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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鲁迅与契诃夫是文学领域两位伟大的作家，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但他们的创作却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通过比较两位作家的短篇小说《故乡》和《胖子和瘦子》，可以发现：同样选取了旧时好友再次会面的场景，聚焦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揭露出国民灵魂的奴性与病态。但是，两者在篇幅结构，在对当时社会的揭露、批判的深广度上却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鲁迅 契诃夫 《故乡》 《胖子和瘦子》 比较研究
鲁迅创作于1921年的小说《故乡》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描写了主人公归乡时与童年好友相遇的场景，描写了以闰土为代表的深受封建思想迫害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同时也塑造了麻木愚昧的农民代表——闰土这一典型形象。契诃夫的小说《胖子和瘦子》创作于1883年，同样选取了多年不见的旧时好友在火车站相遇这一场景，卑躬屈膝和趋炎附势的瘦子成为沙皇俄国统治下底层小人物的典型形象，讽刺了当时俄国官僚政治制度霸权的黑暗现实。鲁迅和契诃夫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但是却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塑造出了相似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作品在揭露和抨击社会的深刻性和创作风格上又各具特色。
一.相似的故事结构与人物
契诃夫在一定程度上对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有着影响，看过他们的作品就能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将视角都聚焦于底层小人物，展现他们在黑暗社会中的苦苦挣扎，以此揭露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迫害。在故事结构的处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有很多方面相似，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的疯子，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契诃夫的《苦恼》中的老马车夫姚纳。通过对比《故乡》与《胖子与瘦子》可以发现，两位作者都取材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同样选取了旧时好友相遇的场景，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冷漠，以及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虽然鲁迅与契诃夫的思想立足点不同，但两人却通过相似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揭露了黑暗现实对底层小人物的压迫和摧残。
契诃夫在创作作品时通常都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群众的苦与乐，从荒谬可笑的现象中透视事物悲惨的本质。因此，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了其小说创作的共同原则。《胖子与瘦子》这篇小说一开头，契诃夫就描写了两个旧时好友的偶然相遇的场景。“尼古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接着胖子与瘦子展开了热情的对话，开始回忆两人小学时的旧事。当谈到胖子是三品文官时，瘦子的态度瞬间改变，一副阿谀谄媚的奴相跃然纸上。这正是我们在生活中与旧时朋友相遇的场景，契诃夫正是观察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通过艺术加工将其述诸于笔端。
故事场景的选择很有意思，将相遇的地点定格在火车站，看似随意，其实卻是作者有意的选择，火车站人流量大，人来人往，因此旧时朋友的相遇才更加顺理成章。文章的主人公是胖子和瘦子，契诃夫不但没有赋予他们具体的姓名，而且也没有对他们胖、瘦的程度进行细致刻画。恰恰因为这样别具匠心的安排，胖子和瘦子的形象才更具有普遍性，使读者更有代入感。再者，契诃夫在塑造形象时没有过多地进行肖像描写，只是通过细节描写胖子与瘦子的区别，胖子吃的肥头油面，瘦子过得拮据落魄，寥寥几笔却展现了胖子和瘦子不同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为后文的展开做好了铺垫。小说最后，当瘦子知道胖子的真实身份时，态度发生急剧转变：“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一系列动作的描写使得瘦子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小官员在高级官员面前卑躬屈膝、自轻自贱的行为跃然纸上。
鲁迅的《故乡》，同样也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自己家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和童年好友为原型，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封闭落后的农村的真实图景。与《胖子和瘦子》相似的是，《故乡》同样选取了“我”与童年好友闰土相遇的场景，以“我”的返乡开篇，回忆起三十年前与闰土的童年趣事。记忆中的闰土是个戴着银项圈、纯真无邪的少年，可以无视世俗礼教和“我”一起玩耍。然而，与闰土的再次相见却打破了美好的回忆，闰土的卑躬屈膝将“我”拉回现实。中年的闰土，遭受了生活的摧残，灰黄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再也没有少年时的神气了。在与“我”的对话过程中，闰土处处透露着敬畏与疏远，生活的磨难，让原本纯真活泼的闰土变得麻木愚昧。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在生活的重压和封建思想的蚕食下变成了麻木愚昧的“木偶”。一声“老爷”更是将封建思想迫害下广大劳苦群众的奴性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
同样也是好友相见的场景，却处处洋溢着悲凉的气氛。鲁迅在冷静客观的描写中，展现了农民闰土被封建礼教和生活苦难压迫，人性发生了扭曲，变得愚昧麻木的悲剧命运。鲁迅正是按照社会的本来的面目还原了在多重压迫下偏远闭塞的农村的悲惨现状，鲁迅对闰土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对底层民众遭遇物质上的苦痛的同情，更是对残留的封建礼教的残酷和虚伪的批判。
二.不同的表现手法与深度
在艺术创作形式方面，鲁迅和契诃夫都擅长写短篇小说，并在这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他们的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简练朴素、短小精悍，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复杂曲折，而是从普通人物和事情入手，讽刺事件背后的本质。但是二人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还是存在差别的，契诃夫善于运用漫画式的讽刺，笔调幽默轻松，而鲁迅更擅长运用白描手法，笔调沉郁冷静。除了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些区别，他们二人在揭露批判社会的深广度上也存在差异。这一差别在《胖子和瘦子》与《故乡》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胖子和瘦子》只有一千多字，写人物的言行举止十分简洁凝练，契诃夫用幽默轻松的笔调塑造了漫画式的人物形象。“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几句简洁的话语便使其诙谐滑稽的形象深入人心，作者在对胖子和瘦子的塑造上并没有进行精细的肖像描写，但是却通过细节上的对比展现了二者经济水平的差距。全文以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一对童年好友相遇，起初热情交流，最终不欢而散，整个画面和场景都是荒唐可笑的，尤其是瘦子前后的言行对比更为滑稽讽刺。契诃夫正是通过这种幽默来显示真实，从而达到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效果。 鲁迅的《故乡》则更多地运用了白描的手法，抒情色彩也更为强烈。与《胖子和瘦子》不同的是，鲁迅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我”的活动贯穿全文，通过我的所见所感来反应故乡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全文只用了4000多字，就写出了故乡二十多年的变化，故事简洁，意义却凝重深刻。《故乡》中的对比侧重于表现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的变化，因此刻画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变化尤为重要。在对闰土这一形象的刻画上，白描手法最为突出，闰土二十多年的变化也通过几笔简单的肖像描写跃然纸上。鲁迅用沉郁冷静的语调述说着底层民众的苦难和人性的扭曲，在作者客观的描述中，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人情的冷漠和事态的炎凉，以及鲁迅对国民群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另一方面，鲁迅与契诃夫的创作目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二者创作的深度不同。契诃夫立足于批判官僚专制和市侩意识，虽然他也有讽刺社会的黑暗，但是有一部分确实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幽默性更强，批判性比较朦胧。鲁迅则立足于对国民性、封建思想的批判，他把文学当做改造社会的武器，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对社会的批判力度更为猛烈。
《胖子和瘦子》和《故乡》虽然故事情节比较相似，都有揭露国民灵魂的病态与奴性，但从揭露的深广度和社会意义上来看，《胖子和瘦子》远不及《故乡》。《胖子和瘦子》写于1883年，受沙皇专制和官僚主义的双重压迫，国民生活处在紧张動荡之中。契诃夫借胖子和瘦子的故事再现了底层小人物的软弱与卑微，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批判和讽刺了沙俄专制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故乡》同样也揭露了封建思想和悲苦生活压迫下农民的悲剧命运，对造成人性泯灭的病态社会进行了尖锐抨击。闰土悲剧的深刻性表现在：他不仅在经济上受尽了生活的摧残和压榨，而且更在精神上受到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控制与束缚。鲁迅在小说最后提到了后一辈的水生和宏儿之间的友谊，其实是更深层次地提出了对未来的思考，他在替中国民众寻找一条出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此，“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则是鲁迅比契诃夫更想表达的内容。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契诃夫的《胖子和瘦子》与鲁迅的《故乡》有很多相似之处。取材和故事情节相似，都把底层小人物当做叙述的对象，都以旧时好友相遇为叙述场景。两人通过对故事和人物的展开，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面貌，揭露讽刺了病态社会对国民灵魂的摧残。瘦子和闰土的自轻自贱和奴颜婢膝既让人憎恶，又让人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惋惜，国民的痛苦正是来自罪恶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3页。
[2]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7页。
[3]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3页。
[4]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刘言：《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鲁迅 契诃夫 《故乡》 《胖子和瘦子》 比较研究
鲁迅创作于1921年的小说《故乡》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描写了主人公归乡时与童年好友相遇的场景，描写了以闰土为代表的深受封建思想迫害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同时也塑造了麻木愚昧的农民代表——闰土这一典型形象。契诃夫的小说《胖子和瘦子》创作于1883年，同样选取了多年不见的旧时好友在火车站相遇这一场景，卑躬屈膝和趋炎附势的瘦子成为沙皇俄国统治下底层小人物的典型形象，讽刺了当时俄国官僚政治制度霸权的黑暗现实。鲁迅和契诃夫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但是却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塑造出了相似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作品在揭露和抨击社会的深刻性和创作风格上又各具特色。
一.相似的故事结构与人物
契诃夫在一定程度上对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有着影响，看过他们的作品就能发现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将视角都聚焦于底层小人物，展现他们在黑暗社会中的苦苦挣扎，以此揭露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迫害。在故事结构的处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有很多方面相似，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的疯子，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契诃夫的《苦恼》中的老马车夫姚纳。通过对比《故乡》与《胖子与瘦子》可以发现，两位作者都取材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同样选取了旧时好友相遇的场景，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冷漠，以及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虽然鲁迅与契诃夫的思想立足点不同，但两人却通过相似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揭露了黑暗现实对底层小人物的压迫和摧残。
契诃夫在创作作品时通常都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群众的苦与乐，从荒谬可笑的现象中透视事物悲惨的本质。因此，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了其小说创作的共同原则。《胖子与瘦子》这篇小说一开头，契诃夫就描写了两个旧时好友的偶然相遇的场景。“尼古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接着胖子与瘦子展开了热情的对话，开始回忆两人小学时的旧事。当谈到胖子是三品文官时，瘦子的态度瞬间改变，一副阿谀谄媚的奴相跃然纸上。这正是我们在生活中与旧时朋友相遇的场景，契诃夫正是观察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通过艺术加工将其述诸于笔端。
故事场景的选择很有意思，将相遇的地点定格在火车站，看似随意，其实卻是作者有意的选择，火车站人流量大，人来人往，因此旧时朋友的相遇才更加顺理成章。文章的主人公是胖子和瘦子，契诃夫不但没有赋予他们具体的姓名，而且也没有对他们胖、瘦的程度进行细致刻画。恰恰因为这样别具匠心的安排，胖子和瘦子的形象才更具有普遍性，使读者更有代入感。再者，契诃夫在塑造形象时没有过多地进行肖像描写，只是通过细节描写胖子与瘦子的区别，胖子吃的肥头油面，瘦子过得拮据落魄，寥寥几笔却展现了胖子和瘦子不同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为后文的展开做好了铺垫。小说最后，当瘦子知道胖子的真实身份时，态度发生急剧转变：“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一系列动作的描写使得瘦子的形象更加饱满立体，小官员在高级官员面前卑躬屈膝、自轻自贱的行为跃然纸上。
鲁迅的《故乡》，同样也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自己家乡浙江绍兴的风土人情和童年好友为原型，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封闭落后的农村的真实图景。与《胖子和瘦子》相似的是，《故乡》同样选取了“我”与童年好友闰土相遇的场景，以“我”的返乡开篇，回忆起三十年前与闰土的童年趣事。记忆中的闰土是个戴着银项圈、纯真无邪的少年，可以无视世俗礼教和“我”一起玩耍。然而，与闰土的再次相见却打破了美好的回忆，闰土的卑躬屈膝将“我”拉回现实。中年的闰土，遭受了生活的摧残，灰黄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再也没有少年时的神气了。在与“我”的对话过程中，闰土处处透露着敬畏与疏远，生活的磨难，让原本纯真活泼的闰土变得麻木愚昧。曾经朝气蓬勃的少年在生活的重压和封建思想的蚕食下变成了麻木愚昧的“木偶”。一声“老爷”更是将封建思想迫害下广大劳苦群众的奴性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
同样也是好友相见的场景，却处处洋溢着悲凉的气氛。鲁迅在冷静客观的描写中，展现了农民闰土被封建礼教和生活苦难压迫，人性发生了扭曲，变得愚昧麻木的悲剧命运。鲁迅正是按照社会的本来的面目还原了在多重压迫下偏远闭塞的农村的悲惨现状，鲁迅对闰土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是对底层民众遭遇物质上的苦痛的同情，更是对残留的封建礼教的残酷和虚伪的批判。
二.不同的表现手法与深度
在艺术创作形式方面，鲁迅和契诃夫都擅长写短篇小说，并在这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他们的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简练朴素、短小精悍，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复杂曲折，而是从普通人物和事情入手，讽刺事件背后的本质。但是二人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还是存在差别的，契诃夫善于运用漫画式的讽刺，笔调幽默轻松，而鲁迅更擅长运用白描手法，笔调沉郁冷静。除了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些区别，他们二人在揭露批判社会的深广度上也存在差异。这一差别在《胖子和瘦子》与《故乡》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胖子和瘦子》只有一千多字，写人物的言行举止十分简洁凝练，契诃夫用幽默轻松的笔调塑造了漫画式的人物形象。“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几句简洁的话语便使其诙谐滑稽的形象深入人心，作者在对胖子和瘦子的塑造上并没有进行精细的肖像描写，但是却通过细节上的对比展现了二者经济水平的差距。全文以旁观者的角度讲述一对童年好友相遇，起初热情交流，最终不欢而散，整个画面和场景都是荒唐可笑的，尤其是瘦子前后的言行对比更为滑稽讽刺。契诃夫正是通过这种幽默来显示真实，从而达到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的效果。 鲁迅的《故乡》则更多地运用了白描的手法，抒情色彩也更为强烈。与《胖子和瘦子》不同的是，鲁迅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我”的活动贯穿全文，通过我的所见所感来反应故乡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全文只用了4000多字，就写出了故乡二十多年的变化，故事简洁，意义却凝重深刻。《故乡》中的对比侧重于表现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的变化，因此刻画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变化尤为重要。在对闰土这一形象的刻画上，白描手法最为突出，闰土二十多年的变化也通过几笔简单的肖像描写跃然纸上。鲁迅用沉郁冷静的语调述说着底层民众的苦难和人性的扭曲，在作者客观的描述中，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人情的冷漠和事态的炎凉，以及鲁迅对国民群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另一方面，鲁迅与契诃夫的创作目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二者创作的深度不同。契诃夫立足于批判官僚专制和市侩意识，虽然他也有讽刺社会的黑暗，但是有一部分确实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幽默性更强，批判性比较朦胧。鲁迅则立足于对国民性、封建思想的批判，他把文学当做改造社会的武器，强调文学的战斗性，对社会的批判力度更为猛烈。
《胖子和瘦子》和《故乡》虽然故事情节比较相似，都有揭露国民灵魂的病态与奴性，但从揭露的深广度和社会意义上来看，《胖子和瘦子》远不及《故乡》。《胖子和瘦子》写于1883年，受沙皇专制和官僚主义的双重压迫，国民生活处在紧张動荡之中。契诃夫借胖子和瘦子的故事再现了底层小人物的软弱与卑微，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批判和讽刺了沙俄专制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故乡》同样也揭露了封建思想和悲苦生活压迫下农民的悲剧命运，对造成人性泯灭的病态社会进行了尖锐抨击。闰土悲剧的深刻性表现在：他不仅在经济上受尽了生活的摧残和压榨，而且更在精神上受到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控制与束缚。鲁迅在小说最后提到了后一辈的水生和宏儿之间的友谊，其实是更深层次地提出了对未来的思考，他在替中国民众寻找一条出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此，“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则是鲁迅比契诃夫更想表达的内容。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契诃夫的《胖子和瘦子》与鲁迅的《故乡》有很多相似之处。取材和故事情节相似，都把底层小人物当做叙述的对象，都以旧时好友相遇为叙述场景。两人通过对故事和人物的展开，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面貌，揭露讽刺了病态社会对国民灵魂的摧残。瘦子和闰土的自轻自贱和奴颜婢膝既让人憎恶，又让人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惋惜，国民的痛苦正是来自罪恶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3页。
[2]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7页。
[3]契诃夫著，汝龙译：《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3页。
[4]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刘言：《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