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从"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崩坏以后到规范化的科举制度建立之前这一历史时期,执政者的选士任官带有很大随意性。从战国时期的"养士"与"尊贤",到两汉时期的"征辟察举",莫不如此。这一情形,对于以读书做官为毕生事业的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身份认同都造成了莫大影响。诸如"士为知己者死"、"知遇之恩"与"士不遇"之类的观念与说法都是这种选官方式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还孕育出了"名士"这样的称谓。所谓名士,表面看来即是在士林中那些享有名声的人物,似乎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但若仔细辨析,就不难发现,"名士"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涵,这种意涵的差异表征着君权系统与士人阶层关系的变化,也表征着选官标准的变化。以君权为核心的统治阶层与士人阶层的关系是变动不居的,或者利用,或者依靠,或者压制,或者合作,都是看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定。与这种变化相应,士人阶层对自身的评价标准也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名士"意涵的衍变。简言之,"名士"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文人士大夫身份认同与精神旨趣的集中体现。由于"名士"的意涵直接与士人阶层的价值取向相关,故而名士意涵的衍变也就关联到文学观念的变化。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文人身份的逐渐成熟,文人趣味开始成为"名士"的重要标准,从而为汉末魏晋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