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火车走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许多人知道翦伯赞，或许正是从这篇收入中学课本中的《内蒙访古》开始的。这是一篇有韵的散文，无韵的诗，因其气魄之壮阔，气势之豪放，文字之瑰丽，被公认为是当代文史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在20世纪的中国，翦伯赞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散文体裁的开创者，更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以才思敏捷、个性鲜明、傲骨铮铮而突出。他一生著作甚丰，尤以历史理论研究最为著称，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他都是公认的唯物史观派在理论上的代言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新中国史学发展方向上的奠基人、探索者和监护人，并把他的史学理论推到了当时的最高峰。而作为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样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从他早期担任中学教员，到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名冠一时的历史学教授，其生动、坚定、唯真是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无情日月转双丸，我亦曾经是少年”
1898年3月14日，翦伯赞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翦家岗村一个书香之家，维吾尔族。父亲翦万效，不仅熟悉汉文经史，考中清朝最后一批秀才，而且自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民国时期，他长期受聘为中学数学教师，还曾被聘为常德中学、常桃汉沅联合县立中学等校的校长，被人雅称“翦几何”。[1]或许是因为这种良好的家学熏陶，翦伯赞从小就通读了《资治通鉴》一书，而且还喜欢看一些《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后来就产生了要把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如黄天霸等）弄个究竟的想法，看看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是好是坏，于是便开始学习历史，时间长了，就对历史萌生了独特的兴趣，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年，翦伯赞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后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翦伯赞临毕业前夕，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运动的热潮飞快地波及到全国各地，翦伯赞积极参加游行、张贴标语、发表演说等活动，全力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可是到了毕业时，翦伯赞却面临着失业的困境。虽然他在商专是有名的高材生，功课很好，英文也好，可是许多用人单位却因为他是当地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不愿录用他，怕招惹麻烦。空有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翦伯赞愤然离开了武昌，次年受聘回到母校常德中学，做了英文教员。翦伯赞后来的回忆充满了对故土的深切怀念和无比悲痛，“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静静的沅江，古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然而，这两个小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1943年《常德、桃源沦陷记》）在任教后短短的两年里，他不得不承受丧母亡妻的巨大悲痛。时光如流水，战乱与死亡、悲愤与心痛早已被冲刷殆尽，现在我们已无法找到他这段中学教师生活的更多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常德中学任教的四年里，他认真研读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有关当时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籍，而这些都为他后来在大学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以及社会责任和政治意识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1925年，翦伯赞奔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有意思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度里，他开始接触到影响他终生的“马克思主义”。他阅读了《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大开了眼界，而当他一口气读完《共产党宣言》时，更是兴奋极了，他激动地在日记上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像一把火炬点燃了他心中革命的火种，也照亮了他此前模糊不定的研究路向，从此，历史、革命、社会、政治、国家成为他生命中的关键词，并将相关的理解和反思在教育的过程中铺叙开来，“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郭沫若《送别伯赞兄》），身体力行地塑造着自己，更影响着无数的热血青年。
比如1947年在大夏大学（即今日的厦门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时，他讲授“史学方法论”一课，即“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紧密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和社会，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影响颇大。后来他的学生满怀深情地回忆道：“翦先生的性情虽然蔼然可亲，但他的治学态度却非常严肃。他很重视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时又有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他说：‘任何历史的原理原则都是从具体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只有从具体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研究历史的人首先要学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时也要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抄录史料，排比史料或考证史料，他一点也不感觉疲倦或厌烦。为了中国学术，也为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他毫无保留地呕着自己的心血。”[2]正如学生所感受到的那样，翦伯赞自始至终保持着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治学态度，他对待青年时那样真诚、亲切，使人感到和他接触是一种愉快。他关心青年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遭遇，当学潮发生时，他一再著文，为学生辩护（《为学生辩诬》），而他当时的处境其实也很糟糕，居住在仅堪容膝的小房子里，吃饭、睡觉、独自伏案抄写，尽管如此，翦伯赞却并不觉得狭窄，他说：“房子狭小，并不妨碍我的思想驰骋。”“行底悬崖能勒辔，书生豪气荡千秋”，翦伯赞的诗友柳亚子的这句赠诗颇为恰切地表现了这位史学家坦荡洒脱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境界。
“同仇万里联营阵，论道百家共讲坛”
无论何时何地，在翦伯赞看来，不仅应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历史教育同样需要遵照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是当时他在史学界所倡导的历史主义方法在历史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这样做才能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才能更有益于我们的历史教育。对于学生，翦伯赞向来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告诫他们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质，认真地在史论结合方面下工夫，自觉地养成扎扎实实的学风，主张学习历史并不仅仅是“记诵史料”“积累史料”，而是要形成“分析问题的能力”，用他的话来说：“当然要勤于采集，但知识的黄金终归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要把点金术学到手，这点金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在这里，翦伯赞的看法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深刻认识，而且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初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时候，翦伯赞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历史教育中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具体历史理论的学习相结合，并将其放在首位，这确实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翦伯赞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寻常的真知灼见，是与其更阔大高远的教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教育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事业，这种事业之所以神圣而庄严，就因为他的任务，是把人类文化，当做一种历史遗产，传授给下一代的青年。这里所谓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而是从远古的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类的知识之全部的积累。没有这样的知识，人类就不能走向更高的文明。所以教育事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推进机。”（《人类的尊严与教育自由》）
1956年夏，翦伯赞到湖南考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然而，家乡物质的缺失与精神的贫乏让他极为不满。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战士，虽然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绝不能容忍教育低级地伺候着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他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卑贱地跪拜于权力。正如他在40年代面对国民党刀丛箭簇时的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绝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又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而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抵制、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坚持认为教育必须要有极大的自由，然后传授者才能无保留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学习者也才能无遗恨地研究他所要知道的一切，要恢复人类的尊严，首先就要恢复教育的自由。而“要恢复教育的自由，就必须要取消所谓党化教育。使教育不再成为一派一党之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整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播的机关。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播，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的教育才能达到他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4]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其毕生追求的“民主教育”的核心，是其不畏强暴，唯真是从的高尚史德的显现，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安定的经济时代，翦伯赞对教育自由的深刻洞察与大声疾呼，充分表露出一位爱国“文化战士”深厚真挚的历史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终极关怀，其“果敢坚毅与不向暴力屈服的精神”让人敬仰，为之动容。
“竹帛千篇书大节，英雄百战死孤城”
读过翦伯赞史学著作的人不仅为其独到史论而折服，更能受到一股质文兼备、新鲜活泼文风的洗礼，这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为诗人的翦伯赞有着相当深厚的诗歌素养，在1920到1924年这段中学任教时期，他曾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他喜欢作诗填词，也写过不少的诗词，每有所感，多有诗作，并和郭沫若、柳亚子、田汉、马叙伦、陶行知、吕振羽、邓拓、冯玉祥等相酬唱。他最早的诗歌可能是写于1922年的一首《荐德楼怀古五言古诗》及两首《荐德楼怀古七言绝句》，诗写道：“荐德楼高护典型，年年倒影逐青萍。祗今惟有砧声隐，犹作当时铁马听。棘雨蛮烟总肃清，无边功德在苍生。南征车马今何处，剩有池塘水一泓。”1923年，翦伯赞为悼念亡妻李守箴写了一首七律抒怀诗，记述了夜梦妻子与安葬之事，字字泪血三升，以寄哀思，可惜后来散佚了。此后他的作品多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以怀古的形式为多，但内容却都表达或寄托着他的革命意志和情感。1948年，他在为挚友邓初民所写的贺诗中言道：“初民一生，教书到老，道德文章，人伦师表。拙于为己，勇于为人，不问收获，只知耕耘。口为号角，笔作刀剑，反蒋反美，总在前线。”（《寿初老六十大庆》）这何尝不是他短暂、曲折、革命、爱国一生的真切写照？①
翦伯赞很喜欢梅花，在他燕东园住宅的院子里还亲手栽种了十几棵腊梅。他喜爱和钦佩梅花傲霜雪、抗严寒的坚强性格，并用梅花的品质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他们活得有志气，要他们坚持真理，不屈服于强暴，要像梅花那样顶住严冬的袭击。然而，1968年12月18日，在“文革”的摧残之下，这朵傲雪梅花终究没有熬过那个漫长黑暗的冬天，黯然凋零。正如作家章诒和所说，“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5]梅花傲雪，这就是一代良史翦伯赞的精神风骨！
附录一：翦伯赞论历史教学
在讲历史的时候，应该着重地讲述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也要讲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在我看来，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加入历史学的讲稿之中，要想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办不到的。
——翦伯赞《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
附录二：评价翦伯赞
我所认识的伯赞，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战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
——侯外庐
先生湖海志弥奢，却敛奇才作史家。喜涉流沙寻坠简，忍藏高阁听悲笳。著书不免惊神鬼，怒吼犹堪断琐枷。柴米夫妻风趣绝，称觞新为买名花。
——田汉《伯赞五十初度》
注释：
①翦伯赞从1931年到1960年写作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如《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美国反动派走上了希特勒的道路》《斩断美帝国主义伸向台湾的黑手》等一系列时事评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呐喊呼号，成为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
参考文献：
[1]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2]舒翼.史学家翦伯赞[J].人物杂志，1947,(10).
[3]田余庆.坚持真理 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
“无情日月转双丸，我亦曾经是少年”
1898年3月14日，翦伯赞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翦家岗村一个书香之家，维吾尔族。父亲翦万效，不仅熟悉汉文经史，考中清朝最后一批秀才，而且自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民国时期，他长期受聘为中学数学教师，还曾被聘为常德中学、常桃汉沅联合县立中学等校的校长，被人雅称“翦几何”。[1]或许是因为这种良好的家学熏陶，翦伯赞从小就通读了《资治通鉴》一书，而且还喜欢看一些《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后来就产生了要把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如黄天霸等）弄个究竟的想法，看看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是好是坏，于是便开始学习历史，时间长了，就对历史萌生了独特的兴趣，和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6年，翦伯赞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后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翦伯赞临毕业前夕，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运动的热潮飞快地波及到全国各地，翦伯赞积极参加游行、张贴标语、发表演说等活动，全力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可是到了毕业时，翦伯赞却面临着失业的困境。虽然他在商专是有名的高材生，功课很好，英文也好，可是许多用人单位却因为他是当地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不愿录用他，怕招惹麻烦。空有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翦伯赞愤然离开了武昌，次年受聘回到母校常德中学，做了英文教员。翦伯赞后来的回忆充满了对故土的深切怀念和无比悲痛，“常德，这座洞庭湖西岸的古老城市，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静静的沅江，古色的城墙，古旧的庙宇，旧式门面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然而，这两个小城，被攻陷时死者两万有余，伤者五千，被强奸的妇女七千多，财产损失不计其数。”（1943年《常德、桃源沦陷记》）在任教后短短的两年里，他不得不承受丧母亡妻的巨大悲痛。时光如流水，战乱与死亡、悲愤与心痛早已被冲刷殆尽，现在我们已无法找到他这段中学教师生活的更多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常德中学任教的四年里，他认真研读了中国古代历史和有关当时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籍，而这些都为他后来在大学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以及社会责任和政治意识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1925年，翦伯赞奔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有意思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度里，他开始接触到影响他终生的“马克思主义”。他阅读了《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大开了眼界，而当他一口气读完《共产党宣言》时，更是兴奋极了，他激动地在日记上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像一把火炬点燃了他心中革命的火种，也照亮了他此前模糊不定的研究路向，从此，历史、革命、社会、政治、国家成为他生命中的关键词，并将相关的理解和反思在教育的过程中铺叙开来，“中原树桃李，木铎振旌旗”（郭沫若《送别伯赞兄》），身体力行地塑造着自己，更影响着无数的热血青年。
比如1947年在大夏大学（即今日的厦门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时，他讲授“史学方法论”一课，即“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紧密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和社会，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影响颇大。后来他的学生满怀深情地回忆道：“翦先生的性情虽然蔼然可亲，但他的治学态度却非常严肃。他很重视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时又有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他说：‘任何历史的原理原则都是从具体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只有从具体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研究历史的人首先要学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时也要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抄录史料，排比史料或考证史料，他一点也不感觉疲倦或厌烦。为了中国学术，也为了中国的年轻一代，他毫无保留地呕着自己的心血。”[2]正如学生所感受到的那样，翦伯赞自始至终保持着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和治学态度，他对待青年时那样真诚、亲切，使人感到和他接触是一种愉快。他关心青年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遭遇，当学潮发生时，他一再著文，为学生辩护（《为学生辩诬》），而他当时的处境其实也很糟糕，居住在仅堪容膝的小房子里，吃饭、睡觉、独自伏案抄写，尽管如此，翦伯赞却并不觉得狭窄，他说：“房子狭小，并不妨碍我的思想驰骋。”“行底悬崖能勒辔，书生豪气荡千秋”，翦伯赞的诗友柳亚子的这句赠诗颇为恰切地表现了这位史学家坦荡洒脱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境界。
“同仇万里联营阵，论道百家共讲坛”
无论何时何地，在翦伯赞看来，不仅应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历史教育同样需要遵照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是当时他在史学界所倡导的历史主义方法在历史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这样做才能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才能更有益于我们的历史教育。对于学生，翦伯赞向来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告诫他们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质，认真地在史论结合方面下工夫，自觉地养成扎扎实实的学风，主张学习历史并不仅仅是“记诵史料”“积累史料”，而是要形成“分析问题的能力”，用他的话来说：“当然要勤于采集，但知识的黄金终归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要把点金术学到手，这点金术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在这里，翦伯赞的看法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的深刻认识，而且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初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时候，翦伯赞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历史教育中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具体历史理论的学习相结合，并将其放在首位，这确实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翦伯赞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寻常的真知灼见，是与其更阔大高远的教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教育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事业，这种事业之所以神圣而庄严，就因为他的任务，是把人类文化，当做一种历史遗产，传授给下一代的青年。这里所谓的文化，不是狭义的文化，而是从远古的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类的知识之全部的积累。没有这样的知识，人类就不能走向更高的文明。所以教育事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推进机。”（《人类的尊严与教育自由》）
1956年夏，翦伯赞到湖南考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然而，家乡物质的缺失与精神的贫乏让他极为不满。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战士，虽然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绝不能容忍教育低级地伺候着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他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卑贱地跪拜于权力。正如他在40年代面对国民党刀丛箭簇时的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绝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又说，“不管时代如何苦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而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抵制、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坚持认为教育必须要有极大的自由，然后传授者才能无保留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学习者也才能无遗恨地研究他所要知道的一切，要恢复人类的尊严，首先就要恢复教育的自由。而“要恢复教育的自由，就必须要取消所谓党化教育。使教育不再成为一派一党之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整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播的机关。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播，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的教育才能达到他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4]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是其毕生追求的“民主教育”的核心，是其不畏强暴，唯真是从的高尚史德的显现，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安定的经济时代，翦伯赞对教育自由的深刻洞察与大声疾呼，充分表露出一位爱国“文化战士”深厚真挚的历史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终极关怀，其“果敢坚毅与不向暴力屈服的精神”让人敬仰，为之动容。
“竹帛千篇书大节，英雄百战死孤城”
读过翦伯赞史学著作的人不仅为其独到史论而折服，更能受到一股质文兼备、新鲜活泼文风的洗礼，这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作为诗人的翦伯赞有着相当深厚的诗歌素养，在1920到1924年这段中学任教时期，他曾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他喜欢作诗填词，也写过不少的诗词，每有所感，多有诗作，并和郭沫若、柳亚子、田汉、马叙伦、陶行知、吕振羽、邓拓、冯玉祥等相酬唱。他最早的诗歌可能是写于1922年的一首《荐德楼怀古五言古诗》及两首《荐德楼怀古七言绝句》，诗写道：“荐德楼高护典型，年年倒影逐青萍。祗今惟有砧声隐，犹作当时铁马听。棘雨蛮烟总肃清，无边功德在苍生。南征车马今何处，剩有池塘水一泓。”1923年，翦伯赞为悼念亡妻李守箴写了一首七律抒怀诗，记述了夜梦妻子与安葬之事，字字泪血三升，以寄哀思，可惜后来散佚了。此后他的作品多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以怀古的形式为多，但内容却都表达或寄托着他的革命意志和情感。1948年，他在为挚友邓初民所写的贺诗中言道：“初民一生，教书到老，道德文章，人伦师表。拙于为己，勇于为人，不问收获，只知耕耘。口为号角，笔作刀剑，反蒋反美，总在前线。”（《寿初老六十大庆》）这何尝不是他短暂、曲折、革命、爱国一生的真切写照？①
翦伯赞很喜欢梅花，在他燕东园住宅的院子里还亲手栽种了十几棵腊梅。他喜爱和钦佩梅花傲霜雪、抗严寒的坚强性格，并用梅花的品质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他们活得有志气，要他们坚持真理，不屈服于强暴，要像梅花那样顶住严冬的袭击。然而，1968年12月18日，在“文革”的摧残之下，这朵傲雪梅花终究没有熬过那个漫长黑暗的冬天，黯然凋零。正如作家章诒和所说，“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5]梅花傲雪，这就是一代良史翦伯赞的精神风骨！
附录一：翦伯赞论历史教学
在讲历史的时候，应该着重地讲述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也要讲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在我看来，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加入历史学的讲稿之中，要想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是办不到的。
——翦伯赞《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
附录二：评价翦伯赞
我所认识的伯赞，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战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
——侯外庐
先生湖海志弥奢，却敛奇才作史家。喜涉流沙寻坠简，忍藏高阁听悲笳。著书不免惊神鬼，怒吼犹堪断琐枷。柴米夫妻风趣绝，称觞新为买名花。
——田汉《伯赞五十初度》
注释：
①翦伯赞从1931年到1960年写作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如《揭穿蒋府“文化撤退”的阴谋》《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美国反动派走上了希特勒的道路》《斩断美帝国主义伸向台湾的黑手》等一系列时事评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呐喊呼号，成为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
参考文献：
[1]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2]舒翼.史学家翦伯赞[J].人物杂志，1947,(10).
[3]田余庆.坚持真理 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