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富厚堂——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故居内，最为生动、最有灵感的“精神中心”是曾国藩藏书楼。它面积约2000多平方米，分为南北两栋，南栋又分“公记书楼”和“朴记书楼”。“公记书楼”面积最大，为主人公曾国藩收藏文书档案和书籍之所在。“朴记书楼”为曾国藩大公子曾纪泽所用。藏书楼为青砖木质结构，上下共三层，第一层为阁楼，空间较高，不作藏书用；第二层，用于收藏文书档案及书籍资料，南北各有三个窗户，间内光线较暗；第三层设计别致，三面一米以上处为全窗式，每个窗子均可向外撑开，窗下方有一可推拉木板，晴天时将方格窗向外撑开，可让楼内通气；阴雨天将窗子下木板往上推，可封闭窗户，挡风防雨。三楼南面的门直通往外走廊，外走廊用来晒档案、晒书籍。整个书楼，正如《台湾曾氏文献》主编吴相湘先生所述：“自庭院中远眺，有些像国立北平图书馆。”
　　富厚堂藏书楼收藏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曾国藩自己生平所思、所书、所言的历史记录文字。仅收入《曾国藩全集》的奏折、家书和日记就达数十万字，其中包括抄录的朝廷谕旨、奏稿副本，以及朝廷给予曾氏及家人的褒奖荣誉字、匾、实物等。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子孙后辈无论是在朝中或地方为官还是在海外经商，每年都要回富厚堂小居，并对住宅进行维修，特别是对藏书楼进行了严格管理。藏书楼建成初期，楼内收藏由曾纪泽兼管。后曾纪泽公务繁忙，曾国藩《谕纪泽》：“家中书籍，亦需请一人专为管理，否则伤湿、伤虫。”在曾府考察了多位应招的图书档案管理者之后，彭芳六成为富厚堂藏书楼第一位文书人员，第二位是贺老头，第三位名叫王之陵，第四位名叫王席珍。这4位图书管理人员，前3位早已去世，王席珍尚健在。他们对富厚堂藏书楼的管理都十分严谨，视藏书楼为机要重地。
　　如今，王席珍老人已是90岁高龄，中等个头，身躯微弯。1931年，年仅13岁的王席珍，跟随父亲王之陵开始协助管理藏书楼。自父亲王之陵去世后，她一人独管此楼，一守就是20个春秋，到46岁还未提婚事，以至终身未育。
　　“文书档案、书籍史料是无价之宝，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管好。”王席珍记住父亲的叮嘱，像父亲那样一丝不苟。几十年来，王席珍每天一大清早，就来到藏书楼，在五花八门、密密匝匝数十万卷的文书档案和书籍中，不停地忙于粘贴、上线、装订、陈列、编目录，防潮通风、打扫卫生等。她力求将繁杂而琐碎的事务做得精益求精。后来，为保护藏书楼，王席珍干脆将家搬进了曾府。王席珍这一行动后来成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过”。
　　抗日战争时期，曾国藩的子孙大多外出，独守富厚堂藏书楼的王席珍，使出浑身解数，将觊觑书籍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王席珍勤奋好学，耐心细致地管好了书楼，保护了书籍档案，赢得了曾家几代人的信任与赞扬。当年，留学英国、创办长沙艺芳女校的曾氏后裔曾宝荪回双峰，当她看到祖上留下的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书楼一尘不染时，以“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来评价王席珍，赞叹王席珍“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于是将王席珍的报酬由每月谷一石加至两石，每月银元一块加至两块，也算是一种物质上的奖赏。曾宝荪在家期间，再度执鞭教育侄辈学习英文时，竟然让王席珍也参加学习，并要求王席珍按英文字母摆放书籍和查找英文资料。抗战时期，几名美国军事顾问来到富厚堂，发现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旮旯里，居然有会说英语的乡里女人时，一个个惊喜异常。
　　王席珍以及她的3位前任，以他们细心照看与管理，使富厚堂书籍档案收藏极大限度地减少于因战事、动乱所遭的流失，从而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文书档案、书籍资料收藏的罕见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