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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一样
在现代农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社会资本来到乡下，却经常产生问题、争论以及与公司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通常的做法是从农民手上流转土地，从事农产品的生产，雇佣农民到企业上班，给农民发工资。这件事往往经济效益不好、社会效益也不好。
我经常听到大公司的老总说，自家企业要掌控从田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我想，这样的话，社会分工还要不要呢？效率还能不能提高呢？企业很难做到每个环节都有最出色的人才。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和一般工业产品不一样，农产品是有生命的东西。农业的特殊性在于农产品本身每一天都在变化，因为这是要成长的、鲜活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变量。同时，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跟工厂也不一样，农产品在自然环境里生长，每一天的气温、阳光、风雨都有变化的，这是第二个变量。面对这两个变量，对经营者来说要求之高，远远超过工业生产。
对农业生产来说，每天面临的状况都不一样，今天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必须亲自到现场判断后才能做决定，该浇水了、该施肥了需要生产者当机立断。因此，即使在农业最现代化的国家，也做不到让农民像工人一样按8小时工作制按时上下班，你也做不到精确指导他今天干多少活。农民有时背着手在地里转一天一点活都不用干。但是第二天狂风暴雨来了，农民可能24小时都在地里拼命干活。
在农业领域，第一，没法要求农民像工人那样按时上下班按照流水线走;第二，没有任何一个老板算得清楚，今天农民付出了多少劳动应该给多少报酬，只有最后打了粮，按照产量反推。现代工业中的难题，即对劳动量的计量问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没法解决的。
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给社会资本、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最现代化的机器、最现代化的技术可以给最传统的农民提供最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服务，由此获得双赢。所以，要充分认识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提供农产品的主体和为生产者服务的主体是多种形式的，生产大户也可以提供服务。企业或者农民合作社集资买的农用机械，实际能够服务2万亩土地，在满足自家生产需要的同时，还可以给周边的人服务。
比如说在东北，收上来的粮食如果不及时烘干的话，水分会在粮食里结冰，等到天气回暖的时候，里面的冰就会融化，容易造成粮食霉变。现在有先进的烘干塔，能够帮助农民把粮食烘干了再储存，这样即使价格不太好的时候，也可以先在家里存着。但是现在大部分地方还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烘干塔的投资太大，农民合作社负担不起。我很少见到有企业家到大粮仓当地建烘干塔，实际上这里面是有商机的。因为卖粮食的时候要测量含水量，等到计重再除去水分的重量。把水分烤出去这一过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是反映在粮食的收购价格上要差很多。
因此我认为，第一，我们的社会资本和现代工业企业，在现代农业方面大有可为的，但是没有必要跟农民争地。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企业要请农民打工，对不起，劳动者的天性就是只有种我自己的地、打我自己的粮才不用别人管我，我才尽心尽力。假如种的不是我的地，打的不是我的粮，只要能偷懒我就想办法偷懒，这是天性。企业即使下大力气也很难做好。工商企业搞现代农业，更多的要去做那些农民想做但做不了的事，这才能显出优势。农民能做的事，企业不要去抢。
第二，发展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形成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定要多种方式。我方才讲了，农民个体、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组织，甚至集体经济，包括我们的社会资本、工商企业，都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找到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形式和内容，这样就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一定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营形式，才能把我们的理念搞得更活、更好。
什么叫适度规模经营
我们在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去山东省烟台市调研，那个时候就提出要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到现在30年了。什么叫适度？我就一直没有琢磨出来，只是觉得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把别人的就业机会挤没了;但是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就没有效益。适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探索，各地情况也不一样。我大概三四年前琢磨明白了这件事。
2012年我到上海市的松江区调研。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是黄浦江在上海境内的上游地区。按照规划，松江区境内、黄浦江以南的地区必须保持原生态，限制工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当地政府一方面转移农业人口，一方面推进家庭农场建设。松江区的家庭农场自2007年兴起，发展时间早、水平高。
经过我多年的观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家庭农场从2007年发展至今，7年下来平均每个农场的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还有所缩小。我对此很感兴趣，调研的时候问，为什么2007年平均每户种植面积能达到130多亩，到今年就缩小到了113亩地，是什么原因？原来这里有一笔经济账。松江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完善，有很多50多岁的老两口留在家里种地。一年两季收成，一亩地的纯收入平均750块钱左右，130多亩地的全年纯收入能达到9万多元。当地人说，你去看看统计资料，前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40100多元。也就是说平均来看，城镇居民两口子全年纯收入赶不上在家种地的老两口。因此，经营家庭农场在当地农民看来是好活，比出去打工好多了，不用背井离乡，可以在家吃住。这样的好事大家都想干，于是这一“行当”的竞争加剧。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经营者越来越多，所以面积一再缩小，但也不能无限收缩，否则收益跟不上来。所以在目前阶段，在松江这样的地区，100来亩就是合理的标准。
在松江调研的时候，有农民向我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如果我有1000亩地，你是给一户人家种，让他一年收入100万好，还是给10户人家种，每家收入10万好呢？这个问题很深刻，已经超出了一般经济学的范畴，涉及到了社会民生问题，牵扯到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相互平等尊重等问题。我认为，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人口还会不断减少，农业经营规模还会不断扩大，但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大规模。规模大了效益也不一定好，更重要的是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算过一个账，到2030年，也就是建国81年的时候，农村大概还会有4亿5千万人。查一下统计资料，会发现1949年中国农民人数就是4亿5千万，81年后人数都没减少。所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确确实实比其他很多国家难得多，约束条件也多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个，要有关爱农民的情怀;另外一方面，又要保持充分的理性，不要追求一夜之间能够实现什么目标。
现在我们看到，几千亩、几万亩的经营也有，但是说来说去受到环境限制，绝大多数农户只是经营几十亩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央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把握中央精神，基于国情，看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推进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全文完）
在现代农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社会资本来到乡下，却经常产生问题、争论以及与公司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通常的做法是从农民手上流转土地，从事农产品的生产，雇佣农民到企业上班，给农民发工资。这件事往往经济效益不好、社会效益也不好。
我经常听到大公司的老总说，自家企业要掌控从田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我想，这样的话，社会分工还要不要呢？效率还能不能提高呢？企业很难做到每个环节都有最出色的人才。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和一般工业产品不一样，农产品是有生命的东西。农业的特殊性在于农产品本身每一天都在变化，因为这是要成长的、鲜活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变量。同时，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跟工厂也不一样，农产品在自然环境里生长，每一天的气温、阳光、风雨都有变化的，这是第二个变量。面对这两个变量，对经营者来说要求之高，远远超过工业生产。
对农业生产来说，每天面临的状况都不一样，今天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必须亲自到现场判断后才能做决定，该浇水了、该施肥了需要生产者当机立断。因此，即使在农业最现代化的国家，也做不到让农民像工人一样按8小时工作制按时上下班，你也做不到精确指导他今天干多少活。农民有时背着手在地里转一天一点活都不用干。但是第二天狂风暴雨来了，农民可能24小时都在地里拼命干活。
在农业领域，第一，没法要求农民像工人那样按时上下班按照流水线走;第二，没有任何一个老板算得清楚，今天农民付出了多少劳动应该给多少报酬，只有最后打了粮，按照产量反推。现代工业中的难题，即对劳动量的计量问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没法解决的。
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给社会资本、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最现代化的机器、最现代化的技术可以给最传统的农民提供最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服务，由此获得双赢。所以，要充分认识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提供农产品的主体和为生产者服务的主体是多种形式的，生产大户也可以提供服务。企业或者农民合作社集资买的农用机械，实际能够服务2万亩土地，在满足自家生产需要的同时，还可以给周边的人服务。
比如说在东北，收上来的粮食如果不及时烘干的话，水分会在粮食里结冰，等到天气回暖的时候，里面的冰就会融化，容易造成粮食霉变。现在有先进的烘干塔，能够帮助农民把粮食烘干了再储存，这样即使价格不太好的时候，也可以先在家里存着。但是现在大部分地方还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烘干塔的投资太大，农民合作社负担不起。我很少见到有企业家到大粮仓当地建烘干塔，实际上这里面是有商机的。因为卖粮食的时候要测量含水量，等到计重再除去水分的重量。把水分烤出去这一过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是反映在粮食的收购价格上要差很多。
因此我认为，第一，我们的社会资本和现代工业企业，在现代农业方面大有可为的，但是没有必要跟农民争地。失地农民进入城镇，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企业要请农民打工，对不起，劳动者的天性就是只有种我自己的地、打我自己的粮才不用别人管我，我才尽心尽力。假如种的不是我的地，打的不是我的粮，只要能偷懒我就想办法偷懒，这是天性。企业即使下大力气也很难做好。工商企业搞现代农业，更多的要去做那些农民想做但做不了的事，这才能显出优势。农民能做的事，企业不要去抢。
第二，发展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形成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定要多种方式。我方才讲了，农民个体、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组织，甚至集体经济，包括我们的社会资本、工商企业，都要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找到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形式和内容，这样就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一定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经营形式，才能把我们的理念搞得更活、更好。
什么叫适度规模经营
我们在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去山东省烟台市调研，那个时候就提出要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到现在30年了。什么叫适度？我就一直没有琢磨出来，只是觉得不能太大，太大了就把别人的就业机会挤没了;但是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就没有效益。适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探索，各地情况也不一样。我大概三四年前琢磨明白了这件事。
2012年我到上海市的松江区调研。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是黄浦江在上海境内的上游地区。按照规划，松江区境内、黄浦江以南的地区必须保持原生态，限制工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当地政府一方面转移农业人口，一方面推进家庭农场建设。松江区的家庭农场自2007年兴起，发展时间早、水平高。
经过我多年的观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家庭农场从2007年发展至今，7年下来平均每个农场的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还有所缩小。我对此很感兴趣，调研的时候问，为什么2007年平均每户种植面积能达到130多亩，到今年就缩小到了113亩地，是什么原因？原来这里有一笔经济账。松江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完善，有很多50多岁的老两口留在家里种地。一年两季收成，一亩地的纯收入平均750块钱左右，130多亩地的全年纯收入能达到9万多元。当地人说，你去看看统计资料，前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40100多元。也就是说平均来看，城镇居民两口子全年纯收入赶不上在家种地的老两口。因此，经营家庭农场在当地农民看来是好活，比出去打工好多了，不用背井离乡，可以在家吃住。这样的好事大家都想干，于是这一“行当”的竞争加剧。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经营者越来越多，所以面积一再缩小，但也不能无限收缩，否则收益跟不上来。所以在目前阶段，在松江这样的地区，100来亩就是合理的标准。
在松江调研的时候，有农民向我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如果我有1000亩地，你是给一户人家种，让他一年收入100万好，还是给10户人家种，每家收入10万好呢？这个问题很深刻，已经超出了一般经济学的范畴，涉及到了社会民生问题，牵扯到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相互平等尊重等问题。我认为，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人口还会不断减少，农业经营规模还会不断扩大，但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大规模。规模大了效益也不一定好，更重要的是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算过一个账，到2030年，也就是建国81年的时候，农村大概还会有4亿5千万人。查一下统计资料，会发现1949年中国农民人数就是4亿5千万，81年后人数都没减少。所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确确实实比其他很多国家难得多，约束条件也多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个，要有关爱农民的情怀;另外一方面，又要保持充分的理性，不要追求一夜之间能够实现什么目标。
现在我们看到，几千亩、几万亩的经营也有，但是说来说去受到环境限制，绝大多数农户只是经营几十亩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央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把握中央精神，基于国情，看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推进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