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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总编手记》栏目开办三年来，约请一批在对外传播领域较有成就的总编（社长）或对外媒体的领军人物，就曾经的事和问题，谈经验、谈感受，使其提供的经验作了有理性的探讨。这些触角敏锐的文章，不仅反映总编、社长所在媒体的特点，也说明了其所在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
文章注重故事性和个案分析，其中既有“我是如何当社长或总编的”，也有对自己所从事的外宣领域工作的思考。不只是对过往历史的回顾和堆积，也是对所在领域的前沿动态的前瞻性分析。欢迎总编社长走进这个栏目。信息反馈请发至[email protected]。
访谈地点：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
访谈对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是一份党报，没有读过它的人可能会把它想象成一份枯燥的会议讲话汇编，甚至是“领导行程表”。可当你仔细翻阅之后，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内容皆贴近社会、贴近读者、贴近生活。
《学习时报》深切关注当代社会变革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如果按该报的版面、栏目内容将文章标题进行摘录整理，就会发现每一个专题都能查看到很多相关的权威性文章。而本刊对选题策划和采访对象进行筛选的标准是：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事件，以及重要事情中产生关键影响的重要人物，在《学习时报》中，我们看到了殊途同归的追求。这让笔者同《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的谈话进行得十分顺畅。
求真创新 以学资政
很多媒体并没有自身的观点，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展示，最后还要特别声明“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媒体的观点”，周为民在访谈伊始就强调，《学习时报》是一份有自己立场的报纸。
《对外传播》：周总，请你介绍一下《学习时报》的影响力，以及它最直接的追求。
周为民：《学习时报》创刊于1999年，是胡锦涛同志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同志任常务副校长时创办的。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题写了报名，胡锦涛同志撰写了发刊词。当时的大背景，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处于面向新世纪的重要发展阶段，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进程正在深入展开，因此，这份报纸应运而生。
《学习时报》有什么特点？它和通常的报纸有什么不同？最直观的一点，《学习时报》和当年梁启超办的报纸有点相似，也是一份“有论说而无新闻”的报纸，不做新闻，而是提供观点，提供思想。为什么我要把它和梁启超办的报纸相比呢？我以为，这种形式上的相似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是很需要专门、集中地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的。梁启超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近30年来，中国更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之中，这样空前深刻的体制变革和社会变迁，需要同样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种种阻碍发展进步的陈旧思想要破除，变革时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研究，要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就大有用武之地。它如果能深刻认知世界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大趋势，进而顺应时代潮流传播现代文明理念，就一定会形成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学习时报》就是要做这件事。它的主要对象是党政领导干部，它按照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着力反映在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郑重、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样来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学识、理论上的支持，叫做“求真创新、以学资政”，这就是《学习时报》的主旨。
《对外传播》：《学习时报》怎样起到这个作用？
周为民：首先是本报自有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不仅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本报的言论中，而且贯彻在选题、组稿、对稿件的取舍等各个环节。这是我们的主心骨，所以本报不会在不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倾向、错误思潮面前迷失方向，不会因为这股风那股风而东倒西歪。不是说媒体的社会责任吗？我们把坚持、维护、捍卫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我们这份报纸最大的社会责任。
和这一点相联系，我们的办报原则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坚持党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媒体”。党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坚持党性，这是无可置疑，也毋庸讳言的。在我们看来，一份思想理论型的报纸，讲坚持党性，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最大、最高的党性。所以，一方面，《学习时报》不会为违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条件，另一方面，《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所谓尖锐、所谓敏感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以消极、退缩的精神状态办报，如果那样，还不如趁早不要办了。但是，对任何问题，都必须以负责任的郑重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力求对问题作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说明，目的是要有助于按正确的方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这里就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党性的问题。
第二句话：“突出思想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宣传”。同样是宣传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包括基本理论、路线等，但是有好的宣传，也有一般的、不好的甚至是劣质的宣传。本报力图做好的宣传，而好的宣传，首要的是必须有思想深度。报纸讲究可读性，我以为，可读性首先来自思想性，真正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是思想的力量。新时期以来，党提出的重大论述、概念、命题，本身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一般的宣传只是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照抄照念，仅仅在文字、语言上保持一致，或是同样千篇一律地用那么几个词空洞地作一番“高度评价”。这种形式主义的宣传多了，就把本来很好的东西搞成了空话套话，湮没、消解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创新意义。长期以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学习时报》就是要与之区别开来，力求抓住要领，有深度地揭示阐发新时期以来理论创新成果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观点。用中央党校学员的话说，就是“人云亦云不要云，老生常谈不要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真诚的责任意识，而不是敷衍塞责，就要在思想理论上真有一些见识，而不是不明所以。
第三句话：“注重学养，以区别于一般的议论”。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深入展开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交汇，相互激荡；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
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利益群体都有一些新的利益诉求，由于这些原因，在社会的民主、开放程度日趋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很活跃，社会上议论很多，也有一些不满情绪，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潮也在加剧社会不满情绪。这些，都在各种媒体上有所反映。我前面说过，《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要正确地回答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除了上面两条，或者说与上面两条相统一，这个第三条也很重要。本报力求在各种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都要有学养的支持，对于所谈论的问题，要有知识和学术积累的基础，观点是有研究而提出来的，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随意浮泛和情绪化的议论，不是空喊大口号，空谈大
目标。
这三点本身是统一的。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是政治上的错误或不当，但根子其实是学力不够，学养不够，没有对问题的真正研究，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例如，虽然也看到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脑子里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过去苏联模式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东西，这样发出来的议论怎么会正确？还有，学了一些西方的“左翼理论”的，或是学了一些“右翼理论”的，却都对中国的国情和基本问题缺乏深切的认知，照搬之下，貌似在“学理”上头头是道，其实都是大谬不然。往往还有这种情况，越是缺乏郑重深入的研究，就越喜欢以所谓“敢说话”来追求一时轰动，或是以道德标榜来迎合错误思潮。这都是学风不正和欠缺学养的表现。
有影响力的思想源
可以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学习时报》发挥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的作用。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为例，有读者说他在《学习时报》上阅读了《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等50多篇文章，使他对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重大意义、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对外传播》：《学习时报》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份权威性强、特色明显的报纸？
周为民：“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是学习时报的一个定位，或者说是追求的目标。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学习时报的办报方针是“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读书与问题的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所以读书这件事极为紧要。领导同志创办学习时报，并亲自以“学习”二字命名这份报纸，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由此推动党内进一步形成读书的风气，好学深思的风气。
但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学习时报的主旨既是“以学资政”，所着眼的问题就集中于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强调探索、研究理论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二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这是强调要抓住那些有重大分析价值、理论价值的实际问题，要在这些具体问题中发现其理论意义，这是在变革时期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在文风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也是两句话：“反对党八股，拒绝假大空”。这是在稿件取舍上的一个标准，相应地也是对报社工作人员的要求。怎样才能避免“党八股”、“假大空”？那就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素养，必须具有相应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水准。我曾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学习时报》的记者有一个简称，叫‘学者’”，虽是开玩笑的口吻，但意思是十分严肃的。不如此做不好学习时报的工作，在文风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党八股、假大空的流弊所同化，那就成了坏的宣传品。
相应地，在格调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是庄重、郑重，是“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更绝非“风尘女子”，哪怕是“风尘才女”也不行，当然，也绝不当“马列主义老太太”。
《对外传播》：除了对领导干部，《学习时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
周为民：《学习时报》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党政干部，也面向理论、学术界知识分子。关于本报应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更有效地把党的思想理论公共化，另一方面是更效地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体制化。新时期以来党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和道路，所谓更有效地把它公共化，就是要通过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把它充分传播开来，让它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和理解。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就是同样要以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国内外那些对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富有价值的重要思想学术成果被各级领导者、决策者所了解和掌握，从而使之被合理地吸纳、转化为方针政策。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文献、决定中，不断吸收了当代国内外思想学术研究中的很多发展成果，这是实现创新，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条件。所以，学习时报有意识地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求在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起到某种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现实当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工作性质、方式、话语系统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不充分，甚至你看他是腐败分子，他看你是自由化分子。其实，更多一些了解以后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思考、处理共同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相互的了解很重要。在这方面，《学习时报》提供了一种可
能，一种机会，发挥了一些作用和影响。
维护党的文化形象，增强党的文化力量
打开《学习时报》的网页，网页页眉上赫然写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很多读者讲述了自己学习《学习时报》受益的故事。
《对外传播》：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确实很重要，但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周为民：是这样。“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习时报》离这样的目标，还有继续努力的很大的空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我们这份报纸应该担当的文化使命。从1999年创刊，8年来，我们对这一点一直是自觉的，坚持的，今后仍会一如既往。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学习时报》的工作，要有利于为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增添光彩，有利于增强党的精神文化力量。
实际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力量。马克思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一开始靠的也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这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在中国有陈独秀、李大钊。我们共产党最初创立的时候，不就是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吗？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靠什么能不断感召、吸引、凝聚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不仅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灾难，而且是严重的文化灾难，也严重损害了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严重削弱了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感召力、吸引力。新时期以来，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的任务，而且包括文化建设、文化创造的任务。而党作为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有很好的文化形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力是至关重要的领导力。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以为，其中尤其危险的是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不是仅仅从消极意义上说的，例如，不是仅仅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说的，而是从我们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这个积极意义上说的。靠什么来最广泛地凝聚知识分子和青年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靠思想文化上的吸引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这一点，丝毫也不能轻视。
任何一份党报，你的文化内涵如何，不仅决定了你的影响力如何，而且关系到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就是要有政治意识，注重政治责任，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如不纠正或防止，只会使党的报刊日益丧失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而党报党刊的公信力、影响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这样来认识问题。什么死人办报云云，是骂人的话，自然无须再计较，但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我再重复一下，不少政治上的错误或失当，根子在办报者的学识学养不够，因此，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办报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在如何把报纸办好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很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觉醒。
（稿件反馈请至[email protected]，欢迎读者与主持人交流。）
责编：周瑾
文章注重故事性和个案分析，其中既有“我是如何当社长或总编的”，也有对自己所从事的外宣领域工作的思考。不只是对过往历史的回顾和堆积，也是对所在领域的前沿动态的前瞻性分析。欢迎总编社长走进这个栏目。信息反馈请发至[email protected]。
访谈地点：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
访谈对象：《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是一份党报，没有读过它的人可能会把它想象成一份枯燥的会议讲话汇编，甚至是“领导行程表”。可当你仔细翻阅之后，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内容皆贴近社会、贴近读者、贴近生活。
《学习时报》深切关注当代社会变革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度的剖析。如果按该报的版面、栏目内容将文章标题进行摘录整理，就会发现每一个专题都能查看到很多相关的权威性文章。而本刊对选题策划和采访对象进行筛选的标准是：对外传播中的重要事件，以及重要事情中产生关键影响的重要人物，在《学习时报》中，我们看到了殊途同归的追求。这让笔者同《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的谈话进行得十分顺畅。
求真创新 以学资政
很多媒体并没有自身的观点，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展示，最后还要特别声明“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媒体的观点”，周为民在访谈伊始就强调，《学习时报》是一份有自己立场的报纸。
《对外传播》：周总，请你介绍一下《学习时报》的影响力，以及它最直接的追求。
周为民：《学习时报》创刊于1999年，是胡锦涛同志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郑必坚同志任常务副校长时创办的。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题写了报名，胡锦涛同志撰写了发刊词。当时的大背景，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处于面向新世纪的重要发展阶段，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围绕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特别是理论创新进程正在深入展开，因此，这份报纸应运而生。
《学习时报》有什么特点？它和通常的报纸有什么不同？最直观的一点，《学习时报》和当年梁启超办的报纸有点相似，也是一份“有论说而无新闻”的报纸，不做新闻，而是提供观点，提供思想。为什么我要把它和梁启超办的报纸相比呢？我以为，这种形式上的相似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是很需要专门、集中地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的。梁启超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而近30年来，中国更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之中，这样空前深刻的体制变革和社会变迁，需要同样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种种阻碍发展进步的陈旧思想要破除，变革时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研究，要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思想和观点的报纸就大有用武之地。它如果能深刻认知世界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大趋势，进而顺应时代潮流传播现代文明理念，就一定会形成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学习时报》就是要做这件事。它的主要对象是党政领导干部，它按照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着力反映在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郑重、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样来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学识、理论上的支持，叫做“求真创新、以学资政”，这就是《学习时报》的主旨。
《对外传播》：《学习时报》怎样起到这个作用？
周为民：首先是本报自有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立场不仅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本报的言论中，而且贯彻在选题、组稿、对稿件的取舍等各个环节。这是我们的主心骨，所以本报不会在不时发生的一些错误倾向、错误思潮面前迷失方向，不会因为这股风那股风而东倒西歪。不是说媒体的社会责任吗？我们把坚持、维护、捍卫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我们这份报纸最大的社会责任。
和这一点相联系，我们的办报原则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坚持党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媒体”。党的报纸，理所当然地要坚持党性，这是无可置疑，也毋庸讳言的。在我们看来，一份思想理论型的报纸，讲坚持党性，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最大、最高的党性。所以，一方面，《学习时报》不会为违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条件，另一方面，《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所谓尖锐、所谓敏感的问题，我们历来反对以消极、退缩的精神状态办报，如果那样，还不如趁早不要办了。但是，对任何问题，都必须以负责任的郑重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力求对问题作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说明，目的是要有助于按正确的方向来认识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这里就有一个立场的问题，党性的问题。
第二句话：“突出思想性，以区别于一般的宣传”。同样是宣传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包括基本理论、路线等，但是有好的宣传，也有一般的、不好的甚至是劣质的宣传。本报力图做好的宣传，而好的宣传，首要的是必须有思想深度。报纸讲究可读性，我以为，可读性首先来自思想性，真正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是思想的力量。新时期以来，党提出的重大论述、概念、命题，本身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一般的宣传只是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照抄照念，仅仅在文字、语言上保持一致，或是同样千篇一律地用那么几个词空洞地作一番“高度评价”。这种形式主义的宣传多了，就把本来很好的东西搞成了空话套话，湮没、消解了它们的思想内容和创新意义。长期以来，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学习时报》就是要与之区别开来，力求抓住要领，有深度地揭示阐发新时期以来理论创新成果所包含的新思想新观点。用中央党校学员的话说，就是“人云亦云不要云，老生常谈不要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真诚的责任意识，而不是敷衍塞责，就要在思想理论上真有一些见识，而不是不明所以。
第三句话：“注重学养，以区别于一般的议论”。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深入展开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碰撞交汇，相互激荡；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
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发展的新阶段上，各种利益群体都有一些新的利益诉求，由于这些原因，在社会的民主、开放程度日趋提高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很活跃，社会上议论很多，也有一些不满情绪，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潮也在加剧社会不满情绪。这些，都在各种媒体上有所反映。我前面说过，《学习时报》不回避任何问题，但要正确地回答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除了上面两条，或者说与上面两条相统一，这个第三条也很重要。本报力求在各种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都要有学养的支持，对于所谈论的问题，要有知识和学术积累的基础，观点是有研究而提出来的，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随意浮泛和情绪化的议论，不是空喊大口号，空谈大
目标。
这三点本身是统一的。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是政治上的错误或不当，但根子其实是学力不够，学养不够，没有对问题的真正研究，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例如，虽然也看到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但脑子里的思想资源主要还是过去苏联模式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东西，这样发出来的议论怎么会正确？还有，学了一些西方的“左翼理论”的，或是学了一些“右翼理论”的，却都对中国的国情和基本问题缺乏深切的认知，照搬之下，貌似在“学理”上头头是道，其实都是大谬不然。往往还有这种情况，越是缺乏郑重深入的研究，就越喜欢以所谓“敢说话”来追求一时轰动，或是以道德标榜来迎合错误思潮。这都是学风不正和欠缺学养的表现。
有影响力的思想源
可以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学习时报》发挥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的作用。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为例，有读者说他在《学习时报》上阅读了《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等50多篇文章，使他对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和重大意义、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对外传播》：《学习时报》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份权威性强、特色明显的报纸？
周为民：“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是学习时报的一个定位，或者说是追求的目标。为了发挥这种作用，学习时报的办报方针是“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读书与问题的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所以读书这件事极为紧要。领导同志创办学习时报，并亲自以“学习”二字命名这份报纸，直接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由此推动党内进一步形成读书的风气，好学深思的风气。
但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学习时报的主旨既是“以学资政”，所着眼的问题就集中于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强调探索、研究理论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二是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这是强调要抓住那些有重大分析价值、理论价值的实际问题，要在这些具体问题中发现其理论意义，这是在变革时期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
在文风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也是两句话：“反对党八股，拒绝假大空”。这是在稿件取舍上的一个标准，相应地也是对报社工作人员的要求。怎样才能避免“党八股”、“假大空”？那就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素养，必须具有相应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水准。我曾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说，“《学习时报》的记者有一个简称，叫‘学者’”，虽是开玩笑的口吻，但意思是十分严肃的。不如此做不好学习时报的工作，在文风上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党八股、假大空的流弊所同化，那就成了坏的宣传品。
相应地，在格调上，《学习时报》的特点或要求是庄重、郑重，是“大家闺秀”，不是“小家碧玉”，更绝非“风尘女子”，哪怕是“风尘才女”也不行，当然，也绝不当“马列主义老太太”。
《对外传播》：除了对领导干部，《学习时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
周为民：《学习时报》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党政干部，也面向理论、学术界知识分子。关于本报应发挥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更有效地把党的思想理论公共化，另一方面是更效地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体制化。新时期以来党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方向和道路，所谓更有效地把它公共化，就是要通过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把它充分传播开来，让它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和理解。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就是同样要以好的、恰当的表达方式，让国内外那些对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问题富有价值的重要思想学术成果被各级领导者、决策者所了解和掌握，从而使之被合理地吸纳、转化为方针政策。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文献、决定中，不断吸收了当代国内外思想学术研究中的很多发展成果，这是实现创新，与时俱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条件。所以，学习时报有意识地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以求在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起到某种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在现实当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工作性质、方式、话语系统等方面的不同，因此，在一定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不充分，甚至你看他是腐败分子，他看你是自由化分子。其实，更多一些了解以后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思考、处理共同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相互的了解很重要。在这方面，《学习时报》提供了一种可
能，一种机会，发挥了一些作用和影响。
维护党的文化形象，增强党的文化力量
打开《学习时报》的网页，网页页眉上赫然写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很多读者讲述了自己学习《学习时报》受益的故事。
《对外传播》：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确实很重要，但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周为民：是这样。“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习时报》离这样的目标，还有继续努力的很大的空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我们这份报纸应该担当的文化使命。从1999年创刊，8年来，我们对这一点一直是自觉的，坚持的，今后仍会一如既往。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学习时报》的工作，要有利于为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增添光彩，有利于增强党的精神文化力量。
实际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力量。马克思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一开始靠的也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这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在中国有陈独秀、李大钊。我们共产党最初创立的时候，不就是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吗？为什么能不断发展壮大？靠什么能不断感召、吸引、凝聚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不仅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灾难，而且是严重的文化灾难，也严重损害了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严重削弱了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感召力、吸引力。新时期以来，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的任务，而且包括文化建设、文化创造的任务。而党作为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有很好的文化形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力是至关重要的领导力。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以为，其中尤其危险的是脱离知识分子和青年。这不是仅仅从消极意义上说的，例如，不是仅仅从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说的，而是从我们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这个积极意义上说的。靠什么来最广泛地凝聚知识分子和青年呢？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靠思想文化上的吸引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这一点，丝毫也不能轻视。
任何一份党报，你的文化内涵如何，不仅决定了你的影响力如何，而且关系到我们共产党的文化形象。毛泽东当年批评邓拓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强调要政治家办报，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联系在一起。今天，继续沿用政治家办报的说法，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当然也有一定意义，就是要有政治意识，注重政治责任，但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并不妥当。离开足够的文化素养，政治家办报的说法很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照抄照搬的最方便的托词，名曰讲政治，实际是形式主义盛行，是以党八股、假大空、粗陋幼稚的宣传来敷衍塞责。这种情况如不纠正或防止，只会使党的报刊日益丧失公信力、影响力，这是在宣传上自废武功。而党报党刊的公信力、影响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这样来认识问题。什么死人办报云云，是骂人的话，自然无须再计较，但否定书生办报是不对的，办报就需要能真心诚意好好读书的人。今天，在注重政治意识的同时，应当特别强调学者办报，文化人办报。我再重复一下，不少政治上的错误或失当，根子在办报者的学识学养不够，因此，只一味强调政治家办报是无济于事的。
办报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在如何把报纸办好的问题上，我们现在很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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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