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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谷城《中国政治史》
周谷城先生的旧著《中国政治史》，最近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了。这本书虽写在四十多年前，但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以新鲜之感。
顾名思义，人们也许会以为它是讲历代理乱兴衰的，但看了周谷城先生书前的《弁言》，便知其实不然。周谷城先生说：“本书不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制度史；更与一般专讲理乱兴衰的政治史绝不相同。理乱兴衰为政治现象。然政治现象实为各种社会势力所造成。故善为政者，应该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这便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很显然，如果说一般政治史对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只满足于知其然的话，那么，周谷城先生的《中国政治史》却要进一步，即要知其所以然。可以说，这正是这部《中国政治史》的特色。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摩尔根就提出：“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第一种，也就是最古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族。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政治组织，其基础为地域和财产……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属于古代社会，一属于近代社会”(《古代社会》第二章《易洛魁人的氏族》)。周谷城先生在本书开篇即引用了摩尔根的这段话，来肯定这“两种社会型”，并且在以后的论述中，还不断援引摩尔根的成果加以印证。这说明，周谷城先生是极为重视摩尔根的科学成果的。他力求借助这些成果，来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无疑，借助这些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而只有这种科学的历史观，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现象。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史》在考察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现象时，正是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它较为清楚地揭示了，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现象，一无例外，都是代表一定经济(或阶级)利益的不同社会势力所造成的，这种社会势力，在摩尔根所谓的“社会组织”阶段，是氏族、胞族和部族，而在“政治组织”阶段，则是阶级。
周谷城先生从姓和氏的区别入手，详细考察了我国古代氏族的情况。这些氏族，虽然有代表同一血统的姓和代表同一地方的氏的区别，并且由于蕃衍，也有争夺较好自然条件的栖息之地的矛盾，但历史证明，它们都逐渐由氏族而部族、由部族而民族的联合了起来，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周谷城先生说：“综括说来，氏族的联合，只有一个原因，曰：争得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也。分别说来，却有两项：一曰抵抗天灾，二曰抵抗外侮。”(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二节《由氏族到部族》)这就是说，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不联合起来，就无法对付这些威胁生存的天灾和人祸，或者说，他们正是要生存下去，才不得不联合起来。当然，这种由小渐大的联合，由于种种原因，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战争的征服，也有道德的感召。但无论怎样，这种联合必然以一个强大的氏族为中心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这个强大的氏族首领便在联合中逐渐成了部族以至民族的共同首领，而我国历史上的尧、舜、禹，乃至周天子等就是这样的首领。在这里，作者显然不是简单地说，在我国历史上曾存在过某种政治现象，而是着力从当时“各种社会势力”的活动中，探索这种政治现象所以出现的必然性。因之，它能使读者透过这些历史知识看到更深刻的东西。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逻辑线索十分清楚。例如，周谷城先生认为，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以血统为中心的氏族社会开始解体，而以财产和地域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开始确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周谷城先生用一章的篇幅首先讲述了“社会经济的变革”。他指出，由于部族的联合，无谓的战争减少了，各部族完全定居了，于是促进了农业发展。农业发展的结果，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一、对统治阶层来说，“因农业发达，他们从农民方面征取的剩余农产品极多……结果生活奢淫，统治能力丧失，自身崩溃”。(本书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农业进步与地主》)二、正因为统治阶层的无限奢求，“各部族间关于土地的争夺战乃日加多”。三、“争夺的结果，便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这少数人主要是商人和“士”，前者成了工商奴隶主，后者则成了地主。四、由于工商奴隶主和地主能满足贵族的奢望，于是他们开始受到重视，并最终“成了支配时代的重要阶级”。管仲相齐、商鞅相秦等，都是这方面的史实。由于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施行了一系列新政，都促进了各自所在侯国的发展和强盛，于是周天子成了傀儡，开始了大国争霸的局面。霸主支配下的政治，就是本书所谓的“霸政”。霸政的出现，意味着周天子共主的资格已经衰微，旧的联合已经瓦解；但新的、统一的集权国家尚未建成，霸政正是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到秦汉统一，便最终结束了这种过渡形态，而建立了“政治社会中‘最初的’政治形态”——集权帝国。这里，周谷城先生由经济而阶级，由阶级而政治的探索和逻辑路线是十分清楚的，它贯穿全书，反映了作者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正确看法，从而才使本书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现象，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贯通古今，它和作者的另一史著《中国通史》一样，从上古一直写到了“五四”运动。通古今，这是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我国史著的优良传统之一，它更能使人看清，历史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当周室衰微，而秦汉帝国尚未建立之前，是大国争战的霸政时期。同样，当唐室衰微，而宋的绝对专制尚未建立之前，亦是互为争战的五代混战时期。近代也是一样，当清室衰微，而新政权尚未建立之前，也恰恰经历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周谷城先生说：“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盖国土的幅员辽阔，最便于军人势力的发展，最易于酿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第三篇第三章第三节《绝对专制的酝酿》)。他说：“每届社会变革之时，总不能不一度利用军事势力；而每一度利用军事势力，便不免要遇到军阀割据之时。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并不止一次，都可以作社会发展的反映看。整个社会，总是依循着社会发展阶段而发展的。军阀割据，只是社会发展的反映或回波”。(同上)这些分析，把古今事件联系了起来，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这些事件本身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读者看到了这些事件所以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由上所述，不难使人看出，本书并不侧重于对历史上政治思想家及其流派的评介，也并不着重于考察我国历朝各项政治制度的得失。本书所研究的，只是造成我国历史上各类政治现象的社会势力，研究这些社会势力的消长及其影响。这是本书最大、也是最突出的特点。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绝少空洞的议论，它的论述，是建筑在丰富的史料之上的。特别是先秦部分，作者广征六经、《史》、《汉》，出入于甲骨文、钟鼎文之间，引证极为丰富。同时，作者还非常注意前人和时人的研究成果，顾炎武的《日知》，崔东璧的《考信》，赵翼的《札记》，特别是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在引用之列。“书中所引史料，均摘录原文，注明出处，以存真相。”(《弁言》)表现了作者的严谨学风。
本书自一九四O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以来，曾重印过四次，没有修订。这次重印，作者首先将全书相当于“的”字的“之”字，改作了“的”，以适应当前读者的习惯用法。其次，第五篇的最后一节，即《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新写的，取代了原来的这一节，表现了作者不断探索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国政治史》，周谷城著，中华书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1.20元)
周谷城先生的旧著《中国政治史》，最近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了。这本书虽写在四十多年前，但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以新鲜之感。
顾名思义，人们也许会以为它是讲历代理乱兴衰的，但看了周谷城先生书前的《弁言》，便知其实不然。周谷城先生说：“本书不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制度史；更与一般专讲理乱兴衰的政治史绝不相同。理乱兴衰为政治现象。然政治现象实为各种社会势力所造成。故善为政者，应该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洞明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这便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很显然，如果说一般政治史对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只满足于知其然的话，那么，周谷城先生的《中国政治史》却要进一步，即要知其所以然。可以说，这正是这部《中国政治史》的特色。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摩尔根就提出：“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第一种，也就是最古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族。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政治组织，其基础为地域和财产……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属于古代社会，一属于近代社会”(《古代社会》第二章《易洛魁人的氏族》)。周谷城先生在本书开篇即引用了摩尔根的这段话，来肯定这“两种社会型”，并且在以后的论述中，还不断援引摩尔根的成果加以印证。这说明，周谷城先生是极为重视摩尔根的科学成果的。他力求借助这些成果，来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无疑，借助这些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而只有这种科学的历史观，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现象。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史》在考察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现象时，正是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它较为清楚地揭示了，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现象，一无例外，都是代表一定经济(或阶级)利益的不同社会势力所造成的，这种社会势力，在摩尔根所谓的“社会组织”阶段，是氏族、胞族和部族，而在“政治组织”阶段，则是阶级。
周谷城先生从姓和氏的区别入手，详细考察了我国古代氏族的情况。这些氏族，虽然有代表同一血统的姓和代表同一地方的氏的区别，并且由于蕃衍，也有争夺较好自然条件的栖息之地的矛盾，但历史证明，它们都逐渐由氏族而部族、由部族而民族的联合了起来，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呢！周谷城先生说：“综括说来，氏族的联合，只有一个原因，曰：争得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也。分别说来，却有两项：一曰抵抗天灾，二曰抵抗外侮。”(本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二节《由氏族到部族》)这就是说，由于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不联合起来，就无法对付这些威胁生存的天灾和人祸，或者说，他们正是要生存下去，才不得不联合起来。当然，这种由小渐大的联合，由于种种原因，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有战争的征服，也有道德的感召。但无论怎样，这种联合必然以一个强大的氏族为中心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这个强大的氏族首领便在联合中逐渐成了部族以至民族的共同首领，而我国历史上的尧、舜、禹，乃至周天子等就是这样的首领。在这里，作者显然不是简单地说，在我国历史上曾存在过某种政治现象，而是着力从当时“各种社会势力”的活动中，探索这种政治现象所以出现的必然性。因之，它能使读者透过这些历史知识看到更深刻的东西。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逻辑线索十分清楚。例如，周谷城先生认为，自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以血统为中心的氏族社会开始解体，而以财产和地域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开始确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周谷城先生用一章的篇幅首先讲述了“社会经济的变革”。他指出，由于部族的联合，无谓的战争减少了，各部族完全定居了，于是促进了农业发展。农业发展的结果，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一、对统治阶层来说，“因农业发达，他们从农民方面征取的剩余农产品极多……结果生活奢淫，统治能力丧失，自身崩溃”。(本书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农业进步与地主》)二、正因为统治阶层的无限奢求，“各部族间关于土地的争夺战乃日加多”。三、“争夺的结果，便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这少数人主要是商人和“士”，前者成了工商奴隶主，后者则成了地主。四、由于工商奴隶主和地主能满足贵族的奢望，于是他们开始受到重视，并最终“成了支配时代的重要阶级”。管仲相齐、商鞅相秦等，都是这方面的史实。由于他们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施行了一系列新政，都促进了各自所在侯国的发展和强盛，于是周天子成了傀儡，开始了大国争霸的局面。霸主支配下的政治，就是本书所谓的“霸政”。霸政的出现，意味着周天子共主的资格已经衰微，旧的联合已经瓦解；但新的、统一的集权国家尚未建成，霸政正是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到秦汉统一，便最终结束了这种过渡形态，而建立了“政治社会中‘最初的’政治形态”——集权帝国。这里，周谷城先生由经济而阶级，由阶级而政治的探索和逻辑路线是十分清楚的，它贯穿全书，反映了作者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正确看法，从而才使本书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现象，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贯通古今，它和作者的另一史著《中国通史》一样，从上古一直写到了“五四”运动。通古今，这是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我国史著的优良传统之一，它更能使人看清，历史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当周室衰微，而秦汉帝国尚未建立之前，是大国争战的霸政时期。同样，当唐室衰微，而宋的绝对专制尚未建立之前，亦是互为争战的五代混战时期。近代也是一样，当清室衰微，而新政权尚未建立之前，也恰恰经历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周谷城先生说：“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盖国土的幅员辽阔，最便于军人势力的发展，最易于酿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第三篇第三章第三节《绝对专制的酝酿》)。他说：“每届社会变革之时，总不能不一度利用军事势力；而每一度利用军事势力，便不免要遇到军阀割据之时。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并不止一次，都可以作社会发展的反映看。整个社会，总是依循着社会发展阶段而发展的。军阀割据，只是社会发展的反映或回波”。(同上)这些分析，把古今事件联系了起来，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这些事件本身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读者看到了这些事件所以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由上所述，不难使人看出，本书并不侧重于对历史上政治思想家及其流派的评介，也并不着重于考察我国历朝各项政治制度的得失。本书所研究的，只是造成我国历史上各类政治现象的社会势力，研究这些社会势力的消长及其影响。这是本书最大、也是最突出的特点。
最后，还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绝少空洞的议论，它的论述，是建筑在丰富的史料之上的。特别是先秦部分，作者广征六经、《史》、《汉》，出入于甲骨文、钟鼎文之间，引证极为丰富。同时，作者还非常注意前人和时人的研究成果，顾炎武的《日知》，崔东璧的《考信》，赵翼的《札记》，特别是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在引用之列。“书中所引史料，均摘录原文，注明出处，以存真相。”(《弁言》)表现了作者的严谨学风。
本书自一九四O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以来，曾重印过四次，没有修订。这次重印，作者首先将全书相当于“的”字的“之”字，改作了“的”，以适应当前读者的习惯用法。其次，第五篇的最后一节，即《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新写的，取代了原来的这一节，表现了作者不断探索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国政治史》，周谷城著，中华书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