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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亚洲
冷战将世界分为两个在军事上受制于核武器威胁的阵营,它们积极寻求控制余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争取自治的国家,这可以看做是一种超区域主义。而实际上这两个阵营是包括了非接壤国家在内的跨领土的空间,两个阵营中毗邻的东欧和西欧的核心国家被看做是在欧洲发展下一步的区域主义的跳板。我们在亚洲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区域互动在分属于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九六七)等不同安全联盟的国家间推行。越战时期及越战后日本建立亚洲市场的努力也为日后的融合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冷战后,与欧洲共同体为了服务于国家而创设的理念不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得到扩展,不仅吸收了东南亚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还更多地定位于服务该地区的经济需求。不仅如此,像香港这样的两个阵营间不可或缺的交流枢纽也能够从旧有的地区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强化,并获得可观的利益。
另外一个在冷战早期建立区域性实体的努力是不结盟国家运动,虽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非洲国家,但它主要还是亚洲区域内的。该运动的顶点是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亚洲和非洲二十九个新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此会,当时距标志着泛亚细亚主义肇始的日俄战争(一九○五)五十周年。万隆会议旨在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促进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这次会议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次会议最终导致了一九六一年的不结盟运动,该运动是一支包容了更多国家的第三世界力量,这些国家公开声明与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它们申明不同美国或是苏联结盟。尽管如此,这些不结盟国家之间还是出现了冲突,比如中印两国一九六二年的事件就违背了万隆会议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无论如何,不结盟各国在经济上都要实现本国的自给自足——这是与区域联系背道而驰的。
因此,总的来说,虽然后冷战时期区域主义中很多重要的基础是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但两大阵营中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力量当时更多地被导向了国家和超区域组织,而不是区域本身。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融合也是在前两者的范围内发展。
后冷战时期的图景通常会用全球化来描述。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绝对不会消失,它们在全球化当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重新配置中,区域主义显然得以增强,成为介于资本主义去疆域化的冲动和民族主义领土界线之间的中间区域。区域主义不仅出现在欧洲,还出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有ASEAN 3,ASEAN 6等形式)等很多地区和组织中。与冷战不同,这些主要是经济的而非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区域主义。另外,绝大多数地区都不会由一个帝国或是霸权力量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东亚和东南亚——最近这些年来,又加上印度——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进展迅速,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融合曾在帝国主义主导的贸易进程中稳步发展,但在“二战”结束时陡然衰落。区域内的贸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升,但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了区域网络的现实性,并将注意力放到了合作上面。今天,亚洲发展银行所称的“一体化中的亚洲”,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其自身内部的相互贸易占据了50%以上;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数字只有33%。在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时间里,标志着上述十六个亚洲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六个指标显著上升。
在飞速发展的贸易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些经济体在区域供应链生产网络中的参与。生产被细化为许多小步骤,每一个小环节都被分配给成本效益最高的生产者。举例来说,某电子产品可能在中国大陆生产或是组装,而硬件来自台湾,软件来自印度。事实上,很多这种类型的生产垂直整合已经借助新兴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开放的市场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被大量用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消费。当前的消费危机也许会在亚洲引发这些商品市场的深化。最近几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在与东亚诸国及印度商洽自由贸易协定。计划在二○一○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贸易额来计算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共同市场。不仅如此,东盟和印度之间明显要低很多的贸易额也达到了27%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在二○○九年底签署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后会有加速度的发展。
亚洲内部的金融一体化比起亚洲各个国家与西方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要弱很多。这一点显得非常突出是因为亚洲内部有大量的储金并没有有效地投资本地区的项目。尽管如此,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机后,签署了“清迈协议”,规定在东盟和中日韩范围内一旦出现国际汇兑危机,将提供八百亿美元的紧急流动资金的援助。二○○九年这一数字上升至一千二百亿美元,中国和日本同意出资总额的三分之一,韩国出资16%、东盟出资20%。二○○八年,一些其他国家签署了双边信贷互惠协定。这样的协定已经有了很多先例,如印度和日本,而为了应对韩元的大幅度贬值,韩国最近也分别和中国及日本签署了双边信贷互惠协定。
该区域中宏观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还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化得以显现。比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三年的GDP 相关性的移动平均线非常强。GDP的相关系数从金融危机前的0.07增加到危机后的0.54。价格波动也同样息息相关,一个地区的价格变化会以更大的强度转移到其他地区。随着宏观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进行管理的要求涌现出来。比如说,汇率问题就需要监管和多方协作,因此各国央行都不会互相拆台,那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更重要的是,彼此协调和管理这种互相依赖关系的需求是从本地区面对一系列常见且相关的问题时生发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用水安全、公共卫生等等。提供这些亚洲发展银行所称的“区域公共品”显然是非常紧迫的。要解决一个巨大的且紧急的公共品问题如果离开协调一致的区域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是十条大河的水源地和汇水区,这十条河流为中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提供了新鲜的水源。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使得许多国家的可用水源减少,尤其是在中国华北和西北这个问题非常严峻,这些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在与干旱作斗争,其降水量比正常标准少70%到90%不等,而且由于过度开井其地下水位严重下降。
一个中国偏远地区的问题与南亚和东南亚怎么会有关系?事实上关系很大。中国不仅在长江上建大坝,还在澜沧江上建了三座,为西南边界地区提供水能,而且还计划在澜沧江建设十二座以上的大坝。越南、老挝、泰国和柬埔寨都对该地区的水文改变、水资源短缺和生态不平衡极度关心。尽管中国方面和一些专家都断言这些大坝的建设不会对下游的水资源产生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并不是非常乐于宣布大坝建设的具体时间,而且不允许对大坝建设进行独立的科学调查。其实应该展开更多的区域努力去搜集必要的数据。近来还有提议要将包括雅鲁藏布江——也就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内的西藏的河流引向北面来灌溉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毋庸讳言,这种水文改变对南亚的影响会引发从未有过的水资源之战。在这种情况下,听到亚洲内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减少摩擦的最大也是唯一方法的声音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我现在转而关注更为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迹象表明亚洲人对亚洲的文化有更多的兴趣。我们能够从该地区观光客人数较之金融危机前增加窥见一斑。亚洲艺术发展迅猛,在大量的展览和表演中我们能看到艺术家和策展人在实践着全新的亚洲概念和艺术概念。这些演出通常会与文化意义上的亚洲联合概念或是在冈仓天心及难陀婆薮(Nand Lal Bose)那里普遍存在的民族文明的具体表述刻意保持距离。他们经常努力去展示一些亚洲当代的城市多元文化体验,强调异质性和文化冲突。在流行的层面上,东亚电影、漫画、动画、电视剧、食品、设计和相关方面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流通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最显著的文化发展。
关于亚洲一体化的新生空间和复杂性质最具说服力的话题要属区域内移民和旅居的问题。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观察这些“移动”与国家的空间生产偏离的程度并探讨新型的空间生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在过去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全球化浪潮汹涌,民族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取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策略,开放地对待世界市场和流通。全球及地区的以工作和生计为诉求的民众运动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大陆在全世界有三千五百万的移民,印度有两千万,菲律宾有八百万。汇款、文化价值观和风格以及从寄居社会带去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对国内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二○○一年为例,有超过六百万的亚洲移民在经济上更为发达的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工作。
在亚洲内部流动的移民和移居者中的精英分子成为最近几十年来的新现象,他们在大城市引领了职业亚洲人的新文化。他们根植于两种知识和商业网络,通常接受了西方学术教育,培养了其职业文化精神特质和社会关系。这些专业人士是构成全球及亚洲大都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元素,不论是在上海、班加罗尔、迪拜、新加坡还是香港都是如此。就像二○○八年在迪拜召开的“内在关联的亚洲”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在亚洲城市间,不论其大小,人、都市模型和文化形式方面的交流得到了强化”。这些城市,在和它们本国的和地区性的城市加强联系的同时,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多种交流渠道与亚洲其他城市更多地连接在一起。这次研讨会把这些亚洲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内部的城市”,定性为“超领土”的都市,它们不仅是被国家资源创设出来的,而且还是通过一系列全球及亚洲内部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流动形成的。诸如新加坡的“生物谷”和它的姊妹建筑“启汇城”之类的综合设施就是这种“超领土”性的最经典案例。在那里为亚洲和全球生物科技公司夜以继日工作的科学家、技术和专业人士来自亚洲的各个角落(通常获得了西方的学位)。这些巨型的像大型购物中心的综合设施,其特色就是亚洲各种风味的饭店和动漫展,而建设和日常维护都是由大量的亚洲移民劳动力来完成的。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移民中的精英和劳动阶层的新型关系。众所周知,很多亚洲国家正在积极邀请移居海外的精英人士回国效力,把知识和资本投入自己的祖国。历史地看,这种移民和邀请都是非常特殊的。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的移民活动大都是集中在种植、采矿和建筑方面的劳动力,他们最终会在寄居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老去。而出现这种状况,其大环境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网络和体制构成的。我们都可以看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共谋性的,但其中也存在紧张。简而言之,在全球资本主义倡导劳动力流动的同时,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当控制和抑制这股潮流,这涉及另外一些利益关系,诸如受到冲击的国内劳工阶层以及拥有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民。经历过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往往也会像那些老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一样限制移民者的到来。
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既获利又遭殃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是华人群体,最早在美国,后来是在东南亚。在美国,针对亚洲人的排华法案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该法案对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移民给予严格的限额和控制。实际上,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使得移民而至的劳动力成为阿甘本(Agamben)所描述的“例外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主体——他们做没人愿意做的事,报酬却很少很少,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被悬置在资本和国家之间,和民族国家的诸种管辖范围之间。无疑,这其中也有很多移民者创造性地利用了这种力量之间的“悬置”,这也就是二十世纪早期大量出现的进入美国社会的华人移民者,他们被称为“纸儿子”(Paper Son,俗称“假纸仔”,指的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通过伪造出生证明、以美籍华人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国男性移民——译者注)。
是什么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十年间的全球化又是如何改变了这种影响移民的制度网络?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一个新的元素就是持续的、新型的高价值工人或者说专业人才的流动。凭印象来讲,这是由我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或者说全球经济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和生产的发展引起的。但是这一现象最多地出现在亚洲,并且这种流通在亚洲区域内部是一个更为复杂和有趣的话题。专业和管理阶层的回归和迁移的确证实了制度网络的改变。当民族国家试图去控制超越领土的劳动力流动时,资本和资本主义文化甚至会跟它合谋,而现在针对这些劳动力流动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意见已经减弱很多了,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方面。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向海外和全球中国人(华人、华侨)、印度人(非常驻印度居民,NRIs)中的全球化职业人士频频招手,他们创造出一种与全球化和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适应的非领土的民族认同——如炎黄子孙、Hindutva(印度教特性或印度身份——译者注)等。而最近,这又正好与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和医疗等诸多方面退缩不前的状况同时并进。
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移民,特别是从事季节性工作和建筑业的,已经扩展到许多国家。他们是更为典型的旅居者,因为劳动合同都是短期的,他们被阻止与寄居社会融合。就像最近发生在泰国和其他地区的罗亨迦人事件,其实有很多移民经常被当地权威和用工方剥削和虐待。另外,与以前的状况不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被雇佣为家政人员、护士、娱乐场所表演者和娼妓,这也反过来对亚洲的家庭进行了再塑造。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民族国家控制及驱逐移民的持续性的权力和角色上。民族国家拥有遣送的特权,它控制他们的居留时间和身体,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及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可以起到重要的安全阀门和替罪羊的作用。
因此,应该从整体上看待亚洲新秩序。那些拥有灵活的身份、自我发展的计划以及国家利用他们的兴趣的全球专业移民者,应当和那些被重新构造了的民族国家持续不断地控制和驱逐的较低阶层的移民,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亚洲国家必须在更高的水平上吸引和使用移民,并把低层次的移民推出去。因此一个新的亚洲绝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减弱,而只是民族国家在适应全球资本主义时所做的重新变形和整合。
新的亚洲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这个空间里有着重要的继承和创新。在诸民族国家继续施展其根深蒂固的强力时,该区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存在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congruence)或者致力于产生一致性的持续努力。这与该地区缺少独一无二的扮演领导角色的国家的状况有关,但同时也与单一民族国家发现很难调和民族主义和领土概念之间的一致性有关。这还与国家的妥协和对于跨国族群(诸如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日益增长的认同有着部分关系。另外,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民族国家都已经转而对异质性和多元文化大唱赞歌,就仿佛这些社会文化因素自我商品化了。就像最近风行一时的管理类图书《全球性》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国内市场的概念已经被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又称逢隙市场、细分市场等)所取代。最终,由于民族国家本身更多地卷入并很清楚这种地区和全球的相互依赖,在大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修辞和利益之间出现了断裂,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非常明显,印度、泰国和其他国家也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文化的政治均质化或者说本质化成了一个不必要且困难的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创设亚洲价值观的努力收效甚微并最终以失败收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但是正如我强调的那样,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和文化接触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尽管如此,相互依赖是专门的安排和专门化的跨国家机构来执行的,而绝少诸如国家之类大规模的协作和控制。就此而言,亚洲的区域形成是一个多路径、不均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与欧洲完全不同。另外,这个区域本身没有外部限制和领土边界,并不追求自身的均质化。各个国家,经济的、监管的和文化的实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拥有多种超越核心(beyond the core)的联系途径,当一个超越核心的国家具有了足够密集的一套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体系,那么在地区内它就有了管理权。可以想象,这也可以涵盖亚洲地图之外的区域,比如说南非。至少最近几年的事实是这样的。
从文化上讲,这种多样性暗示着对于形成本质主义认同的偏离,尤其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亚洲人消费共同的文化产品时。就好比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韩剧非常受欢迎,可这并不意味着最终越南人和中国台湾人都转向韩国人的认同。正如蔡明发(Chua Beng Huat)指出的那样,这需要消费者“超越自己原本的认同,透过屏幕上的外国演员打造出一个抽象的认同,而这种外来性反过来又会被重新吸收到一个新的(东)‘亚洲’概念中来”。事实上我并不能确定这种外来性是否会真的被再次吸收。亚洲文化产品的接受是流通和相互作用的一个例子,可以在认识到多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前提下对纯粹的认同提出明确的质疑。这也许不会被吸收到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计划或是另外一个重大的他者化的过程中去。
斯皮瓦克曾经用更为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理想:“为了抗衡那种追寻名称来源的欲望,我打算这样处理‘亚洲’:将其作为经过修正的征引之工具,即一种重复。事实上,追寻单一来源的欲望之为可能,就在于其‘可重复性’。”她指的是不同的“历史、语言和习语”,当我们“每次试图把追寻统一的始源名称之希望变成复数的时候,这些词语的复数形式都会出现”。泰戈尔或许会同意斯皮瓦克的意见。但是所谓认同是用来强调排他性的,这是它的属性。那些试图弭平差异的努力在这个由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宣告同一性政治来临的时代注定是要失败的。除了发现在文本、想象和心理层面对故国异质性和多元性的要求之外,我还希望强调相互依赖对我们的生存以及个体的蒸蒸日上都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促进在教育和文化制度方面的跨国家意识,当然这不是要以牺牲对国家的情感为代价的。
我曾主张,在民族主义之前的社会,帝国或封建国家等政治力量不寻求主导一个人认同的所有方面。这些社会是以软边界为特征的,个别的群体间差异(比如饮食和神灵信仰)不会阻止其他方面大量的、不自觉的借用。现代民族主义准确地在群体间创设出硬边界,方法是通过将某群体的一个指定的特征(比如语言)以一种自我意识的方式作为自我的组成要素,而这种方式通常会对非同一民族的他者发展出一种不容忍。前殖民时代亚洲的海事网络就体现出这样的一种状况。地理上相隔甚远的贸易包含了非常多种类的商人群体,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点,说的语言、使用的货币都不统一。但正如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说的那样,商品交换了,价格谈妥了,汇率确定了,合同签署了,信用展延了,合作形成了,记录被保存了,契约也受到了尊重。贸易被包含“在更大的利益合作中,来自不同地方的商品和商人在船上彼此往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互惠的规则,但已形成普遍的默契。这一体系直到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好战之人破坏了所有的游戏规则之前都没有重大的改变……”
我绝不是说我们要回到或者能够回到认同的前民族模式中去;我只是想看看以硬边界为例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民族主义一致性,是否能够描绘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诚然,就非一致性而言,现在的区域关系与早期的亚洲海事网络颇为相似。尽管通过亚洲海事网络流通的实际商品数量与时下相比微乎其微,但由此促发的文化交流——结合了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和伊斯兰教——可以说是改变了世界。它们创设出了一个没有由自十九世纪就成为支配的力量的政治控制的文化领域。我们都清楚,在今天文化认同是由文化、知识、技术、商品、服务和金融的流通所塑造的,而这些流通不仅速度快到令人眼花缭乱,同时也深陷商品化和消费主义之中。但是,没有处于国家统治和认同控制下的亚洲文化交流的早期模式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历史资源。
但是这两重移民确实在提醒我们,区域形成正在帝国主义自由化和国家重组的背景下发生。尽管这有利于职业的资本主义亚洲群体的出现,此群体具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和从他者那里学习并建构多重联系及新文化的能力,民族国家的势力与此流动,特别是跨国的劳工流动的关系依旧根深蒂固。区域形构发生于其中之新自由主义背景,可以轻松地为那些一方面致力于抑制或驱赶穷人、把公共物品私有化,一方面致力于金融流通、知识经济和公司化的富人及其代言人发展出亚洲的概念。公认的是,全球化在生产出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阶层化,穷人和富人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些背景下的区域主义也会如此吗?尽管还没有全面的裁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主义着实拥有更强的能力将国家和其他政治要员聚在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并达成共同的目标,只要是规模有所限制,并且针对的是显而易见具有共性的问题。当然,目前的经济危机对这些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极好的考验。他们是后撤到国内保护主义、驱逐外国商品还是寻找共同的出路?他们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紧密合作?区域利益和相互依赖的增长是否只孕育出了由国家主导与合作的彼此联系和统筹的模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想避免亚洲精英阶层和穷人间堑壕的出现谈何容易?我们应当留意并鼓励平民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间非政府组织在亚洲社会得到了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保卫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孙洛丹 译)
冷战将世界分为两个在军事上受制于核武器威胁的阵营,它们积极寻求控制余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争取自治的国家,这可以看做是一种超区域主义。而实际上这两个阵营是包括了非接壤国家在内的跨领土的空间,两个阵营中毗邻的东欧和西欧的核心国家被看做是在欧洲发展下一步的区域主义的跳板。我们在亚洲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区域互动在分属于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九六七)等不同安全联盟的国家间推行。越战时期及越战后日本建立亚洲市场的努力也为日后的融合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冷战后,与欧洲共同体为了服务于国家而创设的理念不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得到扩展,不仅吸收了东南亚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还更多地定位于服务该地区的经济需求。不仅如此,像香港这样的两个阵营间不可或缺的交流枢纽也能够从旧有的地区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和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强化,并获得可观的利益。
另外一个在冷战早期建立区域性实体的努力是不结盟国家运动,虽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非洲国家,但它主要还是亚洲区域内的。该运动的顶点是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亚洲和非洲二十九个新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此会,当时距标志着泛亚细亚主义肇始的日俄战争(一九○五)五十周年。万隆会议旨在团结一致对抗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促进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这次会议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次会议最终导致了一九六一年的不结盟运动,该运动是一支包容了更多国家的第三世界力量,这些国家公开声明与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它们申明不同美国或是苏联结盟。尽管如此,这些不结盟国家之间还是出现了冲突,比如中印两国一九六二年的事件就违背了万隆会议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无论如何,不结盟各国在经济上都要实现本国的自给自足——这是与区域联系背道而驰的。
因此,总的来说,虽然后冷战时期区域主义中很多重要的基础是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但两大阵营中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力量当时更多地被导向了国家和超区域组织,而不是区域本身。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融合也是在前两者的范围内发展。
后冷战时期的图景通常会用全球化来描述。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绝对不会消失,它们在全球化当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重新配置中,区域主义显然得以增强,成为介于资本主义去疆域化的冲动和民族主义领土界线之间的中间区域。区域主义不仅出现在欧洲,还出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还有ASEAN 3,ASEAN 6等形式)等很多地区和组织中。与冷战不同,这些主要是经济的而非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区域主义。另外,绝大多数地区都不会由一个帝国或是霸权力量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东亚和东南亚——最近这些年来,又加上印度——亚洲的经济一体化进展迅速,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融合曾在帝国主义主导的贸易进程中稳步发展,但在“二战”结束时陡然衰落。区域内的贸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上升,但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了区域网络的现实性,并将注意力放到了合作上面。今天,亚洲发展银行所称的“一体化中的亚洲”,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其自身内部的相互贸易占据了50%以上;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数字只有33%。在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时间里,标志着上述十六个亚洲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六个指标显著上升。
在飞速发展的贸易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些经济体在区域供应链生产网络中的参与。生产被细化为许多小步骤,每一个小环节都被分配给成本效益最高的生产者。举例来说,某电子产品可能在中国大陆生产或是组装,而硬件来自台湾,软件来自印度。事实上,很多这种类型的生产垂直整合已经借助新兴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开放的市场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被大量用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消费。当前的消费危机也许会在亚洲引发这些商品市场的深化。最近几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在与东亚诸国及印度商洽自由贸易协定。计划在二○一○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贸易额来计算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共同市场。不仅如此,东盟和印度之间明显要低很多的贸易额也达到了27%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在二○○九年底签署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后会有加速度的发展。
亚洲内部的金融一体化比起亚洲各个国家与西方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要弱很多。这一点显得非常突出是因为亚洲内部有大量的储金并没有有效地投资本地区的项目。尽管如此,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机后,签署了“清迈协议”,规定在东盟和中日韩范围内一旦出现国际汇兑危机,将提供八百亿美元的紧急流动资金的援助。二○○九年这一数字上升至一千二百亿美元,中国和日本同意出资总额的三分之一,韩国出资16%、东盟出资20%。二○○八年,一些其他国家签署了双边信贷互惠协定。这样的协定已经有了很多先例,如印度和日本,而为了应对韩元的大幅度贬值,韩国最近也分别和中国及日本签署了双边信贷互惠协定。
该区域中宏观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还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化得以显现。比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三年的GDP 相关性的移动平均线非常强。GDP的相关系数从金融危机前的0.07增加到危机后的0.54。价格波动也同样息息相关,一个地区的价格变化会以更大的强度转移到其他地区。随着宏观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进行管理的要求涌现出来。比如说,汇率问题就需要监管和多方协作,因此各国央行都不会互相拆台,那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更重要的是,彼此协调和管理这种互相依赖关系的需求是从本地区面对一系列常见且相关的问题时生发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用水安全、公共卫生等等。提供这些亚洲发展银行所称的“区域公共品”显然是非常紧迫的。要解决一个巨大的且紧急的公共品问题如果离开协调一致的区域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是十条大河的水源地和汇水区,这十条河流为中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提供了新鲜的水源。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使得许多国家的可用水源减少,尤其是在中国华北和西北这个问题非常严峻,这些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在与干旱作斗争,其降水量比正常标准少70%到90%不等,而且由于过度开井其地下水位严重下降。
一个中国偏远地区的问题与南亚和东南亚怎么会有关系?事实上关系很大。中国不仅在长江上建大坝,还在澜沧江上建了三座,为西南边界地区提供水能,而且还计划在澜沧江建设十二座以上的大坝。越南、老挝、泰国和柬埔寨都对该地区的水文改变、水资源短缺和生态不平衡极度关心。尽管中国方面和一些专家都断言这些大坝的建设不会对下游的水资源产生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并不是非常乐于宣布大坝建设的具体时间,而且不允许对大坝建设进行独立的科学调查。其实应该展开更多的区域努力去搜集必要的数据。近来还有提议要将包括雅鲁藏布江——也就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内的西藏的河流引向北面来灌溉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毋庸讳言,这种水文改变对南亚的影响会引发从未有过的水资源之战。在这种情况下,听到亚洲内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减少摩擦的最大也是唯一方法的声音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我现在转而关注更为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迹象表明亚洲人对亚洲的文化有更多的兴趣。我们能够从该地区观光客人数较之金融危机前增加窥见一斑。亚洲艺术发展迅猛,在大量的展览和表演中我们能看到艺术家和策展人在实践着全新的亚洲概念和艺术概念。这些演出通常会与文化意义上的亚洲联合概念或是在冈仓天心及难陀婆薮(Nand Lal Bose)那里普遍存在的民族文明的具体表述刻意保持距离。他们经常努力去展示一些亚洲当代的城市多元文化体验,强调异质性和文化冲突。在流行的层面上,东亚电影、漫画、动画、电视剧、食品、设计和相关方面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流通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最显著的文化发展。
关于亚洲一体化的新生空间和复杂性质最具说服力的话题要属区域内移民和旅居的问题。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观察这些“移动”与国家的空间生产偏离的程度并探讨新型的空间生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在过去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全球化浪潮汹涌,民族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采取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策略,开放地对待世界市场和流通。全球及地区的以工作和生计为诉求的民众运动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大陆在全世界有三千五百万的移民,印度有两千万,菲律宾有八百万。汇款、文化价值观和风格以及从寄居社会带去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对国内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二○○一年为例,有超过六百万的亚洲移民在经济上更为发达的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工作。
在亚洲内部流动的移民和移居者中的精英分子成为最近几十年来的新现象,他们在大城市引领了职业亚洲人的新文化。他们根植于两种知识和商业网络,通常接受了西方学术教育,培养了其职业文化精神特质和社会关系。这些专业人士是构成全球及亚洲大都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元素,不论是在上海、班加罗尔、迪拜、新加坡还是香港都是如此。就像二○○八年在迪拜召开的“内在关联的亚洲”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在亚洲城市间,不论其大小,人、都市模型和文化形式方面的交流得到了强化”。这些城市,在和它们本国的和地区性的城市加强联系的同时,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多种交流渠道与亚洲其他城市更多地连接在一起。这次研讨会把这些亚洲城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内部的城市”,定性为“超领土”的都市,它们不仅是被国家资源创设出来的,而且还是通过一系列全球及亚洲内部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流动形成的。诸如新加坡的“生物谷”和它的姊妹建筑“启汇城”之类的综合设施就是这种“超领土”性的最经典案例。在那里为亚洲和全球生物科技公司夜以继日工作的科学家、技术和专业人士来自亚洲的各个角落(通常获得了西方的学位)。这些巨型的像大型购物中心的综合设施,其特色就是亚洲各种风味的饭店和动漫展,而建设和日常维护都是由大量的亚洲移民劳动力来完成的。
接下来要探讨的是移民中的精英和劳动阶层的新型关系。众所周知,很多亚洲国家正在积极邀请移居海外的精英人士回国效力,把知识和资本投入自己的祖国。历史地看,这种移民和邀请都是非常特殊的。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的移民活动大都是集中在种植、采矿和建筑方面的劳动力,他们最终会在寄居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老去。而出现这种状况,其大环境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网络和体制构成的。我们都可以看出,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共谋性的,但其中也存在紧张。简而言之,在全球资本主义倡导劳动力流动的同时,民族主义者认为应当控制和抑制这股潮流,这涉及另外一些利益关系,诸如受到冲击的国内劳工阶层以及拥有种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民。经历过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往往也会像那些老牌帝国主义民族国家一样限制移民者的到来。
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既获利又遭殃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是华人群体,最早在美国,后来是在东南亚。在美国,针对亚洲人的排华法案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该法案对来自中国的劳动力移民给予严格的限额和控制。实际上,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使得移民而至的劳动力成为阿甘本(Agamben)所描述的“例外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主体——他们做没人愿意做的事,报酬却很少很少,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被悬置在资本和国家之间,和民族国家的诸种管辖范围之间。无疑,这其中也有很多移民者创造性地利用了这种力量之间的“悬置”,这也就是二十世纪早期大量出现的进入美国社会的华人移民者,他们被称为“纸儿子”(Paper Son,俗称“假纸仔”,指的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通过伪造出生证明、以美籍华人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中国男性移民——译者注)。
是什么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十年间的全球化又是如何改变了这种影响移民的制度网络?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一个新的元素就是持续的、新型的高价值工人或者说专业人才的流动。凭印象来讲,这是由我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或者说全球经济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和生产的发展引起的。但是这一现象最多地出现在亚洲,并且这种流通在亚洲区域内部是一个更为复杂和有趣的话题。专业和管理阶层的回归和迁移的确证实了制度网络的改变。当民族国家试图去控制超越领土的劳动力流动时,资本和资本主义文化甚至会跟它合谋,而现在针对这些劳动力流动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意见已经减弱很多了,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方面。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向海外和全球中国人(华人、华侨)、印度人(非常驻印度居民,NRIs)中的全球化职业人士频频招手,他们创造出一种与全球化和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适应的非领土的民族认同——如炎黄子孙、Hindutva(印度教特性或印度身份——译者注)等。而最近,这又正好与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和医疗等诸多方面退缩不前的状况同时并进。
从另一方面看,劳动力移民,特别是从事季节性工作和建筑业的,已经扩展到许多国家。他们是更为典型的旅居者,因为劳动合同都是短期的,他们被阻止与寄居社会融合。就像最近发生在泰国和其他地区的罗亨迦人事件,其实有很多移民经常被当地权威和用工方剥削和虐待。另外,与以前的状况不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被雇佣为家政人员、护士、娱乐场所表演者和娼妓,这也反过来对亚洲的家庭进行了再塑造。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民族国家控制及驱逐移民的持续性的权力和角色上。民族国家拥有遣送的特权,它控制他们的居留时间和身体,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及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可以起到重要的安全阀门和替罪羊的作用。
因此,应该从整体上看待亚洲新秩序。那些拥有灵活的身份、自我发展的计划以及国家利用他们的兴趣的全球专业移民者,应当和那些被重新构造了的民族国家持续不断地控制和驱逐的较低阶层的移民,放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亚洲国家必须在更高的水平上吸引和使用移民,并把低层次的移民推出去。因此一个新的亚洲绝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减弱,而只是民族国家在适应全球资本主义时所做的重新变形和整合。
新的亚洲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这个空间里有着重要的继承和创新。在诸民族国家继续施展其根深蒂固的强力时,该区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存在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congruence)或者致力于产生一致性的持续努力。这与该地区缺少独一无二的扮演领导角色的国家的状况有关,但同时也与单一民族国家发现很难调和民族主义和领土概念之间的一致性有关。这还与国家的妥协和对于跨国族群(诸如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日益增长的认同有着部分关系。另外,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民族国家都已经转而对异质性和多元文化大唱赞歌,就仿佛这些社会文化因素自我商品化了。就像最近风行一时的管理类图书《全球性》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国内市场的概念已经被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又称逢隙市场、细分市场等)所取代。最终,由于民族国家本身更多地卷入并很清楚这种地区和全球的相互依赖,在大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修辞和利益之间出现了断裂,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非常明显,印度、泰国和其他国家也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文化的政治均质化或者说本质化成了一个不必要且困难的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创设亚洲价值观的努力收效甚微并最终以失败收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但是正如我强调的那样,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和文化接触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尽管如此,相互依赖是专门的安排和专门化的跨国家机构来执行的,而绝少诸如国家之类大规模的协作和控制。就此而言,亚洲的区域形成是一个多路径、不均衡、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与欧洲完全不同。另外,这个区域本身没有外部限制和领土边界,并不追求自身的均质化。各个国家,经济的、监管的和文化的实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拥有多种超越核心(beyond the core)的联系途径,当一个超越核心的国家具有了足够密集的一套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体系,那么在地区内它就有了管理权。可以想象,这也可以涵盖亚洲地图之外的区域,比如说南非。至少最近几年的事实是这样的。
从文化上讲,这种多样性暗示着对于形成本质主义认同的偏离,尤其是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亚洲人消费共同的文化产品时。就好比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韩剧非常受欢迎,可这并不意味着最终越南人和中国台湾人都转向韩国人的认同。正如蔡明发(Chua Beng Huat)指出的那样,这需要消费者“超越自己原本的认同,透过屏幕上的外国演员打造出一个抽象的认同,而这种外来性反过来又会被重新吸收到一个新的(东)‘亚洲’概念中来”。事实上我并不能确定这种外来性是否会真的被再次吸收。亚洲文化产品的接受是流通和相互作用的一个例子,可以在认识到多重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前提下对纯粹的认同提出明确的质疑。这也许不会被吸收到另外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计划或是另外一个重大的他者化的过程中去。
斯皮瓦克曾经用更为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理想:“为了抗衡那种追寻名称来源的欲望,我打算这样处理‘亚洲’:将其作为经过修正的征引之工具,即一种重复。事实上,追寻单一来源的欲望之为可能,就在于其‘可重复性’。”她指的是不同的“历史、语言和习语”,当我们“每次试图把追寻统一的始源名称之希望变成复数的时候,这些词语的复数形式都会出现”。泰戈尔或许会同意斯皮瓦克的意见。但是所谓认同是用来强调排他性的,这是它的属性。那些试图弭平差异的努力在这个由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宣告同一性政治来临的时代注定是要失败的。除了发现在文本、想象和心理层面对故国异质性和多元性的要求之外,我还希望强调相互依赖对我们的生存以及个体的蒸蒸日上都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促进在教育和文化制度方面的跨国家意识,当然这不是要以牺牲对国家的情感为代价的。
我曾主张,在民族主义之前的社会,帝国或封建国家等政治力量不寻求主导一个人认同的所有方面。这些社会是以软边界为特征的,个别的群体间差异(比如饮食和神灵信仰)不会阻止其他方面大量的、不自觉的借用。现代民族主义准确地在群体间创设出硬边界,方法是通过将某群体的一个指定的特征(比如语言)以一种自我意识的方式作为自我的组成要素,而这种方式通常会对非同一民族的他者发展出一种不容忍。前殖民时代亚洲的海事网络就体现出这样的一种状况。地理上相隔甚远的贸易包含了非常多种类的商人群体,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点,说的语言、使用的货币都不统一。但正如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说的那样,商品交换了,价格谈妥了,汇率确定了,合同签署了,信用展延了,合作形成了,记录被保存了,契约也受到了尊重。贸易被包含“在更大的利益合作中,来自不同地方的商品和商人在船上彼此往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互惠的规则,但已形成普遍的默契。这一体系直到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好战之人破坏了所有的游戏规则之前都没有重大的改变……”
我绝不是说我们要回到或者能够回到认同的前民族模式中去;我只是想看看以硬边界为例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民族主义一致性,是否能够描绘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诚然,就非一致性而言,现在的区域关系与早期的亚洲海事网络颇为相似。尽管通过亚洲海事网络流通的实际商品数量与时下相比微乎其微,但由此促发的文化交流——结合了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和伊斯兰教——可以说是改变了世界。它们创设出了一个没有由自十九世纪就成为支配的力量的政治控制的文化领域。我们都清楚,在今天文化认同是由文化、知识、技术、商品、服务和金融的流通所塑造的,而这些流通不仅速度快到令人眼花缭乱,同时也深陷商品化和消费主义之中。但是,没有处于国家统治和认同控制下的亚洲文化交流的早期模式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新的可能性的历史资源。
但是这两重移民确实在提醒我们,区域形成正在帝国主义自由化和国家重组的背景下发生。尽管这有利于职业的资本主义亚洲群体的出现,此群体具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和从他者那里学习并建构多重联系及新文化的能力,民族国家的势力与此流动,特别是跨国的劳工流动的关系依旧根深蒂固。区域形构发生于其中之新自由主义背景,可以轻松地为那些一方面致力于抑制或驱赶穷人、把公共物品私有化,一方面致力于金融流通、知识经济和公司化的富人及其代言人发展出亚洲的概念。公认的是,全球化在生产出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阶层化,穷人和富人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些背景下的区域主义也会如此吗?尽管还没有全面的裁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主义着实拥有更强的能力将国家和其他政治要员聚在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并达成共同的目标,只要是规模有所限制,并且针对的是显而易见具有共性的问题。当然,目前的经济危机对这些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极好的考验。他们是后撤到国内保护主义、驱逐外国商品还是寻找共同的出路?他们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彼此紧密合作?区域利益和相互依赖的增长是否只孕育出了由国家主导与合作的彼此联系和统筹的模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想避免亚洲精英阶层和穷人间堑壕的出现谈何容易?我们应当留意并鼓励平民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间非政府组织在亚洲社会得到了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发展它们之间的联系,保卫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孙洛丹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