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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苏富比的香港拍卖会上，一只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以4150万港元的惊人价格拍出，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记录。后来，它的新主人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永珍女士，将此瓶慷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供世人欣赏。此事轰动一时，至今仍为藏界津津乐道。
1景德镇窑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2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团花纹摇铃尊。
3张永珍与奥格登·里德。
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陶瓷陈列室的景德镇窑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之一。人们可以在博物馆所设的商店里找到价格数千元的复制品，也可以在特制的丝绸围巾和领带上，看到宝瓶身上的美丽桃纹。此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出产于雍正景德镇官窑，代表了整个清代粉彩的制作水平。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摸起来有种粗糙感，看上去也呈现一种哑光的感觉，但图案更为立体。官窑匠师在康熙五彩瓷的基础上，发明了粉彩。据说雍正皇帝对粉彩情有独钟，因此当时的工匠对粉彩瓷的造型、色彩、线条的制作都非常讲究，从而成就了“雍正粉彩”的辉煌。宝瓶的瓶体高约38厘米，绘制了粉彩八桃两蝠，桃子象征“长寿”，蝠是“福”的谐音，寓意福寿双全。据考证，这种瓷器乃帝王后妃做寿之用。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传世极少，瓶类的作品更是极为罕见。所以，在2002年之前，被称为雍正时期“登峰造极”的粉彩官窑瓶类器物，还是中国陶瓷史上缺失的一环。据史书记载，景德镇曾经生产过“粉彩橄榄瓶”，可是人们都没亲眼见过。
2002年秋季的一天，香港报纸的一则消息震惊了中国陶瓷界，一件被誉为绝世珍品的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突然在香港苏富比现身，并于几天后将被公开拍卖。
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撇口，细颈，长鼓腹下敛，圈足，因形似橄榄而得名，高35.9cm，口径10cm，足径12.5cm。橄榄瓶为清代流行器形，其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兼具梅瓶、玉壶春之特征于一身，有素身与瓜棱式之分。橄榄瓶始烧于何时尚不明确，但于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常见，属陈设用瓷。关于这件橄榄瓶，还有一段曲折的诞生经历。
283年前，唐英的“失手”
相传，清雍正十二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镇内格外热闹，因为这一天是往宫里送瓷器样品的日子，送入宫的这些样品，将决定官窑未来一年的烧制品种。窑工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内，旁边有人不断报出瓷名：“青花烛台1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点装完毕，唐英突然站起身来，打开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地上。
唐英此举自有深意。原来，这一年的宫廷用瓷为雍正皇帝钦点，在此之前，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烧造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烧制瓷器非一日之功，要烧出有新意的瓷器更非易事。唐英对这些唱“重头戏”的瓷瓶并不满意，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儿别扭。
雍正帝圣旨中提到的粉彩，又称“洋彩”，是釉上彩新品种，始创于康熙年间。特殊之处是在烧好的素胎上，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与各色釉相结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粉红、绿彩变粉绿、黄彩变浅黄……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
于是唐英砸碎了几件不太满意的作品，并冒着被治罪的风险，给雍正皇帝写了一封奏折，称晚几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样。接下来的几天，唐英茶不思饭不想，急的在房中来回踱步，一不留神，撞到了书案。案上的笔筒随即摔在地上，里面的笔也四散滚了出来。唐英连忙低头去捡，却猛地发现，笔筒上面的图案，躺倒时和直立时，居然看起来感觉不太一样。于是唐英突发奇想，如果把平时绘在盘、碟上的图案也绘在直立的瓶子上，一定也会更加生动传神。
宋美龄的馈赠？
雍正粉彩瓷器制作精湛、品质高超，在清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备受瞩目，向来是海内外收藏家追逐的宠儿。2002年之前，这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Ogden Rogers Reid）家族中流传。
奥格登·里德，曾任美国参议员，出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亦曾经是《先锋论坛报》的出版人兼总编辑。里德家世显赫，他的外祖父韦罗·里德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从事新闻杂志及外交官生涯。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米尔斯是加利福尼亚一位富翁的女儿，曾参与美国红十字会的组建。他的母亲海伦·罗杰斯·里德是巴纳德大学董事会主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理事，20世纪30年代纽约著名的妇女参政的倡导者，也是蒋介石及夫人宋氏家族的挚友。据奥格登回忆，这件珍品是在他母亲家族的纽约豪宅中被发现的。他幼年时曾见过几次，也曾惊叹于它的精巧与雅致，但从不知道它有如此高的价值。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喜欢把花瓶底部钻个洞，改装成灯座，这件稀世珍宝也曾一度作为灯座，放置在客廳的茶几之上，为增强其稳重性，瓶内还加入了他家后花园伴着狗粪的沙泥，长达40年之久。庆幸的是瓷瓶的底部并未打洞，否则完整性将大打折扣，价值也将一落千丈。
清雍正青花矾红“水波云龙”国折沿大盘。
关于此瓶是如何进入奥格登·里德家族的，目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由其祖父母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从英国带返美国;二是二战期间宋美龄访美时赠与奥格登·里德之母海伦女士。这两种说法皆源自里德家族，均没有确切的资料予以证实。时至今日，无法考证。 从拍卖记录到镇馆之宝
2002年，这件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之中，顿时引发了市场的巨大兴趣。拍卖会前夕，一架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住了她——绝世珍品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将于苏富比进行拍卖。几天之后，来自全世界的文物爱好者齐聚香港苏富比，其中就包括这位中年女士张永珍。
香港知名商业巾帼张永珍，祖籍江苏武进，1932年出生于上海。祖父是一位雕塑家，父亲张仲英是著名文物鉴藏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为她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使她爱好文物收藏。
出身于古玩世家的她，尤为钟爱收藏清代瓷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哥哥张宗宪的影响。金秋十月，张永珍雅藏的清瓷选萃在香港苏富比上拍，虽只数器，悉为琼珍。
“张永珍每次现身拍场，都耀眼夺目，且三次为中国瓷器刷新成交纪录。近年大概没有多少其他收藏家，能像她一样为香港古玩拍卖市场带来如此活力与朝气。“ 苏富比集团主席William F. Ruprecht称赞道。
2012年10月，张永珍的5件私人珍藏亮相香港苏富比，其中有清康熙釉里红摇铃尊，纹饰清晰，流丽雍雅;还有清乾隆青花折枝花果纹天球瓶，硕大端庄，近乎完美。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Nicolas Chow）说：“这些均是清瓷中非常稀罕而完美的范例，承载了清初康雍乾盛世的辉煌历史。”
2012年10月9日，香港苏富比拍出的康熙御制的一对珊瑚红地五彩盌，以1130万港元成交，比张永珍在2003年购藏时的365万港元高出两倍。这对瓷盌在珊瑚红的底色上，绘以牡丹萱草等花卉，枝叶繁盛，淡青伴浅黄，朱红倚丁香，色彩缤纷，细致清妙。这类瓷盌的造型风格与清宫造办处的瓷胎画珐琅盌很是相仿，然而实际上绘烧于景德镇，并与景德镇督陶官臧应选和助手刘源息息相关。在清初景德镇发展上，此二人举足轻重。
此场拍出的清雍正青花矾红“水波云龙”图折沿大盘，以4098万港元成交。而后雍正一朝仅有短短的13年，留下的官窑精品数量甚少。所以每次拍卖只要有雍正官窑精品现身，都势必会成为市场的又一个兴奋点。比如此次的雍正青花矾红大盘，细绘九龙，相逐云海间，可谓是清人对明代纹饰传承的佳例。明宣德朝有青花盘，器心绘巨龙闹潮，腾跃浪涛间。绘制清朝大盘的艺匠，肯定对类似的宣德青花盘有一定了解。清人唐英，是景德镇最著名的督陶官。此盘上的九龙图饰，应创制于他任内。盘心画正面五爪巨龙，泳于海水波涛之中，欲夺火珠;盘壁内外同绘四龙，穿梭于青花卷云之间，雄壮威猛。这样一件气势恢宏的雍正大盘，张永珍在2005年以1972万港元竞得之，此次以4098万港元易手给西方古董商，成交价翻了一倍多。
另一件此场拍出的清乾隆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成交价902万港元，也是乾隆年间唐英任督陶官时的瓷作。此梅瓶纹饰布局与明永乐瓷瓶相近，器底近足处环绘芭蕉叶纹，肩也画莲瓣纹，可见唐英应是从明代雏形上获得启发。这件原是张永珍直接从二哥张宗宪那里买来的精品，此次以902万港元被亚洲藏家拍走。
以上僅是张永珍藏品的冰山一角。
这场拍卖会最终成交3件，总额高达6130万港元。这3件瓷珍，分别来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住在伦敦的独立学者康蕊君（Regina Krahl）曾写到：“关于振兴艺文，对康熙帝而言，或责任也，雍正帝，热忱也，乾隆帝，执迷也。”此专场恰好诠释了这句话。
仇国仕说：“张永珍在过去的15年搜罗了不少御制瓷珍，尤其喜爱雅丽的清瓷。她很享受这个过程，只要喜欢就一定要买到。不像很多藏家在购买前会做大量功课并权衡这件东西几年内是否会升值，张永珍总是率性随心，热情所至，便纳入收藏。”
仇国仕并没有渲染。事实上，张永珍的很多重量级藏品，皆因一见钟情，便决定买下了。十几年前，张永珍在从英国回香港的飞机上翻阅杂志，惊鸿一瞥，邂逅了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随后，她以4150万港元从香港苏富比竞得此瓶。
虽然二哥张宗宪在拍卖前一再提醒她若叫价太高就别买了，张永珍则不考虑那么多。她很果决：“只要喜欢，多贵也值，因此拍卖时没想过设上限，没有想过价钱，没有想过不要。”
这种志在必得，压倒了与之最后竞夺宝瓶的出价方——香港著名艺术品经纪人翟健民。虽然没有竞拍成功，翟建民仍然抑制不住对其赞美：“雍正粉彩具有高贵华丽、艳而不俗、细而不繁的美感，达到了粉彩瓷器的顶峰。用这只橄榄瓶来给雍正粉彩作注解，无疑是最恰当的了。特别是原属青花设计的纹饰演进为粉彩，这还是首次发现，其价值不言而喻。”
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在竞拍未果后，也在不同场合的讲演上多次表示，博物馆资金有限，未能竞价得到这一珍贵的粉彩瓶，十分惋惜。汪庆正没有料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出生在上海的张永珍，虽然长在苏州，但年轻时去香港启程的码头也在上海，所以她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厚，早在1979年就与上海方面合作兴建了25层的雁荡大厦。
2002年，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竞得清雍正粉彩蝠桃橄榄瓶，并惠赠给上海博物馆。2003年国庆节刚过，汪庆正接到张宗宪电话，他转达了妹妹张永珍愿将此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意向。“当夜我就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知了陈燮君馆长。”汪正庆说，3天后陈馆长在南伶酒家宴请张宗宪，请其转告对张永珍诚挚的谢忱。10月26日，汪正庆和另一位专家许勇翔共同赴港，得到张永珍的盛情款待。她慎重地表示，上海博物馆是这件珍贵文物的最好归宿。汪正庆回忆道：“28日下午，张女士在家中将此瓶交付我们，并和宗宪先生一起送我们出门。我从事文物工作51年，这么高昂价值文物的捐赠全过程，就这样简单而快速地完成了，似乎有点不可想象，就像做梦一样。”
2004年，在宝瓶捐赠仪式上，上海市政府向张永珍颁发了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随后，张永珍的发言令人难忘。她说：“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对家庭负责，有条件的话，应该帮助朋友，对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这样的人生才过得精彩和充实，才有意义。”这让人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 竞得这件雍正宝瓶，是张永珍在拍场上第一次创下中国瓷器拍卖纪录，之后她又两次刷新纪录。一次是在2006年11月，她在香港佳士得拍场上以1.5亿港元买下哥哥张宗宪收藏的清乾隆杏林春燕图碗。这在外人看来不免觉得奇怪。但其实从1999年开始，张永珍就在拍卖会上竞买哥哥的藏品。北京藏家马未都说：“虽然是亲兄妹，但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个体，这种购买一点也不怪。”
另一次破纪录是2010年10月，张永珍以2.5亿港元的超高天价，拿下清乾隆长颈葫芦瓶。这让马未都也十分佩服张永珍的金钱观，“她每次觉得看着很美就买了，简直把金钱用到了极致”。
“这种跟着直觉走、喜欢就买的风格，并非草率行事。事实上，张永珍有着很好的家学渊源，从小在古董珍品的熏陶中长大，品味雅尚。”仇国仕对张永珍的家族非常了解。
她的祖父张揖如，是晚清民初的竹刻名家，朝廷重臣李鸿章曾用张揖如雕刻的漆器作为慈禧六十大寿的贺礼。父亲张仲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滩古董界翘楚，在外滩五马路开设“聚珍斋”古玩、珠宝行。古玩商仇焱之曾带着英国大卫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到这里，一次就买走3万银圆货物。大哥张永芳是海外著名建筑师，在香港、加拿大等地的拍卖界也很有影响。二哥是堪称为当今海内外古董巨擘的张宗宪，在世界文物收藏圈内受到普遍敬重。三哥张宗儒，也是富甲一方的古玩巨商，后移民加拿大。堂兄张永昌是中国著名的古玩鉴定专家，与文物鉴定大师耿宝昌并称为“南张北耿”。 小妹张永珍正是出身于这个“中国第一古玩家族“。
然而秀美开朗的张永珍，少女时代的两次旧式婚姻并不顺遂。半个多世纪前，历经坎坷的张永珍来到香港。那时，其兄张宗宪已来港多年，开起了古董店”永元行“。兄妹团聚后，妹妹一直在二哥的古董店当帮手，一起过了好长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后来张永珍前往英国读书，196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工专。
在英国，张永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中国著名考古学者郑德坤的儿子、香港淘化大同公司的继承人郑正训。两人颇有举案齐眉的登对之感，1964年在英国结婚，两年后回到香港。郑正训返港之初，经常在英文报刊上评论香港的高地价等政策问题，引起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何铭思的注意，遂到郑家拜访。当时，郑正训的主要精力就是经营家族生意，而张永珍生下两儿两女后，一直相夫教子，将丈夫、儿女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何铭思对张永珍的社交能力非常赞赏，建议她走出厨房，到社会上去发挥。
经过细心筹划，张永珍决定创办一份与妇女关系密切的杂志，取名《象牙塔外》。这有些“自画像”的意思，同时也的确代表了当时许多家庭妇女渴望走出家庭的“象牙塔”，出去做一名职业女性、服务社会的愿望。所以杂志一旦出版，便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当时香港妇女界的一面旗幟。
后来通过何铭思，张永珍认识了何的好友——前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她的生活也因此彻底改变了。1974年，张永珍夫妇与霍英东的次子霍震寰做起了石油生意，张永珍自此踏入商界。凭着胆识，张永珍率先开展了全天候的送油业务，在香港建立了健全的销售网络。硬是在外国石油一统天下的香港，为中国石油的销售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上世纪80年代末，她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将瑞典的资金和电子技术引进中国。譬如，爱立信手机就是她引入内地的。正是她的牵线搭桥，1991年爱立信与中国熊猫集团终于牵手，合资成立了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此后的10年里，南京爱立信销售从最初的每年数亿元一路飞涨到百亿元，成为爱立信在亚洲最重要的生产和研发基地。她还曾是瑞典沃尔沃、ABB公司的中国高级顾问。瑞典政府为此特意给她颁发了皇家北极星勇士勋章。
而后，张永珍涉足政界。她不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还是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担任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委会委员、筹委会委员和香港事务顾问等职务。
张永珍以女性特有的精明和坚韧，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香港商界、政界屈指可数的女强人。同时，她又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爱心大使。她以伟大母亲的博爱胸怀，抚恤弱势群体，慷慨惠及香港乃至全中国的文化、教育、健康、消除贫困等事业。
她曾捐款1800万港元给香港城市大学，捐款1000万港元给香港中华总商会作教育基金;捐款600万元兴建甘肃光彩引水工程;在青海、贵州、宁夏等8个省区捐款兴建了几十所希望小学……1998年，黑龙江大庆市一个乡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村民们暂栖山上，生活困难。张永珍看到图片报道后，彻夜难眠，当即捐出1060万元，以后又不断追加，帮助那里的灾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畜牧养殖业。如今，一座美丽的小城早已在草原上崛起。
近些年来，她以个人基金会形式捐赠的款项累计已超过2亿元，可谓德泽广施，乐善不倦。张永珍说：“每次捐款并没有事先想到，只是看到别人有困难，觉得自己可以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人生有限，赚钱固然辛苦，但能够用来帮助贫弱，就感到很欣慰。”
捐赠、拍卖时一掷千金的张永珍，在生活中却十分低调优雅。她说话声音不高，态度亲切，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虽然久居香港，张永珍至今仍然操着一口家乡的吴侬软语，对故乡充满着眷眷深情。
张永珍曾说：“花瓶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手里，真的好开心。不想让这独一无二、具有历史传奇的稀有珍品再次流到国外，所以我今天把它捐赠给国家。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对家庭负责，有条件的话，应该帮助朋友，对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这样的人生才过得精彩和充实，才有意义。”
1景德镇窑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2清康熙-青花釉里红团花纹摇铃尊。
3张永珍与奥格登·里德。
陈列于上海博物馆陶瓷陈列室的景德镇窑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之一。人们可以在博物馆所设的商店里找到价格数千元的复制品，也可以在特制的丝绸围巾和领带上，看到宝瓶身上的美丽桃纹。此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出产于雍正景德镇官窑，代表了整个清代粉彩的制作水平。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摸起来有种粗糙感，看上去也呈现一种哑光的感觉，但图案更为立体。官窑匠师在康熙五彩瓷的基础上，发明了粉彩。据说雍正皇帝对粉彩情有独钟，因此当时的工匠对粉彩瓷的造型、色彩、线条的制作都非常讲究，从而成就了“雍正粉彩”的辉煌。宝瓶的瓶体高约38厘米，绘制了粉彩八桃两蝠，桃子象征“长寿”，蝠是“福”的谐音，寓意福寿双全。据考证，这种瓷器乃帝王后妃做寿之用。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传世极少，瓶类的作品更是极为罕见。所以，在2002年之前，被称为雍正时期“登峰造极”的粉彩官窑瓶类器物，还是中国陶瓷史上缺失的一环。据史书记载，景德镇曾经生产过“粉彩橄榄瓶”，可是人们都没亲眼见过。
2002年秋季的一天，香港报纸的一则消息震惊了中国陶瓷界，一件被誉为绝世珍品的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突然在香港苏富比现身，并于几天后将被公开拍卖。
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清雍正时期的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撇口，细颈，长鼓腹下敛，圈足，因形似橄榄而得名，高35.9cm，口径10cm，足径12.5cm。橄榄瓶为清代流行器形，其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兼具梅瓶、玉壶春之特征于一身，有素身与瓜棱式之分。橄榄瓶始烧于何时尚不明确，但于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常见，属陈设用瓷。关于这件橄榄瓶，还有一段曲折的诞生经历。
283年前，唐英的“失手”
相传，清雍正十二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镇内格外热闹，因为这一天是往宫里送瓷器样品的日子，送入宫的这些样品，将决定官窑未来一年的烧制品种。窑工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内，旁边有人不断报出瓷名：“青花烛台1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点装完毕，唐英突然站起身来，打开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地上。
唐英此举自有深意。原来，这一年的宫廷用瓷为雍正皇帝钦点，在此之前，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烧造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烧制瓷器非一日之功，要烧出有新意的瓷器更非易事。唐英对这些唱“重头戏”的瓷瓶并不满意，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儿别扭。
雍正帝圣旨中提到的粉彩，又称“洋彩”，是釉上彩新品种，始创于康熙年间。特殊之处是在烧好的素胎上，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与各色釉相结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粉红、绿彩变粉绿、黄彩变浅黄……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
于是唐英砸碎了几件不太满意的作品，并冒着被治罪的风险，给雍正皇帝写了一封奏折，称晚几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样。接下来的几天，唐英茶不思饭不想，急的在房中来回踱步，一不留神，撞到了书案。案上的笔筒随即摔在地上，里面的笔也四散滚了出来。唐英连忙低头去捡，却猛地发现，笔筒上面的图案，躺倒时和直立时，居然看起来感觉不太一样。于是唐英突发奇想，如果把平时绘在盘、碟上的图案也绘在直立的瓶子上，一定也会更加生动传神。
宋美龄的馈赠？
雍正粉彩瓷器制作精湛、品质高超，在清代瓷器中独树一帜，备受瞩目，向来是海内外收藏家追逐的宠儿。2002年之前，这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Ogden Rogers Reid）家族中流传。
奥格登·里德，曾任美国参议员，出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亦曾经是《先锋论坛报》的出版人兼总编辑。里德家世显赫，他的外祖父韦罗·里德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从事新闻杂志及外交官生涯。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米尔斯是加利福尼亚一位富翁的女儿，曾参与美国红十字会的组建。他的母亲海伦·罗杰斯·里德是巴纳德大学董事会主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理事，20世纪30年代纽约著名的妇女参政的倡导者，也是蒋介石及夫人宋氏家族的挚友。据奥格登回忆，这件珍品是在他母亲家族的纽约豪宅中被发现的。他幼年时曾见过几次，也曾惊叹于它的精巧与雅致，但从不知道它有如此高的价值。在那个年代，美国人喜欢把花瓶底部钻个洞，改装成灯座，这件稀世珍宝也曾一度作为灯座，放置在客廳的茶几之上，为增强其稳重性，瓶内还加入了他家后花园伴着狗粪的沙泥，长达40年之久。庆幸的是瓷瓶的底部并未打洞，否则完整性将大打折扣，价值也将一落千丈。
关于此瓶是如何进入奥格登·里德家族的，目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由其祖父母在上世纪20年代以前从英国带返美国;二是二战期间宋美龄访美时赠与奥格登·里德之母海伦女士。这两种说法皆源自里德家族，均没有确切的资料予以证实。时至今日，无法考证。 从拍卖记录到镇馆之宝
2002年，这件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之中，顿时引发了市场的巨大兴趣。拍卖会前夕，一架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住了她——绝世珍品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将于苏富比进行拍卖。几天之后，来自全世界的文物爱好者齐聚香港苏富比，其中就包括这位中年女士张永珍。
香港知名商业巾帼张永珍，祖籍江苏武进，1932年出生于上海。祖父是一位雕塑家，父亲张仲英是著名文物鉴藏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为她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使她爱好文物收藏。
出身于古玩世家的她，尤为钟爱收藏清代瓷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哥哥张宗宪的影响。金秋十月，张永珍雅藏的清瓷选萃在香港苏富比上拍，虽只数器，悉为琼珍。
“张永珍每次现身拍场，都耀眼夺目，且三次为中国瓷器刷新成交纪录。近年大概没有多少其他收藏家，能像她一样为香港古玩拍卖市场带来如此活力与朝气。“ 苏富比集团主席William F. Ruprecht称赞道。
2012年10月，张永珍的5件私人珍藏亮相香港苏富比，其中有清康熙釉里红摇铃尊，纹饰清晰，流丽雍雅;还有清乾隆青花折枝花果纹天球瓶，硕大端庄，近乎完美。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Nicolas Chow）说：“这些均是清瓷中非常稀罕而完美的范例，承载了清初康雍乾盛世的辉煌历史。”
2012年10月9日，香港苏富比拍出的康熙御制的一对珊瑚红地五彩盌，以1130万港元成交，比张永珍在2003年购藏时的365万港元高出两倍。这对瓷盌在珊瑚红的底色上，绘以牡丹萱草等花卉，枝叶繁盛，淡青伴浅黄，朱红倚丁香，色彩缤纷，细致清妙。这类瓷盌的造型风格与清宫造办处的瓷胎画珐琅盌很是相仿，然而实际上绘烧于景德镇，并与景德镇督陶官臧应选和助手刘源息息相关。在清初景德镇发展上，此二人举足轻重。
此场拍出的清雍正青花矾红“水波云龙”图折沿大盘，以4098万港元成交。而后雍正一朝仅有短短的13年，留下的官窑精品数量甚少。所以每次拍卖只要有雍正官窑精品现身，都势必会成为市场的又一个兴奋点。比如此次的雍正青花矾红大盘，细绘九龙，相逐云海间，可谓是清人对明代纹饰传承的佳例。明宣德朝有青花盘，器心绘巨龙闹潮，腾跃浪涛间。绘制清朝大盘的艺匠，肯定对类似的宣德青花盘有一定了解。清人唐英，是景德镇最著名的督陶官。此盘上的九龙图饰，应创制于他任内。盘心画正面五爪巨龙，泳于海水波涛之中，欲夺火珠;盘壁内外同绘四龙，穿梭于青花卷云之间，雄壮威猛。这样一件气势恢宏的雍正大盘，张永珍在2005年以1972万港元竞得之，此次以4098万港元易手给西方古董商，成交价翻了一倍多。
另一件此场拍出的清乾隆青花折枝花果纹梅瓶，成交价902万港元，也是乾隆年间唐英任督陶官时的瓷作。此梅瓶纹饰布局与明永乐瓷瓶相近，器底近足处环绘芭蕉叶纹，肩也画莲瓣纹，可见唐英应是从明代雏形上获得启发。这件原是张永珍直接从二哥张宗宪那里买来的精品，此次以902万港元被亚洲藏家拍走。
以上僅是张永珍藏品的冰山一角。
这场拍卖会最终成交3件，总额高达6130万港元。这3件瓷珍，分别来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住在伦敦的独立学者康蕊君（Regina Krahl）曾写到：“关于振兴艺文，对康熙帝而言，或责任也，雍正帝，热忱也，乾隆帝，执迷也。”此专场恰好诠释了这句话。
仇国仕说：“张永珍在过去的15年搜罗了不少御制瓷珍，尤其喜爱雅丽的清瓷。她很享受这个过程，只要喜欢就一定要买到。不像很多藏家在购买前会做大量功课并权衡这件东西几年内是否会升值，张永珍总是率性随心，热情所至，便纳入收藏。”
仇国仕并没有渲染。事实上，张永珍的很多重量级藏品，皆因一见钟情，便决定买下了。十几年前，张永珍在从英国回香港的飞机上翻阅杂志，惊鸿一瞥，邂逅了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随后，她以4150万港元从香港苏富比竞得此瓶。
虽然二哥张宗宪在拍卖前一再提醒她若叫价太高就别买了，张永珍则不考虑那么多。她很果决：“只要喜欢，多贵也值，因此拍卖时没想过设上限，没有想过价钱，没有想过不要。”
这种志在必得，压倒了与之最后竞夺宝瓶的出价方——香港著名艺术品经纪人翟健民。虽然没有竞拍成功，翟建民仍然抑制不住对其赞美：“雍正粉彩具有高贵华丽、艳而不俗、细而不繁的美感，达到了粉彩瓷器的顶峰。用这只橄榄瓶来给雍正粉彩作注解，无疑是最恰当的了。特别是原属青花设计的纹饰演进为粉彩，这还是首次发现，其价值不言而喻。”
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汪庆正，在竞拍未果后，也在不同场合的讲演上多次表示，博物馆资金有限，未能竞价得到这一珍贵的粉彩瓶，十分惋惜。汪庆正没有料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出生在上海的张永珍，虽然长在苏州，但年轻时去香港启程的码头也在上海，所以她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厚，早在1979年就与上海方面合作兴建了25层的雁荡大厦。
2002年，张永珍以4150万港元在香港苏富比竞得清雍正粉彩蝠桃橄榄瓶，并惠赠给上海博物馆。2003年国庆节刚过，汪庆正接到张宗宪电话，他转达了妹妹张永珍愿将此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意向。“当夜我就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知了陈燮君馆长。”汪正庆说，3天后陈馆长在南伶酒家宴请张宗宪，请其转告对张永珍诚挚的谢忱。10月26日，汪正庆和另一位专家许勇翔共同赴港，得到张永珍的盛情款待。她慎重地表示，上海博物馆是这件珍贵文物的最好归宿。汪正庆回忆道：“28日下午，张女士在家中将此瓶交付我们，并和宗宪先生一起送我们出门。我从事文物工作51年，这么高昂价值文物的捐赠全过程，就这样简单而快速地完成了，似乎有点不可想象，就像做梦一样。”
2004年，在宝瓶捐赠仪式上，上海市政府向张永珍颁发了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随后，张永珍的发言令人难忘。她说：“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对家庭负责，有条件的话，应该帮助朋友，对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这样的人生才过得精彩和充实，才有意义。”这让人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 竞得这件雍正宝瓶，是张永珍在拍场上第一次创下中国瓷器拍卖纪录，之后她又两次刷新纪录。一次是在2006年11月，她在香港佳士得拍场上以1.5亿港元买下哥哥张宗宪收藏的清乾隆杏林春燕图碗。这在外人看来不免觉得奇怪。但其实从1999年开始，张永珍就在拍卖会上竞买哥哥的藏品。北京藏家马未都说：“虽然是亲兄妹，但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个体，这种购买一点也不怪。”
另一次破纪录是2010年10月，张永珍以2.5亿港元的超高天价，拿下清乾隆长颈葫芦瓶。这让马未都也十分佩服张永珍的金钱观，“她每次觉得看着很美就买了，简直把金钱用到了极致”。
“这种跟着直觉走、喜欢就买的风格，并非草率行事。事实上，张永珍有着很好的家学渊源，从小在古董珍品的熏陶中长大，品味雅尚。”仇国仕对张永珍的家族非常了解。
她的祖父张揖如，是晚清民初的竹刻名家，朝廷重臣李鸿章曾用张揖如雕刻的漆器作为慈禧六十大寿的贺礼。父亲张仲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滩古董界翘楚，在外滩五马路开设“聚珍斋”古玩、珠宝行。古玩商仇焱之曾带着英国大卫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到这里，一次就买走3万银圆货物。大哥张永芳是海外著名建筑师，在香港、加拿大等地的拍卖界也很有影响。二哥是堪称为当今海内外古董巨擘的张宗宪，在世界文物收藏圈内受到普遍敬重。三哥张宗儒，也是富甲一方的古玩巨商，后移民加拿大。堂兄张永昌是中国著名的古玩鉴定专家，与文物鉴定大师耿宝昌并称为“南张北耿”。 小妹张永珍正是出身于这个“中国第一古玩家族“。
然而秀美开朗的张永珍，少女时代的两次旧式婚姻并不顺遂。半个多世纪前，历经坎坷的张永珍来到香港。那时，其兄张宗宪已来港多年，开起了古董店”永元行“。兄妹团聚后，妹妹一直在二哥的古董店当帮手，一起过了好长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后来张永珍前往英国读书，196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工专。
在英国，张永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中国著名考古学者郑德坤的儿子、香港淘化大同公司的继承人郑正训。两人颇有举案齐眉的登对之感，1964年在英国结婚，两年后回到香港。郑正训返港之初，经常在英文报刊上评论香港的高地价等政策问题，引起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何铭思的注意，遂到郑家拜访。当时，郑正训的主要精力就是经营家族生意，而张永珍生下两儿两女后，一直相夫教子，将丈夫、儿女照顾得无微不至。然而，何铭思对张永珍的社交能力非常赞赏，建议她走出厨房，到社会上去发挥。
经过细心筹划，张永珍决定创办一份与妇女关系密切的杂志，取名《象牙塔外》。这有些“自画像”的意思，同时也的确代表了当时许多家庭妇女渴望走出家庭的“象牙塔”，出去做一名职业女性、服务社会的愿望。所以杂志一旦出版，便引起广泛反响，成为当时香港妇女界的一面旗幟。
后来通过何铭思，张永珍认识了何的好友——前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她的生活也因此彻底改变了。1974年，张永珍夫妇与霍英东的次子霍震寰做起了石油生意，张永珍自此踏入商界。凭着胆识，张永珍率先开展了全天候的送油业务，在香港建立了健全的销售网络。硬是在外国石油一统天下的香港，为中国石油的销售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上世纪80年代末，她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将瑞典的资金和电子技术引进中国。譬如，爱立信手机就是她引入内地的。正是她的牵线搭桥，1991年爱立信与中国熊猫集团终于牵手，合资成立了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此后的10年里，南京爱立信销售从最初的每年数亿元一路飞涨到百亿元，成为爱立信在亚洲最重要的生产和研发基地。她还曾是瑞典沃尔沃、ABB公司的中国高级顾问。瑞典政府为此特意给她颁发了皇家北极星勇士勋章。
而后，张永珍涉足政界。她不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还是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担任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委会委员、筹委会委员和香港事务顾问等职务。
张永珍以女性特有的精明和坚韧，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香港商界、政界屈指可数的女强人。同时，她又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爱心大使。她以伟大母亲的博爱胸怀，抚恤弱势群体，慷慨惠及香港乃至全中国的文化、教育、健康、消除贫困等事业。
她曾捐款1800万港元给香港城市大学，捐款1000万港元给香港中华总商会作教育基金;捐款600万元兴建甘肃光彩引水工程;在青海、贵州、宁夏等8个省区捐款兴建了几十所希望小学……1998年，黑龙江大庆市一个乡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村民们暂栖山上，生活困难。张永珍看到图片报道后，彻夜难眠，当即捐出1060万元，以后又不断追加，帮助那里的灾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畜牧养殖业。如今，一座美丽的小城早已在草原上崛起。
近些年来，她以个人基金会形式捐赠的款项累计已超过2亿元，可谓德泽广施，乐善不倦。张永珍说：“每次捐款并没有事先想到，只是看到别人有困难，觉得自己可以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人生有限，赚钱固然辛苦，但能够用来帮助贫弱，就感到很欣慰。”
捐赠、拍卖时一掷千金的张永珍，在生活中却十分低调优雅。她说话声音不高，态度亲切，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虽然久居香港，张永珍至今仍然操着一口家乡的吴侬软语，对故乡充满着眷眷深情。
张永珍曾说：“花瓶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手里，真的好开心。不想让这独一无二、具有历史传奇的稀有珍品再次流到国外，所以我今天把它捐赠给国家。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对家庭负责，有条件的话，应该帮助朋友，对国家和社会作贡献。这样的人生才过得精彩和充实，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