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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进城的农民有住所，有收入，有保障，让城镇化的进程更科学、更人文、更美丽，这是中国城镇化的梦想。建设什么样的城镇化？如何建设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实现的道路在何方？这些问题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
进城，是中国几代农民的梦想。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所在。城镇化不只是建广场、‘种房子’”，“没有产业基础，我们建起的只是‘空城’”，“城镇化要能支撑起安居梦、创业梦、市民梦”。
4道坎：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入学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预期达到53.37%。相比多年来1%以上的增速，今年预期增长仅0.77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口城镇化’。现在全国城镇人口超过7.1亿，其中1/3没有当地户籍，许多农民进了城却成不了城里人，是一笔很大的欠账。预期增长目标调低，意味着今后城镇化要更多强调质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
农业转移人口变成市民究竟有多大成本？陈锡文分析：
——就业。农民进城，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即有工作，解决就业问题。要有工作，就要需要企业。
——住房。有关部门调查，52%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47%租住农民房，自有城镇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解决他们的住房，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社保。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保。按某中部城市标准测算，如果把各类该交的社保全部缴纳，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每月要交682元，一年是8184元。全国算起来，每年资金缺口是一个很大数额。
——教育。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1.25亿人，有1260万在城市上学。只有10%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现在就让城市的学校难以接纳。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大量孩子进城，城市该怎么办？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为10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至少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市民化=就业+安居+公共服务均等。”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目前，农民工进城难，一方面在于城市“取而不予”，农民工难以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企业“用而不养”，在工资、社保、福利、培训等方面做的不够。“应该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
“城镇化前提是让农民先富起来。”陈锡文说，到2030年我国的人口将达到高峰，即使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不把农村建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建成全面小康目标无法实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重要的是质量。
“我们走出了农村，却还没有迈进城市”
让我们来看一组统计上的对比：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6%，但是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城镇率快速提高的同时，一个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很多地方的城镇化说白了就是土地城镇化，甚至‘房地产化’。”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固原市市长马汉成说，“为什么‘房地产化’？因为房地产变现快。政府拿地、修路也是从银行贷款，也有经济压力，建房地产是最快见到钱的项目。”
“农村土地城市化了，但是农民却被边缘化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委主任吴沛良说，“‘扛着锄头上楼’的城镇化只是表象上的城镇化。”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吉林省主委王天戈曾经对此作过调研，在云南省的一个地方，农民虽然住到城里的楼房了，但是家里面还需要务农，或者还要饲养一些家禽，但由于楼房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所以农民在农忙时候都回到老房子去住，农闲时才住楼房。
而一些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员更是成为失业、失地、失保的“三失”农民。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说：“农民工户籍在农村，融入不了城市，形成‘两不靠’的游离状态。”
在赴京开会之前，来自上海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专门到农民工中了解情况，他发现，住房和子女异地升学的问题是农民工最头疼的事，“有对夫妻，出来打工13年了，只回过3次家，有一次6年才跟孩子见了一面。我听了当场就掉眼泪了。”周振波说。“我们走出了农村，却还没有迈进城市。”同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曹勇说。
不唱“空城计”，不要“城市病”
有这样一则幽默笑话：某君携宠物龟下班回家，碰到北京二环堵车，乌龟实在耐不住性子，先爬回家。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乌龟满头大汗地爬回来，气鼓鼓道：“你忘了给我家门钥匙啦！”这则幽默笑话，幽默地讽刺了当今城市人生活状态——堵车。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房价等现象被称为现代“城市病”。
“城镇化不是盲目地摊大饼，也不是鼓励人口一味往大型城市跑，造成新的空城、空巢。”张兆安建议，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特大型城市要“适可而止”，不能无限扩大规模。
在这一点上，很多代表都谈到了“规划”的重要性。马汉成认为：“规划是一种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源。过去很多地方拆了建，建了拆，就是规划缺失，造成了资源的很大浪费。”
在规划思路中，“之前有一个共识就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现在来看是有问题的，许多大城市的生活并不一定是最舒适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要把大城市发展和中小城市发展结合起来。”
具体到省、市、县，都要有自己的规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咸宁市市长丁小强说，做规划要有全域的概念，不能千篇一律，一搞城镇化都搞成一个模式。要按照地方特色来规划，有的适合发展工业，有的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搞农业；功能上也要有所区别，是中心乡镇还是一般乡镇，或者是特色乡镇。 除了规划先行，代表委员还认为城镇化的建设不能再走粗放的路线。“城市的规划粗放、建设粗放、管理粗放导致大量资源能源的损耗。”陈锡文说。据统计，即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广州，单位土地GDP的产出也只有香港的1/10，新加坡的1/12。又据统计，目前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
“美丽中国”是代表委员对未来城镇化建设方向的憧憬。“在城镇建设中要保留地方人文特色、民俗风情、田园风光，建设‘美丽城镇’，在农民拥有进城梦的同时，也让城市人渴望田园梦。”马汉成说。
造个“盆景”不是城镇化
一些代表和委员表示，有的地方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和问题，让人担忧，值得警惕。
不能打造“盆景”式的样板。一些代表提到，部分地方热衷于打造城镇化样板，形成供人参观的“盆景”。这些地方的城镇化“经验”，不是在基层实践中闯出的“阳关道”，而是集中了大量资源堆积出来的“花架子”，表面上出形象，实际却难以为继，其他地方更谈不上学习、复制和推广。
我国西部有一个山村，2008年时，农民还全部是分散居住。如今，村民都住进了白墙灰瓦的整齐楼房，门前是宽阔整洁的马路，水、电、天然气、网络，幼儿园、图书室等配套设施齐全。这个村成为当地推进城镇化的样板村，各地干部纷至沓来“取经”。
“村里向上级争取了相当多的倾斜政策。”当地一位干部说，这里300多户村民建房花了9000多万元，各部门支持资金也都大量往这里集中，“就是集中全市资源树一个典型，不可复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说，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喜欢集中力量树典型，花大价钱搭建只能供人参观的“盆景”，这样的城镇化倾向让人担忧。
要防止为追求“数字”与民争利。有代表说，有的地方追求数字好看，运动式造城，不尊重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以及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选择权，逼农民搞“现代化”、逼农民过“幸福”生活。
几位农民介绍说，部分地区把农村变成城镇社区，使得平原地区有的农民要跑十几里路种地，骑着摩托车挑大粪；山区农民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去种地，回来还要举火把照明。在西部一座村庄，整村合并后，有的村民每天都要坐中巴车去田里种菜，来回约需3个小时。
“农民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好日子，基层干部就开始瞎折腾。”居住在西南某省偏远山村的一位村民说，他们搞先拆后建，村里人没了自己的房子，租一间房放两张床挤四五个人，中间就拉个布帘，三五年过不上像样的日子。
来自辽宁农村的张文成认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让农民“被上楼”。
城镇化核心要解决：人、地、粮、钱
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人”：更加有效地维护好、实现好农民土地权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是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而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关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辜胜阻说，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人”——人必须是真正城镇化了的人，成为代表委员的普遍共识，更成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核心标准。
关于如何“要人”，代表委员们建议，应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以及加快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多方面入手，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凡指出，要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给农业转移人口吃“定心丸”。他建议，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享有可转让与可收益权；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问题，逐渐完善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产权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带着确权后的宅基地指标，置换城镇的经济适用房，并将他们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张桂华指出，被征地农民普遍存在年龄偏高、学历偏低、技能缺乏的问题，再就业困难，常常上岗又下岗，国家应将被征地农民社保纳入国家“总盘子”，建立统一的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
在现有户籍制度下，户籍上的身份所附加的是教育、医疗、社保等一系列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影响城乡流动的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改革。”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建投七建集团农民工康仁说。
“地”：节约集约用地，要有更刚性的规划和评价。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土地的支撑。“人多地少是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海南省主委施耀忠指出。他认为，节约集约用地，应有更刚性的规划控制和评价约束。他建议，要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统筹安排和指导城镇化建设各类专业规划用地，发挥各类专业规划控制城镇化建设用地规模、布局和土地供应总量的作用。同时，应构建新型城镇化节约集约用地考评体系，并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除了对新增用地的控制，代表、委员们还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存量用地的挖潜。赵松委员认为，对城镇化引发的用地需求，并不一定都要用新增建设用地来解决。我国现在的土地利用强度，整体并不高，即使在很多城市内部，可盘活的用地空间还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指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节约集约用地的有效方式。“建新型农村社区，没占一分耕地！”裴春亮代表透露。据了解，他所在的河南辉县张村乡裴寨社区，覆盖全乡24个行政村、108个自然村。预计到2015年，容纳人口1.5万人。社区建成后，老村宅基地全部变成高效农业用地，既节约了用地，又增加了耕地。
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张平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透露，如果顺利，国家城镇化发展十年规划今年上半年可能出台。据预测，规划中将特别提出探索实行“人地挂钩”政策，以推进更有质量的城镇化。 “粮”：严守耕地数量，更加注重耕地质量。赖明委员透露，目前粮食自给率下降到90%，低于原来预定95%的目标，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未来如何保证粮食自给率，将是重大课题。
基于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底线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代表委员建议，当前不仅要坚守耕地保护的数量红线，还要制定耕地保护的质量红线。谢德体委员表示，由于长期对地力建设重视不够，目前存在高中产田比重不断下降、土壤营养比例严重失调、耕作层变浅、耕地污染加剧等诸多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秦光蔚指出，耕地质量下降后，短期很难恢复，我们在守住耕地面积红线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耕地质量。目前，我国在耕地质量维护与提高方面存在盲点。城市建设占用大量优质耕地，补充的往往是复垦或新开垦的中低产耕地，虽然耕地总量没减，但综合质量却下降了。同时，广大农村还长期存在毁坏耕作层、污染耕地、违法占用耕地等现象。他建议，应尽快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以切实维护耕地质量。
“钱”：扶持企业发展，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城镇化到底是先有产业，还是先把城市群建起来？要是先把城镇化搞起来，没产业做支撑，农民都进城了，他们以什么来谋生？”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提出一串为什么。让农民进城以后有工作，有生活来源。“城镇化应该以产业支撑，居民得不到稳定的就业，城镇化是没有生命的，就是造了一个空城。”吴沛良说。
吉林省人大代表郭慧说，城镇化必须与产业化对接，让产业在城镇扎根。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农民的收入也能直线上升。通过我们企业在乡镇建立的工业园来看，城镇化建设更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对乡镇企业的扶持。
吉林省人大代表杨峰则认为，推进城镇化既不是政府简单的推动，也不是百姓一厢情愿地搬进新居，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产业作支撑。如果每个乡镇都有工业园、都有龙头企业，农民必将减少，就有利于土地集中经营，提高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新型城镇化，怎样才“优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因地制宜，“决不把城市病带到小城镇”。“城镇化，决不能拷贝现在的城市模样，把现有的大城市病带到小城镇，否则就不成功。”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村委会主任孙跃明表示，新型城镇一定要有特色、功能全，小城镇间要有差异，小城镇与大城市要有差异，不能千城一面。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一窝蜂要建大城市，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全国人大代表、威海市市长张惠说，威海在全国率先推行社保市级统筹，逐步打破各类保障待遇的身份限制，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保障。
“城镇化不一定非得是农民涌入城市，把村里镇上建得和城里一样好，也算新型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山西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村委会主任张家胜说，农民涌入城市不仅让“大城市病”越来越重，也掏空了小城镇和农村，必须让“城”和“镇”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城镇化不是城镇化率数字上的简单增长，需要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转型提质。从规划制订时起就要放眼长远，将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朝着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幸福城市的方向走，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结构转型的有力抓手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承载起几亿新市民幸福生活的梦想。
“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时，必须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认为，要通过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不能因为居住地不同、户籍不同、职业不同，就不能均等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黄石市市长杨晓波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变目前城乡差距过大的现状。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积极创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机制，想方设法让农民持续增收。”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葫芦岛市四家村党委书记张文成说，要支持农业现代化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发展壮大一批特色城镇。
以人为本，“人的城镇化”才是本质。“高楼大厦只是表象，人的城镇化才是本质。农民进城要安居乐业，必须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居住、社保、户口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石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戴海蓉说，现在有些地方的城镇化过于强调速度，造成了一些虚假的繁荣，有的农民在城里买了房，但是并不居住，空城、空房的现象比较多。
“近年来，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加快。”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第三建设公司员工刘钟俊认为，目前农民工真正扎根城市还存在一些阻碍，如就业能力差、子女入学难、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全方位解决户籍、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说，城镇化首先要培养“白领农民”，即新型职业农民。他说，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投资者、经营者、决策者，同时还是市场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要把农民送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培养，请专家教授搞代培和训练，招村官大学生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管理模式和人文素养，影响和改造一代人，为可持续发展攒后劲儿。
“很多时候，城市群建起来，产业也来了，但进城农民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是个麻烦问题。”自贡市副市长石岷嘉代表不无担忧地说。“那就得认真研究农民就业特点，要考虑农民进城后能干的，提供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何健首先开出了药方。
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光电技术研究所所长张雨东代表表示：“刚进城时，什么都没培训当然只能搞建筑，但是你让他有一定技能了，谋生手段就不一样了。”他说，与其贴很多钱搞招商引资，不如搞适合当地情况的职业教育。“可以给进城农民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把农民武装起来。”石岷嘉建议。
进城，是中国几代农民的梦想。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所在。城镇化不只是建广场、‘种房子’”，“没有产业基础，我们建起的只是‘空城’”，“城镇化要能支撑起安居梦、创业梦、市民梦”。
4道坎：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入学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预期达到53.37%。相比多年来1%以上的增速，今年预期增长仅0.77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口城镇化’。现在全国城镇人口超过7.1亿，其中1/3没有当地户籍，许多农民进了城却成不了城里人，是一笔很大的欠账。预期增长目标调低，意味着今后城镇化要更多强调质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
农业转移人口变成市民究竟有多大成本？陈锡文分析：
——就业。农民进城，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即有工作，解决就业问题。要有工作，就要需要企业。
——住房。有关部门调查，52%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47%租住农民房，自有城镇住房的仅为0.7%，其中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仅有3%。解决他们的住房，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社保。约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城镇社保。按某中部城市标准测算，如果把各类该交的社保全部缴纳，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每月要交682元，一年是8184元。全国算起来，每年资金缺口是一个很大数额。
——教育。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1.25亿人，有1260万在城市上学。只有10%的孩子随父母进了城，现在就让城市的学校难以接纳。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大量孩子进城，城市该怎么办？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为10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至少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成本。
“市民化=就业+安居+公共服务均等。”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目前，农民工进城难，一方面在于城市“取而不予”，农民工难以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企业“用而不养”，在工资、社保、福利、培训等方面做的不够。“应该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使基本公共服务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
“城镇化前提是让农民先富起来。”陈锡文说，到2030年我国的人口将达到高峰，即使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不把农村建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建成全面小康目标无法实现。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过快过慢都不行，重要的是质量。
“我们走出了农村，却还没有迈进城市”
让我们来看一组统计上的对比：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6%，但是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城镇率快速提高的同时，一个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很多地方的城镇化说白了就是土地城镇化，甚至‘房地产化’。”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固原市市长马汉成说，“为什么‘房地产化’？因为房地产变现快。政府拿地、修路也是从银行贷款，也有经济压力，建房地产是最快见到钱的项目。”
“农村土地城市化了，但是农民却被边缘化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委主任吴沛良说，“‘扛着锄头上楼’的城镇化只是表象上的城镇化。”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吉林省主委王天戈曾经对此作过调研，在云南省的一个地方，农民虽然住到城里的楼房了，但是家里面还需要务农，或者还要饲养一些家禽，但由于楼房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所以农民在农忙时候都回到老房子去住，农闲时才住楼房。
而一些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员更是成为失业、失地、失保的“三失”农民。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说：“农民工户籍在农村，融入不了城市，形成‘两不靠’的游离状态。”
在赴京开会之前，来自上海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专门到农民工中了解情况，他发现，住房和子女异地升学的问题是农民工最头疼的事，“有对夫妻，出来打工13年了，只回过3次家，有一次6年才跟孩子见了一面。我听了当场就掉眼泪了。”周振波说。“我们走出了农村，却还没有迈进城市。”同为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曹勇说。
不唱“空城计”，不要“城市病”
有这样一则幽默笑话：某君携宠物龟下班回家，碰到北京二环堵车，乌龟实在耐不住性子，先爬回家。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乌龟满头大汗地爬回来，气鼓鼓道：“你忘了给我家门钥匙啦！”这则幽默笑话，幽默地讽刺了当今城市人生活状态——堵车。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房价等现象被称为现代“城市病”。
“城镇化不是盲目地摊大饼，也不是鼓励人口一味往大型城市跑，造成新的空城、空巢。”张兆安建议，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特大型城市要“适可而止”，不能无限扩大规模。
在这一点上，很多代表都谈到了“规划”的重要性。马汉成认为：“规划是一种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资源。过去很多地方拆了建，建了拆，就是规划缺失，造成了资源的很大浪费。”
在规划思路中，“之前有一个共识就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现在来看是有问题的，许多大城市的生活并不一定是最舒适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要把大城市发展和中小城市发展结合起来。”
具体到省、市、县，都要有自己的规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咸宁市市长丁小强说，做规划要有全域的概念，不能千篇一律，一搞城镇化都搞成一个模式。要按照地方特色来规划，有的适合发展工业，有的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搞农业；功能上也要有所区别，是中心乡镇还是一般乡镇，或者是特色乡镇。 除了规划先行，代表委员还认为城镇化的建设不能再走粗放的路线。“城市的规划粗放、建设粗放、管理粗放导致大量资源能源的损耗。”陈锡文说。据统计，即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广州，单位土地GDP的产出也只有香港的1/10，新加坡的1/12。又据统计，目前还有20%的小城镇无集中供水，86%的小城镇无污水处理设施。
“美丽中国”是代表委员对未来城镇化建设方向的憧憬。“在城镇建设中要保留地方人文特色、民俗风情、田园风光，建设‘美丽城镇’，在农民拥有进城梦的同时，也让城市人渴望田园梦。”马汉成说。
造个“盆景”不是城镇化
一些代表和委员表示，有的地方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和问题，让人担忧，值得警惕。
不能打造“盆景”式的样板。一些代表提到，部分地方热衷于打造城镇化样板，形成供人参观的“盆景”。这些地方的城镇化“经验”，不是在基层实践中闯出的“阳关道”，而是集中了大量资源堆积出来的“花架子”，表面上出形象，实际却难以为继，其他地方更谈不上学习、复制和推广。
我国西部有一个山村，2008年时，农民还全部是分散居住。如今，村民都住进了白墙灰瓦的整齐楼房，门前是宽阔整洁的马路，水、电、天然气、网络，幼儿园、图书室等配套设施齐全。这个村成为当地推进城镇化的样板村，各地干部纷至沓来“取经”。
“村里向上级争取了相当多的倾斜政策。”当地一位干部说，这里300多户村民建房花了9000多万元，各部门支持资金也都大量往这里集中，“就是集中全市资源树一个典型，不可复制”。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说，个别地方领导干部喜欢集中力量树典型，花大价钱搭建只能供人参观的“盆景”，这样的城镇化倾向让人担忧。
要防止为追求“数字”与民争利。有代表说，有的地方追求数字好看，运动式造城，不尊重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以及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选择权，逼农民搞“现代化”、逼农民过“幸福”生活。
几位农民介绍说，部分地区把农村变成城镇社区，使得平原地区有的农民要跑十几里路种地，骑着摩托车挑大粪；山区农民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去种地，回来还要举火把照明。在西部一座村庄，整村合并后，有的村民每天都要坐中巴车去田里种菜，来回约需3个小时。
“农民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好日子，基层干部就开始瞎折腾。”居住在西南某省偏远山村的一位村民说，他们搞先拆后建，村里人没了自己的房子，租一间房放两张床挤四五个人，中间就拉个布帘，三五年过不上像样的日子。
来自辽宁农村的张文成认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让农民“被上楼”。
城镇化核心要解决：人、地、粮、钱
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人”：更加有效地维护好、实现好农民土地权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是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而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障，关乎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辜胜阻说，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人”——人必须是真正城镇化了的人，成为代表委员的普遍共识，更成为衡量城镇化质量的核心标准。
关于如何“要人”，代表委员们建议，应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以及加快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多方面入手，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凡指出，要以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给农业转移人口吃“定心丸”。他建议，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享有可转让与可收益权；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问题，逐渐完善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产权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带着确权后的宅基地指标，置换城镇的经济适用房，并将他们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张桂华指出，被征地农民普遍存在年龄偏高、学历偏低、技能缺乏的问题，再就业困难，常常上岗又下岗，国家应将被征地农民社保纳入国家“总盘子”，建立统一的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
在现有户籍制度下，户籍上的身份所附加的是教育、医疗、社保等一系列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影响城乡流动的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进行改革。”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建投七建集团农民工康仁说。
“地”：节约集约用地，要有更刚性的规划和评价。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土地的支撑。“人多地少是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海南省主委施耀忠指出。他认为，节约集约用地，应有更刚性的规划控制和评价约束。他建议，要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统筹安排和指导城镇化建设各类专业规划用地，发挥各类专业规划控制城镇化建设用地规模、布局和土地供应总量的作用。同时，应构建新型城镇化节约集约用地考评体系，并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除了对新增用地的控制，代表、委员们还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存量用地的挖潜。赵松委员认为，对城镇化引发的用地需求，并不一定都要用新增建设用地来解决。我国现在的土地利用强度，整体并不高，即使在很多城市内部，可盘活的用地空间还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指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节约集约用地的有效方式。“建新型农村社区，没占一分耕地！”裴春亮代表透露。据了解，他所在的河南辉县张村乡裴寨社区，覆盖全乡24个行政村、108个自然村。预计到2015年，容纳人口1.5万人。社区建成后，老村宅基地全部变成高效农业用地，既节约了用地，又增加了耕地。
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张平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透露，如果顺利，国家城镇化发展十年规划今年上半年可能出台。据预测，规划中将特别提出探索实行“人地挂钩”政策，以推进更有质量的城镇化。 “粮”：严守耕地数量，更加注重耕地质量。赖明委员透露，目前粮食自给率下降到90%，低于原来预定95%的目标，随着城镇化率提升，未来如何保证粮食自给率，将是重大课题。
基于此，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底线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代表委员建议，当前不仅要坚守耕地保护的数量红线，还要制定耕地保护的质量红线。谢德体委员表示，由于长期对地力建设重视不够，目前存在高中产田比重不断下降、土壤营养比例严重失调、耕作层变浅、耕地污染加剧等诸多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秦光蔚指出，耕地质量下降后，短期很难恢复，我们在守住耕地面积红线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耕地质量。目前，我国在耕地质量维护与提高方面存在盲点。城市建设占用大量优质耕地，补充的往往是复垦或新开垦的中低产耕地，虽然耕地总量没减，但综合质量却下降了。同时，广大农村还长期存在毁坏耕作层、污染耕地、违法占用耕地等现象。他建议，应尽快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以切实维护耕地质量。
“钱”：扶持企业发展，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城镇化到底是先有产业，还是先把城市群建起来？要是先把城镇化搞起来，没产业做支撑，农民都进城了，他们以什么来谋生？”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住建厅厅长何健提出一串为什么。让农民进城以后有工作，有生活来源。“城镇化应该以产业支撑，居民得不到稳定的就业，城镇化是没有生命的，就是造了一个空城。”吴沛良说。
吉林省人大代表郭慧说，城镇化必须与产业化对接，让产业在城镇扎根。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农民的收入也能直线上升。通过我们企业在乡镇建立的工业园来看，城镇化建设更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对乡镇企业的扶持。
吉林省人大代表杨峰则认为，推进城镇化既不是政府简单的推动，也不是百姓一厢情愿地搬进新居，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产业作支撑。如果每个乡镇都有工业园、都有龙头企业，农民必将减少，就有利于土地集中经营，提高机械化水平，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新型城镇化，怎样才“优化”？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因地制宜，“决不把城市病带到小城镇”。“城镇化，决不能拷贝现在的城市模样，把现有的大城市病带到小城镇，否则就不成功。”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村村委会主任孙跃明表示，新型城镇一定要有特色、功能全，小城镇间要有差异，小城镇与大城市要有差异，不能千城一面。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一窝蜂要建大城市，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全国人大代表、威海市市长张惠说，威海在全国率先推行社保市级统筹，逐步打破各类保障待遇的身份限制，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保障。
“城镇化不一定非得是农民涌入城市，把村里镇上建得和城里一样好，也算新型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山西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村委会主任张家胜说，农民涌入城市不仅让“大城市病”越来越重，也掏空了小城镇和农村，必须让“城”和“镇”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城镇化不是城镇化率数字上的简单增长，需要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转型提质。从规划制订时起就要放眼长远，将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朝着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幸福城市的方向走，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结构转型的有力抓手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承载起几亿新市民幸福生活的梦想。
“城镇化不能以牺牲‘三农’为代价，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时，必须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认为，要通过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不能因为居住地不同、户籍不同、职业不同，就不能均等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黄石市市长杨晓波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变目前城乡差距过大的现状。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积极创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机制，想方设法让农民持续增收。”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葫芦岛市四家村党委书记张文成说，要支持农业现代化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发展壮大一批特色城镇。
以人为本，“人的城镇化”才是本质。“高楼大厦只是表象，人的城镇化才是本质。农民进城要安居乐业，必须解决好他们的就业、居住、社保、户口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石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戴海蓉说，现在有些地方的城镇化过于强调速度，造成了一些虚假的繁荣，有的农民在城里买了房，但是并不居住，空城、空房的现象比较多。
“近年来，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加快。”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建工第三建设公司员工刘钟俊认为，目前农民工真正扎根城市还存在一些阻碍，如就业能力差、子女入学难、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全方位解决户籍、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说，城镇化首先要培养“白领农民”，即新型职业农民。他说，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投资者、经营者、决策者，同时还是市场和自然风险的承担者。要把农民送到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培养，请专家教授搞代培和训练，招村官大学生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管理模式和人文素养，影响和改造一代人，为可持续发展攒后劲儿。
“很多时候，城市群建起来，产业也来了，但进城农民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是个麻烦问题。”自贡市副市长石岷嘉代表不无担忧地说。“那就得认真研究农民就业特点，要考虑农民进城后能干的，提供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何健首先开出了药方。
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光电技术研究所所长张雨东代表表示：“刚进城时，什么都没培训当然只能搞建筑，但是你让他有一定技能了，谋生手段就不一样了。”他说，与其贴很多钱搞招商引资，不如搞适合当地情况的职业教育。“可以给进城农民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把农民武装起来。”石岷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