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未曾在香港住过的人，应该不会深入了解香港的分区吧，尽管这片土地统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但其实住在香港的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你问他们的生活经验，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从内地来的我们，感觉尤深。
比如住在港岛的同学，就绝少来新界，而住在新界的朋友们，除却在港九上班而无法避免每日通勤外，一周里也绝少“进城”。有时候我们会互相调侃，把習惯了港岛、油尖旺（油麻地、尖沙咀、旺角）生活的人称为“城里人”；而像我这种久居新界的，主要活动区在沙田的，便常常自嘲为“乡民”。
我曾经也是“城里人”，那时住在维港岸边的红磡，享受着近海楼台的便利。不过搬到大围已快两年了，按照约定俗成的讲法，我从“市区”搬到了“扩展市区”——这是较为优雅的形容，实际上每每去港岛，看到那鳞次栉比、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和繁华商场，我仍是和刘姥姥一样，感受着如同进了大观园一样的冲击，叹息自己的土气。
不知道是因为在中文大学的山里待久了呢，还是我本性其实对大都会不怎么感兴趣，住在红磡时我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大围，更加不想去什么灯红酒绿的地方了。尽管隶属于沙田的这里三面环山，一条城门河直通海上，但不能说我是“寄情山水”，也许用“居乡里”更加贴切吧。
把大围叫作乡里，是有凭据的。大围的“围”就是明证。“围”是围村，是由石墙包围的传统村落，珠三角地区尤其多。在香港，围村集中在新界，港岛、九龙几乎没有这种“围”了。
大围村
我住的地方楼层较高，从窗外望去，就可以望见“大围村”，大围这片地方的名称就源自它。而大围村原来叫积存围，4D0多年前就建村了，因为是沙田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围村，时人就用“大围村”来指代它，一提到大围村，指的就是这座积存围，久而久之，就略去了“村”字，简称大围了。从我房间的角度看，很明显能看到大围村那一片区域的边界，因为大围村里的建筑都不高，至多三四层，而且一栋一栋相对独立，和周围高高的现代居民楼宇比起来，差别很是明显。我有时也会到大围村边走一走。看围村和看历史古迹不太一样，虽然同样有一定的年代，但围村里是有人居住的，因此分外有生气。好比去看故宫，如今已经没有皇帝、太监和宫女了，你得靠历史想象才能体验到故宫的鲜活。否则它就是一处宏伟的建筑。围村不一样，里面玩耍的小童，在树下纳凉的阿伯，都在展现围村的生活气息，青砖厚石排屋瓦里面，可能就放置着电视、电脑这类现代家电。
在大围村边缘，我常去的一家肠粉店里有个熟客阿伯，我和他见得多了有时就会吹起水来。阿伯姓蔡，据他说，大围村原来有围斗，就是观察村外情况的角楼，用来防卫海盗和“外姓人”，现在已经拆了做公共用地了。村里面小巷狭窄纵横交错，很容易迷路，也是为了防范外人侵入。
在旧时建立起来的围村，本身就是以防卫功能为主的。大围村其实已经颇现代了，同属沙田区，沙田围的曾大屋，这种防卫性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曾大屋
在外围初看曾大屋时，只能看到连成一排的高墙，上开三座大门，左边是“安富门”，右边是“尊荣门”，居中的叫“一贯世居门”。四角都有高高的碉堡。墙身上还有无数的枪眼炮孔，本来曾大屋外还有一条护城河围绕，以吊桥连接外部，不过现在已被填平了。村内横楼和横楼之间还有可开启的铁闸做阻挡。
和散立独栋的大围村相比，曾大屋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围村，堡垒式的围村是械斗时最好的防卫工事。曾大屋平日是开放的，我进去时，几乎被里面复杂的建筑绕晕。
和曾大屋相类似的堡垒围村，还有元朗锦田的吉庆围，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传奇性的围村了。
60年代的吉庆围
吉庆围是个正方形的封闭围村。整齐对称。先不说周围护城河围绕，只有一个出入口，单单把村子包围起来的石墙，就有5米多厚。早前那个唯一的出入口，还有一个坚实的连环铁门，现在已不存于吉庆围了，而是摆放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里。这铁门有一段传奇：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地，元朗锦田的居民不愿臣服，以吉庆围为据点，和英军战斗，相持多日。结果英军用炸药炸开东北角的围墙，进入巷战，最终攻下了这个据点，门口的大铁门也被英军拆去运回伦敦做战利品。
到了1924年，吉庆围出身的族人邓伯裘提请港府，索求交还铁门，邓氏一门在英国辗转搜寻，终于在苏格兰找到了铁门，运回了香港。彼时香港的总督司徒拔亲自主持交还铁门仪式。
这自然是一件鼓舞本土居民的大事。也体现了新界这个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
围村不光是一个居住的定所，里面还保留着许多本地围头人的文化习俗，如盆菜、打醮、社区活动等等。不过近来围村里的活动已渐渐衰落了。大围村的蔡伯时常感慨。旧时围村青年团结相助，常常结伴去玩，大家很小时候就参与村中事务，如果有老人家病危，不同家族的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准备后事。现在围村里很少有活动了，平时年轻人大多在家里打游戏、上网。
这恐怕也是“城市化”“科技社会”下无可避免的吧。细细想来。蔡伯怀念那自由自在的围村生活，与我自嘲“乡民”，可能都有一个因素——不愿意受大都会水泥森林的束缚。围村有有形的墙，而都市有无形的墙。“愿居乡里”，可能就是为了稀释那堵无形的墙，也说不定呢。
比如住在港岛的同学，就绝少来新界，而住在新界的朋友们，除却在港九上班而无法避免每日通勤外，一周里也绝少“进城”。有时候我们会互相调侃，把習惯了港岛、油尖旺（油麻地、尖沙咀、旺角）生活的人称为“城里人”；而像我这种久居新界的，主要活动区在沙田的，便常常自嘲为“乡民”。
我曾经也是“城里人”，那时住在维港岸边的红磡，享受着近海楼台的便利。不过搬到大围已快两年了，按照约定俗成的讲法，我从“市区”搬到了“扩展市区”——这是较为优雅的形容，实际上每每去港岛，看到那鳞次栉比、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和繁华商场，我仍是和刘姥姥一样，感受着如同进了大观园一样的冲击，叹息自己的土气。
不知道是因为在中文大学的山里待久了呢，还是我本性其实对大都会不怎么感兴趣，住在红磡时我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大围，更加不想去什么灯红酒绿的地方了。尽管隶属于沙田的这里三面环山，一条城门河直通海上，但不能说我是“寄情山水”，也许用“居乡里”更加贴切吧。
把大围叫作乡里，是有凭据的。大围的“围”就是明证。“围”是围村，是由石墙包围的传统村落，珠三角地区尤其多。在香港，围村集中在新界，港岛、九龙几乎没有这种“围”了。
大围村
我住的地方楼层较高，从窗外望去，就可以望见“大围村”，大围这片地方的名称就源自它。而大围村原来叫积存围，4D0多年前就建村了，因为是沙田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围村，时人就用“大围村”来指代它，一提到大围村，指的就是这座积存围，久而久之，就略去了“村”字，简称大围了。从我房间的角度看，很明显能看到大围村那一片区域的边界，因为大围村里的建筑都不高，至多三四层，而且一栋一栋相对独立，和周围高高的现代居民楼宇比起来，差别很是明显。我有时也会到大围村边走一走。看围村和看历史古迹不太一样，虽然同样有一定的年代，但围村里是有人居住的，因此分外有生气。好比去看故宫，如今已经没有皇帝、太监和宫女了，你得靠历史想象才能体验到故宫的鲜活。否则它就是一处宏伟的建筑。围村不一样，里面玩耍的小童，在树下纳凉的阿伯，都在展现围村的生活气息，青砖厚石排屋瓦里面，可能就放置着电视、电脑这类现代家电。
在大围村边缘，我常去的一家肠粉店里有个熟客阿伯，我和他见得多了有时就会吹起水来。阿伯姓蔡，据他说，大围村原来有围斗，就是观察村外情况的角楼，用来防卫海盗和“外姓人”，现在已经拆了做公共用地了。村里面小巷狭窄纵横交错，很容易迷路，也是为了防范外人侵入。
在旧时建立起来的围村，本身就是以防卫功能为主的。大围村其实已经颇现代了，同属沙田区，沙田围的曾大屋，这种防卫性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曾大屋
在外围初看曾大屋时，只能看到连成一排的高墙，上开三座大门，左边是“安富门”，右边是“尊荣门”，居中的叫“一贯世居门”。四角都有高高的碉堡。墙身上还有无数的枪眼炮孔，本来曾大屋外还有一条护城河围绕，以吊桥连接外部，不过现在已被填平了。村内横楼和横楼之间还有可开启的铁闸做阻挡。
和散立独栋的大围村相比，曾大屋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围村，堡垒式的围村是械斗时最好的防卫工事。曾大屋平日是开放的，我进去时，几乎被里面复杂的建筑绕晕。
和曾大屋相类似的堡垒围村，还有元朗锦田的吉庆围，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传奇性的围村了。
60年代的吉庆围
吉庆围是个正方形的封闭围村。整齐对称。先不说周围护城河围绕，只有一个出入口，单单把村子包围起来的石墙，就有5米多厚。早前那个唯一的出入口，还有一个坚实的连环铁门，现在已不存于吉庆围了，而是摆放在香港历史博物馆里。这铁门有一段传奇：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地，元朗锦田的居民不愿臣服，以吉庆围为据点，和英军战斗，相持多日。结果英军用炸药炸开东北角的围墙，进入巷战，最终攻下了这个据点，门口的大铁门也被英军拆去运回伦敦做战利品。
到了1924年，吉庆围出身的族人邓伯裘提请港府，索求交还铁门，邓氏一门在英国辗转搜寻，终于在苏格兰找到了铁门，运回了香港。彼时香港的总督司徒拔亲自主持交还铁门仪式。
这自然是一件鼓舞本土居民的大事。也体现了新界这个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
围村不光是一个居住的定所，里面还保留着许多本地围头人的文化习俗，如盆菜、打醮、社区活动等等。不过近来围村里的活动已渐渐衰落了。大围村的蔡伯时常感慨。旧时围村青年团结相助，常常结伴去玩，大家很小时候就参与村中事务，如果有老人家病危，不同家族的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准备后事。现在围村里很少有活动了，平时年轻人大多在家里打游戏、上网。
这恐怕也是“城市化”“科技社会”下无可避免的吧。细细想来。蔡伯怀念那自由自在的围村生活，与我自嘲“乡民”，可能都有一个因素——不愿意受大都会水泥森林的束缚。围村有有形的墙，而都市有无形的墙。“愿居乡里”，可能就是为了稀释那堵无形的墙，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