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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鲜为人知的是，在我国空军起步之初，曾经得到一支神秘的日本战俘队伍的鼎力相助，其队长是林弥一郎。
走投无路投降
1941年11月，30岁的日本人林弥一郎被派往中国，在日本飞行第五十四战队任中尉。两年后，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队长。在辽阳奉集堡机场时，飞行队发展到300多人，包括飞行员、教官、维修技师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9日，在北面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下，队长林弥一郎率领其飞行队300多人向南逃跑，却又遭到南面国民党军队的夹击。此时这支部队战斗力消耗殆尽，林弥一郎不想当苏军的俘虏，也不愿向国民黨军投降，他试图率部转移到辽宁岫岩，再绕道朝鲜返回日本。林弥一郎尽量回避地面作战，于9月29日率部逃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的摩天岭山区。
9月30日，八路军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部队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队，迅速将其包围。
10月2日，21旅派出12团指导员聂遵善担任谈判小组组长与林弥一郎谈判。谈判伊始，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孽深重，对投降顾虑重重，担心性命难保。聂遵善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提出三个条件：一、不是解除武装，而是放下武器；二、有关投降后的就职问题，由于他们属日本航空部队，技术一流，希望能够安排向八路军传授航空技能的相关工作；三、提供粮食供给。聂遵善当即表示接受上述投降条件。为表示诚意，他说：“考虑到你们的深明大义，我方只要求你们缴出步枪、机关枪和弹药，军官的军刀不必上缴。” 军刀是军人荣誉的象征，林弥一郎没有想到对方会允许他们保留军刀，当场对八路军代表的宽大处理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二天，21旅布置了受降地点，与林弥一郎的第四教练飞行队举行了平静的受降仪式。几天后，21旅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为他们摆了丰盛的中国菜，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要他们安下心来，与我军合作，还要求他们回到原来的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林弥一郎带队临行前，八路军又给他们准备了5头牛和50只羊，林弥一郎十分感动。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
感受到共产党的诚意
10月中旬，八路军16军分区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政委彭真、参谋长伍修权作了报告。此时，国民党军正向东北大举运兵，国共大战一触即发。八路军对拥有自己的空军十分急迫。东北局对这支成建制的日本空军部队十分重视，立即邀请林弥一郎一行十人前往沈阳。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政委兼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人。彭真诚恳地说：“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受战争之害。我们过去因为没有空军，作战是非常困难的。请林弥一郎少佐一定要协助我们建设空军啊！”
林弥一郎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把他们当俘虏一样对待；培养飞行员是极为特殊的，希望制定严格的制度并确保贯彻执行；飞行教官要有下达命令并保证制度被遵守的权力，若是双方是俘虏和胜利者的关系，就无法进行教学，学生应该严格服从教官。第二，希望能照顾到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第三，保证身心的健康，若是单身，应允许结婚。
得到肯定答复后，林弥一郎紧紧盯着伍修权腰间的那把勃郎宁手枪，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要求：“伍将军，能不能把您的这把手枪送给我？” 伍修权从腰间掏出自己心爱的手枪，递给林弥一郎，说：“这支手枪从长征到现在，一直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把它送给你，作为这次幸会的纪念。”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诚意。
林弥一郎返回驻地后，马上召集全员集合，介绍了与东北局领导的谈话内容，决定接受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邀请，协助中共创建空军。由于林弥一郎在战俘中的威望很高，全体部下愿意参加八路军并协助创建人民空军。
“日本教官有一套”
1945年10月底，东北局决定以林弥一郎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为主体成立沈阳航空队，指派林弥一郎负责航空队技术工作。
航空队当务之急是收集飞机器材，组织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修理飞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飞机制造厂，只好收集关东军遗留的旧飞机零部件。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人民自治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营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还动员群众将已经改作农用的飞机零件上交。缺少运输工具，就人抬马拉，留下了“马拉飞机”的佳话。
林弥一郎飞行队的机械师们将零部件拼凑在一起，有的飞机没有挡风玻璃，也没有座椅安全带，机身上下全是补丁；有的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机轮不够，就轮换使用；没有充气设备，就用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修复了日式飞机46架。
培养飞行员必须要有先进的教练机。林弥一郎组织人员将美式P-51战斗机改成双座教练机，更换了操纵系统和座椅，调整了机体的重心，成功地改造了十几架教练机，满足了训练需要。
航空队学员几乎都是放牛娃出身，日籍教官的讲解尽量通俗易懂。教官领着学员们参观飞机，操纵各个传动翼面，说明用途，然后再作手势比喻，还做了许多实物模型，使人一看就懂。他们把烟吹进发动机内的油路，看烟从何处冒出，让学员知道油路的走向。学员们对气缸排列的工作原理理解非常吃力，教官派学员依次编号，各人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手推木棒转磨圈，一会儿就都领会了。中国学员普遍反映，“日本教官有一套”。
12月10日，林弥一郎率领沈阳航空队从辽宁本溪转至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正式宣告成立。总队长由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朱瑞在航空总队的成立大会上宣布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林弥一郎非常高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林保毅。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任命林弥一郎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林弥一郎利用自己的经验，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上机训练等诸多方面为航空学校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他和日本教官们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采用独创的飞行教育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文化基础薄弱的中国学员培养成为高水平的飞行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全世界对中国空军发展之迅速都感到惊讶。参加这次阅兵的飞行人员很多都是林弥一郎的学生。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了。航空学校已经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飞行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和栋梁。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批英雄飞行员震惊世界，打破了美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他们的访谈和回忆录中，无不提起他们的老师林彌一郎。
（摘自《文史精华》2016年第11期）
走投无路投降
1941年11月，30岁的日本人林弥一郎被派往中国，在日本飞行第五十四战队任中尉。两年后，林弥一郎晋升为少佐，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教练飞行队队长。在辽阳奉集堡机场时，飞行队发展到300多人，包括飞行员、教官、维修技师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9日，在北面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下，队长林弥一郎率领其飞行队300多人向南逃跑，却又遭到南面国民党军队的夹击。此时这支部队战斗力消耗殆尽，林弥一郎不想当苏军的俘虏，也不愿向国民黨军投降，他试图率部转移到辽宁岫岩，再绕道朝鲜返回日本。林弥一郎尽量回避地面作战，于9月29日率部逃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的摩天岭山区。
9月30日，八路军16军分区21旅政委刘光涛率领部队在凤凰城西大约5公里的山中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队，迅速将其包围。
10月2日，21旅派出12团指导员聂遵善担任谈判小组组长与林弥一郎谈判。谈判伊始，林弥一郎等深感侵华罪孽深重，对投降顾虑重重，担心性命难保。聂遵善指出，日军兵败军散，退路切断，下山投降是唯一出路。接着，又向日军交代了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你们虽然参加了侵略战争，但那不是你们的意愿。过去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林弥一郎解除了顾虑，他召集几位日军军官商量，提出三个条件：一、不是解除武装，而是放下武器；二、有关投降后的就职问题，由于他们属日本航空部队，技术一流，希望能够安排向八路军传授航空技能的相关工作；三、提供粮食供给。聂遵善当即表示接受上述投降条件。为表示诚意，他说：“考虑到你们的深明大义，我方只要求你们缴出步枪、机关枪和弹药，军官的军刀不必上缴。” 军刀是军人荣誉的象征，林弥一郎没有想到对方会允许他们保留军刀，当场对八路军代表的宽大处理表示深深的谢意。
第二天，21旅布置了受降地点，与林弥一郎的第四教练飞行队举行了平静的受降仪式。几天后，21旅刘光涛政委将林弥一郎大队的十几名代表请到司令部，为他们摆了丰盛的中国菜，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要他们安下心来，与我军合作，还要求他们回到原来的辽阳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的处置。林弥一郎带队临行前，八路军又给他们准备了5头牛和50只羊，林弥一郎十分感动。这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各类地面保障人员。
感受到共产党的诚意
10月中旬，八路军16军分区将日本航空队受降的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政委彭真、参谋长伍修权作了报告。此时，国民党军正向东北大举运兵，国共大战一触即发。八路军对拥有自己的空军十分急迫。东北局对这支成建制的日本空军部队十分重视，立即邀请林弥一郎一行十人前往沈阳。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政委兼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人。彭真诚恳地说：“日本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日本帝国主义去承担，不是一般日本军人的责任，中日两国人民都深受战争之害。我们过去因为没有空军，作战是非常困难的。请林弥一郎少佐一定要协助我们建设空军啊！”
林弥一郎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把他们当俘虏一样对待；培养飞行员是极为特殊的，希望制定严格的制度并确保贯彻执行；飞行教官要有下达命令并保证制度被遵守的权力，若是双方是俘虏和胜利者的关系，就无法进行教学，学生应该严格服从教官。第二，希望能照顾到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第三，保证身心的健康，若是单身，应允许结婚。
得到肯定答复后，林弥一郎紧紧盯着伍修权腰间的那把勃郎宁手枪，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要求：“伍将军，能不能把您的这把手枪送给我？” 伍修权从腰间掏出自己心爱的手枪，递给林弥一郎，说：“这支手枪从长征到现在，一直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把它送给你，作为这次幸会的纪念。”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诚意。
林弥一郎返回驻地后，马上召集全员集合，介绍了与东北局领导的谈话内容，决定接受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邀请，协助中共创建空军。由于林弥一郎在战俘中的威望很高，全体部下愿意参加八路军并协助创建人民空军。
“日本教官有一套”
1945年10月底，东北局决定以林弥一郎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为主体成立沈阳航空队，指派林弥一郎负责航空队技术工作。
航空队当务之急是收集飞机器材，组织日本航空技术人员修理飞机。当时，共产党还没有飞机制造厂，只好收集关东军遗留的旧飞机零部件。林弥一郎所部奉命进驻到辽宁省本溪市，与东北人民自治军分工协作，将奉集堡、辽阳、营口和四平等地的前关东军飞机场遗留的破损飞机及飞机零部件全部收集了起来，还动员群众将已经改作农用的飞机零件上交。缺少运输工具，就人抬马拉，留下了“马拉飞机”的佳话。
林弥一郎飞行队的机械师们将零部件拼凑在一起，有的飞机没有挡风玻璃，也没有座椅安全带，机身上下全是补丁；有的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机轮不够，就轮换使用；没有充气设备，就用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修复了日式飞机46架。
培养飞行员必须要有先进的教练机。林弥一郎组织人员将美式P-51战斗机改成双座教练机，更换了操纵系统和座椅，调整了机体的重心，成功地改造了十几架教练机，满足了训练需要。
航空队学员几乎都是放牛娃出身，日籍教官的讲解尽量通俗易懂。教官领着学员们参观飞机，操纵各个传动翼面，说明用途，然后再作手势比喻，还做了许多实物模型，使人一看就懂。他们把烟吹进发动机内的油路，看烟从何处冒出，让学员知道油路的走向。学员们对气缸排列的工作原理理解非常吃力，教官派学员依次编号，各人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手推木棒转磨圈，一会儿就都领会了。中国学员普遍反映，“日本教官有一套”。
12月10日，林弥一郎率领沈阳航空队从辽宁本溪转至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也正式宣告成立。总队长由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朱瑞在航空总队的成立大会上宣布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林弥一郎非常高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林保毅。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任命林弥一郎担任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
林弥一郎利用自己的经验，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上机训练等诸多方面为航空学校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他和日本教官们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采用独创的飞行教育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文化基础薄弱的中国学员培养成为高水平的飞行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全世界对中国空军发展之迅速都感到惊讶。参加这次阅兵的飞行人员很多都是林弥一郎的学生。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了。航空学校已经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飞行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骨干和栋梁。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批英雄飞行员震惊世界，打破了美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他们的访谈和回忆录中，无不提起他们的老师林彌一郎。
（摘自《文史精华》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