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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以漕运、交通促进沿线城镇经济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河漕治理活动也促使金龙四大王、妈祖、晏公等水神信仰盛行。明清时期的淮安，既是漕运和河工重地，也是水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其中又以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最为盛行。清口集中了金龙四大王、妈祖、黄大王等各种水神的庙宇，数不胜数，在众多水神祠堂和庙宇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清口惠济祠。
明代惠济祠的建立及发展
惠济祠建于正德三年（1508年），初为泰山行祠，奉祀碧霞元君。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女神，全称“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民间俗称泰山娘娘、泰山奶奶、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威灵赫赫，庇佑九州，明清时碧霞元君信仰达到鼎盛，上到帝王皇室，下到普通民众，无不崇祀碧霞元君。由于碧霞元君影响日益扩大，崇祀碧霞元君的庙宇也从泰山扩展到全国各地。惠济祠就是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碧霞元君信仰迅速普及，全国各地纷纷建起泰山行宫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目前可见的有关惠济祠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淮安知府刘良卿所撰的《惠济祠碑》：“淮为畿辅要冲，而清口又淮之襟咽，洪流千里，星赴电逝，盘束于两涯之间，其据地险而系人心，盖势然也。正德初，有道士袁洞明者，始卜地河浒，建泰山行祠，凡公私之待济者祷焉。岁在己卯，武皇帝南巡狩，止跸祠下，顾瞻久之。逮今上龙飞，圣母章圣皇太后过淮，复有黄香、白金之锡。已而复奉圣旨，赐额曰：惠济祠。于是士女香灯，远近和会，舳舻荐献，大嚴于旧，威灵庙貌赫然矣。住山道士张真海以神庥之遐畅而国典之逾隆也，益募众构阁为朝真之所，又以为创迹。”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翰林院编修严讷所撰《敕赐惠济祠碑记》曰：“边淮有惠济祠，相传正德间道士袁洞明方图所以妥神灵者，而会有巨木浮淮而来，若为神所锡，祠之建盖于是乎始。皇帝既嗣位，章圣皇太后遣赐金币，而道士缪道鉴者遂以拓建钟鼓诸楼。乃嘉靖丁酉，而住持张真海等又因募建镇淮之阁，皇帝赐今额焉。”
嘉靖《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在新庄闸河口，正德三年始创。武宗南巡，与皇后亲至其上。嘉靖初，敕赐额曰惠济，仍春秋祭焉。”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惠济祠：“在旧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年，章圣皇后过此，赐香帛，祠额曰惠济。”乾隆十七年（1752年），潘荣陛《惠济祠碑》记载惠济祠：“即旧天妃庙，中有铁鼓，又名铁鼓寺，实为泰山圣母之行祠也，建自明正德三年。”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麟庆《鸿雪因缘图记·惠济呈鱼》记载惠济祠：“在清河县运口，为漕运行道，帆樯林立，香火繁盛。本铁鼓寺，前明嘉靖间改今名。”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章圣皇太后水殿渡河，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祠。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庙有铁鼓，又名铁鼓祠，邑人汪之藻有《天妃庙赋》。”
从以上史料看出，惠济祠的前身是道士袁洞明创建于明代正德三年（1508年）的泰山行祠，庙宇利用水上漂浮而来的巨木修造而成，以祀奉泰山圣母碧霞元君。因为庙中藏有旧铁鼓，民间又称之为“铁鼓祠”或“铁鼓寺”。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朱厚照南巡走运河水路，十一月，从徐州南下过清口，曾在祠下驻跸。嘉靖初年，明世宗朱厚生母章圣太后在此渡淮河北上，赐黄香、白银，道士缪道鉴利用这笔资金增建钟鼓楼。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世宗下旨赐祠名为“惠济祠”。嘉靖年间，住持道士张真海募集资金，增建镇淮阁，惠济祠成为名祠。
清代官方对惠济祠的崇祀
清代是妈祖信仰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妈祖信仰的普及与清代官方的主导分不开。整个清代，对妈祖大加封赐褒爵，将妈祖由天妃晋封为天后，并列入国家祀典，使之更为神圣。惠济祠的妈祖信仰对惠济祠发展与兴盛有着重要影响。明代正德年间此祠初建时名为“泰山行祠”，所奉之神确定无疑应为碧霞元君。从嘉靖年间开始，惠济祠主神碧霞元君已经兼有庇佑河漕的特殊职能，与天妃类同。从明末开始，惠济祠逐渐融入天妃崇拜。至迟在明末天启年间，清口惠济祠已经被同时视作天妃庙，两位女神的祠宇在此混为一体。在清代，天妃甚至凌驾于碧霞元君之上，惠济祠一度以“天妃庙”见载于史册。
从康熙年间开始，淮安府清河县清口的惠济祠基本上被当作崇祀天妃的庙宇，碧霞元君反而不被提及。汪之藻《天妃庙赋》题注：“庙在黄淮交汇处，俗人供天妃以镇压河流，中有铁鼓，又名铁鼓祠云。”雍正年间，加封祠中所奉之神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天后和碧霞元君两种称号集于一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淆。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期间，亲自临祠致祭，均认为自己所祭之神为天妃。《南巡盛典》亦称：“惠济祠在淮安府清河县，祠临大堤，中祀天后，其神福河济运，孚应若响。”乾隆《清河县志·坛庙》“惠济祠”条有按语：“神姓林，福建莆田人，股后显神于河海，护漕有灵，雍正五年敕封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嘉庆帝在绮春园仿建惠济祠时也以此作为供奉天后的祠宇。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淮安府地区碧霞元君崇拜与天妃崇拜混合的情况也不止惠济祠一处。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清河县碧霞宫：“在玉带河北，祀天后之神，旧为城隍庙，乾隆中改祀。咸丰元年，库道法良增建。按：碧霞元君，太山之神，而俗以天后当之，亦为小误。”明代后期以来，惠济祠逐渐由碧霞元君庙变身天妃庙，其原因除了信仰混杂的大背景，与惠济祠所在的清口这一特殊位置也有直接关系。钦定《南巡盛典》记载：“惠济祠在淮安府清河县，祠临大堤，中祀天后……其神福河济运，孚应若响。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全河枢要。国朝久邀崇祀，我皇上临幸，升香荐帛，礼有加焉。”
惠济祠福河济运，屡着灵应，不仅成为庇佑人们航行安全的心灵寄托，也承载起皇帝的临幸、褒封和敕赐。皇帝不仅诏令地方官员春秋致祭，列入祀典，康熙、乾隆还亲临瞻礼，升香荐帛，虔诚致祭。因河工、漕运皆系于清口，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南巡，必到清口。康熙帝在详细巡视河工之余，亦多次临幸祠下，虔诚奉祀。不仅如此，康熙帝还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时领七个皇子奉孝康章皇太后谒祠。雍正、乾隆、嘉庆皇帝也都崇奉惠济祠，对惠济祠的褒封与敕赐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雍正二年（1724年）（另一说为雍正五年），加封惠济祠主神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并下旨重修庙宇。对此，《大清一统志》记载：“惠济祠……本朝雍正二年重修，敕封天后圣姥碧霞元君。”潘荣陛《惠济祠碑》记载：“惠济祠即旧天妃庙……我世宗朝因时显庇河漕，敕封天后，鼎新殿陛，经历河臣时崇报享。”光绪《清河县志》则记载惠济祠：“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 惠济祠于清乾隆年间达于鼎盛。《淮阴风土记》记载：“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建行宫于祠左，因命重修惠济祠，仿内庭坛庙样式，火珠耀目，飞阁凌空，虽在郊原而有皇居之美。”是年二月，清高宗奉孝圣皇太后南巡，视察了惠济闸和高堰石堤河工并瞻谒惠济祠，命重加焕饰。同年六月撰写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碑文曰：“清江浦之，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肅。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最直接的文献依据是参与工程的官员潘荣陛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所撰的《惠济祠碑》：“乾隆十六年春，圣驾南巡，建行殿于祠左，清跸诣瞻，拈香肃拜，特命宫保海大司农仿内府坛庙规制，谕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及内工干员董率其事，动支公帑，鸠工庇材，一律启造宫殿楼阁，换覆黄瓦。又于返銮之六月御制诗文匾联，亲洒宸翰颁赐，宫保高相国敬谨勒石悬奉，光昭祀典。经始于十六年秋八月，讫止于十七年秋七月。荣陛等敬从襄事，叨列陪员，恭睹龙章璀璨，庙貌一新，不胜庆幸。”由此可知，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帝令户部尚书海望与两淮盐政、淮关监督等官员主持扩建工程，八月动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七月完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乾隆帝所赐御笔诗文刻石勒碑，立于祠中，碑高4.8米，设有底座，碑顶雕盘龙图案，碑身正面镌刻乾隆惠济祠诗，背面刻《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侧面后来又补刻乾隆帝其他有关惠济祠的御制诗。此后，乾隆皇帝又分别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次奉孝圣皇太后南巡，每次皆驻跸祠左。乾隆皇帝在省察河工、督理漕运之余，必奉孝圣皇太后亲临祠下，瞻礼上香，虔诚致祭，并屡屡颁赐御笔所书匾额楹联，并先后以“惠济祠”为题一共作了6首七律诗，对此《大清一统志》有载：“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巡，御赐重修惠济祠碑。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临幸，并有《御制惠济祠诗》，赐匾四，联四，旁建行殿，御赐匾二，联二。”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将惠济祠列入祀典。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内阁奉上谕：“今清口惠济祠供奉天后神像，屡着灵应。本年河流顺轨，运道深通，自应一体特着明，以光祀典。着交翰林院撰拟祭文发往，于春秋二季令地方官虔诚致祭。并着李奉翰将新加封号四字敬谨增入神牌，俾河工永庆安澜，益昭灵贶。”乾隆皇帝对惠济祠的尊崇，使得清代对天妃的崇祀达到顶峰。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帝敕谕两江总督百龄崇诣惠济祠查明建筑设计规制和神牌、封号字样等，在绮春园内依原样建惠济祠一座，以便就近祭祀，保证南北漕运安全。“朕敬礼神，为民祈福，大内及御园多有供奉诸神祠宇，每遇祈报，就近瞻礼，以伸诚敬。惟水府诸神，如天后河神向无祠位，凡遇发香伸敬之时，皆系望空展礼，遥抒虔悃。今拟于御园内添建祠宇，着百龄亲赴清江浦，于崇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将神牌、封号字样详缮具奏，俟庙宇落成，照式虔造，以迓神庥。”御园惠济祠的建成，标志着清代崇仰妈祖达到完备或定型的信仰格局。御园由绮春园、圆明园、长春园构成，惠济祠在绮春园内。绮春园位于圆明园、长春园之南，是嘉庆帝长年园居的主要处所之一。1860年，该园毁于英法联军劫火时，惠济祠与宫门区、庄严法界、湛清轩、绿满轩等少量建筑尚得以幸存。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整座绮春园彻底毁于战火，惠济祠亦未能幸免。
清口惠济祠经历了清朝上半叶的尊崇，从道光以后亦因漕运转衰、河道变迁而致运河地位的下降而逐步淡出朝廷的视野。至民国中叶，惠济祠仍然有房屋九十九间半，规模宏大，香客如云。《淮阴风土记》对惠济祠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入山门，即睹左右两碑亭，黄瓦覆之，盖不待扪读，已知其为十全老人之七言诗矣。碑亭形状富丽，黄瓦露盖，殆如金伞，美术上至有价值。大殿之前有门，金书‘碧霞元君祠’五字，门穹而深，故有无梁殿之名。正殿奉天后圣姥像，相传为泰山之女，所谓碧霞元君也。神仙谱系难明，考证纷然，可不具论……闻每届岁朝及四月七日，例有庙会，故四壁烟熏火燎，不辨丹漆。寝宫在殿后篆香楼上，有坐像、睡像，坐像在正中，两旁帖子满壁。……睡像在房内，金容如病，妆台如洗，殊不胜寒俭之态。再后为三清阁，地高风烈，在夏季则为纳凉佳处，两河帆影，三闸涛声到此可以完全领取。惠济之胜，亦至此而穷。”民国以后，历经水灾、战乱，惠济祠日渐倾颓，在“文革”时期被彻底摧毁，全部建筑荡然无存，只剩下乾隆御碑。2003年，遗址被定为淮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惠济祠遗址和周围的石工遗迹已进行过局部的考古发掘，成为大运河沿岸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官方崇祀惠济祠的原因
明清时期漕运和河工关系国计民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淮安是明清时期漕运和河工重地，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更是重中之重。《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费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乾隆《清河县志·河防》载：“治河在淮郡难，清邑尤难，清口者，淮与黄会之门户也，淮偏强则溃堰入运而运病;黄偏强则倒灌运口而运亦病。故治淮即所以治黄，治黄淮即所以治运，而清邑实其枢纽。”《南巡盛典》称：“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全河之枢要。”因为惠济祠所在位置如此重要，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期间均反复在此视察，深以为念。对此，乾隆帝《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中说得非常明白：“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两者必相资而成……黄河自积石龙门经豫徐东下，挟淮泗交流入海，势湍悍不可御，泥浊易淤。漕艘渡江达淮，黄河亘其冲，其入中河也，必资于黄治之之道，以清淮迅激荡涤之，俾无壅沙。河恒强，淮恒弱，则潴洪泽之巨浸以助之，交会于清口，是为运道之枢纽，河防之关键，导河、淮、利漕举于此，濒河迄下游郡县数十，城郭田庐皆恃以为命，司水土者恒惴惴焉。”综上所述，惠济祠扼清口最险要之处，与漕运、河工密切相关，这无疑是其受到清朝官方高度重视和隆重崇祀的主要原因。
结 语
淮安清口惠济祠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初为碧霞元君行祠，后逐渐演变成为天妃祠庙。
清代是惠济祠发展的兴盛时期，在对惠济祠内所祀天妃进行敕赐和褒封的同时，康熙、乾隆皇帝还曾多次亲临祠下，虔诚致祭。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把其列入国家祀典，定期进行祭祀。嘉庆年间，为方便祭祀，更是在圆明园中仿建惠济祠。乾隆、嘉庆年间对惠济祠的崇敬和重视，也把清代对天妃妈祖的崇祀推至顶峰。
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地，为治河行运关键之所在，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集于此，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清朝统治者崇祀惠济祠的主要原因。由清口惠济祠数百年的沧桑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治河政策对区域社会的深刻影响。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明代惠济祠的建立及发展
惠济祠建于正德三年（1508年），初为泰山行祠，奉祀碧霞元君。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女神，全称“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民间俗称泰山娘娘、泰山奶奶、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威灵赫赫，庇佑九州，明清时碧霞元君信仰达到鼎盛，上到帝王皇室，下到普通民众，无不崇祀碧霞元君。由于碧霞元君影响日益扩大，崇祀碧霞元君的庙宇也从泰山扩展到全国各地。惠济祠就是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碧霞元君信仰迅速普及，全国各地纷纷建起泰山行宫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目前可见的有关惠济祠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淮安知府刘良卿所撰的《惠济祠碑》：“淮为畿辅要冲，而清口又淮之襟咽，洪流千里，星赴电逝，盘束于两涯之间，其据地险而系人心，盖势然也。正德初，有道士袁洞明者，始卜地河浒，建泰山行祠，凡公私之待济者祷焉。岁在己卯，武皇帝南巡狩，止跸祠下，顾瞻久之。逮今上龙飞，圣母章圣皇太后过淮，复有黄香、白金之锡。已而复奉圣旨，赐额曰：惠济祠。于是士女香灯，远近和会，舳舻荐献，大嚴于旧，威灵庙貌赫然矣。住山道士张真海以神庥之遐畅而国典之逾隆也，益募众构阁为朝真之所，又以为创迹。”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翰林院编修严讷所撰《敕赐惠济祠碑记》曰：“边淮有惠济祠，相传正德间道士袁洞明方图所以妥神灵者，而会有巨木浮淮而来，若为神所锡，祠之建盖于是乎始。皇帝既嗣位，章圣皇太后遣赐金币，而道士缪道鉴者遂以拓建钟鼓诸楼。乃嘉靖丁酉，而住持张真海等又因募建镇淮之阁，皇帝赐今额焉。”
嘉靖《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在新庄闸河口，正德三年始创。武宗南巡，与皇后亲至其上。嘉靖初，敕赐额曰惠济，仍春秋祭焉。”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惠济祠：“在旧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年，章圣皇后过此，赐香帛，祠额曰惠济。”乾隆十七年（1752年），潘荣陛《惠济祠碑》记载惠济祠：“即旧天妃庙，中有铁鼓，又名铁鼓寺，实为泰山圣母之行祠也，建自明正德三年。”道光年间，江南河道总督麟庆《鸿雪因缘图记·惠济呈鱼》记载惠济祠：“在清河县运口，为漕运行道，帆樯林立，香火繁盛。本铁鼓寺，前明嘉靖间改今名。”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章圣皇太后水殿渡河，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祠。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庙有铁鼓，又名铁鼓祠，邑人汪之藻有《天妃庙赋》。”
从以上史料看出，惠济祠的前身是道士袁洞明创建于明代正德三年（1508年）的泰山行祠，庙宇利用水上漂浮而来的巨木修造而成，以祀奉泰山圣母碧霞元君。因为庙中藏有旧铁鼓，民间又称之为“铁鼓祠”或“铁鼓寺”。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朱厚照南巡走运河水路，十一月，从徐州南下过清口，曾在祠下驻跸。嘉靖初年，明世宗朱厚生母章圣太后在此渡淮河北上，赐黄香、白银，道士缪道鉴利用这笔资金增建钟鼓楼。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世宗下旨赐祠名为“惠济祠”。嘉靖年间，住持道士张真海募集资金，增建镇淮阁，惠济祠成为名祠。
清代官方对惠济祠的崇祀
清代是妈祖信仰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妈祖信仰的普及与清代官方的主导分不开。整个清代，对妈祖大加封赐褒爵，将妈祖由天妃晋封为天后，并列入国家祀典，使之更为神圣。惠济祠的妈祖信仰对惠济祠发展与兴盛有着重要影响。明代正德年间此祠初建时名为“泰山行祠”，所奉之神确定无疑应为碧霞元君。从嘉靖年间开始，惠济祠主神碧霞元君已经兼有庇佑河漕的特殊职能，与天妃类同。从明末开始，惠济祠逐渐融入天妃崇拜。至迟在明末天启年间，清口惠济祠已经被同时视作天妃庙，两位女神的祠宇在此混为一体。在清代，天妃甚至凌驾于碧霞元君之上，惠济祠一度以“天妃庙”见载于史册。
从康熙年间开始，淮安府清河县清口的惠济祠基本上被当作崇祀天妃的庙宇，碧霞元君反而不被提及。汪之藻《天妃庙赋》题注：“庙在黄淮交汇处，俗人供天妃以镇压河流，中有铁鼓，又名铁鼓祠云。”雍正年间，加封祠中所奉之神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天后和碧霞元君两种称号集于一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淆。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期间，亲自临祠致祭，均认为自己所祭之神为天妃。《南巡盛典》亦称：“惠济祠在淮安府清河县，祠临大堤，中祀天后，其神福河济运，孚应若响。”乾隆《清河县志·坛庙》“惠济祠”条有按语：“神姓林，福建莆田人，股后显神于河海，护漕有灵，雍正五年敕封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嘉庆帝在绮春园仿建惠济祠时也以此作为供奉天后的祠宇。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淮安府地区碧霞元君崇拜与天妃崇拜混合的情况也不止惠济祠一处。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清河县碧霞宫：“在玉带河北，祀天后之神，旧为城隍庙，乾隆中改祀。咸丰元年，库道法良增建。按：碧霞元君，太山之神，而俗以天后当之，亦为小误。”明代后期以来，惠济祠逐渐由碧霞元君庙变身天妃庙，其原因除了信仰混杂的大背景，与惠济祠所在的清口这一特殊位置也有直接关系。钦定《南巡盛典》记载：“惠济祠在淮安府清河县，祠临大堤，中祀天后……其神福河济运，孚应若响。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全河枢要。国朝久邀崇祀，我皇上临幸，升香荐帛，礼有加焉。”
惠济祠福河济运，屡着灵应，不仅成为庇佑人们航行安全的心灵寄托，也承载起皇帝的临幸、褒封和敕赐。皇帝不仅诏令地方官员春秋致祭，列入祀典，康熙、乾隆还亲临瞻礼，升香荐帛，虔诚致祭。因河工、漕运皆系于清口，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南巡，必到清口。康熙帝在详细巡视河工之余，亦多次临幸祠下，虔诚奉祀。不仅如此，康熙帝还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时领七个皇子奉孝康章皇太后谒祠。雍正、乾隆、嘉庆皇帝也都崇奉惠济祠，对惠济祠的褒封与敕赐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雍正二年（1724年）（另一说为雍正五年），加封惠济祠主神为“天后圣姥碧霞元君”，并下旨重修庙宇。对此，《大清一统志》记载：“惠济祠……本朝雍正二年重修，敕封天后圣姥碧霞元君。”潘荣陛《惠济祠碑》记载：“惠济祠即旧天妃庙……我世宗朝因时显庇河漕，敕封天后，鼎新殿陛，经历河臣时崇报享。”光绪《清河县志》则记载惠济祠：“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 惠济祠于清乾隆年间达于鼎盛。《淮阴风土记》记载：“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建行宫于祠左，因命重修惠济祠，仿内庭坛庙样式，火珠耀目，飞阁凌空，虽在郊原而有皇居之美。”是年二月，清高宗奉孝圣皇太后南巡，视察了惠济闸和高堰石堤河工并瞻谒惠济祠，命重加焕饰。同年六月撰写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碑文曰：“清江浦之，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肅。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最直接的文献依据是参与工程的官员潘荣陛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所撰的《惠济祠碑》：“乾隆十六年春，圣驾南巡，建行殿于祠左，清跸诣瞻，拈香肃拜，特命宫保海大司农仿内府坛庙规制，谕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及内工干员董率其事，动支公帑，鸠工庇材，一律启造宫殿楼阁，换覆黄瓦。又于返銮之六月御制诗文匾联，亲洒宸翰颁赐，宫保高相国敬谨勒石悬奉，光昭祀典。经始于十六年秋八月，讫止于十七年秋七月。荣陛等敬从襄事，叨列陪员，恭睹龙章璀璨，庙貌一新，不胜庆幸。”由此可知，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帝令户部尚书海望与两淮盐政、淮关监督等官员主持扩建工程，八月动工，乾隆十七年（1752年）七月完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将乾隆帝所赐御笔诗文刻石勒碑，立于祠中，碑高4.8米，设有底座，碑顶雕盘龙图案，碑身正面镌刻乾隆惠济祠诗，背面刻《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侧面后来又补刻乾隆帝其他有关惠济祠的御制诗。此后，乾隆皇帝又分别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次奉孝圣皇太后南巡，每次皆驻跸祠左。乾隆皇帝在省察河工、督理漕运之余，必奉孝圣皇太后亲临祠下，瞻礼上香，虔诚致祭，并屡屡颁赐御笔所书匾额楹联，并先后以“惠济祠”为题一共作了6首七律诗，对此《大清一统志》有载：“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巡，御赐重修惠济祠碑。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临幸，并有《御制惠济祠诗》，赐匾四，联四，旁建行殿，御赐匾二，联二。”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将惠济祠列入祀典。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内阁奉上谕：“今清口惠济祠供奉天后神像，屡着灵应。本年河流顺轨，运道深通，自应一体特着明，以光祀典。着交翰林院撰拟祭文发往，于春秋二季令地方官虔诚致祭。并着李奉翰将新加封号四字敬谨增入神牌，俾河工永庆安澜，益昭灵贶。”乾隆皇帝对惠济祠的尊崇，使得清代对天妃的崇祀达到顶峰。
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帝敕谕两江总督百龄崇诣惠济祠查明建筑设计规制和神牌、封号字样等，在绮春园内依原样建惠济祠一座，以便就近祭祀，保证南北漕运安全。“朕敬礼神，为民祈福，大内及御园多有供奉诸神祠宇，每遇祈报，就近瞻礼，以伸诚敬。惟水府诸神，如天后河神向无祠位，凡遇发香伸敬之时，皆系望空展礼，遥抒虔悃。今拟于御园内添建祠宇，着百龄亲赴清江浦，于崇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将神牌、封号字样详缮具奏，俟庙宇落成，照式虔造，以迓神庥。”御园惠济祠的建成，标志着清代崇仰妈祖达到完备或定型的信仰格局。御园由绮春园、圆明园、长春园构成，惠济祠在绮春园内。绮春园位于圆明园、长春园之南，是嘉庆帝长年园居的主要处所之一。1860年，该园毁于英法联军劫火时，惠济祠与宫门区、庄严法界、湛清轩、绿满轩等少量建筑尚得以幸存。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整座绮春园彻底毁于战火，惠济祠亦未能幸免。
清口惠济祠经历了清朝上半叶的尊崇，从道光以后亦因漕运转衰、河道变迁而致运河地位的下降而逐步淡出朝廷的视野。至民国中叶，惠济祠仍然有房屋九十九间半，规模宏大，香客如云。《淮阴风土记》对惠济祠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入山门，即睹左右两碑亭，黄瓦覆之，盖不待扪读，已知其为十全老人之七言诗矣。碑亭形状富丽，黄瓦露盖，殆如金伞，美术上至有价值。大殿之前有门，金书‘碧霞元君祠’五字，门穹而深，故有无梁殿之名。正殿奉天后圣姥像，相传为泰山之女，所谓碧霞元君也。神仙谱系难明，考证纷然，可不具论……闻每届岁朝及四月七日，例有庙会，故四壁烟熏火燎，不辨丹漆。寝宫在殿后篆香楼上，有坐像、睡像，坐像在正中，两旁帖子满壁。……睡像在房内，金容如病，妆台如洗，殊不胜寒俭之态。再后为三清阁，地高风烈，在夏季则为纳凉佳处，两河帆影，三闸涛声到此可以完全领取。惠济之胜，亦至此而穷。”民国以后，历经水灾、战乱，惠济祠日渐倾颓，在“文革”时期被彻底摧毁，全部建筑荡然无存，只剩下乾隆御碑。2003年，遗址被定为淮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惠济祠遗址和周围的石工遗迹已进行过局部的考古发掘，成为大运河沿岸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官方崇祀惠济祠的原因
明清时期漕运和河工关系国计民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淮安是明清时期漕运和河工重地，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更是重中之重。《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费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乾隆《清河县志·河防》载：“治河在淮郡难，清邑尤难，清口者，淮与黄会之门户也，淮偏强则溃堰入运而运病;黄偏强则倒灌运口而运亦病。故治淮即所以治黄，治黄淮即所以治运，而清邑实其枢纽。”《南巡盛典》称：“祠前黄淮合流，地当形胜，为全河之枢要。”因为惠济祠所在位置如此重要，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期间均反复在此视察，深以为念。对此，乾隆帝《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中说得非常明白：“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两者必相资而成……黄河自积石龙门经豫徐东下，挟淮泗交流入海，势湍悍不可御，泥浊易淤。漕艘渡江达淮，黄河亘其冲，其入中河也，必资于黄治之之道，以清淮迅激荡涤之，俾无壅沙。河恒强，淮恒弱，则潴洪泽之巨浸以助之，交会于清口，是为运道之枢纽，河防之关键，导河、淮、利漕举于此，濒河迄下游郡县数十，城郭田庐皆恃以为命，司水土者恒惴惴焉。”综上所述，惠济祠扼清口最险要之处，与漕运、河工密切相关，这无疑是其受到清朝官方高度重视和隆重崇祀的主要原因。
结 语
淮安清口惠济祠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初为碧霞元君行祠，后逐渐演变成为天妃祠庙。
清代是惠济祠发展的兴盛时期，在对惠济祠内所祀天妃进行敕赐和褒封的同时，康熙、乾隆皇帝还曾多次亲临祠下，虔诚致祭。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把其列入国家祀典，定期进行祭祀。嘉庆年间，为方便祭祀，更是在圆明园中仿建惠济祠。乾隆、嘉庆年间对惠济祠的崇敬和重视，也把清代对天妃妈祖的崇祀推至顶峰。
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地，为治河行运关键之所在，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集于此，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清朝统治者崇祀惠济祠的主要原因。由清口惠济祠数百年的沧桑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治河政策对区域社会的深刻影响。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