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到新闻总署，就见到最崇拜的两个人
解放前夕，我正在上海东吴大学读法律二年级。听说华东新闻学院要招人，为新中国培养新闻人才。但它有个条件，要大学二年级以上才能报考。因为法律跟新闻有点关，我就去报名。一看，都是有名的人，当时上海报纸的主编、副主编都去报名了。我一看这些人来我怎么比啊！结果他们都没被录取，那些人背景都有些复杂。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审查，政审我没有问题，学生嘛，单纯，而且进步，是学生会介绍去的。1949年四五月我进入学校，上了半年多，就和几个同学去了北京，到新闻总署报到了。
上新闻学院那时候，我就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范长江，一个是萨空了，两个都是大记者。1949年12月我到新闻总署报到，接待我的是谁？是范长江，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会摄影，因为我上中学就开始接触摄影了。范长江就说你到新闻摄影局吧。新闻摄影局局长是谁啊？萨空了。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最崇拜两个人，一进北京就都见到了。
华东新闻学院一共70多个人到了新华社，11个人到了摄影局。杨溥涛、岳国芳、陈之平、张文硕、田青、沈伯昌、白羽等，因为那时候《人民画报》是新闻摄影局出，有几位分配到《人民画报》。我们这批人是最早到新闻摄影局的人。
新闻摄影局在北京石碑胡同，到了那儿，什么都没有。萨空了说：“我名字叫萨空了，你们调来的单位也是‘空了’，没有房子。有房子我们就可以去占，占了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知道国民党撤退了时，就赶紧把东西搬进去占了地方，就在那里办公。
我之前只会“照相”，真正“摄影”是从他们那里学的
我们到了新闻摄影局3个月以后，石少华带着一批从战场上下来的摄影记者齐观山、袁苓、陈正青、钱嗣杰等过来了。摄影局主要就是两拨人：一拨是从战场上来的人，文化不高，但已经有了在战争前线采访的经验；还有一帮是大学生，有文化、能写点东西，但没有现场采访经验。新闻摄影局光靠我们几个大学生撑不起来的，而且当时开国大典啊，国家会议啊重大的活动，很多采访还不能派我们去。
当时我们是供给制，穿的是发的制服。我们没有工资，就是每年发给一件衣服。5毛钱一个月，一切都发，管吃管穿。我们吃大灶，领导吃小灶，战争前线回来的记者吃中灶——他们有功劳啊。
从战场来的同志都是很勇敢的战地记者，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这群人是有点“公子哥”，带了很多旧社会习气。所以呢，分了“两派”，还有点矛盾。我们觉得他们是大老粗、小农意识，他们觉得我们是公子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在文字上比他们强一点，回来能写说明，另外呢，我们过去多少都看过一些国外照片，拍的照片好看一点。比如要介绍北京解放以后第一个春耕，我画面拍得漂亮，结果报纸上用的都是我的照片。他们有意见，觉得你就会拍这些表面美的东西，贫下中农怎么生活的都不会拍。
我们这些大学生刚来新闻摄影局的时候，都是要有人带一段的。带我的人叫王纯德。一起外出，他穿军便服，我穿了个长袍，里面是西装裤，他穿布鞋，我穿皮鞋。长年行军，他习惯走路，风一样地走在前边，我在后面。他嫌我走得慢。有一次到北京八里庄采访，就是现在的三里河，有一个无轨电车，我们可以从天安门坐到那里的，他不坐，要走着去。我怕走，穿那个皮鞋走不动。我说有电车你不坐，他说就是考验你们，以前我们都是走的，你们现在动不动就坐车。
鞍钢恢复生产我也是跟王纯德去的，鞍钢刚从国民党那儿收回来，收回来的是一个空壳。我们去了好多回，记录鞍钢恢复生产。那时中国没有钢铁工业，只有鞍钢。我用的相机，现在来讲是小孩玩的，蔡司，最简单的。王纯德拿的相机也不怎么样。后来我拿了一个海鸥就好得不得了了。我们不是只管拍，还要自己冲洗，因地适宜：在暗房可以冲，在外面也冲，在桌子底下，拿杯子罩起来就可以冲。
和王纯德一起工作时发生了很多冲突，他老找我的毛病，我甚至有点烦他。可几十年过去，我们现在都住新华社黄亭子宿舍。我们都老了，见了王纯德，我会主动跟他讲：“你是我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师傅，我不应该忘记的。以前我对你有抱怨，后来我自己想清楚了。其实我和你学了很多东西。”这是我的心里话。
解放初期的新闻摄影局两拨人后来都成了朋友。应该讲我们向他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之前只会“照相”，真正“摄影”是从他们那里学的。
学识不够认识不够，很多机会过去了再想也没用了
这次社里做“新华典藏”，我有机会看到我二三十岁时拍摄的照片。几十年过去，很多我都忘了是自己拍的了。那时究竟年轻，好多照片都漏了，机遇到了面前，没有抓住，这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说得严重点，应该说是有罪的。50年代初，给我的任务有时是很好的。政协第一届会议、北京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工商业联合会议、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学生代表大会、铁路劳模会议、天主教代表会议、亚太和平会议、宗教界祈祷和平大会。因为学识不够，认识不够，我不知道这些会议的重要，也不知道出席会议代表的重要。政协第一届开会，报道处派我给代表照相，做出入证，我拍摄得很随便。后来看这些代表，都太有名了，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仁人志士。我还参加科学院的第一、二、三次会议，有很多大科学家，但我都不认识。后来在报纸上一看，我都见过的。如果要好好记录下来，我可以留多少好资料啊！
当时没拍下来的原因，技术不好，意识也没有跟上。被通知做一个采访，也没有人给我讲一讲，怎么重要。我自己的案头工作也没有做好，在拍以前不清楚重要性。派我去是派错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担不起这个任务。比如文化界，我光知道个郭沫若。1951年派我去拍老舍，我在老舍家里还碰到赵树理。我应该先读老舍的书、赵树理的书，但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按了两下就出来了。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觉得很后悔，辜负了大好春光。人本来有很多机会，过去了再想也没用了。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从我们这儿吸取教训。如果因为学识不够，认识不够，可能将来也会有我这样的后悔。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拍的东西都要交给公家，废品扔到废品箱，烧毁，所以我什么也没有留。
西南访问团，我本来可以留很多照片的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我参加了西南访问团，整整一年。那应该讲也是一次很重要的采访，更是一次锤炼。7月2日，西南访问团120余人离京，前往西康、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团组成三个分团：作为摄影记者，我单独跟去贵州的二分团。我们到达重庆，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刘伯承以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的亲身经验，叮嘱勉励全团要稳步慎重地做好工作。邓小平把这个团交给杨勇大将，跟他讲：“我把这个团交给你了，差一个人我就找你。”杨勇派了一个连保护我们。我坐的卡车上都架了机关枪，我坐在前面，机关枪就在我边上。
西南访问团的任务，就是宣传国家民族政策。我们团大概有四五十人，后来都是大人物，很多有名的学者、艺术家。团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我们每人背一口袋，里面放着盐。贵州缺盐，老百姓把盐看成很重要的东西，给他一块盐，他高兴得很。都是井盐，在四川拿的。
那时候贵州很多地方还没解放，解放是一条线，一个县一个县打，占领一个县，再往前面打一个县，周围农村没力量管。国民党还留了40万残兵败将，他们有时候会晚上进攻县城，杀县里的干部。我们从这个县到那个县，一路上都有国民党，国民党都站在山上，打到谁谁倒霉。我们开过去，他们会开枪。一卡车的解放军下车，上对面的山，跟他们打，双方对打，我们就在底下走。我最近在看中央电视台介绍邓小平主政西南，剿匪是个很大的问题，国民党残兵打游击，我们是明的，他们是暗的。所以那时我们时时处在危险中。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走，脚一踢，一看，一只断手臂——不能想象的。
整整一年，都是这样跑来跑去，到各个县，告诉老百姓：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给他们一点盐，也说是毛主席给你们的。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还不知道毛主席是谁。
除了记录访问团的活动，交给我的任务还有拍摄一些比较残酷的画面。有时候半夜里被叫起来，要拍摄处决土匪地主。枪决的人一个一个拍过以后（照片）要交的，要验证。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睡得迷迷糊糊，起来一看，院子里跪了很多人。什么人呢？都是当地老百姓，他们说求你放了我们家里的人吧。国民党把他们家里人都抓去当土匪，而这些人都被关起来了，准备枪毙。
在西南访问团，我才20出头，第一次离开城市到农村到边疆，见识了很多原来无法想象的事情，也经历了很多危险。西南访问团，我本来也可以留很多很多照片的，但是也没有。
西北总分社 ，和记者共同工作、带头吃苦
1953年的一天，领导把我叫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组建西北总分社摄影组。这之前，新华社没有分社摄影组，摄影记者只有很少的几个。五个大区都要设立摄影组，这一年，曹兴华到华东，王纯德到东北，中南是杨礼门，西南是刘庆瑞，西北是我。从这五个总分社开始，新华社正式有了分社摄影组。
我去了位于西安的西北总分社，分社社长是莫艾，社址在马坊门，破破烂烂一个院子。去了我才知道自己身上担子很重。西北总分社负责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的报道工作，我需要全方位了解几个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我去了先忙着筹建暗房、添置设备，向总社要人。原有的几个摄影记者文化不高，用起来困难。总社问我要什么人，我说我知道刚来了一批大学生，我要几个。最后来了四个：胡越，姚宗义，赵淮青，还有一个我忘了。他们刚从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毕业。头脑灵活、见多识广，容易沟通，也能吃苦，加上都在名牌大学学的新闻、中文，一下子报道局面就打开了。他们来我很高兴，我跟他们吃住行老在一块，很谈得来。我和他们称兄道弟，不像个组长。但我有一条：必须把东西拍好，把报道做好。那个时候东北摄影组的报道做得最好，因为解放初期重工业是东北最好，西北最差。所以我提出来，要跟东北争第一，在发稿量上要超过东北。结果几个大学生抡开膀子干，跑了很多地方。干得很辛苦。西北穷，但是西北有很多东西是人家都看不见的东西。大学生一点就通。当摄影记者（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是头脑。主要是你拍些什么、怎么拍，而不是你拍得清楚不清楚。西北没有大工业，但正在建设中，有石油，玉门油矿啊，石油勘探啊，我们盯住这些，发稿量一下就上去了。干了几年后，我们跟华东（分社）齐名了。总社还派了个工作组，专门来调查西北总分社为什么会这样一下子跳起来了。
总分社在西安，到西北几省出差很苦的。到甘肃、青海、宁夏要坐汽车，从六盘山那里绕个圈走，是杨家将打仗的地方，坐大卡车，还要自己背行李，因为那时候大车店招待所是没有被褥的。
我们那时和总社联系都是靠邮局。总社来一个信：现在三月，你们要报四月的选题，我们报了选题总社定，定了后，我们就按照选题拍。
几个大学生也厉害，和我差不了几岁，他们说：“你指挥我们，你就会说，你自己拍一点东西给我们看。”不服。我说好，咱们一块去。我和胡越、姚宗义上了甘肃玉门油矿。到了玉门油矿一看，没什么可拍的，都是大油井。有一天看见一辆卡车开过，卡车上都是女生，她们个个齐耳短发，双颊黢红，朝气蓬勃，每人背一只水壶，大声唱着歌，一下子把这荒凉、枯燥的戈壁滩变得春意盎然！她们让我顿时想起古老的诗句并作了修改：“春风已过玉门关”（王之涣），“西出阳关有故人”（王维）！
我一打听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女子测量队，成员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中专生。她们小小年纪响应党的号召，为了祖国的建设，抛开了可以撒娇的父母，千里迢迢来到这戈壁滩上。我受到感染，立刻感觉到这不正是我们需要记录的好题材吗，我们应该让全中国人都知道她们的情况，也应该让她们的家人知道。
报道思想统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分头干起来，要报道女子测量队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她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怎么给家里去信，她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拍摄的时候怀有一种感情。她们爬到山上去勘探我们都要跟她们爬上去。我觉得对她们来讲，主要的不是拍得美不美，而是拍得深入不深入。深入就是要深入到她们生活里面去。
西北分社三年，我最大收获就是学会当领导：要出选题，要和记者共同工作，要带头吃苦。我带出了西北第一批摄影队伍。后来，赵淮青先去甘肃后去了青海、胡越去了甘肃，姚宗义留在陕西。他们后来都成了新华社的著名记者。
唯一遗憾的是我把姚宗义要到西北总分社，他去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1957年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就不能在新华社工作，当农民去了。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赶上划右派，又没有人保护他。
从西北回来我回到新华社总社，在摄影部分社管理组，当指导员，哪一个分社报道弱，就把我派去，工作一段时间，跟记者一起去拍摄。我自己也坚持拍专题，一个一个拍。我拍摄考虑最多的是读者的兴趣。
在年轻人那里看到中国摄影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来了，把档案给刨出来了，抓住我的历史问题不放。我家庭出身不好，地主兼资本家。我表姑父是上海松江县三青团的头儿，实际上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把我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干校我干了两年，期间我也没忘摄影，找着机会就和在一起劳动的黄次石、沈觐光聊摄影。我们手里虽然没有相机，可我们一起反思前半生的摄影，探讨光影乐趣。
文革结束，我回到总社摄影部以后，没有分配工作，在暗房劳动，后来到了中国图片社筹建组。石少华跟我讲，这个组就是储备干部的。后来两个地方要我了：莫艾到了《光明日报》，跟我们摄影部讲：把盛继润调我这里来吧；还有一个是辽宁分社社长，说：你们摄影部不要盛继润，我们要。
结果这下我从没人要的人变成吃香的了，石少华说不给，我们自己留着，就把我派到中国摄影学会。那时候中国摄影学会是新华社管，办了一本《中国摄影》，我去做技术编辑。几年后，中国摄影学会改成中国摄影家协会，石少华当主席，我留在协会，做了研究室主任。研究室两个任务：一个是每年开一次摄影创作会议；还有一个摄影理论年会。另外我还给摄影人办读书班。
这时候我就和新华社没关系了。在新华社，早期懵懵懂懂，非常幼稚，漏了很多题材和应该拍摄的图片；后来成熟了，想清楚了，但在特别想干活的时候，因为国家的问题和单位的问题，不能发挥全部的能量和热量，各种各样的运动把搅进去，让人心神不宁。
到了摄影家协会工作，感觉摄影的天地真大！但也感觉到摄影不受重视，当时摄影者因为文化不高地位也就不高。作为摄影家协会研究室主任，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提高摄影的地位呐喊。在文联开会，常常能遇到美术界的人，华君武、黄苗子他们公然看不起摄影，说：“摄影不就是按一下快门嘛。我们到黄山，拍了很多照片都不怎么样。但不小心摔了一跤，出来了一张好照片。”还说：“你们摄影界没有一篇站得住脚的好文章。”我身为摄影界代表，真是坐立不安。站起来和他们理论，强调“真正的摄影家就是一个画家。”为了提高摄影在文化界的地位，我努力了，但力不从心。
我也在想，摄影为什么让人看不起？首先是我们很多人自己没有把摄影当成是真正的文化，要想让人看得起就得把摄影当成一种文化来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意识形态对摄影的禁锢还很深，但是我也看到了摄影的希望。1979年4月，民间摄影组织“四月影会”第一届《自然 社会 人》展览在北京中山公园的花房“兰室”举行，展出的200幅照片，大部分表现的是北京都市生活，风格各异。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展览像这个展览有那样多的观众，人挤得透不过气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不夸张。三分钱一张门票，好多人出来透口气再买票进去。有人后来写文章说他自己一天进去了7次。
我去看了那个展览，这些年轻摄影者真勇敢啊！他们被意识形态压得太久了。李晓斌的《上访者》拍得多好啊！所有照片题目起得也令人寻味，有个画面上是一个将要倒塌的塔，题目就是《如果你不倒，人们就崇拜》。
我喜欢这些作品，认同他们的探索，也不会摆架子指责这些年轻人。后来我们在大连、青岛、哈尔滨开理论年会，这帮年轻人常常不请自到：“我们不需要你们安排吃住，我们就睡在地上，我们就是要发言！”不安排他们发言，他们自己上去抢着发言。我很佩服他们，他们就是将来中国摄影的栋梁。
1988年我退休了。我大学毕业进了新华社，可在新华社没有呆到退休，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中学就喜欢摄影，没想到把兴趣做成一生职业，这又是一件幸事。我就在这遗憾和庆幸中度过一生。到了人生的黄昏，你们又把我年轻时的照片翻了出来，这些照片勾起我许多回忆。
采访手记
2010年3月以来，作为新华社“新华典藏”工程的责任编辑，我的工作主要是就是趴在电脑前，一张一张翻阅老照片，从中挑选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确定哪些照片进入收藏。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却发现摄影者的名字已是故人，我不禁扼腕长叹，悲从中来！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齐观山、陈正青、蒋齐生、叶华、郑小箴、刘东鳌、邹健东、李基禄、袁克忠、邹健东、李九龄、刘庆瑞、丁峻、孙忠靖、唐茂林……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些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经典照片的摄影英雄，今天却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为“新华典藏”失去了这些伟大的摄影记者亲手签名的图片而遗憾，也为“口述新华”无法收录他们自己的口述而遗憾。
而庆幸的是，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图片，也正是“新华典藏”，让很多在我们视线里已经消失很久的摄影者浮出海面：于肇、王纯德、安康、纳一、雪印、傅军、赵淮青、陈之平、哈斯娅提、塔吉古勒、盛继润……这些摄影者早在五六十年代因各种原因调离新华社摄影部，他们的名字已渐渐被忘掉，他们的作品也很少被人翻阅。但当他们的图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带着那个时代的强烈信息，丰富而重要，那正是“新华典藏”所寻找的照片。
正是在这些摄影者的照片中我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着口述历史“因事找人，因人找事”的原则，我找到了本期口述者盛继润。盛继润是50年代最早进新闻摄影局的大学生之一，他参与报道了鞍钢、西南访问团、贵州剿匪、建国初期北京的各种重要会议、北京露天公审、北京三反五反斗争大会……1953年，他和曹兴华、王纯德、杨礼门、刘庆瑞等五人被委派建立五大区摄影组（如今这五人中三人已经离世）。文革后，盛继润无奈离开新华社，从此再没有机会看到自己为新华社留下的照片。
今年7月，我们带着即将收入“新华典藏”的作品，请盛继润签字。老人因心血管疾病半身不便行动，可是整整一上午，他一口水没喝，没有挪窝，专心致志地签完所有照片……在访谈中，我问起西南访问团、问起建国初的种种会议采访，问起西北总分社摄影组，问起他为何离开新华社……我问起他这一生有过什么样的荣光？又有过什么样的失败？什么应该追忆？什么应该反思？我分明感觉到，对往事，84岁的盛继润心里还有很多话，但他已经表述不出来了。有时候，面对我问出的问题，老人瞪着眼睛看着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收藏摄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收藏历史，口述的意义也在于收藏大历史中的个人史。新华社摄影部的那些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者，他们正在渐渐老去，我们想“听到大是大非中个人的声音”的愿望，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陈小波
2011年7月12日
解放前夕，我正在上海东吴大学读法律二年级。听说华东新闻学院要招人，为新中国培养新闻人才。但它有个条件，要大学二年级以上才能报考。因为法律跟新闻有点关，我就去报名。一看，都是有名的人，当时上海报纸的主编、副主编都去报名了。我一看这些人来我怎么比啊！结果他们都没被录取，那些人背景都有些复杂。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审查，政审我没有问题，学生嘛，单纯，而且进步，是学生会介绍去的。1949年四五月我进入学校，上了半年多，就和几个同学去了北京，到新闻总署报到了。
上新闻学院那时候，我就崇拜两个人，一个是范长江，一个是萨空了，两个都是大记者。1949年12月我到新闻总署报到，接待我的是谁？是范长江，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会摄影，因为我上中学就开始接触摄影了。范长江就说你到新闻摄影局吧。新闻摄影局局长是谁啊？萨空了。哎呀！我说这太好了。我最崇拜两个人，一进北京就都见到了。
华东新闻学院一共70多个人到了新华社，11个人到了摄影局。杨溥涛、岳国芳、陈之平、张文硕、田青、沈伯昌、白羽等，因为那时候《人民画报》是新闻摄影局出，有几位分配到《人民画报》。我们这批人是最早到新闻摄影局的人。
新闻摄影局在北京石碑胡同，到了那儿，什么都没有。萨空了说：“我名字叫萨空了，你们调来的单位也是‘空了’，没有房子。有房子我们就可以去占，占了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知道国民党撤退了时，就赶紧把东西搬进去占了地方，就在那里办公。
我之前只会“照相”，真正“摄影”是从他们那里学的
我们到了新闻摄影局3个月以后，石少华带着一批从战场上下来的摄影记者齐观山、袁苓、陈正青、钱嗣杰等过来了。摄影局主要就是两拨人：一拨是从战场上来的人，文化不高，但已经有了在战争前线采访的经验；还有一帮是大学生，有文化、能写点东西，但没有现场采访经验。新闻摄影局光靠我们几个大学生撑不起来的，而且当时开国大典啊，国家会议啊重大的活动，很多采访还不能派我们去。
当时我们是供给制，穿的是发的制服。我们没有工资，就是每年发给一件衣服。5毛钱一个月，一切都发，管吃管穿。我们吃大灶，领导吃小灶，战争前线回来的记者吃中灶——他们有功劳啊。
从战场来的同志都是很勇敢的战地记者，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这群人是有点“公子哥”，带了很多旧社会习气。所以呢，分了“两派”，还有点矛盾。我们觉得他们是大老粗、小农意识，他们觉得我们是公子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在文字上比他们强一点，回来能写说明，另外呢，我们过去多少都看过一些国外照片，拍的照片好看一点。比如要介绍北京解放以后第一个春耕，我画面拍得漂亮，结果报纸上用的都是我的照片。他们有意见，觉得你就会拍这些表面美的东西，贫下中农怎么生活的都不会拍。
我们这些大学生刚来新闻摄影局的时候，都是要有人带一段的。带我的人叫王纯德。一起外出，他穿军便服，我穿了个长袍，里面是西装裤，他穿布鞋，我穿皮鞋。长年行军，他习惯走路，风一样地走在前边，我在后面。他嫌我走得慢。有一次到北京八里庄采访，就是现在的三里河，有一个无轨电车，我们可以从天安门坐到那里的，他不坐，要走着去。我怕走，穿那个皮鞋走不动。我说有电车你不坐，他说就是考验你们，以前我们都是走的，你们现在动不动就坐车。
鞍钢恢复生产我也是跟王纯德去的，鞍钢刚从国民党那儿收回来，收回来的是一个空壳。我们去了好多回，记录鞍钢恢复生产。那时中国没有钢铁工业，只有鞍钢。我用的相机，现在来讲是小孩玩的，蔡司，最简单的。王纯德拿的相机也不怎么样。后来我拿了一个海鸥就好得不得了了。我们不是只管拍，还要自己冲洗，因地适宜：在暗房可以冲，在外面也冲，在桌子底下，拿杯子罩起来就可以冲。
和王纯德一起工作时发生了很多冲突，他老找我的毛病，我甚至有点烦他。可几十年过去，我们现在都住新华社黄亭子宿舍。我们都老了，见了王纯德，我会主动跟他讲：“你是我的第一个老师，第一个师傅，我不应该忘记的。以前我对你有抱怨，后来我自己想清楚了。其实我和你学了很多东西。”这是我的心里话。
解放初期的新闻摄影局两拨人后来都成了朋友。应该讲我们向他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之前只会“照相”，真正“摄影”是从他们那里学的。
学识不够认识不够，很多机会过去了再想也没用了
这次社里做“新华典藏”，我有机会看到我二三十岁时拍摄的照片。几十年过去，很多我都忘了是自己拍的了。那时究竟年轻，好多照片都漏了，机遇到了面前，没有抓住，这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说得严重点，应该说是有罪的。50年代初，给我的任务有时是很好的。政协第一届会议、北京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工商业联合会议、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学生代表大会、铁路劳模会议、天主教代表会议、亚太和平会议、宗教界祈祷和平大会。因为学识不够，认识不够，我不知道这些会议的重要，也不知道出席会议代表的重要。政协第一届开会，报道处派我给代表照相，做出入证，我拍摄得很随便。后来看这些代表，都太有名了，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仁人志士。我还参加科学院的第一、二、三次会议，有很多大科学家，但我都不认识。后来在报纸上一看，我都见过的。如果要好好记录下来，我可以留多少好资料啊！
当时没拍下来的原因，技术不好，意识也没有跟上。被通知做一个采访，也没有人给我讲一讲，怎么重要。我自己的案头工作也没有做好，在拍以前不清楚重要性。派我去是派错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担不起这个任务。比如文化界，我光知道个郭沫若。1951年派我去拍老舍，我在老舍家里还碰到赵树理。我应该先读老舍的书、赵树理的书，但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按了两下就出来了。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觉得很后悔，辜负了大好春光。人本来有很多机会，过去了再想也没用了。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从我们这儿吸取教训。如果因为学识不够，认识不够，可能将来也会有我这样的后悔。
从五十年代起，我们拍的东西都要交给公家，废品扔到废品箱，烧毁，所以我什么也没有留。
西南访问团，我本来可以留很多照片的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我参加了西南访问团，整整一年。那应该讲也是一次很重要的采访，更是一次锤炼。7月2日，西南访问团120余人离京，前往西康、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团组成三个分团：作为摄影记者，我单独跟去贵州的二分团。我们到达重庆，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刘伯承以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的亲身经验，叮嘱勉励全团要稳步慎重地做好工作。邓小平把这个团交给杨勇大将，跟他讲：“我把这个团交给你了，差一个人我就找你。”杨勇派了一个连保护我们。我坐的卡车上都架了机关枪，我坐在前面，机关枪就在我边上。
西南访问团的任务，就是宣传国家民族政策。我们团大概有四五十人，后来都是大人物，很多有名的学者、艺术家。团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我们每人背一口袋，里面放着盐。贵州缺盐，老百姓把盐看成很重要的东西，给他一块盐，他高兴得很。都是井盐，在四川拿的。
那时候贵州很多地方还没解放，解放是一条线，一个县一个县打，占领一个县，再往前面打一个县，周围农村没力量管。国民党还留了40万残兵败将，他们有时候会晚上进攻县城，杀县里的干部。我们从这个县到那个县，一路上都有国民党，国民党都站在山上，打到谁谁倒霉。我们开过去，他们会开枪。一卡车的解放军下车，上对面的山，跟他们打，双方对打，我们就在底下走。我最近在看中央电视台介绍邓小平主政西南，剿匪是个很大的问题，国民党残兵打游击，我们是明的，他们是暗的。所以那时我们时时处在危险中。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走，脚一踢，一看，一只断手臂——不能想象的。
整整一年，都是这样跑来跑去，到各个县，告诉老百姓：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给他们一点盐，也说是毛主席给你们的。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还不知道毛主席是谁。
除了记录访问团的活动，交给我的任务还有拍摄一些比较残酷的画面。有时候半夜里被叫起来，要拍摄处决土匪地主。枪决的人一个一个拍过以后（照片）要交的，要验证。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睡得迷迷糊糊，起来一看，院子里跪了很多人。什么人呢？都是当地老百姓，他们说求你放了我们家里的人吧。国民党把他们家里人都抓去当土匪，而这些人都被关起来了，准备枪毙。
在西南访问团，我才20出头，第一次离开城市到农村到边疆，见识了很多原来无法想象的事情，也经历了很多危险。西南访问团，我本来也可以留很多很多照片的，但是也没有。
西北总分社 ，和记者共同工作、带头吃苦
1953年的一天，领导把我叫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组建西北总分社摄影组。这之前，新华社没有分社摄影组，摄影记者只有很少的几个。五个大区都要设立摄影组，这一年，曹兴华到华东，王纯德到东北，中南是杨礼门，西南是刘庆瑞，西北是我。从这五个总分社开始，新华社正式有了分社摄影组。
我去了位于西安的西北总分社，分社社长是莫艾，社址在马坊门，破破烂烂一个院子。去了我才知道自己身上担子很重。西北总分社负责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的报道工作，我需要全方位了解几个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我去了先忙着筹建暗房、添置设备，向总社要人。原有的几个摄影记者文化不高，用起来困难。总社问我要什么人，我说我知道刚来了一批大学生，我要几个。最后来了四个：胡越，姚宗义，赵淮青，还有一个我忘了。他们刚从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毕业。头脑灵活、见多识广，容易沟通，也能吃苦，加上都在名牌大学学的新闻、中文，一下子报道局面就打开了。他们来我很高兴，我跟他们吃住行老在一块，很谈得来。我和他们称兄道弟，不像个组长。但我有一条：必须把东西拍好，把报道做好。那个时候东北摄影组的报道做得最好，因为解放初期重工业是东北最好，西北最差。所以我提出来，要跟东北争第一，在发稿量上要超过东北。结果几个大学生抡开膀子干，跑了很多地方。干得很辛苦。西北穷，但是西北有很多东西是人家都看不见的东西。大学生一点就通。当摄影记者（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是头脑。主要是你拍些什么、怎么拍，而不是你拍得清楚不清楚。西北没有大工业，但正在建设中，有石油，玉门油矿啊，石油勘探啊，我们盯住这些，发稿量一下就上去了。干了几年后，我们跟华东（分社）齐名了。总社还派了个工作组，专门来调查西北总分社为什么会这样一下子跳起来了。
总分社在西安，到西北几省出差很苦的。到甘肃、青海、宁夏要坐汽车，从六盘山那里绕个圈走，是杨家将打仗的地方，坐大卡车，还要自己背行李，因为那时候大车店招待所是没有被褥的。
我们那时和总社联系都是靠邮局。总社来一个信：现在三月，你们要报四月的选题，我们报了选题总社定，定了后，我们就按照选题拍。
几个大学生也厉害，和我差不了几岁，他们说：“你指挥我们，你就会说，你自己拍一点东西给我们看。”不服。我说好，咱们一块去。我和胡越、姚宗义上了甘肃玉门油矿。到了玉门油矿一看，没什么可拍的，都是大油井。有一天看见一辆卡车开过，卡车上都是女生，她们个个齐耳短发，双颊黢红，朝气蓬勃，每人背一只水壶，大声唱着歌，一下子把这荒凉、枯燥的戈壁滩变得春意盎然！她们让我顿时想起古老的诗句并作了修改：“春风已过玉门关”（王之涣），“西出阳关有故人”（王维）！
我一打听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女子测量队，成员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中专生。她们小小年纪响应党的号召，为了祖国的建设，抛开了可以撒娇的父母，千里迢迢来到这戈壁滩上。我受到感染，立刻感觉到这不正是我们需要记录的好题材吗，我们应该让全中国人都知道她们的情况，也应该让她们的家人知道。
报道思想统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分头干起来，要报道女子测量队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她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怎么给家里去信，她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拍摄的时候怀有一种感情。她们爬到山上去勘探我们都要跟她们爬上去。我觉得对她们来讲，主要的不是拍得美不美，而是拍得深入不深入。深入就是要深入到她们生活里面去。
西北分社三年，我最大收获就是学会当领导：要出选题，要和记者共同工作，要带头吃苦。我带出了西北第一批摄影队伍。后来，赵淮青先去甘肃后去了青海、胡越去了甘肃，姚宗义留在陕西。他们后来都成了新华社的著名记者。
唯一遗憾的是我把姚宗义要到西北总分社，他去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1957年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就不能在新华社工作，当农民去了。其实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赶上划右派，又没有人保护他。
从西北回来我回到新华社总社，在摄影部分社管理组，当指导员，哪一个分社报道弱，就把我派去，工作一段时间，跟记者一起去拍摄。我自己也坚持拍专题，一个一个拍。我拍摄考虑最多的是读者的兴趣。
在年轻人那里看到中国摄影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来了，把档案给刨出来了，抓住我的历史问题不放。我家庭出身不好，地主兼资本家。我表姑父是上海松江县三青团的头儿，实际上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把我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干校我干了两年，期间我也没忘摄影，找着机会就和在一起劳动的黄次石、沈觐光聊摄影。我们手里虽然没有相机，可我们一起反思前半生的摄影，探讨光影乐趣。
文革结束，我回到总社摄影部以后，没有分配工作，在暗房劳动，后来到了中国图片社筹建组。石少华跟我讲，这个组就是储备干部的。后来两个地方要我了：莫艾到了《光明日报》，跟我们摄影部讲：把盛继润调我这里来吧；还有一个是辽宁分社社长，说：你们摄影部不要盛继润，我们要。
结果这下我从没人要的人变成吃香的了，石少华说不给，我们自己留着，就把我派到中国摄影学会。那时候中国摄影学会是新华社管，办了一本《中国摄影》，我去做技术编辑。几年后，中国摄影学会改成中国摄影家协会，石少华当主席，我留在协会，做了研究室主任。研究室两个任务：一个是每年开一次摄影创作会议；还有一个摄影理论年会。另外我还给摄影人办读书班。
这时候我就和新华社没关系了。在新华社，早期懵懵懂懂，非常幼稚，漏了很多题材和应该拍摄的图片；后来成熟了，想清楚了，但在特别想干活的时候，因为国家的问题和单位的问题，不能发挥全部的能量和热量，各种各样的运动把搅进去，让人心神不宁。
到了摄影家协会工作，感觉摄影的天地真大！但也感觉到摄影不受重视，当时摄影者因为文化不高地位也就不高。作为摄影家协会研究室主任，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提高摄影的地位呐喊。在文联开会，常常能遇到美术界的人，华君武、黄苗子他们公然看不起摄影，说：“摄影不就是按一下快门嘛。我们到黄山，拍了很多照片都不怎么样。但不小心摔了一跤，出来了一张好照片。”还说：“你们摄影界没有一篇站得住脚的好文章。”我身为摄影界代表，真是坐立不安。站起来和他们理论，强调“真正的摄影家就是一个画家。”为了提高摄影在文化界的地位，我努力了，但力不从心。
我也在想，摄影为什么让人看不起？首先是我们很多人自己没有把摄影当成是真正的文化，要想让人看得起就得把摄影当成一种文化来做。
70年代末80年代初，意识形态对摄影的禁锢还很深，但是我也看到了摄影的希望。1979年4月，民间摄影组织“四月影会”第一届《自然 社会 人》展览在北京中山公园的花房“兰室”举行，展出的200幅照片，大部分表现的是北京都市生活，风格各异。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展览像这个展览有那样多的观众，人挤得透不过气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不夸张。三分钱一张门票，好多人出来透口气再买票进去。有人后来写文章说他自己一天进去了7次。
我去看了那个展览，这些年轻摄影者真勇敢啊！他们被意识形态压得太久了。李晓斌的《上访者》拍得多好啊！所有照片题目起得也令人寻味，有个画面上是一个将要倒塌的塔，题目就是《如果你不倒，人们就崇拜》。
我喜欢这些作品，认同他们的探索，也不会摆架子指责这些年轻人。后来我们在大连、青岛、哈尔滨开理论年会，这帮年轻人常常不请自到：“我们不需要你们安排吃住，我们就睡在地上，我们就是要发言！”不安排他们发言，他们自己上去抢着发言。我很佩服他们，他们就是将来中国摄影的栋梁。
1988年我退休了。我大学毕业进了新华社，可在新华社没有呆到退休，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中学就喜欢摄影，没想到把兴趣做成一生职业，这又是一件幸事。我就在这遗憾和庆幸中度过一生。到了人生的黄昏，你们又把我年轻时的照片翻了出来，这些照片勾起我许多回忆。
采访手记
2010年3月以来，作为新华社“新华典藏”工程的责任编辑，我的工作主要是就是趴在电脑前，一张一张翻阅老照片，从中挑选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确定哪些照片进入收藏。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内心情感极其复杂。“新华典藏”从开始就已经太迟了！多少次，当我翻到一张刻着深刻历史痕迹的图片，却发现摄影者的名字已是故人，我不禁扼腕长叹，悲从中来！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齐观山、陈正青、蒋齐生、叶华、郑小箴、刘东鳌、邹健东、李基禄、袁克忠、邹健东、李九龄、刘庆瑞、丁峻、孙忠靖、唐茂林……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些曾为历史和中国摄影史贡献了经典照片的摄影英雄，今天却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为“新华典藏”失去了这些伟大的摄影记者亲手签名的图片而遗憾，也为“口述新华”无法收录他们自己的口述而遗憾。
而庆幸的是，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图片，也正是“新华典藏”，让很多在我们视线里已经消失很久的摄影者浮出海面：于肇、王纯德、安康、纳一、雪印、傅军、赵淮青、陈之平、哈斯娅提、塔吉古勒、盛继润……这些摄影者早在五六十年代因各种原因调离新华社摄影部，他们的名字已渐渐被忘掉，他们的作品也很少被人翻阅。但当他们的图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带着那个时代的强烈信息，丰富而重要，那正是“新华典藏”所寻找的照片。
正是在这些摄影者的照片中我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着口述历史“因事找人，因人找事”的原则，我找到了本期口述者盛继润。盛继润是50年代最早进新闻摄影局的大学生之一，他参与报道了鞍钢、西南访问团、贵州剿匪、建国初期北京的各种重要会议、北京露天公审、北京三反五反斗争大会……1953年，他和曹兴华、王纯德、杨礼门、刘庆瑞等五人被委派建立五大区摄影组（如今这五人中三人已经离世）。文革后，盛继润无奈离开新华社，从此再没有机会看到自己为新华社留下的照片。
今年7月，我们带着即将收入“新华典藏”的作品，请盛继润签字。老人因心血管疾病半身不便行动，可是整整一上午，他一口水没喝，没有挪窝，专心致志地签完所有照片……在访谈中，我问起西南访问团、问起建国初的种种会议采访，问起西北总分社摄影组，问起他为何离开新华社……我问起他这一生有过什么样的荣光？又有过什么样的失败？什么应该追忆？什么应该反思？我分明感觉到，对往事，84岁的盛继润心里还有很多话，但他已经表述不出来了。有时候，面对我问出的问题，老人瞪着眼睛看着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收藏摄影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收藏历史，口述的意义也在于收藏大历史中的个人史。新华社摄影部的那些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者，他们正在渐渐老去，我们想“听到大是大非中个人的声音”的愿望，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陈小波
201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