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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刘杰导演的《碧罗雪山》在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第3届悉尼中国电影节、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中收获颇丰。作为一部“小众”影片，该片通过对怒江边傈僳族一个村落原生态的呈现，和用吊索连接起来的怒江两岸世界的对照，实现了对一个民族的凝视和凝视后的沉思。
电影从一个婚礼说起，带观众走进怒江边的大山世界。大山里是傈僳族的栖居地，三大坡的儿子木扒今日迎娶怒族姑娘，整个村落沉浸在一片热闹和喜气之中；大山外的江边，新娘母亲对着吊索和怒江抹泪呼喊，不舍女儿远嫁。电影以近乎纪录的形式呈现一个民族的人文风俗和地理风貌：杀牛、喝酒、送嫁；溜索、凿山而出的栈道、云间深处的村落。說它近乎纪录片的形式，除了原生态的人文风土环境外，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原生态的，这些演员从来没有演过戏，只是在导演的情境描绘下去想象和演绎情境下当有的样子。镜头中的每张脸都质朴、真实，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大山里生活的人特有的高亢，脸上带着褶子的笑也是能看出来自由衷的喜悦。
影片从开始就奠定的这种原生态基调贯穿着整个影片，而在整个故事的陈述上则较为简单。电影只是简单地讲述了怒江边山区里一个傈僳族村落的生存故事，通过故事镜头，我们看到了傈僳族的生活方式、与外界沟通联系的方式及思维方式，也看到了与现代社会差距甚远的一种社会形态。通观全片，对傈僳族生存状态的展现要比故事陈述更加显眼，在这种展现下，影片涉及了民族信仰、现实生存、个人感情、民俗习惯、自然环保、政府扶贫以及女性等问题，所以在叙事层面上，这个电影看似简单，实则繁复，平实之处自见深意。依此而言，电影似乎并无意去细细“讲述”一个民族故事，或是绘制一幅民族画卷，而是企图通过对一个边陲民族聚落的镜头凝视，聚焦村落内部世界以及村落内外的矛盾，从这个层面上看，这部电影的剧情表现具有突出的戏剧意识。然而，这种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又没有强烈的渲染，电影采用平静的方式将之呈现，这些冲突倒仿若是日常生活的平凡磕碰。例如迪阿鲁与吉妮的感情因民族的传统而不能向前，老祖为了坚守家园而顾左右言他，迪阿鲁为了实践政府的宣传而拜访被村民视为不祥的被熊伤害过的人家，等等，这些戏剧性情节在影片中都表现得很平静，它们发生在这个村落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牵动着剧情的走势，却并没有影响剧情的突转。
电影之所以可以对日常冲突以平静方式呈现，做到真实客观的凝视，这得益于整个故事矛盾背景的设置。影片以生活在村落里的傈僳族村民为中心，设置了“人—熊—政府”的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彼此互为显现矛盾。人与熊的矛盾是傈僳族信仰与生存的矛盾；熊与政府的矛盾是生态保护与人民安居的矛盾；人与政府的矛盾是传统坚守与现代融入的矛盾。矛盾的两端各有道理、相持不下，电影的情节就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推进下变得更加有张力。在这种矛盾相持下，可以看到剧中人的选择，同时也催发观影者的思考。信仰与生存、生态保护与人民安居、坚守传统与融入现代，电影中的这些矛盾虽然是发生在傈僳族社会中，但这些问题却超越了一个民族，无疑，这可以上升为一个全人类的社会问题。
透过影片中的“人—熊—政府”的矛盾循环，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在信仰与生存、自然与社会、新与旧的二律背反中的历史进程。而影片带给我们的，便是当我们在现实中面对这些问题时，应该如何抉择的思考。例如在电影中，人熊冲突的最终解决方式是人给熊让位，然而这个结果是以牺牲传统家园、被迫融入外界为代价的，这个结果看似保护了人的生存权利，却剥离了人与传统信仰之间的联结。所以在影片的最后，看到了老祖独坐江边回望大山时，眼神里的空洞。电影对怒江边傈僳族社会生活冷静客观凝视的背后，是可以细品的沉思。
影片的拍摄方式并不花哨，甚至因为对真实再现的追求，一些镜头表现显得零散琐碎，跳动性较大。例如开头婚礼和送嫁的场景，双边镜头切换，虽有助于对比嫁娶双方的心情，但频繁地切换却显得有些凌乱。影片中多有为表现民族生态而添入的细节，这种细小近乎与日常方式直接对话的全包式表现方式，在初次观影的时候会有些“烧脑”，因为需要观影者自己梳理和拼接整个故事网链。但又正是这种“烧脑”，能让观影者在梳理和拼接的过程中发现里面那些难以找到标准答案的问题。
在我国的主流民族电影拍摄中，一般都有对主旋律的回应，在主旋律主题下，设计一个穿着民族传统服饰表演的故事，在故事中常加入民族节日和风俗因素以彰显民族特色。这类民族电影的指向性和情感倾向是很明显的，也能给观众以正能量的审美体验。然而，这类电影的缺失在于对民族性的表现大多只停留于“介绍”，而没能够深击内核，也因其对艺术表现的重视而忽视了真实的再现。《碧罗雪山》在对“民族”的处理上，采取一种凝视态度，淡化情节，深化民族生态表征。
民族电影理应是能反映一个民族风貌和民族精神的电影，民族风貌和民族精神不仅仅是服饰、建筑、节庆、民俗、图腾，这些内容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现代人对这些内容的回应以及与外界的沟通互动，才是民族风貌和民族精神的生命力所在。《碧罗雪山》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对活着的民族生态的观照。
电影从一个婚礼说起，带观众走进怒江边的大山世界。大山里是傈僳族的栖居地，三大坡的儿子木扒今日迎娶怒族姑娘，整个村落沉浸在一片热闹和喜气之中；大山外的江边，新娘母亲对着吊索和怒江抹泪呼喊，不舍女儿远嫁。电影以近乎纪录的形式呈现一个民族的人文风俗和地理风貌：杀牛、喝酒、送嫁；溜索、凿山而出的栈道、云间深处的村落。說它近乎纪录片的形式，除了原生态的人文风土环境外，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原生态的，这些演员从来没有演过戏，只是在导演的情境描绘下去想象和演绎情境下当有的样子。镜头中的每张脸都质朴、真实，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大山里生活的人特有的高亢，脸上带着褶子的笑也是能看出来自由衷的喜悦。
影片从开始就奠定的这种原生态基调贯穿着整个影片，而在整个故事的陈述上则较为简单。电影只是简单地讲述了怒江边山区里一个傈僳族村落的生存故事，通过故事镜头，我们看到了傈僳族的生活方式、与外界沟通联系的方式及思维方式，也看到了与现代社会差距甚远的一种社会形态。通观全片，对傈僳族生存状态的展现要比故事陈述更加显眼，在这种展现下，影片涉及了民族信仰、现实生存、个人感情、民俗习惯、自然环保、政府扶贫以及女性等问题，所以在叙事层面上，这个电影看似简单，实则繁复，平实之处自见深意。依此而言，电影似乎并无意去细细“讲述”一个民族故事，或是绘制一幅民族画卷，而是企图通过对一个边陲民族聚落的镜头凝视，聚焦村落内部世界以及村落内外的矛盾，从这个层面上看，这部电影的剧情表现具有突出的戏剧意识。然而，这种戏剧矛盾冲突的设置又没有强烈的渲染，电影采用平静的方式将之呈现，这些冲突倒仿若是日常生活的平凡磕碰。例如迪阿鲁与吉妮的感情因民族的传统而不能向前，老祖为了坚守家园而顾左右言他，迪阿鲁为了实践政府的宣传而拜访被村民视为不祥的被熊伤害过的人家，等等，这些戏剧性情节在影片中都表现得很平静，它们发生在这个村落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牵动着剧情的走势，却并没有影响剧情的突转。
电影之所以可以对日常冲突以平静方式呈现，做到真实客观的凝视，这得益于整个故事矛盾背景的设置。影片以生活在村落里的傈僳族村民为中心，设置了“人—熊—政府”的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彼此互为显现矛盾。人与熊的矛盾是傈僳族信仰与生存的矛盾；熊与政府的矛盾是生态保护与人民安居的矛盾；人与政府的矛盾是传统坚守与现代融入的矛盾。矛盾的两端各有道理、相持不下，电影的情节就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推进下变得更加有张力。在这种矛盾相持下，可以看到剧中人的选择，同时也催发观影者的思考。信仰与生存、生态保护与人民安居、坚守传统与融入现代，电影中的这些矛盾虽然是发生在傈僳族社会中，但这些问题却超越了一个民族，无疑，这可以上升为一个全人类的社会问题。
透过影片中的“人—熊—政府”的矛盾循环，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在信仰与生存、自然与社会、新与旧的二律背反中的历史进程。而影片带给我们的，便是当我们在现实中面对这些问题时，应该如何抉择的思考。例如在电影中，人熊冲突的最终解决方式是人给熊让位，然而这个结果是以牺牲传统家园、被迫融入外界为代价的，这个结果看似保护了人的生存权利，却剥离了人与传统信仰之间的联结。所以在影片的最后，看到了老祖独坐江边回望大山时，眼神里的空洞。电影对怒江边傈僳族社会生活冷静客观凝视的背后，是可以细品的沉思。
影片的拍摄方式并不花哨，甚至因为对真实再现的追求，一些镜头表现显得零散琐碎，跳动性较大。例如开头婚礼和送嫁的场景，双边镜头切换，虽有助于对比嫁娶双方的心情，但频繁地切换却显得有些凌乱。影片中多有为表现民族生态而添入的细节，这种细小近乎与日常方式直接对话的全包式表现方式，在初次观影的时候会有些“烧脑”，因为需要观影者自己梳理和拼接整个故事网链。但又正是这种“烧脑”，能让观影者在梳理和拼接的过程中发现里面那些难以找到标准答案的问题。
在我国的主流民族电影拍摄中，一般都有对主旋律的回应，在主旋律主题下，设计一个穿着民族传统服饰表演的故事，在故事中常加入民族节日和风俗因素以彰显民族特色。这类民族电影的指向性和情感倾向是很明显的，也能给观众以正能量的审美体验。然而，这类电影的缺失在于对民族性的表现大多只停留于“介绍”，而没能够深击内核，也因其对艺术表现的重视而忽视了真实的再现。《碧罗雪山》在对“民族”的处理上，采取一种凝视态度，淡化情节，深化民族生态表征。
民族电影理应是能反映一个民族风貌和民族精神的电影，民族风貌和民族精神不仅仅是服饰、建筑、节庆、民俗、图腾，这些内容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现代人对这些内容的回应以及与外界的沟通互动，才是民族风貌和民族精神的生命力所在。《碧罗雪山》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对活着的民族生态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