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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依据中国金融机构信贷和宏观经济数据,采用“信贷余额/GDP”指标,计算我国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和数量,检验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对中国银行业的有效性,并针对实证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我国实施所面临的挑战,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巴塞尔III;顺周期性;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YJC790197);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YBA089);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费项目(2011185)
作者简介:王忠生(1978—),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
一、引 言
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进而席卷全球各大经济体,不少银行因此遭受重创或破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现有银行监管制度的反思。其中,旧巴塞尔协议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却忽视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合成谬误”的缺点被人广为诟病。巴塞尔协议III针对原有资本监管具有的顺周期性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提出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关注,改善和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建设。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引入和运用逆周期性缓冲资本实施逆周期调节,以减轻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增强银行体系在经济恶化时期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减轻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构造适合我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框架和工具是我国当前推进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措施的总要内容。在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背景下,银行业通过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水平,缓解银行体系与现有监管手段的顺周期性问题,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指标选择的问题上,Repullo & Saurina(2009)运用西班牙工商业贷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GDP增长率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是其三种判别方法中确定逆周期乘数的最适当选择[1]。Drehmann et al(2011)等比较了众多可能的经济变量,发现信贷/GDP比例在指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时效果最佳,它对金融危机前风险累积的阶段有较好的识别作用。而其它指标比如信用价差,在释放资本缓冲阶段效果更好[2]。Edge & Meisenzahl(2011)通过研究美国数据发现,如果考虑产出缺口,对信贷/GDP比例缺口指标的事后估计与产出缺口同等大小,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信贷/GDP缺口指标的趋势估计是不可靠的,错误的估计可能导致实时信贷的错误削减[3]。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效果上,Gabriel et al(2012)等利用西班牙信贷数据研究了以信贷/GDP比例指标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发现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具有平滑信贷周期的作用[4]。李泓文和罗猛(2010)、田宝和周荣(2013)研究表明信贷/GDP指标对是一个较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判断指标[5-6]。邹传伟(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显示,逆周期资本缓冲具有降低银行破产概率和缓冲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影响的双重效果,但需要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等协调使用,才能更好满足应对信贷顺周期性的要求[7]。陈忠阳,刘志洋(2004)研究分析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认为不应仅仅依据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方法和挂钩变量,而应该结合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进行整体设计[8]。本文在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1996年到2013年的中国金融机构信贷和宏观经济数据,对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中国运用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运行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经济周期,体现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扩张、衰退、收缩和复苏循环发生,周而复始的宏观经济波动过程。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经济,金融系统也存在着周期性,突出表现为萧条时银行信贷收缩与繁荣时信贷扩张的特征,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体系的波动,体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9]。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指在时间维度上一种金融体系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动态正向反馈机制,它体现为经济繁荣与金融体系扩张相互促进,经济衰退与信贷收缩交织叠加,从而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广泛应用,金融机构和整体经济运行越来越密切相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以及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以及外部评级等的顺周期性效应共同作用,成为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危机的发生机制开始着手,寻求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有力措施。
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和旧巴塞尔协议可能加强顺周期性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BCBS)于2010年12月发布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文本,提出了全球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在坚持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提出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其中关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与Basel III一同发布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巴塞尔委员会阐述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模型与方法,提出了0~0.25%逆周期资本要求,为各国监管当局制定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提供参考标准。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其目的在于使银行体系在总体信贷过度增长时积累足够的逆周期资本,从而在信贷周期反转时能够对银行的损失进行吸收。从银行业的实践来看,理想的逆周期指标应当符合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指标要能够体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程度;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行期能够依照逆周期指标积累适度规模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在经济下行至萧条期时能够对该资本进行合理有序的释放[10]。国际清算银行(2010)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指标变量进行了分析,在综合比较分析总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增长、实际信贷增长及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实际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银行(税前)利润与(总)损失、利差等系列指标变量后指出,信贷/GDP指标对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PA)能较好地满足上述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所有考虑的指标变量中最合适的。因此《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建议将信贷/GDP指标作为各国逆周期超额资本决策的参考基准[11]。 对于使用何种方法来计算GPA的长期趋势值,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计算方法为H-P滤波法。Hodrick—Prescott filter(H-P滤波)为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商业循环时首次使用,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的标准数学工具,具有可对近期数值给予更高权重的优点。利用H-P滤波能够分离出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平稳序列的数据。假设 为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时间序列,其中 是趋势成分, 是波动成分。HP滤波法从 中将 分离出来,来分析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
上式中 为平滑参数,随着 的增大,估计的长期趋势线会逐渐变得平滑。在平滑参数的设定上,巴塞尔委员会经过实证研究认为, =400 000为合适的取值。在信贷/GDP指标的计算方法上,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算步骤为:第一步为计算私人部门总的信贷/GDP指标;第二步为使用高平滑参数( =400 000)的单边HP滤波法,计算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第三步为利用上一步的偏离度 计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比例。当 低于特定的临界值(L)时逆周期资本为0,当 大于等于L时开始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的提取随着 的增长而线性增长,当 达到上限临界值H时,逆周期资本达到最大值。巴塞尔委员会分析后发现,L=2和H=10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中国银行业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指标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作为信贷指标,同时加入有价证券投资组成广义信用。选取四组信贷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一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二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的广义信贷总额(人民币贷款余额加上有价证券投资)的季度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从2002年开始,对信贷总额分人民币信贷总额与外汇信贷总额进行了区分。本文也采用了本外总额这一口径的信贷数据。分别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广义信用信贷总额的季度数据。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步骤
1.根据BCBS(2010)的设定方法,先计算每一期总信用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
公式中 为t期的名义信贷余额, 为t期的名义GDP。由于季度GDP作为宏观经济数据在平稳性和可比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在此将季度GDP数据转化为了年化GDP数据。
2.使用H-P滤波分析法估计 的长期趋势值 ,然后计算出 的缺口 。本文使用Eviews7.0对 进行H-P滤波分析,计算信贷余额/GDP指标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
3.运用BCBS(2010)所规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当年的 缺口的关系式得出银行在各年度所适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当偏离度(GAP)低于下限2时缓冲资本为0,GAP大于上限10时计提2.5%,而当GAP介于下限2和上限10之间时GPA每增加1%,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比例上升0.3125%,运用Eviews7.0测算出1996年至2013年各个季度,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与广义信贷总额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提取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1.不同信贷口径下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
通过对比以上四种不同口径的信贷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共同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为:(1)1998年到1999年;(2)2002年至2005年;(3)2009年至2010。
2.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原因分析
(1)第一阶段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期,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重大外部负面冲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形成宽松的信贷环境。此阶段为经济低迷到逐渐复苏的时期,从测算结果来看,在四个不同信贷口径下,此阶段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水平整体体现为很低或者直接不计提。当然,监管当局不能以这个单一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可以结合其他备选指标来加以综合判断。
(2)第二阶段是从2002年到2005年,这一期间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我国加入WTO的效应初步显现,进出口顺差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经济开始加速发展,GDP增长率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规模大幅度增加,带来了能源交通运输供应紧张,部分地区、行业投资过热和外资流入过多等问题,出现了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这一阶段逆周期资本缓冲也达到了上限2.5%。
(3)第三阶段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0年,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增加较快,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等风险敞口大幅增加,带来系统性风险增加隐患。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计算规则,需要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
(4)比较各项贷款总额与广义信用贷款总额所对应的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未加入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前的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从1998年到1999年计提结束后归为0,下一阶段到2002年才重新开始计提。但考虑到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后为:1999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这一段时期连续计提期间。经过研究后发现,不同口径下计提期间出现偏差的原因是因为在1999年至2002年,此期间我国银行业有价证券投资大幅度增加。
(四)结论与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可能面临的挑战
根据上述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并发现巴塞尔委员给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模型在中国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 1.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GDP指标是反映经济状况、衡量资本缓冲积累一个较好指标。但由于我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呈现较快增长的上行发展态势,缺乏完整的经济周期来验证信贷余额/GDP指标在经济下行阶段是否也能发挥出相应的判断预测作用。
2.H-P滤波分析所获得的长期趋势值会受到不同数据样本区间的选择的影响。在本外币信贷余额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的区间为1996年2013年,但由于我国从2002年期才开始对外币信贷余额进行单独统计,实则本外币信用余额的有效区间为2002年到2013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考虑进外汇因素后,本外币信贷余额2009年至2010年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人民币信贷余额部分应计提的资本缓冲数值差距较大。
3.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要形式,但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进程和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最新趋势来看,以银行作为中间人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将逐渐转变到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上去,金融体系的这一结构性转变将给信贷余额变量的统计带来挑战并将影响预测效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信贷快速增长时期计提逆周期缓冲,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防止贷款过快增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更好地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使用信贷/GDP指标时应合理配合其他经济指标。尽管信贷/GDP指标为监管当局计提逆周期资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作为单一指标有其局限性,需要综合考虑更多的辅助变量指标,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可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监管当局在信贷/GDP指标基础上,通过参考其他辅助指标,例如银行利润和损失、利差、房地产价格指数等,才能更为科学地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与释放。
(二)以系统风险变动作为衡量标准并考虑统筹各项资金运用。运用信贷/GDP指标作为衡量指标时,应综合分析该指标的变化是否能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情况。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与系统性风险积聚并不存在完全一致性,例如在信贷总量高速增长与信贷只在特定领域的快速增长而总量不变的不同情形下,在判断标准与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上存在明显差异。监管部门应对监管指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判断。同时,在运用信贷总额数据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分析时,还应考虑到不同口径的信贷量影响的差异性,统筹考虑不同口径下的各项资金运用情况。在金融国际化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本外币口径的数据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三)将逆周期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首要目标是利用逆周期资本实现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因信贷过度增长时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所带来的损害。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保护单个银行在压力期间具有偿付能力的同时,更要保护整个银行体系在信贷过度投放时总体上有可用资本保证信贷供给,不会出现整体偿付能力不足问题。逆周期资本的提出是为向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超额资本,提高银行体系应对潜在损失的能力。因此不能偏离其目标将其作为调控经济周期或资产价格的工具加以使用,而应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实施中与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实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 Repullo R., Jesús Saurina. The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Of Basel III: A Critical Assessment[R]. CMFI Working Paper No. 1102, June, 2011.
[2] Drehmann M., Borio C., Gambacorta L., et al.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 exploring options [R]. BIS Working Papers, July, 2010.
[3] Rochelle M. Edge, Ralf R. Meisenzahl. The unreliability of credit-to-GDP ratio gaps in real-tim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R]. Federal Reserve Board working paper, May, 2011.
[4] Gabriel Jiménez, Steven Ongena, José-Luis Peydró, Jesús Saurina. Macroprudential Policy, Countercyclical Bank Capital Buffers and Credit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Spanish Dynamic Provisioning Experiments[R]. National Bank of Belgium Working Paper Research 231, 2012.
[5] 李泓文,罗猛. 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框架在我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1,(6):81-88.
[6] 田宝,周荣. 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2,(10):31-48.
[7] 邹传伟. 对BaselIII逆周期资本缓冲效果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13,(5):60-72.
[8] 陈忠阳,刘志洋. BaselIII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表现好吗?——基于国际与中国的实证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3):48-57,172.
[9] 胡建华. 逆周期资本缓冲能否消除我国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J]. 财经问题研究, 2013,(11):48-54.
[10] 朱波,卢露. 中国逆周期缓冲资本调整指标研究—基于金融体系脆弱时期的实证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3(10):86-96.
[11] 杨柳,李力,韩梦瑶.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中国金融体系应用的实证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2012,(5):34-40.
Abstract:It’s an important job to construct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framework and tools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bank supervision in China. The article uses the data of macro-economy such as credit and GDP to calculate the capital buffer of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Guidance for National Authorities Operating the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Finally,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banks to find out the shortages and giv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Basel III;Pro-cyclicality;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tools
关键词:巴塞尔III;顺周期性;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2YJC790197);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3YBA089);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费项目(2011185)
作者简介:王忠生(1978—),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
一、引 言
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进而席卷全球各大经济体,不少银行因此遭受重创或破产,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现有银行监管制度的反思。其中,旧巴塞尔协议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却忽视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合成谬误”的缺点被人广为诟病。巴塞尔协议III针对原有资本监管具有的顺周期性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问题,提出在强调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关注,改善和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建设。其中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引入和运用逆周期性缓冲资本实施逆周期调节,以减轻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效应,增强银行体系在经济恶化时期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减轻系统性危机发生概率。构造适合我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框架和工具是我国当前推进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措施的总要内容。在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的背景下,银行业通过引入逆周期资本要求,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水平,缓解银行体系与现有监管手段的顺周期性问题,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指标选择的问题上,Repullo & Saurina(2009)运用西班牙工商业贷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GDP增长率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是其三种判别方法中确定逆周期乘数的最适当选择[1]。Drehmann et al(2011)等比较了众多可能的经济变量,发现信贷/GDP比例在指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时效果最佳,它对金融危机前风险累积的阶段有较好的识别作用。而其它指标比如信用价差,在释放资本缓冲阶段效果更好[2]。Edge & Meisenzahl(2011)通过研究美国数据发现,如果考虑产出缺口,对信贷/GDP比例缺口指标的事后估计与产出缺口同等大小,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信贷/GDP缺口指标的趋势估计是不可靠的,错误的估计可能导致实时信贷的错误削减[3]。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效果上,Gabriel et al(2012)等利用西班牙信贷数据研究了以信贷/GDP比例指标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对信贷供给的影响,发现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具有平滑信贷周期的作用[4]。李泓文和罗猛(2010)、田宝和周荣(2013)研究表明信贷/GDP指标对是一个较好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判断指标[5-6]。邹传伟(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显示,逆周期资本缓冲具有降低银行破产概率和缓冲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影响的双重效果,但需要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等协调使用,才能更好满足应对信贷顺周期性的要求[7]。陈忠阳,刘志洋(2004)研究分析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认为不应仅仅依据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方法和挂钩变量,而应该结合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进行整体设计[8]。本文在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1996年到2013年的中国金融机构信贷和宏观经济数据,对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中国运用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分析其存在的挑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巴塞尔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运行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经济周期,体现为一种经济活动的扩张、衰退、收缩和复苏循环发生,周而复始的宏观经济波动过程。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经济,金融系统也存在着周期性,突出表现为萧条时银行信贷收缩与繁荣时信贷扩张的特征,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体系的波动,体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9]。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指在时间维度上一种金融体系和实体部门之间的动态正向反馈机制,它体现为经济繁荣与金融体系扩张相互促进,经济衰退与信贷收缩交织叠加,从而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广泛应用,金融机构和整体经济运行越来越密切相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以及资本监管、贷款损失拨备以及外部评级等的顺周期性效应共同作用,成为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从危机的发生机制开始着手,寻求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有力措施。
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和旧巴塞尔协议可能加强顺周期性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BCBS)于2010年12月发布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 III)文本,提出了全球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新标准,在坚持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提出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要求。其中关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在与Basel III一同发布的《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巴塞尔委员会阐述了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模型与方法,提出了0~0.25%逆周期资本要求,为各国监管当局制定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提供参考标准。
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其目的在于使银行体系在总体信贷过度增长时积累足够的逆周期资本,从而在信贷周期反转时能够对银行的损失进行吸收。从银行业的实践来看,理想的逆周期指标应当符合两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指标要能够体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的积聚程度;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行期能够依照逆周期指标积累适度规模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在经济下行至萧条期时能够对该资本进行合理有序的释放[10]。国际清算银行(2010)对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指标变量进行了分析,在综合比较分析总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增长、实际信贷增长及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实际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银行(税前)利润与(总)损失、利差等系列指标变量后指出,信贷/GDP指标对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PA)能较好地满足上述两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所有考虑的指标变量中最合适的。因此《各国监管当局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指引》中建议将信贷/GDP指标作为各国逆周期超额资本决策的参考基准[11]。 对于使用何种方法来计算GPA的长期趋势值,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计算方法为H-P滤波法。Hodrick—Prescott filter(H-P滤波)为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商业循环时首次使用,作为宏观经济学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的标准数学工具,具有可对近期数值给予更高权重的优点。利用H-P滤波能够分离出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平稳序列的数据。假设 为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时间序列,其中 是趋势成分, 是波动成分。HP滤波法从 中将 分离出来,来分析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
上式中 为平滑参数,随着 的增大,估计的长期趋势线会逐渐变得平滑。在平滑参数的设定上,巴塞尔委员会经过实证研究认为, =400 000为合适的取值。在信贷/GDP指标的计算方法上,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算步骤为:第一步为计算私人部门总的信贷/GDP指标;第二步为使用高平滑参数( =400 000)的单边HP滤波法,计算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度;第三步为利用上一步的偏离度 计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比例。当 低于特定的临界值(L)时逆周期资本为0,当 大于等于L时开始计提逆周期资本,逆周期的提取随着 的增长而线性增长,当 达到上限临界值H时,逆周期资本达到最大值。巴塞尔委员会分析后发现,L=2和H=10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中国银行业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指标
本文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作为信贷指标,同时加入有价证券投资组成广义信用。选取四组信贷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一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二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金融机构的广义信贷总额(人民币贷款余额加上有价证券投资)的季度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从2002年开始,对信贷总额分人民币信贷总额与外汇信贷总额进行了区分。本文也采用了本外总额这一口径的信贷数据。分别是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的季度数据;1996年初到2013年末本外币广义信用信贷总额的季度数据。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步骤
1.根据BCBS(2010)的设定方法,先计算每一期总信用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
公式中 为t期的名义信贷余额, 为t期的名义GDP。由于季度GDP作为宏观经济数据在平稳性和可比性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在此将季度GDP数据转化为了年化GDP数据。
2.使用H-P滤波分析法估计 的长期趋势值 ,然后计算出 的缺口 。本文使用Eviews7.0对 进行H-P滤波分析,计算信贷余额/GDP指标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
3.运用BCBS(2010)所规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当年的 缺口的关系式得出银行在各年度所适用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当偏离度(GAP)低于下限2时缓冲资本为0,GAP大于上限10时计提2.5%,而当GAP介于下限2和上限10之间时GPA每增加1%,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比例上升0.3125%,运用Eviews7.0测算出1996年至2013年各个季度,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与广义信贷总额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提取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1.不同信贷口径下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
通过对比以上四种不同口径的信贷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共同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为:(1)1998年到1999年;(2)2002年至2005年;(3)2009年至2010。
2.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原因分析
(1)第一阶段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期,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重大外部负面冲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形成宽松的信贷环境。此阶段为经济低迷到逐渐复苏的时期,从测算结果来看,在四个不同信贷口径下,此阶段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水平整体体现为很低或者直接不计提。当然,监管当局不能以这个单一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可以结合其他备选指标来加以综合判断。
(2)第二阶段是从2002年到2005年,这一期间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我国加入WTO的效应初步显现,进出口顺差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经济开始加速发展,GDP增长率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规模大幅度增加,带来了能源交通运输供应紧张,部分地区、行业投资过热和外资流入过多等问题,出现了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这一阶段逆周期资本缓冲也达到了上限2.5%。
(3)第三阶段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0年,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信贷增加较快,货币超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等风险敞口大幅增加,带来系统性风险增加隐患。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计算规则,需要计提逆周期缓冲资本。
(4)比较各项贷款总额与广义信用贷款总额所对应的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我们可以发现未加入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前的需要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期从1998年到1999年计提结束后归为0,下一阶段到2002年才重新开始计提。但考虑到有价证券及投资因素后为:1999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这一段时期连续计提期间。经过研究后发现,不同口径下计提期间出现偏差的原因是因为在1999年至2002年,此期间我国银行业有价证券投资大幅度增加。
(四)结论与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可能面临的挑战
根据上述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并发现巴塞尔委员给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模型在中国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 1.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GDP指标是反映经济状况、衡量资本缓冲积累一个较好指标。但由于我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呈现较快增长的上行发展态势,缺乏完整的经济周期来验证信贷余额/GDP指标在经济下行阶段是否也能发挥出相应的判断预测作用。
2.H-P滤波分析所获得的长期趋势值会受到不同数据样本区间的选择的影响。在本外币信贷余额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的区间为1996年2013年,但由于我国从2002年期才开始对外币信贷余额进行单独统计,实则本外币信用余额的有效区间为2002年到2013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考虑进外汇因素后,本外币信贷余额2009年至2010年应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与人民币信贷余额部分应计提的资本缓冲数值差距较大。
3.目前,我国的融资方式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要形式,但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进程和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最新趋势来看,以银行作为中间人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将逐渐转变到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上去,金融体系的这一结构性转变将给信贷余额变量的统计带来挑战并将影响预测效果。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信贷快速增长时期计提逆周期缓冲,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防止贷款过快增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更好地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决策,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一)使用信贷/GDP指标时应合理配合其他经济指标。尽管信贷/GDP指标为监管当局计提逆周期资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作为单一指标有其局限性,需要综合考虑更多的辅助变量指标,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可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监管当局在信贷/GDP指标基础上,通过参考其他辅助指标,例如银行利润和损失、利差、房地产价格指数等,才能更为科学地确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与释放。
(二)以系统风险变动作为衡量标准并考虑统筹各项资金运用。运用信贷/GDP指标作为衡量指标时,应综合分析该指标的变化是否能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情况。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与系统性风险积聚并不存在完全一致性,例如在信贷总量高速增长与信贷只在特定领域的快速增长而总量不变的不同情形下,在判断标准与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上存在明显差异。监管部门应对监管指标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判断。同时,在运用信贷总额数据进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分析时,还应考虑到不同口径的信贷量影响的差异性,统筹考虑不同口径下的各项资金运用情况。在金融国际化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本外币口径的数据是更为恰当的选择。
(三)将逆周期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首要目标是利用逆周期资本实现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因信贷过度增长时系统性风险的积聚所带来的损害。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保护单个银行在压力期间具有偿付能力的同时,更要保护整个银行体系在信贷过度投放时总体上有可用资本保证信贷供给,不会出现整体偿付能力不足问题。逆周期资本的提出是为向银行体系提供额外的超额资本,提高银行体系应对潜在损失的能力。因此不能偏离其目标将其作为调控经济周期或资产价格的工具加以使用,而应在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实施中与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实施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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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s an important job to construct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framework and tools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bank supervision in China. The article uses the data of macro-economy such as credit and GDP to calculate the capital buffer of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Guidance for National Authorities Operating the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Finally,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banks to find out the shortages and giv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 Basel III;Pro-cyclicality;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