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启蒙背景下的现代性,理性开始觉醒,作为主体的人理应可以自由运用理性,使人逐渐从不成熟状态发展为成熟状态,但是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却显现出极端异化的后果。或者理性成为权威的审判官,或者理性成为政治上实行霸权的美丽借口,至此启蒙的精神与理想已经偏离了自己的初衷,现代性的发展也成为桎梏。对现代性的批判接踵而来,集中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哈贝马斯想要通过“交往理论”对现代性的异化后果与根源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事业。不论是对现代性的继续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因此本文以此为题,对现代性进行考察。
关键词 现代性 启蒙 后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苗翠翠,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人文基础教学部思政课专职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77-02
太阳能够给予我们光明,也能够给予我们温暖,然而光明与温暖是时时并存同在的吗?只有摆脱“柏拉图洞穴”中火把的光影,人类的身影才能看到洞穴之外的光明,也才能懂得只有太阳才能让真理的光明驱散黑暗与蒙昧。人类在理性的驱动下,与时俱进的走向了“现代”,面对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人类会有些茫然甚至困惑,这即透露出现代世界的基本困境。此时,现代启蒙主义似乎以“理性自负”的倾向打破了这样的困境。但实际上伴随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反思,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复杂的局面而不可自拔。20世纪许多西方的思想家,如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伯林、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等为找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都加以深入探索,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争议,凸显了对现代性问题认识的多样性。
一、 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渊源
关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人从不同角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论述,但最终还是陷入了各自的困惑中。在这段思想史的浪潮中,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哈贝马斯针对现代性困境问题作了一次重构式的探索。虽然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首先他意识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以及由“理性的自负”导致的单向度的生活,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便在于此。因此,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中,黑格尔便被认为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重要源头。
(一)“现代”与“现代性”的概念解析
“现代”(modern)一词源于拉丁文中一个词即modernus,而这个词的出现大约在5世纪晚期,所以“现代”这个词出现已久,本身并不现代。然而,“现代”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其所表达的时代性意识与时代性价值一直彰显着具有质的区别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时代的思考中,“现代性”意旨一个时代,实际上,对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划分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就西方的现代而言一般指18世纪启蒙以来的时代或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
从启蒙(一场思想上的深刻的革命)的觉醒、批判的思考角度出发,“现代性”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 。1984年福柯发表的题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把现代性称为一种气质,一种态度,一种感觉和思维方式,一种行为或行动的方式,一种哲学化的生活。在现代的历史时代中,反思人类自身,自由运用理性、合理运用理性。
(二)启蒙与现代性批判
启蒙(enlightening)将以思想光芒冲破传统的信念与上帝的神话,确立理性的新的标准。在启蒙的大背景下,现代性以自由平等观念、理性的批判精神、人类的主体性原则为基本特征,旨在实现启蒙的理想即对真理的寻求与对人类自身的普遍解放,彰显人类的巨大能力。然而现代性趋向悖论的困境,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最高标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然而与此同时,时代社会自我意识需要现代性作出“自我确证”(或自我依据性)的理论把握,问题随之而来: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启蒙背景下现代性所弘扬的)能否产生出自我确证、自我规范的标准?这也成为主体性原则(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并最终导致主体性原则自身的分裂与异化。
哈贝马斯要做的是继续现代性这项未完成的事业(《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而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有三条脉络即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以及尼采之后的两支,其一,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其二,从巴塔耶到福柯),并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上。
二、 现代性的继续还是批判
在批判现代性的时髦潮流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继续还是批判的抉择上,哈贝马斯选择了前者,对现代性进行建设性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进而开辟新路继续现代性的事业。而上述的三条脉络则是侧重对现代性的批判其途径与目的各不相同。
黑格尔左派虽然表面抛弃了以绝对精神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甚至以“劳动”、“生产”等概念范畴取代“自我意识”、“绝对精神”,但实质上,理性却在行动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中,这样倡导的实践哲学则成为是主体哲学的变种,无法解决主体性原则的确证以及现代性趋向的悖论(主体既然是中心,主体性原则既然是最高标准但主体或主体性原则本身却是无法自我确证存在问题的)。黑格尔右派则片面强调绝对的国家概念最终归宿则成为了极权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尼采没有选择像黑格尔左派或右派对理性进行内在批判,而是告别启蒙辩证法,如何通过审美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尼采本身也未能澄清并最终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一种是酒神、艺术家的艺术批判,一种是酒神、哲学家的哲学批判。前者是从巴塔耶到福柯追随的路线,后者是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追随的路线。
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中,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人本主义、根源主义、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等等,反对启蒙哲学消解现代理性的权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反对启蒙背景下现代性的各种上述表现,不仅仅是针对原则本身(基础主义、人本主义、普遍主义等)的局限性,而且深挖了隐藏在这些原则背后的异化实质(霸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至此应重申启蒙的理想、追求真理但绝不是把真理绝对权威化,如利奥塔所称的“真理的白色恐怖”;追求人类自身的普遍解放但绝不是强权霸权政治实施西方霸权、种族霸权的借口,如利奥塔所用的“奥斯维辛”(法西斯纳粹集中营)。 现代性的规范性原则集中体现在“主体性原则”,以主体性规范来实现自我确证。从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至今有200多年,主体性的人及其理性与自我意识是否会随着启蒙时代的结束而趋向终结?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柯,通过考古学的方式使非主流的思想、主体哲学埋没于忽视的沉默声音讲话,进而提出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通过系谱学的方式澄清了启蒙的理想所谓“真理”已经与权力相交织,不再那么纯粹,人类解放的信念与对自由的尊崇也不再那么崇高。
三、现代性反思的启示
宗教作为社会凝聚力被摧毁之后,想要建立理性作为社会凝聚力,理性是否也会被摧毁、被取代?现代性思潮中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事件高扬理性、崇尚自由、彰显人性……无不贯穿着主体性原则,法国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主体性原则。然而“主体性原则”作为现代性的规范性原则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已然成为思想家们要论证甚至亟待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理论,阐明“对行动责任”的理论,彰显政治理论的集体商议与行动。通过交往理论重思启蒙辩证法。然而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福柯及其传人的争论不断。上述皆表明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不仅必要而且具有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人类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有限的认识能力限定下对真理的追求一直继续着从未间断。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回答,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也就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类要在发展中逐步摆脱对理性运用的枷锁(自己给自己的对权威的服从,或权威的干预)而达到能够自由运用理性的成熟状态。按照康德思路的理解,启蒙的最终趋向就是运用理性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虽然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人类的认识不可避免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甚至会有时代生活中个体意识的局限性,但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却可以而且也能够超越个体意识的局限,趋向社会自我意识的发展,对真理的寻求,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的统一性的寻求。
其次,作为主体性的人对现代性进行发思之后,应通过何种方式寻找现代性之后的出路,成为现代性问题关注的聚焦点。哈贝马斯是从回到黑格尔耶拿时代的交往理念的概念出发的;福柯是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式进行的;查尔斯·泰勒(加拿大哲学家)是从全面分析现代社会经验事实(个人主义——意义与道德缺失;工具理性猖獗、自由主义丧失——专制主义盛行)出发的;黑格尔(理性概念、国家概念)、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广松涉、阿尔都塞的分析与探索)通过概念进行解析;为突破现代性工具理性(人类只有符合现代性理念、只有经过工具理性权威的检验,才能实现人与世界的<绝对>同一,否则就是背离现代生活的野蛮的原始生活)中理性概念的同一性的概念式把握(同一性的暴力或“真理的白色恐怖”利奥塔言),马克思以新的实践方式阐明了人与世界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而非绝对的权威式的同一。
最后,对现代性反思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问题具有相应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在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社会发展的有序等等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此同时,科技异化、工具理性、市场猖獗、欲望膨胀也随之而来。因此在启蒙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性显现出了自身的内在矛盾与问题,需要的是另一种新的启蒙,来警醒以主体性原则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特征的现代性或旧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的启蒙,是一种新启蒙,在继承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的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的反思与批判。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不是单纯地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根源主义、反人本主义、反普遍主义等,而是反对、批判、消解这些隐藏在现代性表象背后的霸权主义(如利奥塔说的“真理的白色恐怖”)、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在现代,新的启蒙不仅必要而且具有时代价值。
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批判与反思,对现代性而言,现代性既有合理之处又存有不足,应该坚持人类的理性但不应使理性绝对化;应该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但也应认识到真理具有相对性、人类的认识能力具有非至上性(时代与实践水平不同,真理被揭示的程度也不同,真理不可能被人类完全把握,只能被人类无限追求、不断接近)。因此,现代性反思给予我们一种更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5.
姚大志.什么是启蒙:过去和现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9)(启蒙与现代性).5.
参考文献:
[1]王庆丰、董键铭.如何切中现代性问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4).
[2]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2).
关键词 现代性 启蒙 后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苗翠翠,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人文基础教学部思政课专职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77-02
太阳能够给予我们光明,也能够给予我们温暖,然而光明与温暖是时时并存同在的吗?只有摆脱“柏拉图洞穴”中火把的光影,人类的身影才能看到洞穴之外的光明,也才能懂得只有太阳才能让真理的光明驱散黑暗与蒙昧。人类在理性的驱动下,与时俱进的走向了“现代”,面对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人类会有些茫然甚至困惑,这即透露出现代世界的基本困境。此时,现代启蒙主义似乎以“理性自负”的倾向打破了这样的困境。但实际上伴随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对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反思,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复杂的局面而不可自拔。20世纪许多西方的思想家,如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伯林、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等为找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都加以深入探索,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争议,凸显了对现代性问题认识的多样性。
一、 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渊源
关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人从不同角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论述,但最终还是陷入了各自的困惑中。在这段思想史的浪潮中,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哈贝马斯针对现代性困境问题作了一次重构式的探索。虽然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首先他意识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以及由“理性的自负”导致的单向度的生活,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便在于此。因此,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中,黑格尔便被认为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重要源头。
(一)“现代”与“现代性”的概念解析
“现代”(modern)一词源于拉丁文中一个词即modernus,而这个词的出现大约在5世纪晚期,所以“现代”这个词出现已久,本身并不现代。然而,“现代”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其所表达的时代性意识与时代性价值一直彰显着具有质的区别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时代的思考中,“现代性”意旨一个时代,实际上,对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划分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就西方的现代而言一般指18世纪启蒙以来的时代或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
从启蒙(一场思想上的深刻的革命)的觉醒、批判的思考角度出发,“现代性”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 。1984年福柯发表的题为“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中,把现代性称为一种气质,一种态度,一种感觉和思维方式,一种行为或行动的方式,一种哲学化的生活。在现代的历史时代中,反思人类自身,自由运用理性、合理运用理性。
(二)启蒙与现代性批判
启蒙(enlightening)将以思想光芒冲破传统的信念与上帝的神话,确立理性的新的标准。在启蒙的大背景下,现代性以自由平等观念、理性的批判精神、人类的主体性原则为基本特征,旨在实现启蒙的理想即对真理的寻求与对人类自身的普遍解放,彰显人类的巨大能力。然而现代性趋向悖论的困境,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最高标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然而与此同时,时代社会自我意识需要现代性作出“自我确证”(或自我依据性
哈贝马斯要做的是继续现代性这项未完成的事业(《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而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有三条脉络即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以及尼采之后的两支,其一,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其二,从巴塔耶到福柯),并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上。
二、 现代性的继续还是批判
在批判现代性的时髦潮流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继续还是批判的抉择上,哈贝马斯选择了前者,对现代性进行建设性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进而开辟新路继续现代性的事业。而上述的三条脉络则是侧重对现代性的批判其途径与目的各不相同。
黑格尔左派虽然表面抛弃了以绝对精神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甚至以“劳动”、“生产”等概念范畴取代“自我意识”、“绝对精神”,但实质上,理性却在行动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中,这样倡导的实践哲学则成为是主体哲学的变种,无法解决主体性原则的确证以及现代性趋向的悖论(主体既然是中心,主体性原则既然是最高标准但主体或主体性原则本身却是无法自我确证存在问题的)。黑格尔右派则片面强调绝对的国家概念最终归宿则成为了极权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尼采没有选择像黑格尔左派或右派对理性进行内在批判,而是告别启蒙辩证法,如何通过审美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尼采本身也未能澄清并最终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一种是酒神、艺术家的艺术批判,一种是酒神、哲学家的哲学批判。前者是从巴塔耶到福柯追随的路线,后者是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追随的路线。
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中,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人本主义、根源主义、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等等,反对启蒙哲学消解现代理性的权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反对启蒙背景下现代性的各种上述表现,不仅仅是针对原则本身(基础主义、人本主义、普遍主义等)的局限性,而且深挖了隐藏在这些原则背后的异化实质(霸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至此应重申启蒙的理想、追求真理但绝不是把真理绝对权威化,如利奥塔所称的“真理的白色恐怖”;追求人类自身的普遍解放但绝不是强权霸权政治实施西方霸权、种族霸权的借口,如利奥塔所用的“奥斯维辛”(法西斯纳粹集中营)。 现代性的规范性原则集中体现在“主体性原则”,以主体性规范来实现自我确证。从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至今有200多年,主体性的人及其理性与自我意识是否会随着启蒙时代的结束而趋向终结?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柯,通过考古学的方式使非主流的思想、主体哲学埋没于忽视的沉默声音讲话,进而提出作为主体的人的死亡;通过系谱学的方式澄清了启蒙的理想所谓“真理”已经与权力相交织,不再那么纯粹,人类解放的信念与对自由的尊崇也不再那么崇高。
三、现代性反思的启示
宗教作为社会凝聚力被摧毁之后,想要建立理性作为社会凝聚力,理性是否也会被摧毁、被取代?现代性思潮中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事件高扬理性、崇尚自由、彰显人性……无不贯穿着主体性原则,法国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主体性原则。然而“主体性原则”作为现代性的规范性原则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已然成为思想家们要论证甚至亟待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理论,阐明“对行动责任”的理论,彰显政治理论的集体商议与行动。通过交往理论重思启蒙辩证法。然而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福柯及其传人的争论不断。上述皆表明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不仅必要而且具有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人类有限的生命过程中有限的认识能力限定下对真理的追求一直继续着从未间断。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回答,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也就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类要在发展中逐步摆脱对理性运用的枷锁(自己给自己的对权威的服从,或权威的干预)而达到能够自由运用理性的成熟状态。按照康德思路的理解,启蒙的最终趋向就是运用理性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虽然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人类的认识不可避免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甚至会有时代生活中个体意识的局限性,但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却可以而且也能够超越个体意识的局限,趋向社会自我意识的发展,对真理的寻求,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的统一性的寻求。
其次,作为主体性的人对现代性进行发思之后,应通过何种方式寻找现代性之后的出路,成为现代性问题关注的聚焦点。哈贝马斯是从回到黑格尔耶拿时代的交往理念的概念出发的;福柯是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方式进行的;查尔斯·泰勒(加拿大哲学家)是从全面分析现代社会经验事实(个人主义——意义与道德缺失;工具理性猖獗、自由主义丧失——专制主义盛行)出发的;黑格尔(理性概念、国家概念)、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广松涉、阿尔都塞的分析与探索)通过概念进行解析;为突破现代性工具理性(人类只有符合现代性理念、只有经过工具理性权威的检验,才能实现人与世界的<绝对>同一,否则就是背离现代生活的野蛮的原始生活)中理性概念的同一性的概念式把握(同一性的暴力或“真理的白色恐怖”利奥塔言),马克思以新的实践方式阐明了人与世界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而非绝对的权威式的同一。
最后,对现代性反思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问题具有相应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在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社会发展的有序等等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此同时,科技异化、工具理性、市场猖獗、欲望膨胀也随之而来。因此在启蒙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性显现出了自身的内在矛盾与问题,需要的是另一种新的启蒙,来警醒以主体性原则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特征的现代性或旧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的启蒙,是一种新启蒙,在继承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的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的反思与批判。也就是后现代主义不是单纯地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根源主义、反人本主义、反普遍主义等,而是反对、批判、消解这些隐藏在现代性表象背后的霸权主义(如利奥塔说的“真理的白色恐怖”)、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在现代,新的启蒙不仅必要而且具有时代价值。
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批判与反思,对现代性而言,现代性既有合理之处又存有不足,应该坚持人类的理性但不应使理性绝对化;应该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但也应认识到真理具有相对性、人类的认识能力具有非至上性(时代与实践水平不同,真理被揭示的程度也不同,真理不可能被人类完全把握,只能被人类无限追求、不断接近)。因此,现代性反思给予我们一种更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5.
姚大志.什么是启蒙:过去和现在.社会科学战线.2011(9)(启蒙与现代性).5.
参考文献:
[1]王庆丰、董键铭.如何切中现代性问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4).
[2]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