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 广安协兴
　　
　　1904年8月22日，四川广安县协兴乡。
　　一声啼哭，一个生命诞生。
　　父亲为他起了一个传统的名字——邓先圣。父亲邓绍昌是读书人，兴趣广泛，母亲淡氏，普通家庭妇女。
　　小时候，这孩子不叫小平。没有人说他会改变什么，几十年后，他却改变了中国。
　　
　　1920 欧洲
　　
　　1920年9月，一艘开往法国的邮船。四川少年望着舱外的海洋，古老的东方大陆在他身后越来越模糊。离别了家乡父母，16岁的少年匆匆上路——这一别，生死相隔。父亲在1938年被悍匪杀害时，他正在战争中辗转。
　　法国的学业并不顺利，因为缺少学费，小平从学校流落工厂。在工厂做工的1922年到1924年，邓广泛接触工人，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5年，里昂的一个秘密工作室里，邓已经是《赤光》杂志社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排版设计活泼美观，写字刚劲有力，文章措辞尖锐，话锋犀利。大家亲切地称他“油印博士”。
　　周恩来，留法学生中的领袖之一。“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回忆说。
　　1926年，接受组织派遣，少年辗转苏联求学。
　　
　　1927 西安
　　
　　1927年，邓小平由俄归国。在西安，为冯玉祥服务。
　　冯是基督徒，口碑较好，他多次访问苏联。共产国际向他的部队派遣了一批新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冯欣然接受。邓小平在一所新的政治军事学院任职。
　　
　　邓改名“小平”。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发生分裂，共产党员被屠杀。冯玉祥也表明立场：“根除”共产主义。为躲避冯即将发动的清共运动，小平来到武汉，党的工作转入地下。
　　小平参加了“八七会议”。之前犯下错误的陈独秀遭到批判，毛泽东的武装革命理论得到响应。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财务等。
　　
　　1929 广西
　　
　　1929年的广西，硝烟弥漫。
　　蒋桂战争打到酣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落败逃亡。小平在广西策划百色起义。战友张云逸回忆当时的邓：“二十多岁的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
　　百色起义前后，小平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联合了一大批农民，成立了红七军，消灭了地主豪绅的武装，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
　　
　　1930 苏维埃时期
　　
　　1930年11月，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下铩羽而归，城市没攻占，百色根据地却丢了。
　　小平支持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态度坚决，并同王明、博古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导致职务被撤，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区巡视员”。
　　1930年代初，性格耿直的小平成众矢之的。因支持毛泽东，小平被归为“毛派头子”。在与“左”倾路线作斗争期间，邓与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等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1930年代 长征
　　
　　“牛皮公司的副总经理”，这是长征时邓有趣的“职务”。
　　长征中，大伙儿露营摆龙门阵。小平能说会道，大家就推他当“牛皮公司”“副总”。他跟罗荣桓争辩，说四川菜比湖南菜好吃，大赞四川回锅肉。他说：“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够。我们的回锅肉顶辣还不行，得添花椒麻一麻！”罗荣桓说不过他，败下阵来。
　　
　　小平还有个职务，是“制烟工”。他是老烟民了，大喇叭也卷得最好，战友们纷纷要小平卷。小平拍胸脯：我是香烟厂的！
　　两万五千里，小平一里都没有少。然而，延安不是最后的终点，小平短暂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抗日最前线——陕甘宁边区的129师。
　　129师师长刘伯承，“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多少年后小平都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脍炙人口的太行“刘邓大军”东冲西突，先是抗击日军，后又与国民党军和军阀们作战，频频告捷。
　　这个时期构建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
　　
　　1949年后
　　
　　1952年小平调职北京，先主持财政工作，后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一。
　　新中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危机四伏，左倾思想的危险时刻存在。1958年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小平亲自下访，留法期间曾在钢铁厂工作过的他一眼就看出这种劣质的“结烧铁”不符合标准，他悲痛地说:“结烧铁”不是铁！
　　“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 1959年，小平在群众座谈会上说。
　　“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
　　“是生活越来越单调，还是越来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个人的口味？”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邓小平主持经济恢复工作，狠抓财政，国民经济在四年内大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邓被扣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邓的一些想法与毛泽东相左。
　　
　　思想上的分歧，令邓小平处境尴尬，1966年，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生气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8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小平失去信任，也是意料中事。虽有政治抱负，却冰封在领袖的大旗下。
　　
　　1960年代后期 文革中
　　
　　“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批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1967年，年过花甲的邓小平政治生命几乎走到了尽头：被开除党内一切职务，软禁在北京；大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迫害，从楼顶摔下致残；其他孩子下放到农村劳动……
　　他什么都没有说。
　　1969年，“第一号令”到小平家中。“第一号令”以中苏冲突为名，三天内将朱德、陈云、邓小平、罗瑞卿等老干部下放各省，由当地军区负责监护，名曰“战备疏散”。
　　
　　1970年代初 江西
　　
　　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
　　满头花白头发的小平穿着工作服，熟练地拿起锉刀，有板有眼地锉起零件。工人们啧啧称奇，连夸“好把式”。他们觉得小平很亲切，都叫他“老邓”，还有人亲切地喊他“老头”。
　　小平与工人论政。有工人说：“苏联打过来了怎么办？”
　　小平说：“屯军百万只是摆样子的。”
　　又有工人说：“要是苏军两万坦克一起打进来怎么办？”
　　小平开玩笑：“啊！啊！两万辆坦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六万人就能对付他们。”
　　小平技术好，三年来没有出过废次品。
　　
　　1970年代 文革中再次被打倒
　　
　　邓与中央只有书信联系。
　　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扇门。1971年国庆，游行取消。小平知道中央出了事。林彪篡权事败，逃亡中坠机。
　　1973年3月，毛批示：恢复邓小平中共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送别了江西的工人同伴，小平踏上了回京的征途。
　　在北京，小平再见周恩来。邓蒙难江西的时光，周给予了诸多的关心和照顾。如今又面对同样的困难——政治局、国务院堆积如山的任务，以及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
　　邓小平对军队、工业、铁路、交通、钢铁、煤炭、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开始“整顿”，拨乱反正，全国各行业出现了新的转机。
　　周恩来病倒之后，小平的整顿更加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在多个场合，小平都尖锐指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是错误的。小平还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他表示“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得到了民心。
　　江青团伙极力阻扰。他们“批林批孔”，说周恩来就是当代的“儒”。批完周，他们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与极左势力格格不入，毛对邓依然心存顾虑。
　　1974年的某一天，毛泽东叫邓小平帮文革作一个总结，小平谢绝了。他绵里藏针说：“我乃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举国齐丧，促成了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
　　9月9日，毛泽东辞世，留下了一个动荡的共和国江山。华国锋“接班”。
　　10月，“四人帮”粉碎。但是，文革并没有因此及时画上句号。
　　
　　1977年以后 中国的初春
　　
　　1977年，“接班人”华国锋将中国带回老路子去，举起了“两个凡是”的招牌，“继续批邓”，定位“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尚在困境中的邓小平，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果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要“实事求是”，不要“两个凡是”。
　　还在1977年，小平尚未恢复党内工作的时候，他就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7月，在老同志们的支持下，小平再次复出。
　　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说‘凡是’。”
　　其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事实上是邓小平和“两个凡是”的一次大交锋。
　　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座历史的丰碑。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果断地停止“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合时宜的口号。同时，“拨乱反正”，将“十年动乱”中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举步维艰的局面。
　　初春的天气尽管寒冷，阳光却开始温暖大地。
　　一年后，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郑重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知识分子摘掉了帽子。
　　春天的气温在升高。安徽凤阳一群年轻农民放弃吃大锅饭。地方政府知道了，说，那是资本主义的苗啊，不能搞。小平说，等等，看看再说。
　　小平给他们探索的机会。农民探出了吃饱饭的春天。联产承包责任制火到全国。
　　小平曾对外宾自豪地宣称：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
　　他务实地发展创新，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