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人们争论的话题是“民间歌手能不能进音乐学院学习”和“民间歌手能不能参加民族声乐比赛”；而在今年文化部举行的“第三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上，两位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民族声乐的歌手参加了比赛。她们与其他原生歌手一样，穿着独特的地域服装，用地方语言演唱着地方歌曲。但其作为学院歌手能不能参加比赛，却成了学者们议论的焦点。
　　
　　一大壮举否？
　　
　　平心而论，“学院派”有着一套系统而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其缺点则是对五彩缤纷的民间艺术缺乏深刻认识和了解，既不理解“呼麦”的发声原理，也没有对蒙古长调高亢、单纯的音色进行过科学地分析，还很少聆听土家族几乎音区全在C3以上的送茶号子、高音拖腔近半分钟的彝族海菜腔。与此相反，很多学者对“原生态”民歌非常熟悉，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歌曲，但其致命缺陷却在于他们不是声乐专业，缺乏真正的专业演唱和声乐教学实践，因此出现了“你骂你的，我教我的”现象。此次民族声乐的大本营选派实力歌手参赛，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对民族声乐还是对原生态民歌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背后的震荡
　　
　　从结果来看，两位学院选手的分数并不高，但在与民间歌手3天时间的接触中，她们一次次被原生民歌所震撼，感受到各地民歌的丰富性。她们表示：通过参与活动，大大开拓了眼界，将对个人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文丽的“呼麦”和陈家珍一家的“兴山古歌”响起时，不仅仅是她们，在座的很多观众、歌手、甚至有些评委都惊奇不已，惊叹歌唱的不可思议。学院歌手参加原生态民歌比赛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学院派”通过参与活动，逐渐了解到丰富多姿的民间歌唱，为自己的教学输入新的理念和血液，在“寻根”的路上稳步前行；“原生态”民歌可以借机在学院获得一席之地，多一种新的传承方式。一般人可能认为后者无关紧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民歌的生存土壤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使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空间，学院传承仍不失为多种方式之一种。
　　
　　真正的隐忧
　　
　　学者们的担忧源于两点：一、好不容易为原生态民歌争取来一块阵地，让各民族的歌手有一个展示的机会，现在学院歌手来参加比赛，长此以往，这块原生阵地会不会被“异化”？二、学院歌手和原生歌手应当各得其所，各居其位，搅在一起容易引起评分上的混乱。其实，无论是哪里来的歌手，也不管他（她）是农民出身、牧民出身，还是学院出身，只要他（她）唱的民歌地道，符合南北民歌擂台赛“提倡采用本民族语言、本地域风格、本民族着装，未经特意修饰”等评分规则，都可以公平竞争。在此次比赛中，两位学院歌手无论在嗓音、音色、语言、风格等方面与大部分原生歌手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在比赛中，原生歌手基本上不存在被颠覆的可能性。至于相对控制歌手比例，让更多的演唱频临灭绝民歌的歌手参赛，倒是理应考虑到的问题。
　　实际上，针对原生态民歌比赛，真正的隐忧有三点：
　　一、比赛的目的是展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歌艺术，尤其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能使民歌在原有生态下继续传承。实际上，在这三届民歌擂台赛中，有些参赛选手并不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歌手，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地方团体专业演员，甚至是工作之后才开始找人专门学原生态民歌，学会几首舞台效果好的民歌四处演出。民歌曲目的丰富性、演唱的即兴性、传承的民间性很难得到体现，这与民歌擂台赛的宗旨也是不相吻合的。
　　二、在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演唱小调的歌手成绩普遍较低，而不同歌种之间能否比较，以及评分的标准问题则成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此次比赛中，小调歌手几乎很少，大部分是山歌歌手及组合歌手。由于没有召开学术研讨会，这一问题未来得及进一步展开讨论。实际上，“2004CCTV西部民歌大赛”将独唱、对唱、弹唱、多声部、改编等演唱形式分开比赛，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借鉴的方式，将不同演唱方式在评分中的矛盾降到最低。
　　三、在采访中，一位获得银奖的苗族姑娘告诉笔者，她并不喜欢苗族的飞歌，但如果成绩好，某大学艺术系会破例招收她，让她学习专业声乐。实际上，就地方歌手而言，大学学位无论是对提高其整体文化程度，还是找到更好的工作都是现实的，但这与主办方的目的大相径庭。如何使歌手们意识到草根文化对于他们艺术生命的重要性，即便是进专业院校读书或在歌舞团工作，也仍不忘本，继续下民间学习，演唱那些我们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们耳熟能闻的歌曲，无论是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还是他们的个人发展，都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