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讨论，总能挑起公众的敏感神经，尤其是涉及异地高考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改革方向，公众和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遑论改革之合理制度设计了。尽管涉及高等教育的论述汗牛充栋，但有两个问题鲜有论及：一是高等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公共产品；二是高等教育需承担多少社会职能。
　　将高等教育作为纯公共产品，实施政府大包大揽式的运作，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就形成的模式。这一情形哪怕是市场化改革30余年之后，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各级政府依然行使着强大的对高等教育的掌控，无论是财务、人事，还是具体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方案、招生计划，无不需要通过相应层级主管政府的批准。不可否认，鉴于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理应承担责任，但这些责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似乎没有深究。
　　不妨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加以比较，来探讨其公共性的边界。基础教育的社会性或公共性强于高等教育。正因如此，多数国家用法律的形式强制规定政府和家庭对基础教育的义务。在我国，情况可能相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似乎在高等教育上倾注了与其公共性特征不相对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这一点可以从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结构上看出来，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人均经费大约是基础教育的2倍，世界平均水平是3倍左右，而我国目前仍高达5倍左右。我们可能正在使用体育的金牌战略一样的办法，在高等教育上过多配置政府资源，以追求“世界一流大学”，而恰恰忽视了基础教育的根基性。
　　由此带来第二个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有意无意地将过多的社会职能强加于高等教育。最为显著的是对于社会公平的纠正职能。高校农村学生比重的下降，让大多数人忧心忡忡。素质教育和高校自主招生成为罪源，加以反思。这是一个何其荒诞的怪圈。
　　高校选拔优质生源，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对于农村或欠发达地区学生高等教育录取比例下降，应该反思的是基础教育。本来是政府在基础教育上的公平性严重缺失，却反过来要求通过高等教育的强制计划指标配置扭曲来加以纠正，而且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高校自主权的抑制甚至是控制，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集权不是高教改革的方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跳出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认清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关系，大力解决初等教育的总量和公平问题。一个一流的基础教育体系，自然而然地会托起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