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
　　“那可是个好辰光！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的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一些。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也就三五年光景，我们家粮缸里装满了粮食！也攒了一些钱，我们又买了十亩地和一头牛，地多了，有时忙不过来，就要临时雇短工。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其他人家呢？” 我问。
　　“差别很大，”老人说道，“就拿我们家和长庚家来说吧。土改时同样是分得十亩地、一头牛，我们年龄一样，家里人口也一样，可也就三五年光景，两家的境况差别就很大了。
　　“长庚两口子都不是勤快人，天天太阳晒到屁股才起床，地里杂草比庄稼还旺！打的粮食交完公粮后全家吃饱都勉强，根本没余粮可卖！两口子种点蔬菜也懒得伺候，自家吃还可以，卖钱是卖不出来的。农闲时两口子就蹲在墙根儿晒太阳，也不找点事做。
　　“两口子还特嘴馋。特别是长庚，三天两头卖了粮食换酒喝。大概土改后第二年吧，为了买酒，他竟然把牛卖了。
　　“说来两口子命也不好。土改第三年吧，他们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重病！治那病花了好多钱，他们哪有钱啊？最终不得不把十亩地都卖了。
　　“造化弄人啊。”老人叹道。
　　勤快的农民变懒了
　　“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让大伙儿把土地、牲口、大农具全部入社，成为公社的集体财产，也就是全体社员的公有财产。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不公平。你想一想，我们家20亩好地，两头膘肥体壮的大耕牛、两架地排车，还有那个小油坊，那可都是我们两口子起早贪黑拼命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的，凭什么就成了大伙儿公有的？长庚家什么也没有，也成了公社社员，一起公有我们入社的土地、牲口和大农具，你说这公平吗？”老汉有点激动起来。
　　“长庚很高兴吧？” 我说。
　　“那还用说！他们敲锣打鼓欢迎人民公社。长庚还嘲笑我：‘怎么样？起五更睡半夜，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现在还不是给大伙儿了？你看我，觉没少睡，酒没少喝，现在也是和你平起平坐的社员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最初我坚决不同意入社，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不得不入了。我尽管作不得声，心里却不服气，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公有了？那最初的十亩地一头牛是你政府分给我的，充公就充公吧，我认了。可另外那十亩地一头牛是我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挣来的，你凭什么充公？
　　“可想不开又有啥法子？家人劝我，集体了也有好处，大家一起干，只要人人都努力，合作得好，收成不一定比单干差。我觉得可能是这理儿，尽管心里不痛快，最初在社里干活还是像原先在自家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可我发现一些社员不像我这样，他们比在自家干活时出工晚，收工却早，而且活计也干得马马虎虎，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磨洋工，有的甚至还偷粮食。我问一个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他反问我：‘我能拿多少？’想了好久，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100来个劳动力，我每天早出工一个时辰，晚收工一个时辰，一年下来，能打多少粮食？就算500斤吧，过去自家单干时，这多打的500斤粮食都是我们家的，可如今在公社里打的500斤粮食100个人分，我只能得到5斤，太不合算了。我每天少干两个时辰，多睡点觉，一年下来只损失5斤粮食，很合算的。我总算明白了，大家一起干活，勤快的人得不偿失，偷懒的却没有什么损失，那么多人一起干，多干了显不出来，少干了也看不出来，‘滥竽充数’说的不就是这个理吗？
　　“没过多久，大家都学会了偷懒，都学会了出工不出力，都学会了和干部打游击，干部也都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唉，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惜活计不是那些活计，庄稼也不是那些庄稼了。曾经那么勤快的农民竟然会变得那么懒！
　　“最厉害的是搞大食堂的时候，粮食不分给各家各户了，全部送到公社食堂，大家一起吃，真正的大锅饭。1958年那年应该算个好年景，庄稼长得很好，可惜丰产不丰收，好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上来。”
　　“为什么？” 我禁不住问。
　　“大炼钢铁抽走了青壮年劳力，留下的老弱病残应付不了这么多农活，再加上大食堂导致大家大呼隆（形容做事虚张声势，很少实效），反正收获了也不归自己，许多能收获的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是没见过那种情景啊，玉米棒子掉在地上社员都懒得捡起来。你恐怕想象不到一贯节俭的农民会那样糟蹋粮食。
　　“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不少人。饿死人了，上面知道这样干是不行的，开始允许公社把一些地分给社员自己种，这些地叫自留地，社员自种自收，不用交公，我们私下叫它‘保命田’。我们这里的干部较务实，顺应农民的要求搞包产到户，我们家又分了五亩责任田和一头牛，在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的归自家所有，这很像土改后那几年的情形了，只是田地不归自家所有。我们又开始起五更睡半夜了，尽管辛苦一些，可是能够吃饱饭了。为了增加地力，多打粮食，我又省吃俭用买了豆饼施到责任田了。长庚那家伙就不像我这样，人家不给责任田施豆饼，那牛也拼死拼活地用，恨不得把它累死。我当时还嘲笑他不像一个过日子的。 　　“很快，承包制受到了批判，责任田和耕牛又被收回，又回到了生产队一起上工一起收工大呼隆的做法。我再次受到长庚的嘲笑，说我不长记性，豆饼又浪费了吧，牛又成了给大家养的吧，等等。我也觉得自己很笨，嘲笑自己‘只知低头干活，不知抬头看路’。可是心里很不理解，为什么努力干活、善待土地的我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长庚这家伙还这样教育年轻人：‘小子们，做人可别像你土生老爹那样，拼死拼活地干，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地是伺候得很好，牲口也养得好，可是到头来自家也没有得到什么，日子过得还不和大伙儿一个样？你们看我，哪儿舒服咱躲哪儿，觉没少睡，活没多干，最终怎样？日子一点也不比土生家差。’村里的年轻人对他的话很以为然，个顶个地比着谁懒，都认为我的做法挺傻。”
　　顿了一会儿，老人继续说道：
　　“不过，幸亏这次没有收回自留地。在生产队的地里大家依然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现在和以前不同的是，那时攒下的时间和力气没有多少用处，现在大家都用到了自留地里。有点好肥料大家也尽可能偷偷地施到自留地中。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干到七八点时再到生产队的地里去和大家大呼隆，下午太阳还没下山就收工，然后跑到自留地里再干上一个时辰，这样每天在生产队里省下的时间和力气用到了自家的自留地中。不止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这样做。我们曾经估算过，自留地的亩产量大约是生产队亩产量的五六倍。幸亏有了自留地，否则难保不再饿死人。但我们真的想不明白，给自己干活大家这样努力，为什么非要让大家一起大呼隆呢？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让人人有吃有穿的嘛。”
　　老皇历不管用了
　　“就这样一直过了十多年，尽管没有再饿死人，可是大家的日子挺艰难。穷则思变，有些地方又悄悄搞起了分田到户家庭承包制，听说提出的口号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初上面也不允许，可是逐渐的政策改变了，好像是1980年，中央文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责任制了，我们这里再次开始分田到户，我们家又分得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口鱼塘，长庚家也是十亩地、一头牛，还承包了一片山林。记得最初的承包期是三年。说实话，已经吃过两次亏了，这次我们都担心政策还会变，所以这次我没再施豆饼。豆饼这样的好肥料还是用到自留地里，责任田中多用化肥。用化肥当时增产效果好，只是用久了地力会下降。承包的鱼塘中我也没敢放鱼苗，怕花了钱长大了再被充公，而是拼命地把鱼塘里的鱼捞上来卖掉，我当时的想法是争取在政策改变前把鱼捞光，一条也不留下。长庚的做法和我一样，还夸我终于长记性了，他把承包林中的大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材，小树全部砍掉卖了木柴，你看看，这哪像过日子的样？
　　“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情况不一样了，1982年年初中央说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后来文件又明确说土地承包期应在15年以上，再后来更是改为30年以上，这次看来政策不会变了。
　　“望着空荡荡的鱼塘和光秃秃的山林，我们哭笑不得，看来老皇历不管用了。我赶紧买了鱼苗放到池塘中，长庚也买了树苗栽到了山上，我们又开始精心伺候土地和耕牛。它们也没亏待我们，靠着这些承包的责任田、鱼塘和山林，我们盖上了砖瓦房，过上了天天吃白馍的生活。”说这话时老人露出了笑容。
　　附注：朱恒鹏，男，山东莱芜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著有《前沿思索：中国经济非均衡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