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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相当于“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从“天宫”上天到“蛟龙”探海，从“天眼”探空到“墨子”传信，从国产大飞机首飞到国产航母入水，从国产超算“三连冠”到中国高铁技术输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让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而这些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背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功不可没。作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主渠道之一。
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角已经吹响。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發展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基础研究则是创新的供给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这样解释基础研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科学基金如何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前瞻部署，进一步增加源头供给，从而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杨卫。
源头创新逐渐涌现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如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我国在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方面有哪些突破？
杨卫：有赖不断增长的国家投入，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诸多重大突破，其中不乏源头创新成果。
例如，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项目“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在国际上引领了铁基超导研究的热潮。到目前为止铁基超导的纪录牢牢地被中国科学家掌握，全球铁基超导的研究引用一半来自中国，我国也是铁基超导研究材料的“源泉”。
又如，在化学方面，甲烷分子的选择活化和定向转化被誉为化学界的“圣杯”。而2014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通过构建催化剂实现了甲烷无氧活化，由此实现天然气的无氧直接转化制乙烯和高值化学品，被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誉为“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的源头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领域，我国已凭借自身的科技实力跻身世界前列。从影响力指数计算，目前我国在材料领域的影响力指数已经超过美国的99%，化学领域的影响力指数也超过美国的80%。中国在物理、数学、计算机、工程等学科领域保持在世界第二的水平。
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
《财经国家周刊》：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地位？
杨卫：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算需求，那么创新驱动就是供给;如果创新驱动算需求，创新就是供给;如果技术创新是需求，基础研究就是供给。也就是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基础研究相当于“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如果从上下游关系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处于最上游，投入比中下游相对要小，但它牵一发动全身、四两拨千斤。
如果从创新的阶梯发展规律来看，从低到高分为效率式、开发式、高新技术式以及颠覆式创新四种创新阶段。效率式创新是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周密的管理体系、严谨的工艺路线和精准的资金投入，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切入;开发式创新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创新来实现整合型技术发展;高新技术式创新是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变成可实现的技术突破。这三个阶段，仍然属于跟踪式创新。
只有颠覆式创新，才算得上“领跑者”。颠覆式技术创新是最高阶的创新，它是在基础研究新成果与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新变革，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实现全链条贯穿。这个最难得、历程最艰难，但也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长久优势的关键所在。而颠覆式创新就必须以基础研究作为引导。
目前，我国效率式创新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开发式创新已接近尾声，热点领域的高新技术式创新依然差人一步。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锻造以自主创新为利刃的颠覆式技术创新之剑。
《财经国家周刊》：从我国科技创新现状看，国内基础研究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
杨卫：判断基础研究的发展，一个重要指标是发表科技论文的情况，即学术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从学术产出上看，目前我国发表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之比约19%，超过我国人口占比，也超过GDP占比。其中高水平论文（影响力排前千分之一）已经超过20%。而且，我国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的比例过去3年内从4%增长到6%。
科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当一个国家在科学上的产出达到世界总量的20%，那么该国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即将达到门槛值，可以说我国到达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边缘。
从学术影响力上看，增长的速度比学术产出要快。以学术影响力除以学术产出，就是单位产出的影响力。如果世界平均是1的话，我们现在大概是0.9，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希望到2020年能达到1。
《财经国家周刊》：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为了助力这一目标的实现，基金委在基础研究发展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
杨卫：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提出逐步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发展目标：力争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这三个并行是对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是一个积叠、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
具体而言，总量并行，指的是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学科体系更加健全，奠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根基。基金委对此进行了目标量化，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争取由目前的5%左右达到10%。 贡献并行，是指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并形成若干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夯实基础储备。基金委对“贡献”也进行了量化规划，比如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
源头并行，指的是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为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源头支撑。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源头创新的扶持力度，争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
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认为，中国从大国向强国发展，基础研究不能只是跟随，还应该有一定的战略前瞻，要“并行”和“引领”。
力求“普惠”并关注“领跑者”
《财经国家周刊》：据了解，目前我国科技资助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五大平台。和其他四大平台相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何特色？
杨卫：简单地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更偏向于应用领域，就是马上就能产业化的，比如航空发动机、大飞机、量子通信等。每个项目支持力度都非常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比科技重大专项对单个项目资助力度相对小一点，但比自然科学基金还是要多。
我们的特色在于，资助量大面广，更关注源头创新、基础创新，支持自由探索和战略前瞻型研究。每年新增资助项目达四万多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学科和领域，体现“普惠”原则。例如，今年我们受理申请量已达19.43万份，资助项目4.1万项，体量全球最大。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1986年2月14日设立的，当年国家财政拨款8000万，而今年安排中央财政经费资助计划248亿元，31年间体量扩大了约310倍。这个扩张的速度超过GDP增速，也超过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说明国家对技术研究越来越重视，同时也是对基金委工作的肯定。
随着总量的增加，我们以后不可能有这样上升的速度，总量的投入随着发展可能速度会降下来，但是总量还是会慢慢与发达国家总量并行。
《财经国家周刊》：为实现促进基础研究的百花齐放和繁荣发展，在项目资助体系的优化和创新方面，基金委有哪些举措？
杨卫：基金委“十三五”提出了资助四大版块发展的目标：一是探索版块。这其中既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也包括目标驱动的研究。二是人才版块，如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等专门对人才扶持的项目。三是工具版块，即支持做最原创的重大仪器，支持基础研究。四是新推出的，叫融合版块，包括学科交叉的融合和国际合作、重大研究计划等。
例如，融合板块中，我们从2016年开始试点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围绕一个重要科研方向，对跨学科的大型科研群体进行约10年、每年超过3000万元经费资助的稳定支持，希望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在我国基础研究地貌图上隆起若干学术上的“世界高地”。
《财经国家周刊》：在科研基金项目评审方面，基金委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杨卫：目前，可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单位，包括高校、研究院所等在内有3000多个。而每个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学术价值观不同，这要求我们不能用一种学术价值观去评判。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不断根据国家需求调整支持方向和评审方式，通过不断推出新的指标，进行宏观的引导。打个比方，你来申请基金，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个指标，你满足一个就打个勾，算个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根据评审专家的学术价值观来做的，相当于是主观打分。
简单地说，在现有的评审体系中，主观式评价（如同行评议）是基于对已有学术价值观的共识，而客观性评价则来自于已有学术数据的延续。
从操作层面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评审采用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函评”）和会议评审（“会评”）两级评审制度。我们严格实行“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参与函评的专家有十几万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顶尖学者，参加会评的有7000多名专家，根据项目所属不同领域分组评审。这是主体评价体系，基于学术共识型的。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对于很难取得学术共识的颠覆性创新项目如何评审呢？
杨卫：颠覆性创新项目，或者说是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跑者”和源头创新，由于这类项目创新性强、实现难度大、风险系数高，且颠覆现有知识体系，很难取得学术共识。与共识型评价在评审打分时看重平均数有所不同，对于评审意见不一、有重大分歧的项目，应当更加关注评审分数的方差。
而且，颠覆性创新往往出现在交叉科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5年主打的口号就是“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是支持基础、前沿和交叉，目前在交叉方面做得还不够，未来会加大对交叉领域战略前瞻的支持，在科学基金的四大资助系列中也新增了融合系列。
目前，基金委正在探索采用非共识评价、颠覆性评价、创新度评价、交叉式评价等非常规评价體系。
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
《财经国家周刊》：在加强科研诚信、科研道德建设、优化学术生态方面，基金委采取了哪些举措？
杨卫：一直以来，基金委对科研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原来比较被动，有投诉举报就去处理，而现在我们主动出击，开发应用科学基金项目相似度检查系统，旨在杜绝弄虚作假占有申请科学基金经费资源行为。
我们对每年接收的项目申请进行相似度核查，十几万个申请要在计算上跑三天左右。如果相似度核查出问题，会根据核查结果严重程度，采取撤销项目、追回已获基金以及取消项目申请资格数年的惩罚举措。
经过这几年的主动查处，效果良好，科研不端案例数量开始减少。
另一方面，我们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管学术诚信和审计，并专门成立由基金委以外的专家构成的委员会，对投诉、核查结果等提出处理建议。
此外，基金委每年召开“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媒体通报会，通报查处的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
我们也在逐步推进监督工作的国际化。科研不端行为是国际学术界普遍面临的问题，逐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从而让中国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并赢得国际学术界的了解和认可。
从“天宫”上天到“蛟龙”探海，从“天眼”探空到“墨子”传信，从国产大飞机首飞到国产航母入水，从国产超算“三连冠”到中国高铁技术输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力实施，让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而这些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背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功不可没。作为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支持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主渠道之一。
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角已经吹响。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發展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基础研究则是创新的供给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这样解释基础研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科学基金如何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前瞻部署，进一步增加源头供给，从而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杨卫。
源头创新逐渐涌现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中国科学家长期沿着他人的创新基础来进行研究，如今随着科研实力的整体跃升，我国在颠覆性创新、源头创新方面有哪些突破？
杨卫：有赖不断增长的国家投入，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诸多重大突破，其中不乏源头创新成果。
例如，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项目“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在国际上引领了铁基超导研究的热潮。到目前为止铁基超导的纪录牢牢地被中国科学家掌握，全球铁基超导的研究引用一半来自中国，我国也是铁基超导研究材料的“源泉”。
又如，在化学方面，甲烷分子的选择活化和定向转化被誉为化学界的“圣杯”。而2014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通过构建催化剂实现了甲烷无氧活化，由此实现天然气的无氧直接转化制乙烯和高值化学品，被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誉为“改变世界的技术”。
这些都体现了我国的源头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领域，我国已凭借自身的科技实力跻身世界前列。从影响力指数计算，目前我国在材料领域的影响力指数已经超过美国的99%，化学领域的影响力指数也超过美国的80%。中国在物理、数学、计算机、工程等学科领域保持在世界第二的水平。
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
《财经国家周刊》：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在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地位？
杨卫：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算需求，那么创新驱动就是供给;如果创新驱动算需求，创新就是供给;如果技术创新是需求，基础研究就是供给。也就是说，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基础研究相当于“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如果从上下游关系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处于最上游，投入比中下游相对要小，但它牵一发动全身、四两拨千斤。
如果从创新的阶梯发展规律来看，从低到高分为效率式、开发式、高新技术式以及颠覆式创新四种创新阶段。效率式创新是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周密的管理体系、严谨的工艺路线和精准的资金投入，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切入;开发式创新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创新来实现整合型技术发展;高新技术式创新是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变成可实现的技术突破。这三个阶段，仍然属于跟踪式创新。
只有颠覆式创新，才算得上“领跑者”。颠覆式技术创新是最高阶的创新，它是在基础研究新成果与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新变革，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实现全链条贯穿。这个最难得、历程最艰难，但也是一个国家能够取得长久优势的关键所在。而颠覆式创新就必须以基础研究作为引导。
目前，我国效率式创新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开发式创新已接近尾声，热点领域的高新技术式创新依然差人一步。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锻造以自主创新为利刃的颠覆式技术创新之剑。
《财经国家周刊》：从我国科技创新现状看，国内基础研究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
杨卫：判断基础研究的发展，一个重要指标是发表科技论文的情况，即学术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从学术产出上看，目前我国发表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之比约19%，超过我国人口占比，也超过GDP占比。其中高水平论文（影响力排前千分之一）已经超过20%。而且，我国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的比例过去3年内从4%增长到6%。
科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当一个国家在科学上的产出达到世界总量的20%，那么该国就可以被视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目前，我国的这一指标即将达到门槛值，可以说我国到达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边缘。
从学术影响力上看，增长的速度比学术产出要快。以学术影响力除以学术产出，就是单位产出的影响力。如果世界平均是1的话，我们现在大概是0.9，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希望到2020年能达到1。
《财经国家周刊》：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为了助力这一目标的实现，基金委在基础研究发展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
杨卫：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提出逐步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发展目标：力争2020年，实现总量并行，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这三个并行是对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是一个积叠、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
具体而言，总量并行，指的是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学科体系更加健全，奠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根基。基金委对此进行了目标量化，例如在经费投入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比例争取由目前的5%左右达到10%。 贡献并行，是指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并形成若干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夯实基础储备。基金委对“贡献”也进行了量化规划，比如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
源头并行，指的是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为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源头支撑。科学基金将加大对源头创新的扶持力度，争取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
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认为，中国从大国向强国发展，基础研究不能只是跟随，还应该有一定的战略前瞻，要“并行”和“引领”。
力求“普惠”并关注“领跑者”
《财经国家周刊》：据了解，目前我国科技资助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五大平台。和其他四大平台相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何特色？
杨卫：简单地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更偏向于应用领域，就是马上就能产业化的，比如航空发动机、大飞机、量子通信等。每个项目支持力度都非常大。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比科技重大专项对单个项目资助力度相对小一点，但比自然科学基金还是要多。
我们的特色在于，资助量大面广，更关注源头创新、基础创新，支持自由探索和战略前瞻型研究。每年新增资助项目达四万多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学科和领域，体现“普惠”原则。例如，今年我们受理申请量已达19.43万份，资助项目4.1万项，体量全球最大。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1986年2月14日设立的，当年国家财政拨款8000万，而今年安排中央财政经费资助计划248亿元，31年间体量扩大了约310倍。这个扩张的速度超过GDP增速，也超过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说明国家对技术研究越来越重视，同时也是对基金委工作的肯定。
随着总量的增加，我们以后不可能有这样上升的速度，总量的投入随着发展可能速度会降下来，但是总量还是会慢慢与发达国家总量并行。
《财经国家周刊》：为实现促进基础研究的百花齐放和繁荣发展，在项目资助体系的优化和创新方面，基金委有哪些举措？
杨卫：基金委“十三五”提出了资助四大版块发展的目标：一是探索版块。这其中既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也包括目标驱动的研究。二是人才版块，如杰出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等专门对人才扶持的项目。三是工具版块，即支持做最原创的重大仪器，支持基础研究。四是新推出的，叫融合版块，包括学科交叉的融合和国际合作、重大研究计划等。
例如，融合板块中，我们从2016年开始试点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围绕一个重要科研方向，对跨学科的大型科研群体进行约10年、每年超过3000万元经费资助的稳定支持，希望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在我国基础研究地貌图上隆起若干学术上的“世界高地”。
《财经国家周刊》：在科研基金项目评审方面，基金委如何确保公平公正？
杨卫：目前，可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单位，包括高校、研究院所等在内有3000多个。而每个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学术价值观不同，这要求我们不能用一种学术价值观去评判。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不断根据国家需求调整支持方向和评审方式，通过不断推出新的指标，进行宏观的引导。打个比方，你来申请基金，不是说我们有多少个指标，你满足一个就打个勾，算个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根据评审专家的学术价值观来做的，相当于是主观打分。
简单地说，在现有的评审体系中，主观式评价（如同行评议）是基于对已有学术价值观的共识，而客观性评价则来自于已有学术数据的延续。
从操作层面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评审采用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函评”）和会议评审（“会评”）两级评审制度。我们严格实行“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参与函评的专家有十几万人，都是各行各业的顶尖学者，参加会评的有7000多名专家，根据项目所属不同领域分组评审。这是主体评价体系，基于学术共识型的。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对于很难取得学术共识的颠覆性创新项目如何评审呢？
杨卫：颠覆性创新项目，或者说是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跑者”和源头创新，由于这类项目创新性强、实现难度大、风险系数高，且颠覆现有知识体系，很难取得学术共识。与共识型评价在评审打分时看重平均数有所不同，对于评审意见不一、有重大分歧的项目，应当更加关注评审分数的方差。
而且，颠覆性创新往往出现在交叉科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5年主打的口号就是“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是支持基础、前沿和交叉，目前在交叉方面做得还不够，未来会加大对交叉领域战略前瞻的支持，在科学基金的四大资助系列中也新增了融合系列。
目前，基金委正在探索采用非共识评价、颠覆性评价、创新度评价、交叉式评价等非常规评价體系。
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
《财经国家周刊》：在加强科研诚信、科研道德建设、优化学术生态方面，基金委采取了哪些举措？
杨卫：一直以来，基金委对科研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原来比较被动，有投诉举报就去处理，而现在我们主动出击，开发应用科学基金项目相似度检查系统，旨在杜绝弄虚作假占有申请科学基金经费资源行为。
我们对每年接收的项目申请进行相似度核查，十几万个申请要在计算上跑三天左右。如果相似度核查出问题，会根据核查结果严重程度，采取撤销项目、追回已获基金以及取消项目申请资格数年的惩罚举措。
经过这几年的主动查处，效果良好，科研不端案例数量开始减少。
另一方面，我们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管学术诚信和审计，并专门成立由基金委以外的专家构成的委员会，对投诉、核查结果等提出处理建议。
此外，基金委每年召开“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媒体通报会，通报查处的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
我们也在逐步推进监督工作的国际化。科研不端行为是国际学术界普遍面临的问题，逐步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从而让中国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并赢得国际学术界的了解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