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政治的历史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跟你们一样，我在7岁的时候就对中国有了了解。我的舅舅汤姆·格迪当时在美国海军服役，驻在中国。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前后，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国父，就像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孙中山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民主、法治的国家。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内战不断，又遭强权入侵，加之中国人普遍缺乏对法治的尊重，孙中山的梦想被惨痛腰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49年以前的30年中，中国事实上没有法制。对孙中山的继任者而言，所有的法律仅仅是一纸文书；对毛泽东以及他的追随者如邓小平，他们一直疲于奔命，除了在像陕西这样的解放区，他们没有时间、精力，甚至地域来通过并实施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2年，它刚刚从灾难性的大跃进当中走出来，几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内政治越发变得不可预测与神秘，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顿，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恐惧。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之后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解冻。不幸的是，尼克松违反法律导致了辞职。在“四人帮”倒台、毛泽东逝世那年，我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大约同时，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比如邓小平，开始意识到践踏法治、行政神秘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失败以及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的任意干预会给共产党靠艰苦斗争得来的执政合法性带来巨大创伤。丢掉执政合法性就意味着中国将又一次进入灾难性的王朝更替。
　　与此同時，我意识到尽管美中《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没有明确说是哪一方是这个中国。当时美国仍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我于是开始与邓小平秘密谈判，纠正这一错误。1978年12月15日，他与我同时对外宣布，美中将于1979年1月1日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三天之后，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放弃继续革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建法治，停止国家因言论、信仰甚至家庭出身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这一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台湾支持者们强烈的反对。他们宣称不承认台湾只会削弱美国的信用，并试图推翻这一决定。这一决定可能是我两年后大选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我从未后悔做出这个决定。邓小平1979年2月访美之后，两国友谊与合作的大门终于敞开。在美国大学里深造的中国学生很快达到了10万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保障宗教自由。邓小平告诉我说，中国将先从农村开始恢复经济自由。邓小平邀请我和我的家人来中国见证这些变革。之后不久，公平和自由的地方选举在中国近65万个村子展开。
　　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押，我在美国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年没能访问中国。我于1981年接受了访华邀请。从那以后我经常来中国访问，先后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会面。我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法治、政治透明度与民主方面的巨大进步。
　　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要通过法制保障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机会平等，令人感动；江泽民说，“三个代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代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更为广大的人民，令人兴奋；胡锦涛说，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确保人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构建和平与和谐社会，令人鼓舞。
　　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与政治大国。中国的未来充满机遇与责任。
　　
　　(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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