戴起来很舒服或者是很酷，而是在表明他们不需要去做任何体力劳动，也就是说这些服装配饰是精英社会地位的象征。在维布伦的著名论文《有闲阶级论》中，他创造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指出有些人把金钱和其他物质产品作为炫耀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基础。
　　100多年过去了，炫耀性消费仍然是现代社会景观的一部分，只不过如今的奢侈品比起那个年代要更容易获得。这种可获得的奢侈品的泛滥，是20世纪大规模生产经济所造成的，大牌的奢侈品厂家将生产外包到那些具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大大提高了产量。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实力不俗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的到来。
　　奢侈品的大众化虽扩张了市场，但也导致商品烂大街而失去了原本的奢华，使得它们远远不能作为一种显示财富地位的手段。富人和中产阶级同样都可以拥有炫酷的汽车和漂亮的手提包，也都有能力乘坐飞机头等舱或踏上游轮环游世界。从表面上看，这两个群体的等级秩序似乎被打破，富人被混同成普通中产，这当然不是富人所乐意见到的。
　　教育成了新式“炫富”
　　因此，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满怀抱负的新的精英富豪阶层出现了，他们包括巴菲特、扎克伯格、库克、比尔·盖茨、马化腾、马云等人，他们不喜欢过去那种土豪式的炫富方式，而是借由重视知识和建立文化资本来彰显其富豪地位，还有与之相伴的消费习惯也在悄悄发生改变——相比于纯粹的物质消费，如今的富人们更宁愿在服务、教育和技能资本上投资。这一新阶层的行为就是所谓的“非炫耀性消费”。这一术语所涵盖的消费选择中，无一是明显或表面的物质商品，但却毫无疑问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即不是那种普通人也能拥有的东西。
　　随着这一精英阶层的兴起，它的消费习惯开始受到关注。美国消费支出调查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最富有的那1%的人群（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在炫耀性消费方面的支出明显减少，在教育、退休和健康方面的投资明显增多，其中教育又是重中之重（占家庭支出的6%）。实际上，自1996年以来，富人们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已增长了3.5倍。而中等收入人群（年收入约7万美元）在炫耀性消费方面的支出却有上升的趋势，教育支出在同一时间段的对比却基本保持不变（中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仅占1%）。
　　与物质商品不同，美国教育费用在最近几十年内变得越来越昂贵。消费支出调查数据还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美国大学学费上涨了80%，同期女性服装的价格仅上涨了6%。优质的教育资源需要更大的财力负担，于是，好的教育开始变成了不是人人都能随意消费得起的支出。在美国，中产阶级和富人们的教育支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中产阶级对教育投资的缺乏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而是那样的教育成本太过昂贵，几乎让他们望而却步。富人阶级的“炫富”方式从以前的“这样的物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变成现在的“这样的学校只有有钱人才能上”。
　　在中国，高价的培训费、昂贵的私立教育以及出国留学的庞大支出，也同样成了富人们的炫富方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好的私立学校每年学费高达七八万乃至十几万元，如果上公立学校，那么课外培训费同样每年也要七八万元，即便是二线城市也得四五万元。这些正是新一代富豪与普通人拉开距离的消费方式。
　　非炫耀性消费的意义
　　不论如何，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都是一种进步。
　　首先是在社会地位的改变上。对非炫耀性消费的投资，可以巩固富豪家族的地位和财富，而以往的炫耀性消费却不能。因为精英阶层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基于他们从高等教育层面获得的技能。“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意识”成为了社会资本最有价值的来源。加大在这方面的投资，反过来可以为他们的工作、重要的社会和职业接触以及子女进入优秀学校的機会铺平道路。简而言之，非炫耀性消费带来社会流动。
　　更深刻的是，在教育、医疗和退休方面的投资不仅对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还对下一代的生活机会产生显著影响。相比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炫耀性消费，如今的非炫耀性消费能够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非炫耀性消费——无论是母乳喂养还是教育支出——是一种提高生活质量和提升自己孩子的社会流动机遇的手段，而炫耀性消费只有一个目的——仅仅是炫耀而已。
　　这将改变以往人们对于富二代的刻板印象，他们的父辈不仅给他们留下财富，还留下最好的教育。然而，另一方面，非炫耀性消费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因为，随着富裕父母对子女教育和健康支出的增加，可能会加深阶级分歧，限制较贫穷的孩子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