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慧眼与英诗经典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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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世纪著名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对前辈诗人德莱顿、赫伯特、但丁、波德莱尔等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对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发掘,属于世界文学经典成长进程中天才式的批评家穿透历史尘封的慧眼发掘。他以崭新的文学理念和批评方式帮人们重新找回或认识了一整群的作家,一反时代潮流地重新估价英国诗史的主要时期和代表人物,重识诗歌的“典型传统”和“经典品质”;他不但开创了一代批评风气,还直接促成了英诗经典的修正与玄学诗派的新生。T.S.艾略特的创作和评论可谓承前启后,大大拓展了英美现代派文学创作,其“非人格化”等诗歌批评理论对于现代文学本体论批评观念的确立具有先导作用,并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坛进而延及世界领域。
  关键词:文学批评;英诗经典;T.S.艾略特;玄学诗派;诗性真理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3-0113-06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世界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群落性的文化存在,既有可能遭遇天才式的批评家穿透历史尘封的慧眼发掘,譬如20世纪著名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1]86(Thomas Stearns Eliot)对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发掘以及对其前辈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和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重评等,“也有可能遭遇偏见逞凶式的恶评打压(譬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简·爱》《名利场》等);既有可能遭遇性别权力转移带来的文明自觉,那些赤裸裸歧视与压迫女性的昔日文学经典”[1]86,如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米勒(Henry Miller)的“小说被逐出经典殿堂,也有可能遭遇政权更迭产生的政治蛊惑(譬如当代俄罗斯对苏联时期‘红色经典’与‘历史事实’的反动等),以及文艺创作思潮与受众审美趣味的时尚变迁(譬如19世纪中后期欧洲文学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持续反正,20世纪后期至今世界范围的解构、颠覆、戏仿与大话风潮等)”[1]86。“这些复杂因素的文化博弈都可能在世界文學经典的生成、演变与传播中起着关键性的‘催化剂’效果,从而影响并决定文学经典在某一时间阶段、某一地域族群的命运或价值,完成了对于已有文学经典的‘去经典化’‘反经典化’抑或‘再经典化’”[1]86。“当然,也存在着文明湮灭的考古重现[2],譬如欧洲文艺复兴中的古希腊文明复现、古埃及《亡灵书》与中国‘郭店楚简’的考古发现等极端情况。”[1]86
  20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许多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念,还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公众心目中占有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3]。从本源上说,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作品的传播、消费和接受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构成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4]。但是,现实中的文学批评却往往在“捧杀”与“棒杀”间游弋,鲜有“恰如其分”的时候和作品,更遑论人们一直梦想的“英雄惜英雄”或“高山流水遇知音”式的“神评”;批评实践中,如若做到平心而论的“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一》)已属难得。尽管少见,但是“知音”式的“神评”或“先知”式的“惺惺相惜”毕竟出现过且名垂青史,譬如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的批评与风骨促成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黄白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艾略特对前辈诗人德莱顿、赫伯特、但丁、波德莱尔等的重新评价和对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发掘。
  一、开创风气的批评与经典品质的重识
  艾略特是英美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代大师,更是现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与批评家。其代表性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诗风,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精神上的幻灭,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以《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1943)等作品领衔的艾略特“因为对当代诗歌做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获得194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世界诗歌漫长历史中一个新阶段的带领人”[5]。同样,作为卓越创造者的“天才式”批评家,T.S.艾略特以其“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诗歌的艺术视角”“对其他诗人的评论与鉴赏”等理论主张成为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成为美国“新批评”理论的滥觞。美国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曾高度评价“T.S.艾略特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为重要的批评家”[6]278。
  T.S.艾略特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作品比其他人的作品更能突出反映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认为“‘永恒性’和‘普遍性’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及其作者是否伟大的主要标准”[7]。艾略特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两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他大大改变了20世纪英语诗歌的气质,使其更深沉、更具思想厚度;他还为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增添了一套更具反思性、更富张力的评判准则,与当时流行的趋于僵化的印象派批评相抗衡。在一篇名为《批评的界限》的晚年讲演中,艾略特说:“我最为感激的批评家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能让我去看我过去从未看到过的东西,或者曾经只是用被偏见蒙蔽的眼睛看到过的东西,他们让我直接面对这种东西,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去进一步处理它。”[9]297事实上,艾略特就是这样的批评家,其英诗评点发人之所未见,开创一代批评风气。
  艾略特被誉为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大师,其“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理想一度成为颇有感召力的口号。据可靠资料记载,艾略特“早在1915年就开始写文学评论,1920年出版了第一本文学论文集《圣林》,之后又编了《论文选集》(1932年出版,1951年修订)和《古今论文集》(1936)等。他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 (1917)、《玄学派诗人》(1921)、《批评的功能》(1923)和《诗歌的用途和批评的用途》(1933)等,此外还有关于诗剧、个别剧作家和诗人的文章和演讲”[8]107。一反那时的常态,艾略特对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并不推崇,认为弥尔顿(John Milton)给诗歌技巧带来了坏影响;他认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概念化,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只供上流社会娱乐。艾略特十分推崇但丁、英国文艺复兴(尤其后期)剧作家、玄学派诗人,他称颂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诗歌技巧能给人以惊讶的快感”[8]107。简言之,他以崭新的理念和批评方式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人与剧作家、17世纪的宗教作家以及德莱顿、多恩(John Donne)、但丁等一大批诗人重新拉回到读者的视野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英国诗歌经典的固有体系。正如美国学者韦勒克所说:“艾略特对一个时代趣味的影响最为显著:为促进感受力的转变,脱离‘乔治时代诗人’的趣味,重新估价英国诗史上的主要时期和人物,他做出的努力超过任何一位。”[6]278很显然,早在20世纪初,艾略特便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强调:传统与经典对个人创作的重要性,纠正了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的过分偏重;文学经典的集体性和融合性,否定极端个性的文学创作,倡导回归集体人格,体现了一种将传统与个人辩证统一的观点。针对浪漫主义,艾略特极其强烈地反其道而行之,他批评弥尔顿(John Milton)及其诗风传统,颂扬但丁、詹姆斯一世(James I)时期风格的戏剧家、玄学派诗人、德莱顿、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并誉之为伟大诗歌的“典型传统”[6]278。   显而易见,“T.S.艾略特的文学批评实践促成了玄学派诗歌的经典化,并为英美‘新批评派’倡导文学文本批评树立了榜样”[16]1。从艾略特1946年发表的《文学批评的界限》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所持的其实是一种“解疆化域”“会通群科”式的文学批评。在一次讲演中,艾略特曾经对自己的批评家身份做过小心的界定,他认为自己属于这一类批评家,“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如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写序言的德莱顿和拉辛,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马修·阿诺德。我正是忝在他们之列”[17]。在将自己谦卑又骄傲地置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行列之后,他说:“我最好的文章写的是深深影响了我诗歌创作的作家,自然以诗人居多。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17]
  艾略特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却不影响他在创作中擅长反讽——这是他观照、反思世界的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更是对世界复杂性、矛盾性、悖谬性的一种诗性回应和智慧表达。作为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文学批评在一种谦逊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容反驳的结论,非常地言之有物、条理分明和实用有效。任何读者通过他的批评都能学会理解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诗或不喜欢的散文。他的批评很少掺入个人感情,他为诗人分类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欢和厌恶。他在批评上的功绩是建立在一种非常客观和可靠的鉴别标准上,使现代批评迈上能够对一切进行量化的轨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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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 娅)
  收稿日期:2021-03-10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机理与文化增殖研究”(2021QN010)。
  作者简介:魏丽娜,女,安徽铜陵人,博士,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与跨文化批评。
  傅守祥,男,山东东营人,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文化哲学研究。
其他文献
摘 要: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并且从不同层面重塑了人的身体以及交流实践。本文首先梳理了哲学史中的两种身体观以及两种身体观视野下的交流观。随后,对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身体—技术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通过分析后人类社会中的交流、传播实践,考察身体在人类——后人类交流、传播中的变迁。最后,本文重思了交流、传播中的具身性,提出回归身体是解决后人类交流问题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后人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