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鉴于解决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性，学者们应用数学博弈模型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企业环保行为，并从中归纳出对策与建议无疑具有很高的置信度。但在其理论构建当中出现了很多预设前提，对“企业环境责任何以可能”的回答要求我们既通过博弈分析认识到政府规制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极端重要性，又应注意到预设前提产生了对理论的局限作用。
　　[关键词]企业环保行为；博弈论；理性利己主义；政府规制
　　当前企业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社会公众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抗议和谴责之声此起彼伏，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毋庸置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成为当代中国环境急剧恶化的最重要原因，并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之下，企业要走环保之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而企业环境责任何以可能就应该是理论界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一、企业环保行为的“博弈论”阐释
　　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的作用下，它无论从个人企业，发展到合伙制企业，到现代的公司制企业，利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竞争生存的基本准则从未改变。这一准则天然就蕴含着实现企业股东财产权利的原始责任，而尽力把对企业职工、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权利进行贬低。在此伦理规范的导向下，其环保责任更是从零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于是包括环境保护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才真正进入社会公众视野，并逐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①在我国，企业环保的社会责任要求出现得更晚。
　　目前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企业环保行为的出现与变化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代表社会公众的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他们通过建立数学博弈模型试图“找出解决当前企业环保投资矛盾的最优策略，使企业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与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②应该说，他们确实是看到了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即所谓的囚徒困境。当然，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重要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企业是能够作出统一的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人”，其经济行为建立在私利基础上。当社会物质产品不丰富，商品处于卖方市场时期，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低下，生产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扩大再生产而对高环保产品的考虑自然就少；当外部生产环境可以随意支配而不要付出任何代价时，它就不可能有主动意愿考虑周边居民和社会公众的环境要求。然而，经济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商品市场转变为了买方市场。消费者对商品数量的追求转变为对质量的追求，他们更加注重健康环保的产品；过度的工业化道路也导致了严重的外部性环境问题，致使身处企业外部的社会公众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形势的变化似乎要把企业逼入险境。但是恰恰相反，大众的生态意识使企业的施展舞台更大更广了。他们通过产业升级和转型，开发出控制污染的技术工艺，生产出花样繁多的生态产品，并不断地向外界传播着自己的环保理念以求壮大自己。总之，民众对环保的诉求越强烈，环保工业的规模也越大。对于污染严重而又必须保留的一些传统工业，他们也在积极地进行着产业转移，从市区到郊区，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没人怀疑这些是环保行为，在它的作用下，生态与经济、道德与效率、质量与增长、自然与经济神奇地被糅合在了一起。
　　我们似乎看到“经济人”的生态转变，然而利己主义下的博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狡黠的理性”，在现实中的很多例子都说明，这种转变并不乐观。以企业产业转移的行为为例，从客观上讲，民众的强烈要求和政府的支持推动了这种行为的产生。但是从主观上来说，企业是从自身成本效益分析出发而做出来的行为，它看重的是转移所在地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并且在落实征地、购买生态资源时，为了减少各种阻力直接选择跟当地政府合作，而避免直接和当地居民打交道。它的污染并没有随着生产地的转移而减少，而生产总成本却是降低了。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来看，就业机会的增加和缺乏生态损失预见性往往会遮蔽或减弱他们对生态权利的诉求。随着生产的进行、时间的推移，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可憎面目就可能显露出来，加上现代社会民众生态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提高，利益冲突自然就会产生，民众和舆论进而普遍谴责企业缺乏良知和道德。这种谴责声音还出现在企业利用媒体广告大肆宣扬自己的生态理念，为的是刺激消费者购买其贴上生态标签商品的欲望而非正常需求上。
　　二、博弈中企业环境责任的最终实现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企业有时会表现出某些环境道德行为，甚至不排除大公无私的高尚的慈善行为的出现，但在利己主义动机指导下它是不能肩负起具有稳定而持续特性的“绝对命令”式的道德义务的，这也是其产生非正义行为并受到道德谴责的原因。慈继伟教授在谈到理性利己主义和正义的距离时认为：“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可能会赞成正义的法律手段和道德措施，从而把自己和别人一样置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之下。但除非有利可图或迫不得已，他本人不会遵守正义的要求，更不会为了遵守正义的要求而改变他自己的动机。就动机而言，理性利己主义与正义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弥合。”③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从逻辑上进一步得出使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本人遵守正义要求的两种推论：一是使其感到迫不得已或则意识到在遵守正义时有利可图，二是纯粹逻辑的理性利己主义动机消失，而产生持久而稳定地遵守正义规范的愿望。下面我们论证这两个推论能否成立。
　　从第一个推论的“迫不得已”这个条件显然就是指外界即国家层面上保障正义的各种法律法规，在这种强制性的措施下，企业迫于法律威慑力会遵守正义要求。但是如果缺少这个国家威慑力，单凭企业意识到在遵守正义时有利可图，并不能保证它在行动中遵守正义要求，因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以国家威慑力是充分条件。而实际上有利可图只是必要条件，因为国家正义的威慑力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它不会（长期）制约企业到无利可图。即使短期无利可图，国家也会给予企业辅助支持或则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提高工具理性而回到有利可图的轨道，不然，长期无利可图的企业要么走向灭亡，要么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所以推论一应该修正为使其迫不得已且意识到在遵守正义时有利可图。这个修正后的推论并不超出修正前的推论，因为前者真包含于后者。 　　从第二个推论来说，乍看上去是个伪命题，因为企业是一个理性利己主义者，它的纯粹逻辑的理性利己主义动机又怎么会消失呢？但是，当我们以推论一为前提条件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时，推论二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如果我们假设企业已经处于推论一的环境中运转了，即企业处于强有力的国家威慑力下且依然有利可图，尽管再也无法回到缺少威慑力下理想的利润最大化状态，但它始终会遵守正义要求，这时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已经很高了，道德教育同时在加强，企业慢慢就会遗忘自己利己主义的动机，正如慈继伟教授所言“假如人们普遍具有遵守正义规范的习惯，从而保障了利益交换的顺利进行，那么，久而久之，正义的原初动机就会被人自然而然地遗忘。”④企业正义的伦理动机由此得到升华：由理性利己主义上升到正义意愿。这种正义意愿的形成也就意味着企业主体性的道德意识的形成。
　　三、结论与局限性考虑
　　综上对博弈原理的逻辑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规制在企业环境责任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不能像建立数学博弈模型那样得出政府规制的具体措施，但对“企业环境责任何以可能”的回答应该是恰当的。但是与数学博弈模型一样，本文在阐述和推理过程中也做了一些能够给予我们进一步启示的理论预设：首先，政府规制行为必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真正化解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公众之间的矛盾。政府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打着环保的幌子行偏袒企业之实；其次，企业与政府的信息对称，即“政府对企业的生产与环保成本，环境效益及执行环境标准的情况，是否履行环保义务等与环保相关的信息有着清楚的了解。”⑤这就对政府业务监督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信息的不对称更是使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无法形成直接的对等博弈关系，所以企业面对公众总是施展“狡黠的理性”。第三，企业始终是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人，因此对其所作的经济分析蕴含了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信仰，以及对人的私利本性的哲学假设。但是，在我们思考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时，能否引向对企业这种本性定位的合理性质疑，而不把它当成一个不言自明恒常不变的真理？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到更好的答案。
　　[注释]
　　①韩斌：“全球契约”与企业环保[J].世界环境，2011（3）。
　　②万林葳：生态文明理念下企业环保投资博弈分析与建议[J].甘肃社会科学，2012（1）。
　　③慈继伟：正义的两面[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版，P119，P200。
　　[作者简历]丁伟伟（1983—），男，江西宁都人，赣南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