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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显波：我们的谈话就从你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开始吧。
巫宏振：我现在广州工作，是书店的图书管理员，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琐事，做了一年多了，真让我感到惊讶。工作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只能下班回来写作。但在上班期间，我还是能继续构思我的小说。有了闲暇，我就看看书，或者想着回去后要怎么连接故事。忽然想到了，我就会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可能是一句对话，可能是一段情节，可能是要修改的或者删除的一个词，等等。总之要留住那稍纵即逝的灵光。下班之后回来，我就能很快知道要写什么了，也能接上。这一年多来，我都是这样做的，就像“纸片式的写作”。工作原因吧，我越来越写不了很长的句子，尽量做到语言简练，故事紧凑。整理完，我会把那些纸片粘贴在一个笔记簿上，就这样写成了一个又一个短篇。完成的每个短篇，我可能会粘上十几张纸片，贴多了，笔记簿都鼓胀起来，厚了。2014年，我从肇庆学院毕业后，就来到广州工作。工作之余，我还能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或者读书会之类的，认识了很多同行前辈。2015年到2018年这三年，我经常在中山大学旁听研究生的课程，听的是哲学和文学。哲学课，我听的是张伟教授的康德哲学，还有杨玉昌教授的尼采、叔本华哲学，最后闷着头听了两三个学期的“天书”，还是不懂。文学课呢，我先后听了张均教授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谢有顺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每个星期一次课，我基本没有落下，从中也受益良多，开阔了眼界。2016年下半年，我报读了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的课程，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属于本科，就此成了一名中山大学的学生，我常常自嘲是中山大学的“野生子”。当然，因为我不是全日制的。我依旧上班工作。不过我在中大就能获得更多的学习条件了，比如自由进出校园，自由出入图书馆，自由去听课。这两年的小说很多是在中大的图书馆完成的。这几年，我倒是比较拼的。2017年7月，我去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创意写作专题课程。学习时间短暂，授课的教授是外国的一名女作家，她也是专门教授创意写作课程的。回来后的8月，我又被选去《作品》杂志社培训班学习了。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创作这条路很漫长，要不断地学习，也觉得艰辛，当付出与收获相差太大时，更觉如此。
周显波：是的，写小说确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在跑的时候仿佛世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不一定让你拥有世界。当然，文学不分胜负。你什么时候走上写作之路的？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文学创作的？
巫宏振：细细地回想，毫不夸张地说，我是阅读世界名著长大的。小学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演义》这一类，到了初中就阅读《简·爱》《鲁滨孙漂流记》《巴黎圣母院》这一类。我家不是书香世家，没有几本文学名著，都是我借来看的。那些年只是因为爱好而阅读，没有想到日后会走上创作的道路。我是2013年开始决定写小说的，这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在此之前，我对书法很痴迷，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书法家，可惜没有坚持练下去。2013年，我对练书法已经感到厌倦了。春节那会儿，我跟朋友在街上瞎逛，逛进了一个文具店，我看到里面有书架，上面摆着几排旧书，四本黄色封面的《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挤在一起，于是就取了过来。离开时，朋友结账就顺便帮我买了，说是送给我。回去的时候，我认真地看了，里面选的小说都是外国各种流派主义的代表作，读了之后，感觉挺惊讶的，一下子串联起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看过的世界名著，原来世界文学中还有这么一些派别，哪本书属于哪个流派，是什么主义。于是一下子激起了沉睡在身体里作家梦。我就要写小说，那才是我的命。刚开始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交流，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曾经尝试过写言情小说、鸡汤文小说，最后都失败，没有写下去。或许阅读世界名著的影响太深，我会不自觉地拿自己写的跟名著做比较，有点不自量力，无疑让自己挫败，觉得自己写的就是失败的。起初，我也写短篇，也写散文随笔，写了就投给市级报纸的副刊，基本发表了，但是数量不多。我心里其实想着写长篇小说，于是一咬牙就干，说干就干，那年是2014年4月，结果一干就是三年，最后写了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有些遗憾，走了一段弯路吧。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没有完成的长篇。2018年，我放弃了长篇写作，专注于中短篇了，终于开窍了。
周显波：很多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自叙传开始，借文学回溯童年和少年的经历，书写故乡经历与自我的成长。故乡英徳之于你写作的影响是否存在？我知道你做过很多职业，这些职业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巫宏振：我的少年經历都是很平常的，上学上课，放学放牛，看看山看看水，与大自然共同成长，所以没有经历什么特殊的事情。故乡英德对于我的写作当然有影响，我相对比较熟悉那里，但也担忧那种影响会成为一种阻碍，一种羁绊。目前来看，我是多虑了，可能我离开多年了。以前我对故乡的写作，或许成了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告别了。大学毕业后，我做过机构辅导员，做过保险销售员，做过技校老师，做过图书管理员，等等。这些经历对我而言是写作的财富。我写作的题材很多是来源于生活，对生活的感受，然后进行再创造。我也从不满足于从生活中选题材，我也从阅读中想象题材。写作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再创造，对想象的一种呈现。只是我尚未完全运用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还需要努力去写。
周显波：在小说中可以读到莫言等作家对你的影响，请谈一下你最喜爱的作家以及你创作受到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
巫宏振：开始写小说之初，我也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多的就是莫言。我有一套他的作品的精装集，很值得读后收藏。其中长篇《蛙》是我很喜欢的，里面描写的计划生育的历史，有些场景我是亲眼目睹过的。莫言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故事怪诞夸张，我非常爱读，而且，他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很犀利的。可以说，这点对我的写作意识影响颇大，就是“历史”与“现实”这两个主题。你也看过我的一个短篇《流园》，就是书写历史与现实的一次尝试。莫言不是影响我写作最大的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2005年，初一的暑假，我从同学手里借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看了整个暑假，作品给了我一种灵魂的震撼。回到学校，我还重新翻阅了，把喜欢的段落抄在本子里，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身边。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从此刻在我的脑海里。2018年底，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复活》，同样觉得这是一部完美的小说。2006年底，我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感受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小说的第八部，就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后，描写列文的那部分。我反复看那部分，总是被列文思考的问题——善的意义——所吸引。我太喜欢托尔斯泰描写一个人思想变化的那种过程了，《复活》的聂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读到他们的部分，真让我很受益。阅读到这两本书时，我才十几岁，其产生的影响，真的无法忽视。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有种思想还会指引我去思考“善”，思考“生命”等等这些人类永恒的话题。后来，我就很少阅读到令我灵魂震撼的小说了。当然会有，可是没有那么强烈了，有类似感受的，中国的像莫言和陈希我，外国的像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迪亚诺与帕慕克等。至于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我只看过他的《房间里的大象》这本书，其中副标题是“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我觉得有必要引用书中的话解释一下书名：大象被用来比拟某种巨大的，因而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则表明，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该事实确凿地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您也看了我的那篇小说《房间里的大象》，写了一桩性侵事件。我也是用了同名。这本书很薄，不到两百页，我读了两遍后就去写那篇小说了。关注了新闻的人都听说了，前段时间曝光了多起丑闻事件，基本多个领域的人都有涉及，或许是成年人的，或许是未成年人的，等等。在媒体没有曝光之前，有些悲剧是可以避免或者降到最低的，可是就是有些人的沉默，不敢面对，刻意回避，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悔之晚矣。每天网上出现的“屏蔽现象”和“被下架现象”多得是。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总会前后有不同的答案。普通人知道的“真相”或许是“他人给你的真相”，是被动接受的。究竟是不是真相？我们也纳闷。可是起哄者很快就满足了，就一哄而散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上班的上班，打王者荣耀的继续打王者荣耀，或许被遮蔽了眼睛呢？可能我们都习以为常，适应了那种环境。其中缘由大家都心里清楚，或许做媒体新闻的人才是“伟大的小说家”。 周显波：把房间里的大象说出来，这既是小说家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小说的期待，当然，这也是我们对小说始终保持乐观的原因所在。小说是不应该忽略对正义的追求的，构成小说美学重要一极的就是正义诗学。很多80后、90后作家的写作是从书写校园生活题材开始，我注意到你并没有这样，正相反，你对历史和现实关注更多，如你对“广漂”人群、计划生育、反右运动等书写很多。
巫宏振：每个人的关注点都不尽相同。我也曾经写过校园生活的小说，那时初始写作，不过只尝试了个把月就放弃了，觉得不太适合我。我发表在报纸上的处女作是一个短篇小说，关于乡村题材的。您看到我写了“广漂”，或许因为我就属于“广漂”人群吧，所以对此会有些体会。面对广州的高房价，我们年轻人买不起，住不起，可能将来会租不起了。我们没有安定的地方，没有扎根的地方，又不愿意回老家，就只能一直“漂”下去了。肉体在“漂”，灵魂也在“漂”，漂久了，远了，回家的路也忘了。“广漂”也好，“北漂”也好，这都是很多人面对的社会现状。我也体会到那种心酸、无奈，担心某一天就被房东告知说这个地方要接受改造，要整改，请限时搬离，等等。城市越来越美，意味着搬离城市的人就越多。对于老北漂、老广漂的人来说，离开了城市，无疑是无家可归了。这也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
我是个早产儿，七个月就出生了。我妈告诉我，她怀我的时候，有一次妇联主任带人来我家要抓我妈，刚好她不在家，于是把我爸抓了。我就躲过了一劫，保住了小命，后来我妈就早产了。我算不算是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呢？哈哈。在我们那里，超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现在已经是放开二胎了，所以重新看回莫言的《蛙》就会联想到那段过去的历史，也会让人感慨，也觉得讽刺。将来有没有可能历史重现呢？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会有人想办法控制，降低到一定程度也会有人想办法控制，或许办法也是雷同吧。我对过去的历史比较感兴趣，但也不算很了解。我感兴趣的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史。能说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不宜说出来的，大家也心知肚明，所以不想探讨太深吧。我之所以比较关注现实，是因为当下社会太过复杂了，过去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么喧嚣吧。这么喧嚣的社会，每天媒体新闻上更新的信息让你觉得慌乱与迷惘，像校园暴力、性侵猥亵，像贪污腐败，等等，很多题材提供给作家去书写。如此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社会，难道我们不该去关注么？为什么要回避呢？目前而言，我的写作还将继续关注当下，也正在寻找一种适合我的叙述方式，竭尽所能寻求突破。我的经验尚且不够，发出的声音也微弱，但还会嘶喊几声吧。我也会在同行前辈们的作品上学习。我先有这个意识，在写作的漫长道路上也好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周显波：刚才你讲了经典作家创作对你创作上的影响，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当代青年作家写作的话题。年轻一代作者正日益受到关注，如双雪涛、张悦然、笛安等，你是否有关注同代人的创作？是否有喜爱的青年作家？你是怎样看待你所关注和喜爱的青年作家创作的？
巫宏振：2017年和2018年8月，我参加了王十月老师在《作品》杂志上开的“90后作者培训班”，参加了两届，在广东作协大楼，同学们都是在广东生活的，写各类题材的。《作品》杂志在培养新人方面做得挺好的。王十月老师在推出青年作家这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您提到的这三个青年作家的作品我都有读过。我一直在关注同代人的创作，无论90后、80后还是70后，我都有看过。在写作道路上，我会选择跟同代人一同成长，知道他们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双雪涛的风格比较鲜明吧，像他的那本《飛行家》;张悦然与笛安的比较类似，像《我循着火光而来》和《景恒街》。语言上，我比较喜欢后者;故事上，我比较喜欢前者。说到80后青年作家，我最喜欢的还是王威廉师兄的小说，他最近两年发表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像发表在《收获》杂志的《城市海蜇》，发表在《作家》杂志的《野未来》，等等。威廉师兄的短篇小说很多只专注于一个故事，很清晰，很少旁逸斜出。这给我的启示最大。威廉师兄是个有独特见解、有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家，他一直专注于中短篇的创作。我们也坐在一起聊过，他也指导过我写作，很感谢他。还有像弋舟老师的《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我也喜欢，石一枫老师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也很喜欢。我从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所获益。当然，我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同龄的青年作家们，像90后的。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后”来划分。年轻的也不见得文笔就比年长的稚嫩，只是关注的方面不同罢了。像山东的李君威、周燊，陕西的范墩子，这三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关注的话题和所写的故事，我是很喜欢的。还有像云南的小托夫，浙江的徐衎，上海的徐畅，北京的李唐，江苏的庞羽，等等。我都有看过他们发表的作品。可能关注的方面都不同吧，我也不能用一句话去概括。总体来说吧，我对同龄人的写作还是比较看好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当然有些方面是共通的。我想，要是能把笔尖更多地投到当下社会现状，反思我们的社会，书写周围人的生存困境、他们内心的挣扎、灵魂的挣扎，写下当下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那会更好。
周显波：当下文坛年轻一代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网络文学写作，我注意到你在几年前在豆瓣上发布了长篇小说《黄昏之歌》，但这部小说并非通常意义的那种网络文学，而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为什么选择在一个非一般商业化的“文艺”网站上发布这样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之于你的写作有什么意义？
巫宏振：我不排斥网络文学，可是我也不看网络文学。我曾经尝试过在网络上发表小说，最先在榕树下网站注册发表，可是也没有坚持下去，后来就选择豆瓣网发表了。网络文学发表的几乎是类型文学多，严肃文学就比较少，能发，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我那部长篇小说发在豆瓣网是最后的选择，因为写有一段敏感的历史。我写完之后投了给杂志社，没有回复，联系出版商，说敏感话题要删除，一删的话，整个故事都不成立了，随后我选择发在今日头条网，结果前面十个章节，有一半数的章节审核不通过，不能发表，最后我全文发给豆瓣网，发过去也没抱希望，最后意外上架了。现在来看，那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很遗憾。我就是经历了一场写作的尝试与冒险之旅，讲述故事的结构和语言明显带有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影子。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很艰难，全然手写，写了一年零六个月，写完后才录入电脑，修修改改又费了一年多，总共费时大概三年。在那三年，我没有写一个短篇。除了说这是我的一次意志与信念的坚守之外，其他形式上毫无意义。虽然说写的故事和语言，我还是用心的，但是终归结构有点散，能力也不足。我有打算重新整理，删减成一个中篇，可能以后再做这事了。 周显波：非常期待浴火重生的《黄昏之歌》，也期待你进一步完善这部以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距今不远的这段岁月，关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文学书写同样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中还存在很多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和现代文学、世界文学相比，当代中国城市小说还没有成熟，同时，创作的同质化很严重。作家王蒙也说过类似的现象，他认为当代青年作家的文笔、文字很成熟，但是可以很轻易地把里面的故事从北京、上海、广州置换成东京、纽约、伦敦。他认为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说具有了國际性、现代感，但却缺少了本土性、地方性质感。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巫宏振：我觉得，世界文学的同质化也挺严重的。我在书店上班，每天都接触很多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我也会翻翻看，觉得大部分差不多，愈加趋向治愈型了。20世纪流派主义林立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个性化写作越来越少。80年代起步的乡土作家也有在转型写城市小说的，至于后来起步的作家，就越来越多写城市生活的了。尤其是现在，城市化的速度太快，文学的脚步难以跟上，也是正常的。大家一窝蜂写城市，而且城市的特点本就正在变得高度类似，说再写本土性与地方性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当下的文学重心已经从乡镇转移到了城市。写乡土的前辈作家已经写出了高峰，写出了杰作，我们再去写也难以超越。那何不转到城市中去创造新的高峰，新的杰作呢？现在的批评家说我们写不出伟大的小说了。我觉得有些急着下定论了。城市一直是最能出伟大小说的地方，像《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属于城市文学吧。再说回来，当下中国的社会如此纷繁复杂，很多题材都是伟大小说的苗子，谁写好了当下的城市，谁的作品就会脱颖而出，那它就会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
周显波：我们最后谈一谈《城市里的吉卜赛人》这篇小说吧，我觉得用“吉卜赛人”来概括城市里的漂泊者很新鲜，也很贴切。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构思并创作这篇小说的？
巫宏振：起初，我的构思里藏着挺多内容的，其中就包括地方政策，最直接的感触事件就是2017年底北京城中村的那场大火，再到后来一系列的清理与整顿的举动。那年暑假，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住在朋友那里，五环，旧社区，算是我跟北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们都是“北漂”，我还算是“广漂”。所以，我开始的构思是有考虑写北京的，写北京的北漂人群，加上我是广漂人群，刚好南北对应。问题是，我要写什么呢？难道只写他们艰难困苦、爱欲情仇的日子吗？这些要写，但是不仅仅这些，如果只写这些，不像是现在我的风格，因为那些事情难以写出当下现实某些深层的社会矛盾。于是要补充添加的内容就来了，譬如地方政策等。在构思这篇《城市里的吉卜赛人》时，我原计划是两个人物各自讲述一个自己的故事，视为互应。开始写了一部分，后来觉得这样的话内容就太杂了，而且构思的是短篇，掺杂太多东西，没有一个主线的话，结构就会松散，这是短篇所不能容的。经过一番考虑，最后选定只说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是对话式的叙述方式，围绕那个人的故事牵出我想表达的内容，不宜多，但一定要与主线关联，与人物与事件关联。于是，有些情节保留了，有些情节放弃了。小说中，最后那场爆炸，其实就是影射北京那场大火，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城中村的人被迫迁走，那条街道被清理整顿。我没有在文中说他们是“低端人口”，如果他们是，毫无疑问，我也是。我想，把他们或者我们叫作“吉卜赛人”，会更能接受些吧。
【责任编辑】 邹 军
巫宏振：我现在广州工作，是书店的图书管理员，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琐事，做了一年多了，真让我感到惊讶。工作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只能下班回来写作。但在上班期间，我还是能继续构思我的小说。有了闲暇，我就看看书，或者想着回去后要怎么连接故事。忽然想到了，我就会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可能是一句对话，可能是一段情节，可能是要修改的或者删除的一个词，等等。总之要留住那稍纵即逝的灵光。下班之后回来，我就能很快知道要写什么了，也能接上。这一年多来，我都是这样做的，就像“纸片式的写作”。工作原因吧，我越来越写不了很长的句子，尽量做到语言简练，故事紧凑。整理完，我会把那些纸片粘贴在一个笔记簿上，就这样写成了一个又一个短篇。完成的每个短篇，我可能会粘上十几张纸片，贴多了，笔记簿都鼓胀起来，厚了。2014年，我从肇庆学院毕业后，就来到广州工作。工作之余，我还能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或者读书会之类的，认识了很多同行前辈。2015年到2018年这三年，我经常在中山大学旁听研究生的课程，听的是哲学和文学。哲学课，我听的是张伟教授的康德哲学，还有杨玉昌教授的尼采、叔本华哲学，最后闷着头听了两三个学期的“天书”，还是不懂。文学课呢，我先后听了张均教授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谢有顺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每个星期一次课，我基本没有落下，从中也受益良多，开阔了眼界。2016年下半年，我报读了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的课程，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属于本科，就此成了一名中山大学的学生，我常常自嘲是中山大学的“野生子”。当然，因为我不是全日制的。我依旧上班工作。不过我在中大就能获得更多的学习条件了，比如自由进出校园，自由出入图书馆，自由去听课。这两年的小说很多是在中大的图书馆完成的。这几年，我倒是比较拼的。2017年7月，我去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创意写作专题课程。学习时间短暂，授课的教授是外国的一名女作家，她也是专门教授创意写作课程的。回来后的8月，我又被选去《作品》杂志社培训班学习了。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写出更好的作品。创作这条路很漫长，要不断地学习，也觉得艰辛，当付出与收获相差太大时，更觉如此。
周显波：是的，写小说确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在跑的时候仿佛世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不一定让你拥有世界。当然，文学不分胜负。你什么时候走上写作之路的？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文学创作的？
巫宏振：细细地回想，毫不夸张地说，我是阅读世界名著长大的。小学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演义》这一类，到了初中就阅读《简·爱》《鲁滨孙漂流记》《巴黎圣母院》这一类。我家不是书香世家，没有几本文学名著，都是我借来看的。那些年只是因为爱好而阅读，没有想到日后会走上创作的道路。我是2013年开始决定写小说的，这年我读大学二年级。在此之前，我对书法很痴迷，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书法家，可惜没有坚持练下去。2013年，我对练书法已经感到厌倦了。春节那会儿，我跟朋友在街上瞎逛，逛进了一个文具店，我看到里面有书架，上面摆着几排旧书，四本黄色封面的《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挤在一起，于是就取了过来。离开时，朋友结账就顺便帮我买了，说是送给我。回去的时候，我认真地看了，里面选的小说都是外国各种流派主义的代表作，读了之后，感觉挺惊讶的，一下子串联起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看过的世界名著，原来世界文学中还有这么一些派别，哪本书属于哪个流派，是什么主义。于是一下子激起了沉睡在身体里作家梦。我就要写小说，那才是我的命。刚开始没有人指导，也没有人交流，自己想什么就写什么，曾经尝试过写言情小说、鸡汤文小说，最后都失败，没有写下去。或许阅读世界名著的影响太深，我会不自觉地拿自己写的跟名著做比较，有点不自量力，无疑让自己挫败，觉得自己写的就是失败的。起初，我也写短篇，也写散文随笔，写了就投给市级报纸的副刊，基本发表了，但是数量不多。我心里其实想着写长篇小说，于是一咬牙就干，说干就干，那年是2014年4月，结果一干就是三年，最后写了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有些遗憾，走了一段弯路吧。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没有完成的长篇。2018年，我放弃了长篇写作，专注于中短篇了，终于开窍了。
周显波：很多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自叙传开始，借文学回溯童年和少年的经历，书写故乡经历与自我的成长。故乡英徳之于你写作的影响是否存在？我知道你做过很多职业，这些职业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巫宏振：我的少年經历都是很平常的，上学上课，放学放牛，看看山看看水，与大自然共同成长，所以没有经历什么特殊的事情。故乡英德对于我的写作当然有影响，我相对比较熟悉那里，但也担忧那种影响会成为一种阻碍，一种羁绊。目前来看，我是多虑了，可能我离开多年了。以前我对故乡的写作，或许成了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告别了。大学毕业后，我做过机构辅导员，做过保险销售员，做过技校老师，做过图书管理员，等等。这些经历对我而言是写作的财富。我写作的题材很多是来源于生活，对生活的感受，然后进行再创造。我也从不满足于从生活中选题材，我也从阅读中想象题材。写作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再创造，对想象的一种呈现。只是我尚未完全运用到得心应手的程度，还需要努力去写。
周显波：在小说中可以读到莫言等作家对你的影响，请谈一下你最喜爱的作家以及你创作受到影响最大的作家和作品。
巫宏振：开始写小说之初，我也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多的就是莫言。我有一套他的作品的精装集，很值得读后收藏。其中长篇《蛙》是我很喜欢的，里面描写的计划生育的历史，有些场景我是亲眼目睹过的。莫言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故事怪诞夸张，我非常爱读，而且，他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很犀利的。可以说，这点对我的写作意识影响颇大，就是“历史”与“现实”这两个主题。你也看过我的一个短篇《流园》，就是书写历史与现实的一次尝试。莫言不是影响我写作最大的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2005年，初一的暑假，我从同学手里借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看了整个暑假，作品给了我一种灵魂的震撼。回到学校，我还重新翻阅了，把喜欢的段落抄在本子里，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身边。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从此刻在我的脑海里。2018年底，我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复活》，同样觉得这是一部完美的小说。2006年底，我读了《安娜·卡列尼娜》，感受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小说的第八部，就是安娜卧轨自杀之后，描写列文的那部分。我反复看那部分，总是被列文思考的问题——善的意义——所吸引。我太喜欢托尔斯泰描写一个人思想变化的那种过程了，《复活》的聂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的列文，读到他们的部分，真让我很受益。阅读到这两本书时，我才十几岁，其产生的影响，真的无法忽视。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有种思想还会指引我去思考“善”，思考“生命”等等这些人类永恒的话题。后来，我就很少阅读到令我灵魂震撼的小说了。当然会有，可是没有那么强烈了，有类似感受的，中国的像莫言和陈希我，外国的像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迪亚诺与帕慕克等。至于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我只看过他的《房间里的大象》这本书，其中副标题是“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我觉得有必要引用书中的话解释一下书名：大象被用来比拟某种巨大的，因而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则表明，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该事实确凿地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您也看了我的那篇小说《房间里的大象》，写了一桩性侵事件。我也是用了同名。这本书很薄，不到两百页，我读了两遍后就去写那篇小说了。关注了新闻的人都听说了，前段时间曝光了多起丑闻事件，基本多个领域的人都有涉及，或许是成年人的，或许是未成年人的，等等。在媒体没有曝光之前，有些悲剧是可以避免或者降到最低的，可是就是有些人的沉默，不敢面对，刻意回避，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悔之晚矣。每天网上出现的“屏蔽现象”和“被下架现象”多得是。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总会前后有不同的答案。普通人知道的“真相”或许是“他人给你的真相”，是被动接受的。究竟是不是真相？我们也纳闷。可是起哄者很快就满足了，就一哄而散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上班的上班，打王者荣耀的继续打王者荣耀，或许被遮蔽了眼睛呢？可能我们都习以为常，适应了那种环境。其中缘由大家都心里清楚，或许做媒体新闻的人才是“伟大的小说家”。 周显波：把房间里的大象说出来，这既是小说家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小说的期待，当然，这也是我们对小说始终保持乐观的原因所在。小说是不应该忽略对正义的追求的，构成小说美学重要一极的就是正义诗学。很多80后、90后作家的写作是从书写校园生活题材开始，我注意到你并没有这样，正相反，你对历史和现实关注更多，如你对“广漂”人群、计划生育、反右运动等书写很多。
巫宏振：每个人的关注点都不尽相同。我也曾经写过校园生活的小说，那时初始写作，不过只尝试了个把月就放弃了，觉得不太适合我。我发表在报纸上的处女作是一个短篇小说，关于乡村题材的。您看到我写了“广漂”，或许因为我就属于“广漂”人群吧，所以对此会有些体会。面对广州的高房价，我们年轻人买不起，住不起，可能将来会租不起了。我们没有安定的地方，没有扎根的地方，又不愿意回老家，就只能一直“漂”下去了。肉体在“漂”，灵魂也在“漂”，漂久了，远了，回家的路也忘了。“广漂”也好，“北漂”也好，这都是很多人面对的社会现状。我也体会到那种心酸、无奈，担心某一天就被房东告知说这个地方要接受改造，要整改，请限时搬离，等等。城市越来越美，意味着搬离城市的人就越多。对于老北漂、老广漂的人来说，离开了城市，无疑是无家可归了。这也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
我是个早产儿，七个月就出生了。我妈告诉我，她怀我的时候，有一次妇联主任带人来我家要抓我妈，刚好她不在家，于是把我爸抓了。我就躲过了一劫，保住了小命，后来我妈就早产了。我算不算是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呢？哈哈。在我们那里，超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现在已经是放开二胎了，所以重新看回莫言的《蛙》就会联想到那段过去的历史，也会让人感慨，也觉得讽刺。将来有没有可能历史重现呢？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会有人想办法控制，降低到一定程度也会有人想办法控制，或许办法也是雷同吧。我对过去的历史比较感兴趣，但也不算很了解。我感兴趣的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史。能说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不宜说出来的，大家也心知肚明，所以不想探讨太深吧。我之所以比较关注现实，是因为当下社会太过复杂了，过去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么喧嚣吧。这么喧嚣的社会，每天媒体新闻上更新的信息让你觉得慌乱与迷惘，像校园暴力、性侵猥亵，像贪污腐败，等等，很多题材提供给作家去书写。如此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社会，难道我们不该去关注么？为什么要回避呢？目前而言，我的写作还将继续关注当下，也正在寻找一种适合我的叙述方式，竭尽所能寻求突破。我的经验尚且不够，发出的声音也微弱，但还会嘶喊几声吧。我也会在同行前辈们的作品上学习。我先有这个意识，在写作的漫长道路上也好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周显波：刚才你讲了经典作家创作对你创作上的影响，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当代青年作家写作的话题。年轻一代作者正日益受到关注，如双雪涛、张悦然、笛安等，你是否有关注同代人的创作？是否有喜爱的青年作家？你是怎样看待你所关注和喜爱的青年作家创作的？
巫宏振：2017年和2018年8月，我参加了王十月老师在《作品》杂志上开的“90后作者培训班”，参加了两届，在广东作协大楼，同学们都是在广东生活的，写各类题材的。《作品》杂志在培养新人方面做得挺好的。王十月老师在推出青年作家这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您提到的这三个青年作家的作品我都有读过。我一直在关注同代人的创作，无论90后、80后还是70后，我都有看过。在写作道路上，我会选择跟同代人一同成长，知道他们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双雪涛的风格比较鲜明吧，像他的那本《飛行家》;张悦然与笛安的比较类似，像《我循着火光而来》和《景恒街》。语言上，我比较喜欢后者;故事上，我比较喜欢前者。说到80后青年作家，我最喜欢的还是王威廉师兄的小说，他最近两年发表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像发表在《收获》杂志的《城市海蜇》，发表在《作家》杂志的《野未来》，等等。威廉师兄的短篇小说很多只专注于一个故事，很清晰，很少旁逸斜出。这给我的启示最大。威廉师兄是个有独特见解、有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家，他一直专注于中短篇的创作。我们也坐在一起聊过，他也指导过我写作，很感谢他。还有像弋舟老师的《丙申故事集》和《丁酉故事集》我也喜欢，石一枫老师的《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也很喜欢。我从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所获益。当然，我可能关注更多的是同龄的青年作家们，像90后的。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后”来划分。年轻的也不见得文笔就比年长的稚嫩，只是关注的方面不同罢了。像山东的李君威、周燊，陕西的范墩子，这三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关注的话题和所写的故事，我是很喜欢的。还有像云南的小托夫，浙江的徐衎，上海的徐畅，北京的李唐，江苏的庞羽，等等。我都有看过他们发表的作品。可能关注的方面都不同吧，我也不能用一句话去概括。总体来说吧，我对同龄人的写作还是比较看好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当然有些方面是共通的。我想，要是能把笔尖更多地投到当下社会现状，反思我们的社会，书写周围人的生存困境、他们内心的挣扎、灵魂的挣扎，写下当下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将会发生什么，那会更好。
周显波：当下文坛年轻一代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网络文学写作，我注意到你在几年前在豆瓣上发布了长篇小说《黄昏之歌》，但这部小说并非通常意义的那种网络文学，而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为什么选择在一个非一般商业化的“文艺”网站上发布这样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之于你的写作有什么意义？
巫宏振：我不排斥网络文学，可是我也不看网络文学。我曾经尝试过在网络上发表小说，最先在榕树下网站注册发表，可是也没有坚持下去，后来就选择豆瓣网发表了。网络文学发表的几乎是类型文学多，严肃文学就比较少，能发，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我那部长篇小说发在豆瓣网是最后的选择，因为写有一段敏感的历史。我写完之后投了给杂志社，没有回复，联系出版商，说敏感话题要删除，一删的话，整个故事都不成立了，随后我选择发在今日头条网，结果前面十个章节，有一半数的章节审核不通过，不能发表，最后我全文发给豆瓣网，发过去也没抱希望，最后意外上架了。现在来看，那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很遗憾。我就是经历了一场写作的尝试与冒险之旅，讲述故事的结构和语言明显带有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影子。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很艰难，全然手写，写了一年零六个月，写完后才录入电脑，修修改改又费了一年多，总共费时大概三年。在那三年，我没有写一个短篇。除了说这是我的一次意志与信念的坚守之外，其他形式上毫无意义。虽然说写的故事和语言，我还是用心的，但是终归结构有点散，能力也不足。我有打算重新整理，删减成一个中篇，可能以后再做这事了。 周显波：非常期待浴火重生的《黄昏之歌》，也期待你进一步完善这部以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距今不远的这段岁月，关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文学书写同样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中还存在很多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和现代文学、世界文学相比，当代中国城市小说还没有成熟，同时，创作的同质化很严重。作家王蒙也说过类似的现象，他认为当代青年作家的文笔、文字很成熟，但是可以很轻易地把里面的故事从北京、上海、广州置换成东京、纽约、伦敦。他认为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说具有了國际性、现代感，但却缺少了本土性、地方性质感。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巫宏振：我觉得，世界文学的同质化也挺严重的。我在书店上班，每天都接触很多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我也会翻翻看，觉得大部分差不多，愈加趋向治愈型了。20世纪流派主义林立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个性化写作越来越少。80年代起步的乡土作家也有在转型写城市小说的，至于后来起步的作家，就越来越多写城市生活的了。尤其是现在，城市化的速度太快，文学的脚步难以跟上，也是正常的。大家一窝蜂写城市，而且城市的特点本就正在变得高度类似，说再写本土性与地方性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当下的文学重心已经从乡镇转移到了城市。写乡土的前辈作家已经写出了高峰，写出了杰作，我们再去写也难以超越。那何不转到城市中去创造新的高峰，新的杰作呢？现在的批评家说我们写不出伟大的小说了。我觉得有些急着下定论了。城市一直是最能出伟大小说的地方，像《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属于城市文学吧。再说回来，当下中国的社会如此纷繁复杂，很多题材都是伟大小说的苗子，谁写好了当下的城市，谁的作品就会脱颖而出，那它就会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
周显波：我们最后谈一谈《城市里的吉卜赛人》这篇小说吧，我觉得用“吉卜赛人”来概括城市里的漂泊者很新鲜，也很贴切。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构思并创作这篇小说的？
巫宏振：起初，我的构思里藏着挺多内容的，其中就包括地方政策，最直接的感触事件就是2017年底北京城中村的那场大火，再到后来一系列的清理与整顿的举动。那年暑假，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住在朋友那里，五环，旧社区，算是我跟北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们都是“北漂”，我还算是“广漂”。所以，我开始的构思是有考虑写北京的，写北京的北漂人群，加上我是广漂人群，刚好南北对应。问题是，我要写什么呢？难道只写他们艰难困苦、爱欲情仇的日子吗？这些要写，但是不仅仅这些，如果只写这些，不像是现在我的风格，因为那些事情难以写出当下现实某些深层的社会矛盾。于是要补充添加的内容就来了，譬如地方政策等。在构思这篇《城市里的吉卜赛人》时，我原计划是两个人物各自讲述一个自己的故事，视为互应。开始写了一部分，后来觉得这样的话内容就太杂了，而且构思的是短篇，掺杂太多东西，没有一个主线的话，结构就会松散，这是短篇所不能容的。经过一番考虑，最后选定只说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是对话式的叙述方式，围绕那个人的故事牵出我想表达的内容，不宜多，但一定要与主线关联，与人物与事件关联。于是，有些情节保留了，有些情节放弃了。小说中，最后那场爆炸，其实就是影射北京那场大火，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城中村的人被迫迁走，那条街道被清理整顿。我没有在文中说他们是“低端人口”，如果他们是，毫无疑问，我也是。我想，把他们或者我们叫作“吉卜赛人”，会更能接受些吧。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