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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文体流变。新时期以来，中篇小说兴起，蔚然成风，其他诸文体无出其右者，可称得于斯为盛。中篇小说的红火，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论说者也多。鼓吹者誉之，以“中篇小说的繁荣”为名，赞其显示了当代文学的实绩，是对世界文学的创新与发展。我们虽然欣然乐见中国当代文学反哺世界文学，但惜乎未成事实，当代文学的版权输出几可归零。不要说和古代文学相比，恐怕还不如现代文学，我们只要看看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尊崇便知。与中篇小说的强势同步出现的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孱弱，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殊为可哀。我们有一大批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家，拿不出长篇小说，或者甚少，质量也不如人意。每届的茅盾文学奖，公布之时，总有嘘声，老实说，茅奖之中是有平庸之作，茅奖之外优秀之作肯定有，不过那也是手指头扳得过来的几部。
中篇小说，当然有材料正好够着的，短不住，又长不了。但很大一部分是写作上的匆急草率，或者是缺少节制与剪裁。如果作家们在创作的开始就抱着要么短篇要么长篇的文体观念，殚精竭虑，往短篇上严谨，往长篇上恢宏，当下文学的局面要好得多。也不只一人指出，中篇小说是最不强调文学性的文体，话虽偏激，但中篇的历史资源确实不丰富，成功的范式也不足，缺少稳定自足的审美形态。中国当代的中篇小说更多的是在完成一个甚少文学功能的故事。说得难听点，不短不长的中篇就是半吊子。中篇坐大的局面，是文学的不正常状态。
现时代文体的战争与和平，又不但是中篇小说暴发户似的跋扈及其对短篇长篇的欺压。就小说而言，突然膨胀起来的还有小小说。全国专发小小说的报刊即有十数家，《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据说月发行量都在五十万份上下。如此大的市场，文学产业化的“钱景”诱人，同一种文体就会出现帮派与山头，你是小小说，还是微型小说？这是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文体内部的“战争”。虽然，小小说界整体上一直把自己往文学圣殿里挤，但很大一部分小小说作家对小小说文体本身是暧昧的，一面捍卫小小说的文体价值，一面依然还是把创作短篇、中篇、长篇视为正途，成名之后即向短、中、长篇小说努力，周海亮、宗利华、邓洪卫等都如此。所以，小小说虽然挤压了小说的市场，但总的说来，对文学的影响力甚微，这不是坏事。其实，以“小小说”“微型小说”“短小说”为号，这是市场营销中的“卖点”，作家何必在意。
近代以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生态中，在文体层面的构架上，很明显的地位等级是小说第一，诗歌散文次之，戏剧文学最低，就封闭在戏剧圈内。在准行政化的各级作协领导班子的组成中，就是这样对应的结构，对社会资源特别是行政资源的占有也就形成相应的比例。这是政权力量固型了的文体秩序、文学秩序，既是政权的同构，也是政权的延伸。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强烈感受到不平等的屈辱，文体本是“生而平等”，这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自然引起被压迫者的反抗。诗人本就“老子天下第一”，一直对现行文学秩序心怀不满，挑战不断，连大局观念强的舒婷都说得出：《人民文学》不是《人民小说》。本文打压中篇小说，揭发小小说，当然不是为这样的文学秩序维稳。各文体本应“众生平等”“兄弟融洽”，但文体不是在真空的世界里生存发展，在今天，各文体间及文体内的“战争与和平”，已不单是政权力量左右，还有经济力量、消费力量等一起进行博弈，这是文体背后的竞争机制。
新世纪前后，大行其道的文体还有时评和时文。全国千余份报纸日日都有时评专版，杂文、短评等一时被冲击得寸土不留裹挟而去。时评、时事评论，是新闻的纵深，不是在报道信息上的深入，而是分析的深挖。这既是我国政治越来越开放，公民政治参与度渐增的明证，又是政事还未完全公开，公民未得合法介入的结果。时评虽然有媒体竞争吸引受众的生存动力推动，但它是舆论力量、公民力量共同搭建的话语平台，积蓄着思想变革的力量，推动着政治格局的改变。时评的发展，是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体现了时代变革的动力和趋势。虽然时评相较杂文，离政治近，离文学远，严格说起来是政治话语。但杂文由此解散，随笔、时评、学术论文三家一分，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文体倒也不再含混，各文体的品格属性更明显独立。时评的繁盛，也是在打开话语空间，会正面影响到文学思想空间的廓开，文学的独立性也有可能因此增大，这对文学当然是幸事。
至于时文，自从新世纪诸家出版社的文学年选系列里有了时文年选后，一旦命名，概念有了，一下子这种文体也就明晰了。确实如孔夫子言：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虽说时文概念古已有之，作为文体概念，意为时代流行文体并专指科举应试文体，今天挪借过来，标杆一举，什么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读者》体全部汇入。一直模糊着隐约着的豁然开朗，此类文字，千字左右，故事为核，编设劣境困境险境绝境窘境，人物或绝境逢生或奋发自救，即使是平常生活平常事也不是平常心，定要突然地溅出泪来。总不外乎励志与言情（亲情友情爱情人情）两途，总要有一条砥砺人生的警策，总要有一段温暖人生的爱意，千篇一律。在这样的“心灵鸡汤”里，生活的真实被遮蔽，思想的路径被堵死，文学的高度被降低。这种文体的流行，在阅读心理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格言》等大众情感读物以及诸多报纸副刊、专栏专推此类文章。《读者》曾经推出的签约作家多为此类写手。《读者》这类刊物的流行，和文学阅读的危机共生。而时文流行最大的危害，在于其与应试教育的结合，成为权力控制术的工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时文大量成为语文阅读题的例文和作文的范文，很简单，时文的文字阅读量和难度合适，主题绝对正确易于归纳，好设计阅读题。时文因而更加走俏，市场销路更好，毕淑敏张晓风席慕容等纷纷成为中学生的案头观音。如一篇叫做《洗手间里的晚餐》的文章，一位保姆，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主人的卫生间，让他在那吃晚饭，自己忙去了，主人发现了，陪孩子在卫生间吃饭，他的客人们也都寻到卫生间，陪孩子吃饭，“这些被称为上层人士或社会精英的人们，端着酒杯和美味纷纷赶过来，很快把洗手间挤满了，大家给孩子唱了好多好听的歌曲，表达了太多美好的祝愿，这些都让这个孩子确信，他的母亲是最令人尊敬的母亲，而他，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很多年后，这个孩子也成了富人，他也广做善事，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在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位富人和太多的富人，用他们的诚恳与良知，维护了一个四岁孩子的自尊。”喜爱这篇文章并因之流泪的人太多了，当然也有网评说：“十八岁以后就不要看这种文字了，会看傻的。”这个故事本来是个“善意的谎言”的框架，母亲骗小孩在富人的卫生间里吃饭是宴会是吃大餐，富人们保护这个谎言，而小说本身也编造了“富而有德”的谎言。这篇小说成了自己的反讽，穷人在卫生间吃饭是真相，但富人们要穷人们相信他们是在吃奢华大餐，富人们需要的正是这种穷人对谎言的诚服。中学生做题时，对其虚假嗤之以鼻，但又都揣摩烂熟以备考，这种聪明更可怕。与控制术紧密结合的时文不但使学生远离真正的文学，而且是在败坏人心。教育的普及，孩子们都被投入应试教育的模子，在这模子里放弃阅读放弃思想，文学的阅读人群一代代巨减，因而文学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中国的语文教育路途之遥远，道路之艰难，可想而知。
说到文体，说到中国文学，国人都知道说唐诗宋词元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仅仅成了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体嬗变。每一时代固然是有自己兴盛时尚的文学样式，如王国维和胡适所言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史，将文学的流变仅局限在文体的代兴，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历史思维，背后是标举发展进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手。每一种文体有兴有衰，文体的代兴，有历史性的线索。在每一时代，各文体又是共时性的存在，被各种力量推动着，演绎着战争与和平。只不过我们的时代，依然处在新旧交替的纽结，变革的潜流与逆反之力，全权政治、市场经济、影视与网络技术、消费主义、民族心理、阅读传统、文学创作惯性等共同作用于文学，牵拉撕扯。文体不仅仅是文体，其兴衰枯荣纠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文体的战争与和平自然能够剖析时代，品析时代精神风貌。但，文体又仅仅是文体，一种文体就是一种文学文章样式。其实，一个清醒的创作者，只要他的内心是独立的、强大的，不迎合，不取媚，不苟且，不糊弄，不管他使用何种文体，他的文学必然是自主的，这才是文学的生机。
中篇小说，当然有材料正好够着的，短不住，又长不了。但很大一部分是写作上的匆急草率，或者是缺少节制与剪裁。如果作家们在创作的开始就抱着要么短篇要么长篇的文体观念，殚精竭虑，往短篇上严谨，往长篇上恢宏，当下文学的局面要好得多。也不只一人指出，中篇小说是最不强调文学性的文体，话虽偏激，但中篇的历史资源确实不丰富，成功的范式也不足，缺少稳定自足的审美形态。中国当代的中篇小说更多的是在完成一个甚少文学功能的故事。说得难听点，不短不长的中篇就是半吊子。中篇坐大的局面，是文学的不正常状态。
现时代文体的战争与和平，又不但是中篇小说暴发户似的跋扈及其对短篇长篇的欺压。就小说而言，突然膨胀起来的还有小小说。全国专发小小说的报刊即有十数家，《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据说月发行量都在五十万份上下。如此大的市场，文学产业化的“钱景”诱人，同一种文体就会出现帮派与山头，你是小小说，还是微型小说？这是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文体内部的“战争”。虽然，小小说界整体上一直把自己往文学圣殿里挤，但很大一部分小小说作家对小小说文体本身是暧昧的，一面捍卫小小说的文体价值，一面依然还是把创作短篇、中篇、长篇视为正途，成名之后即向短、中、长篇小说努力，周海亮、宗利华、邓洪卫等都如此。所以，小小说虽然挤压了小说的市场，但总的说来，对文学的影响力甚微，这不是坏事。其实，以“小小说”“微型小说”“短小说”为号，这是市场营销中的“卖点”，作家何必在意。
近代以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生态中，在文体层面的构架上，很明显的地位等级是小说第一，诗歌散文次之，戏剧文学最低，就封闭在戏剧圈内。在准行政化的各级作协领导班子的组成中，就是这样对应的结构，对社会资源特别是行政资源的占有也就形成相应的比例。这是政权力量固型了的文体秩序、文学秩序，既是政权的同构，也是政权的延伸。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强烈感受到不平等的屈辱，文体本是“生而平等”，这不合理的等级制度，自然引起被压迫者的反抗。诗人本就“老子天下第一”，一直对现行文学秩序心怀不满，挑战不断，连大局观念强的舒婷都说得出：《人民文学》不是《人民小说》。本文打压中篇小说，揭发小小说，当然不是为这样的文学秩序维稳。各文体本应“众生平等”“兄弟融洽”，但文体不是在真空的世界里生存发展，在今天，各文体间及文体内的“战争与和平”，已不单是政权力量左右，还有经济力量、消费力量等一起进行博弈，这是文体背后的竞争机制。
新世纪前后，大行其道的文体还有时评和时文。全国千余份报纸日日都有时评专版，杂文、短评等一时被冲击得寸土不留裹挟而去。时评、时事评论，是新闻的纵深，不是在报道信息上的深入，而是分析的深挖。这既是我国政治越来越开放，公民政治参与度渐增的明证，又是政事还未完全公开，公民未得合法介入的结果。时评虽然有媒体竞争吸引受众的生存动力推动，但它是舆论力量、公民力量共同搭建的话语平台，积蓄着思想变革的力量，推动着政治格局的改变。时评的发展，是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体现了时代变革的动力和趋势。虽然时评相较杂文，离政治近，离文学远，严格说起来是政治话语。但杂文由此解散，随笔、时评、学术论文三家一分，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文体倒也不再含混，各文体的品格属性更明显独立。时评的繁盛，也是在打开话语空间，会正面影响到文学思想空间的廓开，文学的独立性也有可能因此增大，这对文学当然是幸事。
至于时文，自从新世纪诸家出版社的文学年选系列里有了时文年选后，一旦命名，概念有了，一下子这种文体也就明晰了。确实如孔夫子言：必也正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虽说时文概念古已有之，作为文体概念，意为时代流行文体并专指科举应试文体，今天挪借过来，标杆一举，什么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读者》体全部汇入。一直模糊着隐约着的豁然开朗，此类文字，千字左右，故事为核，编设劣境困境险境绝境窘境，人物或绝境逢生或奋发自救，即使是平常生活平常事也不是平常心，定要突然地溅出泪来。总不外乎励志与言情（亲情友情爱情人情）两途，总要有一条砥砺人生的警策，总要有一段温暖人生的爱意，千篇一律。在这样的“心灵鸡汤”里，生活的真实被遮蔽，思想的路径被堵死，文学的高度被降低。这种文体的流行，在阅读心理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格言》等大众情感读物以及诸多报纸副刊、专栏专推此类文章。《读者》曾经推出的签约作家多为此类写手。《读者》这类刊物的流行，和文学阅读的危机共生。而时文流行最大的危害，在于其与应试教育的结合，成为权力控制术的工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时文大量成为语文阅读题的例文和作文的范文，很简单，时文的文字阅读量和难度合适，主题绝对正确易于归纳，好设计阅读题。时文因而更加走俏，市场销路更好，毕淑敏张晓风席慕容等纷纷成为中学生的案头观音。如一篇叫做《洗手间里的晚餐》的文章，一位保姆，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主人的卫生间，让他在那吃晚饭，自己忙去了，主人发现了，陪孩子在卫生间吃饭，他的客人们也都寻到卫生间，陪孩子吃饭，“这些被称为上层人士或社会精英的人们，端着酒杯和美味纷纷赶过来，很快把洗手间挤满了，大家给孩子唱了好多好听的歌曲，表达了太多美好的祝愿，这些都让这个孩子确信，他的母亲是最令人尊敬的母亲，而他，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很多年后，这个孩子也成了富人，他也广做善事，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在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有一位富人和太多的富人，用他们的诚恳与良知，维护了一个四岁孩子的自尊。”喜爱这篇文章并因之流泪的人太多了，当然也有网评说：“十八岁以后就不要看这种文字了，会看傻的。”这个故事本来是个“善意的谎言”的框架，母亲骗小孩在富人的卫生间里吃饭是宴会是吃大餐，富人们保护这个谎言，而小说本身也编造了“富而有德”的谎言。这篇小说成了自己的反讽，穷人在卫生间吃饭是真相，但富人们要穷人们相信他们是在吃奢华大餐，富人们需要的正是这种穷人对谎言的诚服。中学生做题时，对其虚假嗤之以鼻，但又都揣摩烂熟以备考，这种聪明更可怕。与控制术紧密结合的时文不但使学生远离真正的文学，而且是在败坏人心。教育的普及，孩子们都被投入应试教育的模子，在这模子里放弃阅读放弃思想，文学的阅读人群一代代巨减，因而文学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中国的语文教育路途之遥远，道路之艰难，可想而知。
说到文体，说到中国文学，国人都知道说唐诗宋词元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仅仅成了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体嬗变。每一时代固然是有自己兴盛时尚的文学样式，如王国维和胡适所言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史，将文学的流变仅局限在文体的代兴，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历史思维，背后是标举发展进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手。每一种文体有兴有衰，文体的代兴，有历史性的线索。在每一时代，各文体又是共时性的存在，被各种力量推动着，演绎着战争与和平。只不过我们的时代，依然处在新旧交替的纽结，变革的潜流与逆反之力，全权政治、市场经济、影视与网络技术、消费主义、民族心理、阅读传统、文学创作惯性等共同作用于文学，牵拉撕扯。文体不仅仅是文体，其兴衰枯荣纠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文体的战争与和平自然能够剖析时代，品析时代精神风貌。但，文体又仅仅是文体，一种文体就是一种文学文章样式。其实，一个清醒的创作者，只要他的内心是独立的、强大的，不迎合，不取媚，不苟且，不糊弄，不管他使用何种文体，他的文学必然是自主的，这才是文学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