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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必须认识和把握城市发展的深刻变化，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市发展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逻辑
在发展中大国以城镇化推动现代化，不仅要把握发展规律，而且要坚守基本價值取向。以人为核心，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满足人的需求是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的需求主要是衣食住行、安居乐业。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对于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6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国务院也已颁布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细则，使有别于以往各类暂住证、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让他们尽早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
（二）以人为核心是我国城镇化区别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本质特征。
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农民进城仍不失去自己的土地，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景象。西方国家搞工业化、城市化，无一不是从进城农民失去土地开始的，英国长达300年的“圈地运动”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实例。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在与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当的时期，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者过着无家可归的贫穷生活。相比之下，我国农民家庭基本上是城镇有人务工、乡里有人务农的“亦工亦农”模式。这些年来，中央坚定不移地保护农民获取土地收益，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使我国在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后期的今天没有出现许多国家城镇化中泛滥成灾的贫民窟。即便如此，中央还是一再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清醒认识我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三）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新型城镇化必然伴随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存在城市工商资本或其通过农业资本对农村土地与劳动的剥夺和占有，城乡处于不平等地位。我国城市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三权分置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城乡的各种社会关系处于基本平等地位；而这一平等关系又决定了城乡能平等参与发展一体化，建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新常态下城市发展的深刻变化
（一）城镇化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明显正相关关系。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城市居民强劲的改善性需求，构成过去30多年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基本动力。当前，经济增长进入换挡减速期，城市发展也到了关键节点。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的重合并不是巧合。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从30%到70%是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其中，50%是一个重要拐点，从30%到50%是高速增长期，从50%到70%是中高速增长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速度趋缓，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二）城市建设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过去30多年，城市快速发展。只要增加城市基本建设投入，就会带来土地大幅升值；房子建了不愁卖，开发区建了就有人气。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回落，劳动年龄人口和进城流动人口同时减少，带来人口红利衰减，城市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趋于饱和，城市发展原有的三大动力明显减弱，城市建设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为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城市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实现更好发展？这个问题日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三）互联网和汽车时代的到来推动城市发展郊区化。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互联网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交通压力更小、生态环境更好的郊区生活和工作。同时，电商下乡对城镇化影响极大。电商不仅是改变城乡商贸格局的商业平台，而且是互联网进入农村的综合平台，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差别，推动郊区小镇成为创新创业的聚集地。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城市发展越来越呈现城市群、组团化、模块化、郊区化的特点。
三、适应新变化，引领城市发展新趋势
一是推动城市发展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向以品质提升为主转变。在新常态下，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城市转型发展、精细发展上，围绕“房子让谁住、城市给谁用”加强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为中心建设城市，推动城镇化从规模扩张为主向品质提升为主转变。一是以就业创业为核心布局产业，推动城市产业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一体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链，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二是注重城市软环境建设，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改革创新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三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服务融合，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四是遵循山水格局、历史文脉和现代规划理念，把山水林田湖的生态体系融入城市建设，推动节能建筑、综合管廊、清洁能源利用等绿色城市集成创新。
二是更加注重城乡包容发展，实现市镇错位发展、有机衔接。适应城市与乡村互为依托、双向流动、融合包容发展趋势，把城市功能完善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与市镇体系调整结合起来。一是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消费下乡，改造提升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小镇和民俗旅游、生态宜居小镇，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产生活新空间。二是把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绿色有机等要素与现代农业相结合，依托电商下乡，把农业发展成为复合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使乡村成为城市功能的延展和补充。三是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使农民在土地出租、入股经营的同时，一部分成为城市产业从业者、一部分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共享土地增值和产业发展收益。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把握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必须认识和把握城市发展的深刻变化，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市发展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逻辑
在发展中大国以城镇化推动现代化，不仅要把握发展规律，而且要坚守基本價值取向。以人为核心，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满足人的需求是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的需求主要是衣食住行、安居乐业。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对于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抓手，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16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国务院也已颁布了居住证暂行条例，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细则，使有别于以往各类暂住证、含金量更高的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让他们尽早在居住地享有义务教育、就业、医疗、法律援助等多项基本公共服务。
（二）以人为核心是我国城镇化区别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本质特征。
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农民进城仍不失去自己的土地，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景象。西方国家搞工业化、城市化，无一不是从进城农民失去土地开始的，英国长达300年的“圈地运动”就是众所周知的典型实例。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在与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当的时期，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者过着无家可归的贫穷生活。相比之下，我国农民家庭基本上是城镇有人务工、乡里有人务农的“亦工亦农”模式。这些年来，中央坚定不移地保护农民获取土地收益，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使我国在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后期的今天没有出现许多国家城镇化中泛滥成灾的贫民窟。即便如此，中央还是一再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清醒认识我国城市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三）以人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新型城镇化必然伴随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存在城市工商资本或其通过农业资本对农村土地与劳动的剥夺和占有，城乡处于不平等地位。我国城市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三权分置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城乡的各种社会关系处于基本平等地位；而这一平等关系又决定了城乡能平等参与发展一体化，建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新常态下城市发展的深刻变化
（一）城镇化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明显正相关关系。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城市居民强劲的改善性需求，构成过去30多年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基本动力。当前，经济增长进入换挡减速期，城市发展也到了关键节点。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的重合并不是巧合。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从30%到70%是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其中，50%是一个重要拐点，从30%到50%是高速增长期，从50%到70%是中高速增长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速度趋缓，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二）城市建设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过去30多年，城市快速发展。只要增加城市基本建设投入，就会带来土地大幅升值；房子建了不愁卖，开发区建了就有人气。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回落，劳动年龄人口和进城流动人口同时减少，带来人口红利衰减，城市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趋于饱和，城市发展原有的三大动力明显减弱，城市建设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为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城市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实现更好发展？这个问题日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三）互联网和汽车时代的到来推动城市发展郊区化。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互联网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交通压力更小、生态环境更好的郊区生活和工作。同时，电商下乡对城镇化影响极大。电商不仅是改变城乡商贸格局的商业平台，而且是互联网进入农村的综合平台，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差别，推动郊区小镇成为创新创业的聚集地。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城市发展越来越呈现城市群、组团化、模块化、郊区化的特点。
三、适应新变化，引领城市发展新趋势
一是推动城市发展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向以品质提升为主转变。在新常态下，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城市转型发展、精细发展上，围绕“房子让谁住、城市给谁用”加强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为中心建设城市，推动城镇化从规模扩张为主向品质提升为主转变。一是以就业创业为核心布局产业，推动城市产业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一体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链，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二是注重城市软环境建设，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改革创新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三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治理服务融合，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务水平。四是遵循山水格局、历史文脉和现代规划理念，把山水林田湖的生态体系融入城市建设，推动节能建筑、综合管廊、清洁能源利用等绿色城市集成创新。
二是更加注重城乡包容发展，实现市镇错位发展、有机衔接。适应城市与乡村互为依托、双向流动、融合包容发展趋势，把城市功能完善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把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与市镇体系调整结合起来。一是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消费下乡，改造提升村镇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小镇和民俗旅游、生态宜居小镇，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产生活新空间。二是把民俗文化、休闲旅游、绿色有机等要素与现代农业相结合，依托电商下乡，把农业发展成为复合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使乡村成为城市功能的延展和补充。三是让农民带着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资本进城，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使农民在土地出租、入股经营的同时，一部分成为城市产业从业者、一部分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共享土地增值和产业发展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