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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探险家、游记作家威福瑞·派屈克·塞西格（wilfred PatrickThesiger，1910～2003）的声誉是通过在20世纪40年代史诗般的探险旅行而建立起来的，他两次穿越“空白之地”（The EmptyQuarter），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砂质荒漠，是阿拉伯半岛最可怕、最不为人知、最人迹罕至的地区。
塞西格第一次穿越开始于1946年10月，他从阿曼的萨拉拉港（Salala）出发，自穆辛（Mughshin）人沙漠，有四位拉希德族人（Rashid，或称Rawashid）陪同，途经阿布扎比酋长国的利瓦绿洲（Liwa oasis）和阿布扎比城，再經阿曼于1947年2月返回萨拉拉。第二次塞西格从也门的曼瓦克井（Manwark Well）出发，经阿布扎比酋长国的利瓦绿洲，于1948年3月到达阿布扎比城。
他的两次勇敢穿越是冒险和探索的经典之旅。他的动力并不是主要为自己获得荣耀，而是为了分享贝多因人生活的艰辛并赢得他们的友谊。他并不是迷恋沙漠本身，而是对那些居住在沙漠的人们表示钦佩，他的信条是“生活愈清苦，人品愈高尚”。
在探索“空白之地”的五年中，他总是骑着骆驼和徒步旅行，总是穿着贝多因人的服装旅行，总是和贝多因部落的同伴们一起旅行。这是一种苦行僧似的生活，塞西格却从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在沙漠中，”他写道，“我发现了一种在文明中无法实现的自由;一种没有被财产羁绊的生活。”
威弗瑞·塞西格一直认为，自己对探险的嗜好源自在埃塞俄比亚度过的那些岁月。他于1910年出生于埃塞俄比亚的首府亚的斯亚贝巴。塞西格在埃塞俄比亚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七年，成长在一群仆役与部落土著之间，幼年就能骑马、射击，每天与动物和自然环境相处。从蛮荒奇观中汲取的养分，造就了他一生对探险的热望。
六岁时，一场埃塞俄比亚的内战，小塞西格目睹了拉斯·特法里（RasTafari）战胜李·雅苏（LijYasu）后的胜利游行。部落战士们身上脸上涂满颜色、饰满羽毛，带着各形各色矛枪，唱着战曲，呼啸穿过他的家门。这个特殊的经历对他来说一直是“蛮荒气质”和“野蛮与色彩”的象征，为此他愿意耗尽一生去沙漠、沼泽和东方的高山找寻。
在英格兰参加“学前班”时，威弗瑞发现自己不合群，并被冠以“具攻击性”的名号。他所叙述的非洲经历被同学视为弥天大谎，他为此闷闷不乐。父亲的猝逝让他遭受了更进一步的打击。在伊顿公学就读期间，他过得还算开心。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这里的斯巴达体制使他更加坚韧，这所古老的学校让他更加确定自己对历史的热爱。
1929年，塞西格就读于牛津大学，主修历史，但他却在运动方面更为成功。从1930年到1933年四次赢得了拳击比赛的冠军，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担任大学拳击队的队长。大学期间，他被邀请参加拉斯·特法里加冕为哈里·塞拉西一世皇帝的典礼。塞西格是这场世纪大典唯一的皇帝私人贵客，得益于他父亲曾在1916年的内战中一直支持特法里。这个加冕典礼渐渐促成了塞西格1933年的第一次探险远征：寻找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河（Awash）的尽头——非洲最后的一个未解之谜。
塞西格是第一个成功穿越奥斯萨苏丹（Sultanateof Au ssa）的西方人，并且第一个绕行阿贝盐湖（Abbe）——阿瓦什河最后汇入的一个盐湖。尽管他全程都受到残暴的达纳基尔部落（Danakil）族人的威胁，但塞西格从未丢掉他的黑色幽默：他把他遇到的一个年轻的部落首领一一涂满他刚杀死并阉割了三个人的血——比作“一个相当和善的、害羞的年轻伊顿学生，刚刚因为打板球赢得了一枚学校的徽章”。
年轻的塞西格热衷于打猎，正是因为渴望猎杀狮子，他才于1935年加入了苏丹政治服务组织（SudanPolitical Service），被认为是英国殖民当局的精英分子。他学会了讲阿拉伯语，穿阿拉伯衣服，骑骆驼，像那些陪伴他走过他的第一个沙漠之旅的部落人一样生活。沙漠的刺激，沙漠生活的简单，沙漠人的陪伴，很快就取代狩猎，成了他的一项持久的兴趣。
他在苏丹射杀了70只狮子，在东努尔（Eastern Nuer）沼泽地带从事工作，而且那里有他想要的各种猎物，但他仍然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那种只有沙漠才能给他的自由感。1939年，他在假期前往撒哈拉最高的山脉一一提贝斯提山脉（Tibesti）探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塞西格被派去参加苏丹防卫军。后来，帮助组织埃塞俄比亚对入侵的意大利军队进行狙击。1941年，塞西格带领一个飞行纵队在瓦吉迪（Wagidi）的酷热中一天飞行50英里去追击一个大得多的撤退部队。完成这一任务后，在阿吉巴（Agibar），塞西格迫使一个2000人的意大利部队和一个堡垒投降。在这次战役中，他以卓越的领导才能荣获了DSO奖。塞西格在西部沙漠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随后在挫败中从战争中退出，担任埃塞俄比亚加冕王子的政治顾问。
在后来的岁月中，塞西格再也没有得到在“空白之地”旅行的那种满足感，但他也并非定居一地。他骑马探秘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与伊拉克沼泽地带的阿拉伯人一起生活了八年，翻越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 of Morocco），去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拉达克（Ladakh）、努里斯坦和阿富汗的哈扎拉山脉（Hazaramountains of Afghanistan）探險，穿越伊朗的卢特荒漠（Dasht-i-Lut），与巴赫蒂亚里（Bakhtiari）札格罗斯（Zagros）的游牧民族一起徒步迁徙，骑着骆驼穿越埃塞俄比亚的高山和平原，在也门内战期间骑在驴背上旅行，在肯尼亚跟骆驼一起徒步前行。
他总是徒步行走，骑在动物背上或者坐着敞蓬小船，到达那些未经外界改变的地方。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地球上这些稀有的地方，那里没有机动车辆的痕迹，那里还有“过去”留下的东西。对他来说，传统的人们才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他相信，要真正地理解他们，必须像他们一样生活——吃同样的食物，喝同样的水，忍受同样的匮乏，肩并肩地直面危险，接受共同的行为准则。
他将现代科技视为对田园牧歌式的传统世界的入侵者，并且相信科技武装的社会只会制造自私、物质主义的人。终其一生，他都反对瓦解传统价值，按照他自己的诚信准则生活，从未违逆。这种态度可以用“高贵”——一种他声称在国王和蒙昧的部落族人身上都能找到的品质——来做最好的注解。并且他相信，这些理念在阿拉伯半岛的贝多因人中发展得最完善，贝多因人的“男人气概”跟他自己的道德伦理完美匹配。
塞西格受冒险之热望驱使，但却对纯粹的体能耐力之功并无兴趣：他认为横穿无人居住的南极洲荒野跟抱着球、一条腿上拴着铰链去爬山一样滑稽可笑。他从单枪匹马的航海人或登山者身上也无法找到共同之处。尽管他选择到最偏远的地方旅行，忍受艰苦和危险，他却坚持认为他的旅行应有传统族民的陪伴。正是身处这些同伴之中让他找到了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关系。
他最好的旅行作品，《阿拉伯沙地》（ArabianSands，1959）与《沼地阿拉伯人》（The MarshArabs，1964）一一记录了极不相同的阿拉伯生活——不仅是对蛮荒之地的赞歌，更是对居住在那里的无可比拟的部落精神的礼赞。塞西格既不是为了科学而云游，也不是为物质利益而行走。他对科学嗤之以鼻。他的真正回报是象征性的并且常常是无形的。例如，在首次穿越空白之地后，他写到：对别人来说，我的旅行毫不重要。我的旅行除了一张没有人会使用的不准确的地图，没有任何成果。它就是很私人的经历，其回报仅是喝上一口干净的、几乎没有任何味道的水。我满足于此。
不幸的是，的确有人用了塞西格绘制的地图，他们还跟随他的脚步，进入被他视为未被破坏的原野。塞西格从未能解决这一悖论：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对传统社会的侵入。他很幸运，因为他刚好在那些古老民族和它们的生活方式即将消亡前看到了一切;他很不幸，因为他所热爱的这一切随即永远地消亡了。他在《游牧民的视界》（Visionsof a Nomad，1987）一书的前言部分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人总是杀其所爱。”（Yet each man kills the thing he loves.）
如果将探险定义为“去无人去过的地方”，那么威弗瑞·塞西格就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位探险者。他知道那些跟随他的足迹的人会是专家，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专业领域一一禽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们会开着汽车前往，并用雷达来保持联系。“他们带回的成果会比我的有趣得多，”他写道，“但他们绝不会知道那块土地的灵魂，也不会懂得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伟大。”
这就是塞西格的遗产：他让我们看到，那些在他的旅途中遇到的传统的、未受教育的人们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一种我们已经丧失的与宇宙的连接一一及时地提醒我们与地球的关系已经只剩下卫星图片所显示的东西或一个技术报告中的分析了。
塞西格第一次穿越开始于1946年10月，他从阿曼的萨拉拉港（Salala）出发，自穆辛（Mughshin）人沙漠，有四位拉希德族人（Rashid，或称Rawashid）陪同，途经阿布扎比酋长国的利瓦绿洲（Liwa oasis）和阿布扎比城，再經阿曼于1947年2月返回萨拉拉。第二次塞西格从也门的曼瓦克井（Manwark Well）出发，经阿布扎比酋长国的利瓦绿洲，于1948年3月到达阿布扎比城。
他的两次勇敢穿越是冒险和探索的经典之旅。他的动力并不是主要为自己获得荣耀，而是为了分享贝多因人生活的艰辛并赢得他们的友谊。他并不是迷恋沙漠本身，而是对那些居住在沙漠的人们表示钦佩，他的信条是“生活愈清苦，人品愈高尚”。
在探索“空白之地”的五年中，他总是骑着骆驼和徒步旅行，总是穿着贝多因人的服装旅行，总是和贝多因部落的同伴们一起旅行。这是一种苦行僧似的生活，塞西格却从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在沙漠中，”他写道，“我发现了一种在文明中无法实现的自由;一种没有被财产羁绊的生活。”
从蛮荒奇观中汲取养分
威弗瑞·塞西格一直认为，自己对探险的嗜好源自在埃塞俄比亚度过的那些岁月。他于1910年出生于埃塞俄比亚的首府亚的斯亚贝巴。塞西格在埃塞俄比亚度过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七年，成长在一群仆役与部落土著之间，幼年就能骑马、射击，每天与动物和自然环境相处。从蛮荒奇观中汲取的养分，造就了他一生对探险的热望。
六岁时，一场埃塞俄比亚的内战，小塞西格目睹了拉斯·特法里（RasTafari）战胜李·雅苏（LijYasu）后的胜利游行。部落战士们身上脸上涂满颜色、饰满羽毛，带着各形各色矛枪，唱着战曲，呼啸穿过他的家门。这个特殊的经历对他来说一直是“蛮荒气质”和“野蛮与色彩”的象征，为此他愿意耗尽一生去沙漠、沼泽和东方的高山找寻。
在英格兰参加“学前班”时，威弗瑞发现自己不合群，并被冠以“具攻击性”的名号。他所叙述的非洲经历被同学视为弥天大谎，他为此闷闷不乐。父亲的猝逝让他遭受了更进一步的打击。在伊顿公学就读期间，他过得还算开心。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这里的斯巴达体制使他更加坚韧，这所古老的学校让他更加确定自己对历史的热爱。
1929年，塞西格就读于牛津大学，主修历史，但他却在运动方面更为成功。从1930年到1933年四次赢得了拳击比赛的冠军，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担任大学拳击队的队长。大学期间，他被邀请参加拉斯·特法里加冕为哈里·塞拉西一世皇帝的典礼。塞西格是这场世纪大典唯一的皇帝私人贵客，得益于他父亲曾在1916年的内战中一直支持特法里。这个加冕典礼渐渐促成了塞西格1933年的第一次探险远征：寻找埃塞俄比亚阿瓦什河（Awash）的尽头——非洲最后的一个未解之谜。
塞西格是第一个成功穿越奥斯萨苏丹（Sultanateof Au ssa）的西方人，并且第一个绕行阿贝盐湖（Abbe）——阿瓦什河最后汇入的一个盐湖。尽管他全程都受到残暴的达纳基尔部落（Danakil）族人的威胁，但塞西格从未丢掉他的黑色幽默：他把他遇到的一个年轻的部落首领一一涂满他刚杀死并阉割了三个人的血——比作“一个相当和善的、害羞的年轻伊顿学生，刚刚因为打板球赢得了一枚学校的徽章”。
年轻的塞西格热衷于打猎，正是因为渴望猎杀狮子，他才于1935年加入了苏丹政治服务组织（SudanPolitical Service），被认为是英国殖民当局的精英分子。他学会了讲阿拉伯语，穿阿拉伯衣服，骑骆驼，像那些陪伴他走过他的第一个沙漠之旅的部落人一样生活。沙漠的刺激，沙漠生活的简单，沙漠人的陪伴，很快就取代狩猎，成了他的一项持久的兴趣。
他在苏丹射杀了70只狮子，在东努尔（Eastern Nuer）沼泽地带从事工作，而且那里有他想要的各种猎物，但他仍然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那种只有沙漠才能给他的自由感。1939年，他在假期前往撒哈拉最高的山脉一一提贝斯提山脉（Tibesti）探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塞西格被派去参加苏丹防卫军。后来，帮助组织埃塞俄比亚对入侵的意大利军队进行狙击。1941年，塞西格带领一个飞行纵队在瓦吉迪（Wagidi）的酷热中一天飞行50英里去追击一个大得多的撤退部队。完成这一任务后，在阿吉巴（Agibar），塞西格迫使一个2000人的意大利部队和一个堡垒投降。在这次战役中，他以卓越的领导才能荣获了DSO奖。塞西格在西部沙漠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随后在挫败中从战争中退出，担任埃塞俄比亚加冕王子的政治顾问。
对蛮荒之地的赞歌
1945年3月，塞西格辞去政治顾问职务，在等候飞回伦敦的飞机期间，他受邀与中东抗击蝗虫组织的头头欧·比·利恩（O.B.Lean）共进晚餐。利恩正打算雇佣一个人考察阿拉伯沙漠里的蝗虫爆发点。塞西格在晚餐还没结束就接受了这个工作，开始了文首所述的勇敢之旅。在后来的岁月中，塞西格再也没有得到在“空白之地”旅行的那种满足感，但他也并非定居一地。他骑马探秘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与伊拉克沼泽地带的阿拉伯人一起生活了八年，翻越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 of Morocco），去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拉达克（Ladakh）、努里斯坦和阿富汗的哈扎拉山脉（Hazaramountains of Afghanistan）探險，穿越伊朗的卢特荒漠（Dasht-i-Lut），与巴赫蒂亚里（Bakhtiari）札格罗斯（Zagros）的游牧民族一起徒步迁徙，骑着骆驼穿越埃塞俄比亚的高山和平原，在也门内战期间骑在驴背上旅行，在肯尼亚跟骆驼一起徒步前行。
他总是徒步行走，骑在动物背上或者坐着敞蓬小船，到达那些未经外界改变的地方。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地球上这些稀有的地方，那里没有机动车辆的痕迹，那里还有“过去”留下的东西。对他来说，传统的人们才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他相信，要真正地理解他们，必须像他们一样生活——吃同样的食物，喝同样的水，忍受同样的匮乏，肩并肩地直面危险，接受共同的行为准则。
他将现代科技视为对田园牧歌式的传统世界的入侵者，并且相信科技武装的社会只会制造自私、物质主义的人。终其一生，他都反对瓦解传统价值，按照他自己的诚信准则生活，从未违逆。这种态度可以用“高贵”——一种他声称在国王和蒙昧的部落族人身上都能找到的品质——来做最好的注解。并且他相信，这些理念在阿拉伯半岛的贝多因人中发展得最完善，贝多因人的“男人气概”跟他自己的道德伦理完美匹配。
塞西格受冒险之热望驱使，但却对纯粹的体能耐力之功并无兴趣：他认为横穿无人居住的南极洲荒野跟抱着球、一条腿上拴着铰链去爬山一样滑稽可笑。他从单枪匹马的航海人或登山者身上也无法找到共同之处。尽管他选择到最偏远的地方旅行，忍受艰苦和危险，他却坚持认为他的旅行应有传统族民的陪伴。正是身处这些同伴之中让他找到了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关系。
他最好的旅行作品，《阿拉伯沙地》（ArabianSands，1959）与《沼地阿拉伯人》（The MarshArabs，1964）一一记录了极不相同的阿拉伯生活——不仅是对蛮荒之地的赞歌，更是对居住在那里的无可比拟的部落精神的礼赞。塞西格既不是为了科学而云游，也不是为物质利益而行走。他对科学嗤之以鼻。他的真正回报是象征性的并且常常是无形的。例如，在首次穿越空白之地后，他写到：对别人来说，我的旅行毫不重要。我的旅行除了一张没有人会使用的不准确的地图，没有任何成果。它就是很私人的经历，其回报仅是喝上一口干净的、几乎没有任何味道的水。我满足于此。
不幸的是，的确有人用了塞西格绘制的地图，他们还跟随他的脚步，进入被他视为未被破坏的原野。塞西格从未能解决这一悖论：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对传统社会的侵入。他很幸运，因为他刚好在那些古老民族和它们的生活方式即将消亡前看到了一切;他很不幸，因为他所热爱的这一切随即永远地消亡了。他在《游牧民的视界》（Visionsof a Nomad，1987）一书的前言部分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人总是杀其所爱。”（Yet each man kills the thing he loves.）
如果将探险定义为“去无人去过的地方”，那么威弗瑞·塞西格就是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位探险者。他知道那些跟随他的足迹的人会是专家，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专业领域一一禽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们会开着汽车前往，并用雷达来保持联系。“他们带回的成果会比我的有趣得多，”他写道，“但他们绝不会知道那块土地的灵魂，也不会懂得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伟大。”
这就是塞西格的遗产：他让我们看到，那些在他的旅途中遇到的传统的、未受教育的人们有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一种我们已经丧失的与宇宙的连接一一及时地提醒我们与地球的关系已经只剩下卫星图片所显示的东西或一个技术报告中的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