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98年相比，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的确更为复杂。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双向的：国内是通货膨胀、国外是美国次贷危机，因此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政策力度不大好把握。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三种风险，或者说，存在着三种担心：
　　一种担心是，外需趋冷，如果内需再控制过度的话，则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甚至出现类似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第二种担心是，重蹈2003—2004年投资过热的覆辙。第三种担心是，出现“滞胀”局面：一方面物价继续攀升；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失业人员增多。这方面有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痛苦经历在先，当引以为鉴。
　　至于说这三种风险中哪一种风险更大，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十分巨大。我认为，所谓风险，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该情景发生的可能性，再一个就是看其一旦发生时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一方面，从可能性来看。
　　首先，去年年底，我们已经确定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加“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那么一旦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甚至是世界经济衰退，再加上今年初南方出现的冰冻雨雪灾害，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过调”现象，导致经济下滑。其次，如果我们过度担心第一种情景（经济下滑），就极有可能出现第二种情景（通货膨胀）。最后，如果我们既担心情景一（经济下滑），又担心情景二（通货膨胀），试图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话，我们又很有可能最终导致“滞胀”。种种迹象表明，往远一点看，从发展趋势看，走向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是在增加。
　　而在这三个方面，我们都存在一些明显的倾向，所以说滞胀的风险是在增加。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通货膨胀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的话，近期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长期看将很有可能会陷入“滞胀”局面。
　　另一方面，从损失来看。虽然损失本身不大好量化，但是我们可以从解决问题的难度来观察。
　　首先，如果是出现情景一（经济下滑）的话，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体制特征，一般来讲，克服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些，而且有1998、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
　　其次，如果是出现情景二（通货膨胀）的话，虽然比较难以治理，但是，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一整套治理的方法，关键是看我们能否痛下决心。
　　最后，毫无疑问，一旦出现情景三（滞胀）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二是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也是最难治理的。因此是我们最需要加以防范的。
　　从长期防“滞胀”的路径来看，与近期防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路径大体上是一样的，都是应当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以稳健的财政政策。
　　不过，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方面，方式方法上可以更加灵活一些。比如，目前一些大银行仍然资金十分充裕，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金已相当紧张。因此，应针对金融机构的资金余缺的具体状况，对大小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准备金率。在国外，如日本中央银行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其次，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要积极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时，又要量力而行，标准不能过高，制度要有弹性，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否则的话，如果都按照当今中央财政收入形势“一片大好”的非常时期的过高收入水平来设计各项社保福利制度的话，等到将来财政状况吃紧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在这方面，美国曾经有过“滞胀”的惨痛教训，当认真加以研究，并从中吸取教训。（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